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王東京：中共中央黨校教務部主任(原經濟學部主任)，《中國經濟觀察》主編、中央黨校教授。2月26日人民網消息，王東京任中央黨校副校長。）

　　作者按：這是寫于2004年的一篇舊文。當時此文發表以后，我曾給人民大學科研處寫了一封信，說明原委。內容如下：

　　中央黨校經濟學部主任王東京，2004年6月6日在《文匯報》上發了一篇文章《駕馭經濟的理論支點》。文章主張把西方經濟學中最庸俗的觀點，作為駕馭經濟的指導思想，甚至公然鼓吹“人為財死，鳥為食亡”“是千百年來人們對自身經濟行為的總結，揭示的是一個淺白而又深刻的經濟學原理”，把剝削階級的腐朽思想當作顛撲不破的真理。由于這篇文章是他在省部級干部培訓班上的講稿，影響很大，所以有的老同志看了很生氣，提出要寫文章予以批評。

　　我寫了一篇題為《向高級干部灌輸什么樣的經濟學?》，批評王東京的觀點。此文發表在《中華魂》2004年第9期上。這篇文章引起了中央領導人的重視。

　　2004年10月15日，中宣部理論局局長陸建平同志把我找去，給我看了中央領導人的批示，大意如下。鄒家華批示：這篇文章很好，觀點正確，要求聽過王東京報告的人都看一看。李長春批示：應該組織一系列文章批評王東京的觀點，批評文章應從正面闡述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劉云山批示：要認真落實李長春的指示。吉炳軒也對理論局提出了具體要求。

　　理論局陸局長說，已經布置了幾篇文章，如《北京日報》發了一篇采訪高鴻業的文章，社科院將在《經濟日報》上發一篇文章，《文匯報》上也將發一篇文章。他要我在已發表的文章基礎上，按照中央領導的意見，重新改寫成一篇正面闡述的東西，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他說，這一篇是這系列文章中的最主要的一篇，并同我商量了標題以及基本內容。我按照理論局的意見，改寫了一下，由他們改定稿。最后，在2004年11月29日《人民日報》上發表，標題改為《正確對待西方經濟學》。

　　我通報上述批評王東京觀點的經過，也許對學校工作有點幫助。

　　在6月6日《文匯報》上，有一篇談論經濟學的奇文《駕馭經濟的理論支點》，值得大家一讀。本來，“著名經濟學家”談論經濟學的文章多如牛毛，什么奇談怪論都有，可以見怪不怪了，然而這篇奇文出籠的時間，地點、條件，使得它非常值得注意。首先是作者的身份，作者是中央黨校經濟部主任，而中央黨校是培養黨的高級干部的地方;其次是這篇文章的用途，這篇文章是他在省部級干部班上的講稿，這就是說，他把這篇文章里講的經濟學原理灌輸給了省部級干部，要這些干部按照他的思路去處理經濟問題，因而會產生相當大的影響;第三是時間，這篇文章是在中央下發《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3號文件)以后不久發表的，因而它給人們一個印象，似乎它是在貫徹3號文件。這一點也很重要。

　　這篇文章比較長，好在作者自己作了一個提要，簡明扼要。我們全文引一下這個提要：“現代經濟學里真正基本的、管用的理論，我認為就是三個假定，三個原理。這三個假定是：經濟人假定、資源稀缺假定和保護個人產權假定;與此大致對應，便是三個原理：利潤最大化原理、供求原理和等價交換原理。這六條，簡單得令人吃驚，但卻是經濟學的結晶。用個時髦詞語，是精髓。一般人和經濟學大師的差別，說到底，就在于會不會使用這些假定和原理?熟練程度如何?推斷功力如何?”當然，作者不是一般人，能夠提煉出經濟學的結晶、精髓的人無疑是“大師”，因而不僅會使用這些假定和原理，而且熟練得很，推斷功力強大得很。

　　詳細分析這篇文章，不是本文的任務，我們只想就他提出的三個假定作一點分析。

　　應該看到，作者的“假定”不是“可能是這樣”，而是經濟學研究的前提，是一種經濟學中不應有爭議的公理，用作者的話來說，“兩百多年，它反復經過實踐檢驗，顛撲不破。”一切結論都應該從這三個假定中推斷出來。好比勾股弦定理，是研究幾何學的人一致公認的定理，無需論證，由它可以推論出其它結論，并可以作為判斷其它結論正確與否的標準。所以，這三個假定是否正確，是有決定意義的。如果它錯了，作者的整個經濟學就站不住腳了。我們來看一看，作者的三個假定是什么貨色，他想給高級干部灌輸什么樣的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還是資產階級經濟學?

