據參考消息報道，晚于歐美列強步入近代國家行列的日本，于1889年2月11日公布《大日本帝國憲法》，之后采用了“大日本帝國”的國號，所謂的“帝國日本”登上舞臺。通常認為，1895年4月，日本在日清戰爭(即中日甲午戰爭———本網注)中勝出，與清國締結和約，獲得2億兩白銀(合3億日元)賠償金，割走原屬清國領土的臺灣及澎湖列島等領土，成為擁有殖民地國家，這一事件使日本的“帝國”色彩更加鮮明。

　　今年是日清戰爭爆發120周年。重新審視日清戰爭的意義在于引為教訓，避免日本再次發起侵略戰爭。同時，恰好發生在日本走上近代化道路之初的日清戰爭，對此后日本產生了巨大且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從這點來說，有必要反復確認日清戰爭的歷史事實。筆者希望基于這一視點論述日清戰爭與近代日本的關系。

　　出兵臺灣：帝國主義特征鮮明

　　日清戰爭爆發前20年，亦即1874年(明治7年)，日本強行進行了一場“帝國”特征鮮明的戰爭，這就是明治國家首次海外派兵———出兵臺灣(牡丹社事件)。

　　眾所周知，“出兵臺灣”發端于日方根據1871年9月13日簽署的《中日修好條規》所謀求的日清關系對等化。琉球王國本來屬于被稱為“華夷秩序”的朝貢體系，而明治國家將其作為“琉球藩”，迫其歸屬日本，這正是通過1874年5月22日“出兵臺灣”而對內外確定下來的。

　　1871年，66名琉球漁民漂流到臺灣，其中54人被牡丹社的居

　　民殺死。作為報復措施，1874年日本“出兵臺灣”。彼時，西鄉從道宣稱對臺灣的報復措施是“日本帝國政府的義務”。也就是說，日本“出兵臺灣”就是向內外宣示琉球歸屬日本的一種證明行為。可以說，這種將“出兵臺灣”正當化的做法，也是后來日清戰爭時日本攻占臺灣的歷史背景。

　　通過宣傳日清戰爭是“文明之戰”，即“文明國家=日本”與“野蠻國家=清朝”之間的戰爭，明治國家成功獲得了國民對戰爭的支持。福澤諭吉以及內村锏三等當時的著名知識分子以“文明”國家正當行使權利的理由解釋并積極支持戰爭。

　　但是，日本之所以期望占有臺灣，是因為擁有殖民地是成為亞洲帝國主義國家的必要因素。而朝鮮和臺灣，在時任外務大臣陸奧宗光的《蹇蹇錄》中則被表述為“必須進取之地”，為對抗歐美帝國主義國家，占領朝鮮和臺灣已成燃眉之急。但當時日本的對朝政策為俄羅斯所抑制，占領臺灣必然就成為最優先的課題。

　　結果，清國承認日本“出兵臺灣”為“義舉”，日本獲得50萬兩白銀而從臺灣撤退。同年10月31日，日清兩國簽署《北京專條》，日本承認臺灣為清國領土。

　　“出兵臺灣”的結局說明，對于當時清國作為中國外交原則的“華夷秩序”及冊封體制的現狀，日本政府基本上再次予以接受。在那之后，對于與朝鮮(通過朝貢從清國受封“朝鮮國王”)的關系，日本還是采取謹慎姿態。當時，朝鮮與清國和日本雙方都締結了朝貢關系。

　　日清戰爭：徹底瓦解華夷秩序

　　以“出兵臺灣”為契機，日本政府內部表現出明顯的野心：亞洲地區早晚也會迎來激烈的帝國主義各國間的對立和競爭，著眼于此，必須要致力于瓦解清國的華夷秩序。對于擺脫并瓦解華夷秩序，明治政府所主張的理論依據即為萬國公法體系(國際法體系)。它的思路是，在正視經濟及軍事上存在差距的現實的同時，強調獨立國家在法律上是平等的。而以此為原則的體系恰是普遍的世界體系。

