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黨史文匯》2015年第二期

 　　

　　梁漱溟是我國的國學大師，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他與毛澤東在解放前后都有過多次密切交往。梁漱溟一生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1953年9月與毛澤東的公開頂撞。至今還有一些評說的文章見諸報刊網站，可見其影響是跨世紀的。但是大部分評說文章，包括出自名家之手的文章的觀點，都沒有能夠擺脫1980年代的某些舊思維模式。因此，這件事的歷史真相還不能說是已經完全還原。現在就補充三件有關的事情，可能有助于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

　　第一件是為什么梁漱溟肯定“大躍進”?梁漱溟可能是世界上唯一寫書肯定“大躍進”的人。他的書的書名是《人類創造力的大發揮大表現---試說明建國十年一切建設突飛猛進的由來》，另附有題記：“本篇為未刊遺稿，始作于一九五九年一月下旬，屢作屢輟，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一日完。”梁漱溟為什么會這樣肯定“大躍進”，讓我們回顧一下1953年的那件事的來龍去脈，或許有利于揭開謎底。

　　在1953年9月8日全國政協擴大會議上，梁漱溟發言談到到當時農村存在的問題時，講有人說“工人、農民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別”等等。9月12日毛不點名地批評了梁的發言。到了9月17日的會上，周恩來作了長篇發言，第一次點了梁的名字，中心內容是聯系歷史的一些事實，證明梁的反動是一貫的。其間毛主席作了若干分量很重的插話。這些話的中心意思還是梁漱溟的反動是一貫的。9月18日梁與毛在會上發生爭吵。

　　事情過去不久，梁漱溟就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他在隨后的閉門思過中寫的檢討在此不再重復。有人以為，這些話時在當時情況下的應景之作。筆者不排除有些話可能受到當時政治環境的影響，但基本上還是梁的真實意思。文革后梁回顧此事說道：“1953年9月，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無人，全不顧毛主席作為領袖人物的威信，當眾與他頂撞，促使他在氣頭上說了若干過火的話。如果說當時意氣用事，言語失控，那么也是有我的頂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對我的批判在后。平心靜氣而論，這些氣頭上的話，雙方沖口而出，大都經不起推敲和檢驗。而毛主席又是一位對國家民族舉足輕重的人物，不用說他在世時不宜多講，即使在他去世后相當一個時期，有人來問我，我也是粗略說幾句，而絕不細談。”

　　梁具體有何不妥?簡言之，撇開他自己認為的態度問題不談，就其發言內容來說， “九天九地”也是不準確的。他講這些話心中并無底。實事求是地說，他的話沒有扎實的事實依據。1950年梁漱溟應毛澤東周恩來邀請進京后，由于歷史上交往因緣，一度是毛澤東的座上客。毛澤東此后曾四次建議梁漱溟到工廠農村走走看看，但梁當時熱心于去蘇聯搞研究，只去了一次工廠農村。所以并不了解當時農村情況，多年后他才覺得辜負了毛主席的一片好意。關于“九天九地”之說是他和一位老朋友彭一湖聊天聽來的。所以，9月8日發完言不久，即感到自己不該把聽來的話用于在這樣國家級的嚴肅的會議上發言。當時在場的周恩來即舉出數據，說明城鄉生活差別并不大。這些話梁漱溟當然也聽到了，也可以說是聽明白了。這也就是從此以后，為什么梁漱溟再也沒有提出過任何關于農民生活苦的原因。順便提一句，

　　筆者查閱了當時的資料，那時的城鄉生活水平之差距，比現在小得多。就拿始作俑者彭一湖所在的湖南省來說，1952年的城市人均收入為110.28元，農村人均收入為69.20,即城鄉人均收入之比是1.59：1。城市住房乃至柴米油鹽醬醋茶都要用錢，這個收入之差并不懸殊，應該說基本正常。再來看看湖南省2011年的城鄉人均收入之差，情況就更清楚。2011年城市人均收入18844元，農村為6563元，城鄉人均收入之比為2.87：1，大大高過1952年的差別。全國2010年的城鄉人均收入之比更高，達到3.45：1，為湖南省1952年的兩倍多。