　　作者的三個假定中最重要的是第一個假定：經濟人假定。什么叫經濟人假定?作者說，經濟人假定就是“把人看作是理性的利已主義者，說人是自私的。”“人們如果不自私，就不會有勞動的積極性，政府也無法通過政策調節經濟。”這種假定，從亞當·斯密以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不斷重復著，似乎是“顛撲不破”的了。亞當·斯密研究經濟學時，就是以人的利已主義為出發點的。他認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人們在自己的經濟活動中考慮的只是個人的利益，只受個人利已主義的支配。個人彼此之間需要互相提供幫助和交往，但這種互相交往只是為了自己獲取個人利益。每個人都按照利已心去追求個人利益，人與人之間便形成一種共同利益。他把自私自利當作一種亙古不變的自然現象，每一個人生來俱有的本性，一切經濟范疇都從人的利已主義本性中去尋求解釋。所以，亞當·斯密的整個經濟學說的理論體系就是從這種人的本性中演繹出來的。自斯密以降的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包括古典經濟學家、庸俗經濟學家(也就是作者所說的“現代經濟學家”)，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把人的自私本性當作天經地義的事情,當作分析一切經濟問題的最基本的前提。作者不過是拾人牙慧，把這一條作為經濟學的“精髓”，連同“人為財死”這樣的剝削階級腐朽思想一起，一古腦兒推銷給社會主義中國的高級干部。

　　應該指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這一命題，在理論上是歷史唯心主義的、反科學的，在實踐上是反社會主義的、為資本主義辯護的。

　　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就應該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來分析這個問題。馬克思說過：“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56頁)在實際生活中，沒有什么抽象的、永恒的、全人類共同的“人的本性”，存在的只是具體的、由現實社會經濟關系決定的人性，在階級社會里，也就是階級性。“自私”是一種觀念形態、一種思想意識，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自私、利已主義不是天生的，不是人一生下來就自然而然具有的本性。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作為一種觀念、一種思想的“自私”，是由社會存在、經濟基礎決定的。在原始社會，極其落后的生產力以及原始公社的生產關系決定了人們毫無自私自利的思想，一切勞動成果，人們都會自覺地在整個部落中平均分配。這一點早已為許多原始部落的調查報告所證實。原始社會瓦解后，私有制的出現使得剝削階級有可能利用所掌握的生產資料無償地占有勞動者的剩余勞動產品，也就是說產生了剝削，在此基礎上，才形成自私自利、利已主義的思想。大家知道，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它的思想也必然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占統治地位。幾千年私有制的存在和發展，使得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占統治地位的剝削階級的自私自利思想，逐步影響到勞動人民。自私自利、利已主義思想的普遍化是私有制長期統治的結果，而不是人的不可改變的“本性”。隨著私有制的消滅、公有制的建立和發展，人們必然會逐步擺脫自私自利這種剝削階級思想的束縛，樹立起與公有制相適應的大公無私的觀念。可見，人并不是天生就是自私的，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自私的。自私觀念是一種歷史現象，它是私有制的產物，將隨著私有制的消滅而消失。自私的人，即“理性經濟人”，是歷史的結果，而不是歷史的起點。作者把自私當作人的天然的本性，并以此作為不可更改的假設(公理)來推斷一切經濟問題，實際上只是簡單地照搬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從哲學上講顯然是一種歷史唯心主義，而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相悖的。