　　萬國公法體系與等級型的華夷秩序不同，可以說是一種橫向并列的秩序。因此，遵循國際法這樣的規范而形成的體系，對于新興國家日本來說，是符合其口味的世界體系。

　　但是另一方面，這個體系也不否定侵略、戰爭及殖民地化政策。對于效法西歐近代化、期望上升成為“一等國家”的亞洲新興國家日本來說，以“富國強兵”政策為口號，在萬國公法體系下養精蓄銳、積聚實力，這被視為穩妥的國家戰略。在這個意義上，以“出兵臺灣”為契機，通過瓦解華夷體系，以建立萬國公法體系為目標的國家戰略自然浮出水面。其結果就是日清戰爭。以此戰爭為契機，日本將清國與朝鮮分離，并圖謀架空華夷體系。

　　另一方面，清國將臺灣視為“化外之地”，同時又規定其為自身領土。在日清談判時，清國也曾一度設想到談判破裂的可能性，并傾向于戰爭不可避免論。事實上，日軍從臺灣撤退后，清國就加強了在臺灣的存在。可以說，在那之后，清國保持了部分參與國際法體系的姿態。

　　但是，當日本“出兵臺灣”造成臺灣可能被占領時，清國反應之強烈出乎日本意料。臺灣是清國領土的一部分，這一部分即使是“化外之地”，出于維護華夷秩序，也必然要明確保護的姿態。這可以說是20年后發生日清戰爭的重要原因。

　　從這個視角而言，日清戰爭正是以“出兵臺灣”為開端的日本國際法體系與清國所維護的“華夷秩序”之間的沖突，是近代亞洲世界重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事件。

　　侵占臺灣：躋身帝國主義國家

　　以“出兵臺灣”為遠因的日清戰爭的結果是，1895年4月中日雙方簽署《馬關條約》，日本獲得臺灣及澎湖列島。但以反對將臺灣割讓日本的臺灣漢族實力人物和地主階層為中心，臺灣民主國發出“建國宣言”，由此揭開了針對殖民地化的抵抗運動。

　　正如當時日本元老之一的松方正義所言，臺灣是日本的“南大門”，是“北守南進之策的第一步”。占領臺灣被視為直指印度支那半島及馬來半島，乃至進一步向南洋群島擴張的保證。事實上，之后臺灣作為日本真正落實南進政策的一大據點，已經被明治政府領導人明確定位下來。

　　與此同時，德國、俄羅斯、法國等當時各路列強同樣也對據有臺灣及澎湖列島極度關心。為此，日本急于搶占先機，軍事占領臺灣。即便在臺灣陸續付出巨大代價，也要強行推進極為殘酷的鎮壓占領，為明確帝國主義國家的地位而強占臺灣。

　　在占領臺灣的過程中，日本轉變為名副其實的帝國主義國家。占領臺灣成為非常清晰的確定日本帝國主義性質的歷史事實。在臺灣，日本暴露了以武力對亞洲民眾進行極為殘酷的暴力統治和鎮壓的體系，全面暴露了民族主義及排外主義的歧視意識。

　　通過日清戰爭10年后發生的日俄戰爭，日本獲取南樺太(即薩哈林島南部———本報注)，以及關東州租借地和滿鐵附屬地等。其后，1910年8月，日本又強行吞并朝鮮。1914年8月，日本又進一步與德國開戰，占領德屬密克羅尼西亞的俾斯麥群島等地。如此一來，日本帝國以戰爭手段實現資本主義化和近代化，同時在不到半世紀的時間里，成為與歐洲列強一樣擁有殖民地的國家，擴大了日本的經濟圈。

　　對于日本帝國而言，擴大和維持經濟圈，確保從這些占領地區獲得的利益，成為日清和日俄戰爭后最大的國家目標。換言之，獲得的占領地區必須作為經濟圈被有效充分利用，在這些地區獲得的利益必須被流轉回日本國內。為完善這樣的結構體制，就要求有按照一定方針執行的經營戰略。從這個意義說，可以把日本帝國的經營內容和經營戰略稱為“帝國經營”。