　　在此后的日子里，梁秉承中國知識分子獨立思考的精神，深刻認識到共產黨、毛主席領導之得法，中國老百姓潛在多年的力量終于發揮出來了。對于國家面貌發展變化，局面的穩定統一，新事物的不斷涌現，甚感欣慰。特別是對調動人的積極性能爆發巨大的力量這一點，他是一直推崇的，信服的。因此，他如此肯定“大躍進”就不足為奇了。實際上，梁漱溟對“大躍進”造成的物資奇缺，甚至餓死人的現象不是不知道，但他所處的環境更加依靠正面渠道獲得的消息，而負面的情況，他聽到的少。

　　第二件是梁漱溟認錯的問題。以往坊間和學界對梁漱溟是否向毛澤東認錯一直有爭議，特別是有人熱衷宣傳梁的“不屈服任何暴力，錚錚鐵骨，屹立如山”，“廷爭面折”“犯言直諫”等等。也有人舉出梁漱溟的話：“我的認錯是不假外力的自省，并非向爭執的對方認錯。”其實，這些都是沒有正確理解梁漱溟的想法，也都是與事實不相符的，關于這一點，我們首先要搞清楚在梁漱溟心中那個“錯”的含義是什么。我們所指一個講話有錯誤，它的“錯”，一般包括三個方面：內容、態度和動機。關于態度和內容，前面已有說明，不再贅述。

　　關于梁漱溟和毛澤東的爭論中，梁漱溟不認的“錯”是不認他在動機上有錯的這個“錯”。這才是問題的關鍵。簡單地說，就是梁漱溟認為自己一直是支持黨的的方針政策，而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卻誤會了他，認為他不支持黨的方針政策。梁漱溟曾明言：“一直到今天我沒有向領導上承認我反對總路線，因反省的結果深知自己錯誤嚴重，而其錯卻不在此。我不能囫圇吞棗把什么錯誤都承認下來，這樣是不解決問題的。”他還說：“主席堅謂我是反對經濟建設的人，竟不得自明。于是有設法再覓機會復述自己發言之意。”他想讓毛澤東說“好，你原來沒有惡意，誤會了”。他認為他根本沒有任何損害總路線，損害工農聯盟的想法。一句話，梁要求的是要毛承認梁是擁護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總路線的。至于毛后來對梁的批評以致爭辯，梁也認為毛說出的大都是氣頭上的話。而梁經歷了1953年事件后，對毛仍是尊敬的，在爭辯中曾說出的“失去”對毛的尊敬，同樣也不過是氣頭之語。1960年他的孫子出生，他親自取名“梁欽東”，即欽佩毛澤東之意。梁漱溟一直到辭世，沒有，也不可能承認自己動機有錯：即自己是反對總路線的。在他去世的1988年，有些政治問題還有禁忌。因此，在中央統戰部起草的《梁漱溟生平》稿件形成過程中，官方要把梁反對總路線之類的說法寫進去。梁的遺屬的態度則是：梁漱溟生前不接受的說法，遺屬們不能替他接受。如官方堅持要寫，全體遺屬將不出席遺體告別儀式。最后達成的妥協方案是不寫1953年這一段。如果拿句蓋棺定論的話來說，梁漱溟先生從來沒有反對過總路線。正如跟隨梁先生治學近60年的學生、秘書李淵庭先生所言，梁漱溟“從未動搖過對共產黨的信念。”

　　這種信念可以說基本上使他認為黨中央和毛澤東都早已經諒解了他的1953年的頂撞。1953年事件以后，盡管梁經受了一段時間的大小批判，但梁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一直沒有變化，這使梁逐漸形成了一種看法，即中共領導人實際已經理解到了他的動機并沒有錯，完全是善意的。1953年11月11日，他將最后修改好的關于他對1953年9月發言的檢討《我要建議的是什么》一文交給他的學生和秘書李淵庭，請他送全國政協轉毛澤東。遺憾的是一直沒有得到回復。1976年5月，他揀出該文的舊稿復閱，在該文稿后寫了一段話備注，并蓋上自己的印章以表莊重。這段備注寫道：“惜我發言不慎，以致有破壞工農聯盟之嫌。雖當場舉手表決交政協給我處分，而卒不見下文。蓋后來領導上知我原出善意。遂從擱置也。”