　　從實踐上看，資產階級學者從來都是利用“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這一命題來反對社會主義的。說遠一點，李嘉圖就是以此反駁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提出的按新原則改造社會的方案的。李嘉圖在給自己的朋友格隆的一封信中以提問的形式表述了這一點：“如果人們的發奮努力的動力是社會利益而不是他們的私人利益，這種社會用原來那么多的人能比已往任何時候生產出更多的東西?難道說，幾百年的經驗不是證明恰恰相反嗎?”李嘉圖正是把資產階級社會的經驗作為亙古的真理來批判歐文空想社會主義的。再說最近的一件事情。上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者張五常在北京狂妄地宣稱，“我一句話就可以把共產主義駁倒：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他從“人是自私的”這一假設出發，斷言“中國大陸的共產經驗一敗涂地”，“共產制度遲早會瓦解”。張五常也是把人的自私本性作為反共反社會主義的理論根據的。這清楚地說明，作者當作經濟學“精髓”的東西，反映的是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在現實生活中恰好是資產階級學者反對社會主義的工具。這種狀況不由使我們想起了1983年鄧小平同志的一段話。他說：離開具體情況和具體任務來談人，“這就不是談現實的人而是談抽象的人，就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就會把青年引入歧途。”抽象地談論人的本性，“實際上只會引導人們去批評、懷疑和否定社會主義，使人們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前途失去信心。”他提出：“有的現象可能短期內看不出多大的壞處，但是如果我們不及時注意和采取堅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濫，就會影響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嚴重。從長遠來看，這個問題關系到我們的事業將由什么樣的一代人來接班，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命運和前途。”(《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41、42、45頁)作為向高級干部灌輸經濟學知識的中央黨校經濟學部主任，讀了這一段話不知有何感想!

　　對于第二個和第三個假定，作者認為“爭議不大”。其實不然，這兩個“假定”也存在著原則的分歧。我們簡單作一些分析。

　　第二個假定是“資源稀缺的假定”。這一假定并不是任何時候都對的。資源是不是稀缺的，取決于資源的供給與需求的關系。當資源的供給超過需求，資源就不是稀缺的，例如，在資本主義社會發生經濟危機的時候，一方面大量工人失業，另一方面大量生產資料閑置，那時資源是過剩的。順便提一下，在經濟學說史上，第一次把“資源是稀缺的”作為經濟學研究的基本前提的是英國經濟學羅賓斯。他在1932年提出這一假定時，恰逢世界資本主義發生最大的經濟危機之際，因而這一假定當時就遭到了他的許多同行的嘲笑，說它“生不逢時”。今天作者又把它搬了出來，作為無庸置疑的真理推銷給我們黨的高級干部，豈不更加可笑!

　　在資源的需求超過供給的時候，經濟學就要研究資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問題。然而經濟學對待資源配置，并不是把它作為物的運動進行研究，而是要透過物的運動研究它背后的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這正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區別所在。當今的西方經濟學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是最合理的、永恒的制度，不需要研究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和社會制度的本質。他們不僅不去揭露資本家是如何無償地占有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的，相反竭力掩蓋這種剝削關系，因而他們的研究僅限于把資產階級生產和經營當事人的觀念加以系統化和理論化。他們只討論抽象的作為生產一般的資源配置，拋開生產關系去研究資源配置的一些技術性、操作性問題，因而研究的出發點是資源的稀缺性。這種做法是符合掩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本質的辯護性要求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恰恰相反。在資產階級經濟學認為是物與物的關系的地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總要探究一下在物的掩蓋下的人與人的關系，揭示經濟運動現象背后的本質。資源配置決不僅僅是各種生產要素的具體分配辦法，不同社會制度下資源配置的性質和方式是不一樣的，因為它背后隱藏的經濟關系不一樣。資源配置方式是由生產方式決定的。不能撇開具體生產方式抽象地研究資源配置，必須研究具體的特定生產方式下的資源配置。研究特定生產方式是研究資源配置的前提。這就不是資源稀缺的假定所能演繹出來的。作者在談論第二個假定時，實際上已經背離了馬克思主義，陷入了資產階級經濟學說的泥坑。

　　作者提出的第三個假設，即“保護個人產權”的假定，更是值得研究。作者認為，“保護個人產權的假定，主要是基于效率的原因。”據說，保護個人財產“實在是社會經濟發展所必需”，不保護個人財產，社會就不能進步，經濟就不能發展。