　　圍繞著“戰后經營”的方法，當時日本上層內部的對立和協調關系變得復雜。最后，隨著占領區日益擴大，日本為維持占領區而被迫擴充強大的軍事力量并變得保守。以軍事力量為背景在占領區構建強權控制體制的過程，反而令日本的國力疲憊不堪。從這個意義上說，“戰后經營”不僅是“經營”占領區。在日本帝國發展過程中，既伴隨著極大的內部壓力，也承受著巨大的外部壓力，內外因素同時持續動搖著日本帝國。

　　“強國日本”：孕育軍國主義思想

　　在近代日本的進程中，日清戰爭的意義非常重大。作為隨后日本帝國侵略戰爭的起點，毋庸置疑，日清戰爭對日本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日清戰爭是日本與清國圍繞朝鮮半島領有權的角逐而爆發的戰爭，不僅是對清國、更是對朝鮮的一場侵略戰爭。

　　日本在日清戰爭中取得勝利，帶來了日本國際政治地位的大轉變，從被西歐列強侵略壓迫的國家轉變為與西歐列強同樣性質的侵略壓迫國家。隨著日本軍事力量的發動，從幕府末期開始針對朝鮮和中國的侵略思想付諸實施，在眾多的國民意識中注入了亞洲的“強國日本”的形象意識。

　　從19世紀90年代后期到20世紀初陸續創刊的一批代表“明治媒體”的刊物，進一步促進了這種意象。例如，1895年1月創刊的《太陽》鼓動道：現在開始進攻大陸的日本受到亞洲乃至世界的注目，也必將沐浴未來的榮光，日本的確就像“太陽”一樣存在。

　　此外，町田忠治在同年11月創刊的《東洋經濟新報》上論述創刊意義時說：已經成為“東洋唯一立憲強國”的日本，要想將來作為更強的國家發展下去，就“必須將被西歐諸國奪走的東洋貿易收歸手中”，而這本雜志就是要訴說這樣的熱情，為日本掌握“東洋商權”提供信息。其他類似論調的刊物還有《世界之日本》(1896年創刊)及《中央公論》(1899年創刊)等。此類刊物在激發日本國民意識中的“大國意識”及“一等國意識”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這樣的“大國主義”及“一等國意識”勢必進一步孕育出新的國家主義。接下來就如許多之前的研究已經指出的那樣，以日清戰爭為分界，日本明顯地由內向型國家主義向外向型國家主義轉變。

　　內向型國家主義是以保守和堅持國家及民族傳統和文化為最大目標和價值。與此內斂的定位相對應，外向型國家主義是要在與其他國家民族比較中，確保日本的絕對優越性。這就是外向型國家主義的目標價值，在意識里滲透著對其他民族及國家徹底的歧視侮蔑。

　　在孕育對其他民族和國家的蔑視歧視意識的同時，外向型國家主義朝著國家主義極端一面的侵略思想傾斜。由此，以分權和個人權利為基調的民主發展被排除在外，追求與其他民族和國民共存共生這樣的普遍課題被排除在外，如何消除因國家及民族之間差異產生的摩擦等問題也被排除在外。惟有國家利益和國家利己主義的擴張成為日本最大的目標。

　　今天，日本的右傾化及軍國主義化明顯抬頭。我認為，在這種現狀下，探究以日清戰爭為起點的日本帝國侵略戰爭的歷史及結構性原因，并以此作為歷史教訓，已成為日益重要的課題。(原文為日文，中文稿由陳銳翻譯。文章標題及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纐纈厚1951年生，日本國立山口大學理事、副校長，山口大學研究生院東亞研究科教授、政治學博士。在中國出版的著作主要有：《日本軍國主義的過去和現在》《近代日本政軍關系研究》《我們的戰爭責任》《何謂中日戰爭》《領土問題和歷史認識》。近期即將出版的有《田中義一：總體戰國家的先導者》。

　　(原標題：日本山口大學副校長纐纈厚：日清戰爭與日本帝國主義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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