　　從上述經歷可以看出，梁漱溟對當時的以毛澤東為首制定的各項中央政策都是擁護贊成的。對于“大躍進”當然也不例外。在梁的哲學里，一直非常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他特別肯定“大躍進”也就不足為奇了。因此，如果了解到這個“錯”不過是對梁的動機而言，關于梁漱溟是否向毛澤東認錯的爭議就沒有什么實質性的意義了。換句話說，梁漱溟一直到“文革”初期，都認為毛澤東黨中央的方針政策都是正確的，自己也是一直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的，何錯之有?

　　與此相關的是梁漱溟的第三件事，即為什么梁漱溟對毛選五卷的有關內容持保留意見?提到梁毛之爭，首先應該提到的就是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中的一篇文章《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下稱梁文)。自毛選五卷面世以來，幾乎所有關于梁毛之爭的文章都是以梁文為依據的。筆者發現，實際上以梁文為依據是缺乏權威性的。

　　毛選五卷是1977年4月出版的。1982年4月停止發行。關于這一點，人民出版社有解釋：“建國后出版的《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第一版的編輯工作，大多是在毛澤東親自主持下進行的。《選集》中的各篇著作，都經毛澤東校閱過。”“1977年4月出版了《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但由于編輯工作中存在的問題較多，1982年4月已停止發行。”第五卷此后再沒有出版發行。而第五卷中的大部分文章，被編到其它的毛澤東的著述中。其中最全面的當數《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這套書基本上包括建國以來毛澤東的全部文稿。其編輯原則是：不論文稿是正確的，還是不完全正確或者不正確的，都收集在內，但未經毛澤東審定的講話談話記錄則不予收錄。在這套不以事后實踐證明正確與錯誤劃線，而以作者是否審定劃線的文稿中，并未將《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收入其中。因此可以說，該文是不足為據的。還能說明問題的是，梁漱溟也認為《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中有的內容與他的親身經歷并不相符。他說，《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里那幾句最刺耳的話當時并沒有說，倒是另一些說過的話卻沒有包括在內，我們看到的毛澤東的講話是事后改動的，等等。實際上，當梁文面世后，持“好象這篇文章不是毛主席的話”看法的人“很普遍”(見梁培恕：《中國最后一個大儒 記父親梁漱溟》江蘇文藝出版社 P275)。當年梁毛之爭在場的人應該現在都已離世，亦無法核實梁毛之爭中毛在批評梁時到底說了些什么話。如果將兩位主要當事人都未完全肯定的對話內容，卻引以為據，逐字逐句地用在相關文章中，多少有悖論從史出的基本史學原則。特別是還有個別名人依此用十分刻薄的文字來描寫毛澤東，例如知名民主人士千家駒就寫道：“…這不大像一個偉大領袖說的話，而像‘一個披頭散發用菜刀砍掂板罵大街的三姑六婆的話’。”(見千家駒《悼念梁漱溟先生》香港文匯報 1988年7月21日)還有美國研究梁漱溟的專家艾愷，他在《最后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開篇第一句就是：“‘我看你滿身臭氣!’毛主席突然奪去發言者(指梁漱溟--筆者注)的麥克風，對他發出一連串聲色俱厲的痛罵。”諸如此類的“歷史還原”，至今還可以在某些媒體上看到。這不但對毛澤東不公，同樣也是對梁漱溟不公。實際上，對于那些想了解梁毛之爭過程的人，建議最好先看看有關人員的回憶資料。例如，梁漱溟的自述文集，梁漱溟兒子的有關回憶，還有在梁漱溟親修的，李淵庭和閻秉華編著的《梁漱溟》等，這些書籍中有不少相當有價值的史料，那里有梁對他與毛爭論的詳細情況。這樣可以盡可能真實地還原歷史，達到以史為鑒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