　　談到“保護個人財產”，應該區分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個人憑借勞動得來的生活資料，毫無疑問是應該保護的，不允許別人“隨便拿”。這一點是生活常識，無需學習深奧的經濟學“精髓”就人人懂得的。但對于個人占有生產資料，則需要作歷史的具體分析。因為個人之所以占有生產資料，是要利用這些生產資料來進行生產。要知道，生產資料的消費就是生產。而要進行生產，就要把生產資料與勞動力結合起來，形成一定的生產關系。生產資料所有者憑借所掌握的生產資料同勞動者發生的經濟關系，就是所有制關系。人類社會歷史上存在過不同的個人占有生產資料的方式，即不同的私有制形式。有奴隸主私有制、地主私有制、資產階級私有制，也有勞動者個體私有制。對這些不同形式的私有制，我們應該放到具體歷史條件下去考察，看它是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還是束縛生產力的發展，據此來確定我們的態度。隨著作為人類社會最后一種私有制形式——資產階級私有制的確立和發展，生產社會性與私人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化。解決這一矛盾的唯一辦法是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這時，私有制的喪鐘就敲響了。正是依據社會發展的這一規律性，馬克思恩格斯代表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在《共產黨宣言》中莊嚴地宣布：“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86頁)全世界共產黨人為實現消滅私有制這一理想進行了堅持不懈的斗爭。當然，這不能一蹴而就，需要隨著條件的成熟逐步推進。譬如，在我國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由于生產力的落后，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成份和個體經濟對國民經濟的發展還有著積極作用，因而在政策上還需要予以保護和鼓勵。但是對于共產黨人來說，消滅私有制這一目標是不可能動搖的。應該看到，我們是根據生產力落后這一具體國情，允許資本主義性質私有制和個體經濟存在，支持并鼓勵它們在一定范圍內發展的，而不是抽象地、無條件地贊揚私有制。我們決不是主張私有制永遠存在下去，決不是主張私有制萬歲，而是利用非公有制經濟來發展生產力，為最終徹底消滅私有制創造條件。忘記了這一點，就忘記了根本。

　　作者不區分生活資料與生產資料，籠統地講保護個人產權，實際上是要保護生產資料私有制。作者要說的是，保護私有制是經濟學的不容置疑的“假定”，即公理，經濟學的全部結論都要從私有制的存在推斷出來，一切經濟決策都要有利于私有制，否則就是錯誤的。這樣赤裸裸地為私有制辯護的理論居然出自共產黨員之口，而且要灌輸給黨的高級干部，豈不是荒誕可笑嗎?然而這卻是活生生的現實。

　　作者提出“保護個人產權”這一假定，所講的理由只有一個，即私有制才有效率。這個理由與第一個假定是一脈相通的。既然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追求個人利益是經濟發展的唯一動力，“人為財死”，那么消滅了私有制，人就沒有積極性了，沒有動力了，當然就沒有效率了。這也是某些受新自由主義影響甚深的經濟學家反對公有制、主張國有企業私有化的一個重要根據。其實，這是一種美化私有制、為私有制辯護的資產階級理論。所有資產階級學者都竭力鼓吹個人產權制度是唯一有效率的制度，把這一條作為研究經濟問題的不言而渝的信條，似乎無需論證的。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就專門批判了這個信條。早在19世紀中葉有人就說：“私有制一消滅，一切活動就會停止，懶惰之風就會興起。”據此反對公有制、反對社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反駁道：“你們的觀念本身是資產階級生產關系和所有制關系的產物，正像你們的法不過是奉為法律的你們這個階級的意志一樣，而這種意志的內容是由你們這個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來決定的。”“你們的利已觀念使你們把自已的生產關系和所有制關系從歷史的、在生產過程中是暫時的關系變成永恒的自然規律和理性規律，這種利已觀念是你們和一切滅亡了的統治階級所共有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289頁)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用在私有制基礎上產生的利己觀念來觀察問題，當然只能得出個人產權才有效率的結論，而永遠不會理解、也不愿理解公有制的發展動力。對于一個普通工人來說，在公有制基礎上當家作主、相互之間建立平等互助合作的關系、實行按勞分配，與私有制條件下的被雇傭、被剝削的地位相比，其積極性、主動性顯然要高得多。這正是公有制的優越性所在。這一點也是囿于資產階級經濟學的作者所無法理解的。

　　作者說，保護個人財產，社會才能進步，經濟才能發展。這是一種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心主義的說法。他忘記了私有制是歷史的暫時現象，而不是永恒的。某種私有制形式，當它適合生產力的性質，可以推動經濟的發展;當它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就會成為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障礙。在當今歷史的條件下，生產社會化程度空前提高，就整體來說，資本主義私有制早已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已經成為歷史的絆腳石。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已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我們并不否定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資本主義性質的私有制在一定范圍內還有積極作用，然而這種積極作用只有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條件下才能顯示出來。如果沒有公有制為主體，沒有社會主義國有經濟為主導，如果資本主義私有制占統治地位，那就必然使得生產社會性與私人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社會就會出現生產無政府狀態，而且兩極分化會越來越嚴重，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和斗爭會越來越加劇，在這種情況下，就會出現俄羅斯那樣的政局動蕩、經濟凋敝、社會不穩的狀態。

　　很明顯，作者的三個假設不過是重復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而且主要是庸俗經濟家)的理論，而不是什么創新，這一點，作者自己也是承認的。他列舉西方經濟學中薩伊、凱恩斯、弗里德曼三大流派的理論，說他們“觀點不同，但運用的基本理論，卻并無二致，所不同的只是他們立論的條件和背景。”他是把西方經濟學不同流派共同的基本理論概括為三大假設的。毫無疑問，西方經濟學是應該認真研究的，應該學習其中對我們有用的東西，但是西方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它的立場、它的價值觀，是與馬克思主義根本對立的，我們必須堅決批判，決不能照搬。作者的三個假設恰好就是照搬了西方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它不僅與馬克思主義風馬牛不相及，而且直接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也許由于心虛，在文章的最后，作者又說：“應用這些原理時，還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與方法為指導，以中國的國情為基礎，這一點非常重要。”怎樣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與方法為指導?他虛晃一槍，再也不說了。其實，他是無法回答的。他提出的基本理論即三個假設是與馬克思主義相對立的，非此即彼：如果他的三個假設是對的，就要否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如果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就要徹底推翻他的三個假定。要想把他的三個假定與馬克思主義統一起來，那是任誰也做不到的。既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難矣哉!

　　應該看到，出現這樣露骨地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并不是偶然的，這是近20年來盲目崇拜西方經濟學的洋迷信泛濫的結果。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曾經出現兩種教條主義、兩種迷信，干擾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一種是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即空談馬克思主義，把經典作家針對當時具體情況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進行分析得出的具體結論，當作固定不變的教條，搬到條件已經發生了變化的今天來。持這種教條主義的人，不是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際出發，而是以某個馬克思主義的本本為依據來判斷是非對錯。經過多年的斗爭，尤其是經過鄧小平同志反復進行艱苦的思想工作，這種教條主義在理論戰線和經濟改革實踐中的影響已經日漸式微，這是解放思想的巨大成果，也是黨和人民創新精神的偉大勝利。另一種教條主義是迷信西方發達國家反映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思想理論，把西方某些資產階級學派的理論以及西方國家的政策奉為圭臬。在經濟學領域，這種迷信突出地表現在新自由主義的泛濫上。在研究中國經濟問題時，最為流行的方法是，把新自由主義各個流派諸如新制度主義、貨幣學派、供給學派、公共選擇學派等等，當作分析的前提和邏輯框架以及判斷對錯的標準。仿佛西方經濟學尤其是新自由主義的學說就是真理，就是解決中國問題的靈丹妙藥。有人稱西方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學意義，是無國界的、無階段性、無階級性的”，主張把它搬過來作為指導思想，甚至主張“不應該有中國特色的基礎理論”。這種迷信西方經濟學、用西方經濟學取代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把馬克思主義邊緣化的洋教條主義，雖然理論工作者中早有質疑，黨的領導人也有所告誡，但是至今末曾引起思想理論界應有的反響。對西方經濟學不僅缺少應有的抵制和批判，正相反，洋迷信盛行一時，在經濟理論中、尤其是在經濟改革的實踐中的影響力還不斷上升。破除洋迷信，對西方經濟學進行認真的鑒別，在學習和借鑒其中對我們有用的東西的同時，認清其為資產階級利益和要求服務的本質，同西方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劃清界限，把我們的思想從西方教條主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已是當務之急。《文匯報》6月6日這篇文章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我國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指導我們事業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過去我們鬧革命是靠馬克思主義取得勝利的，今天在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大業中，我們仍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才能取得成功。我們要用馬克思主義教育干部，尤其是高級干部，這是一個大原則。如果我們忽視這一點，讓西方經濟學占領講壇，讓西方經濟學取代馬克思主義占據指導地位，我國改革的方向就會發生變化，全盤西化的威脅就會向我們逼近，勞動人民的利益就會受到損害。如果出現這種情景，我們就犯下了歷史性錯誤。而這種情景是可能出現的，并非危言聳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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