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關于全球化研究的眾多著作中，美國學者威廉·I·羅賓遜(William I. Robinson)的《全球資本主義論 跨國世界中的生產、階級與國家》(以下簡稱《全球資本主義論》)無疑是扣準全球化歷史脈絡的一部著作。威廉·羅賓遜，美國加州大學社會學教授，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經濟學、全球化、拉丁美洲和歷史唯物主義等領域。繼《全球資本主義論》之后，作者還相繼出版了《臨界全球化研究》(紐約：勞特利奇 2005年出版)、《拉丁美洲和全球資本主義：全球化批判視角》(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 2008 年出版)等著作。比較而言，《全球資本主義論》一書中的觀點更具時代意義。該書 2004 年在美國出版，2009 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了由高明秀翻譯的中譯本。該書扣準了全球化歷史脈絡，不僅是因為該書對全球化的本質、全球化進程中資本主義的歷史分期、資本主義在廣度和深度上的擴張等問題都提出了明確的見解，而且在于該書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全球化闡述，以及在此基礎上提出的全球階級和跨國國家的理論，比較符合全球化發展的客觀現實。盡管該書出版后在西方左翼學者中引起一些爭議，但從深入認識全球化中階級關系變化的意義上說，書中的一些觀點頗值得關注。

　　一

　　關于跨國階級，西方一些學者早有議論。如美國學者理查德·斯克拉早在 1976 年就認為，“應該按照跨國階級發展的觀點來分析和理解多國公司的擴張”。[1]德國學者拉爾夫·達倫多夫在 2000 年指出，全球化“已經創造出一個全球階級”。[2]英國學者萊斯利·斯克萊爾在 2001年發表了《跨國資本家階層》一書，認為全球化中形成的新階層“是跨國資本家階級”。[3]這些學者雖然論及跨國階級，但他們的觀點缺少跨國階級產生的經濟分析。與上述學者不同，羅賓遜首先看到的是“生產過程本身全球化程度的急劇提升”。以及“全球資本的流動使得資本可以按照一系列促使贏利機會最大化的策略來重組世界范圍內的生產”。[4]13他運用馬克思關于資本循環的公式對當今世界范圍的資本主義生產作出說明。他寫道：“資本循環表示為如下公式：

　　M—C—P—C’—M’

　　其中 M 代表貨幣，C 代表商品，P 代表生產，C’代表新商品，M’代表貨幣循環開始時比現在更多的貨幣，它代表著積累，是通過新價值的產生而出現的包括利潤在內的最初投資的回收。在早期‘膚淺的一體化’階段，資本循環的第一部分M—C—P—C’發生在各國的國民經濟內部。商品在國際市場上出售之后，利潤返回國內，便開始新一輪的循環。在全球化下，P 在全球范圍內被高度分散化，因而整個的第一部分 M—C—P 也被高度分散化。生產全球化下所產生出的商品和服務，其市場也是世界性的。”[4]18-19這一分析符合當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全球擴張的基本趨勢。跨國公司在幾個、幾十個、甚至上百個國家建立子公司或分支機構，而且往往是在成本最低的地方進行生產，在市場最廣的地方進行銷售，然后把得到的利潤轉移至稅率最低的地區，正是羅賓遜所說的生產過程(P)在全球被分散化，導致世界性的商品和服務的市場的加速擴張的情況。以此為主線，羅賓遜分析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全球生產鏈”及“彈性積累”，并看到“全球范圍內生產過程的碎片化和分散化是對全球資源和生產資料所有權的集中和控制，以及對全球生產的管理集中掌握在跨國集團的手中同時發生的。跨國資本成為世界范圍內占主導地位的、帶有霸權性質的資本組織形式”。[4]26也就是說，羅賓遜在提出跨國階級和跨國國家等觀點之前，先對它們形成的經濟基礎即資本主義征稅方式由國家內部向全球擴張進行了分析。盡管這種分析還是比較簡略的，但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這種方法符合馬克思主義關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5]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正因為如此，羅賓遜關于全球階級和跨國國家的見解頗具新意。

　　在羅賓遜看來，全球階級應當從全球經濟體系加以考察。他寫道：“生產的全球化為階級的跨國化和跨國資本家階級的崛起提供了基礎。”[4]43“由于國家性的資本循環變得跨國一體化，這些新的跨國循環成為世界范圍內階級形成的基點。在新的時代，階級和集團關系的軌跡并不是民族國家，而是全球體系。”[4]51因此，以往從單獨國家范圍內考察階級關系已經遠遠不夠，全球化不斷“對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社會階級和集團的關系進行了重新界定。民族國家再也不是資本主義的組織原則，再也不是階級發展和社會生活的體制‘容器’”。[4]51也就是說，羅賓遜看到了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全球擴張的情況下，以往常常被包容在民族國家內部的階級關系已經發生了變化。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卷入資本的跨國循環，在以往民族國家內部的階級關系的基礎上，產生了跨國階級，即“一個全球階級結構正凌駕于國家階級結構之上”。[4]54

　　羅賓遜所說的全球階級包括全球資產階級和全球無產階級。其中關于全球資產階級即跨國資產階級的分析是比較深入系統的。例如，關于跨國資產階級的定義，他認為“跨國資產階級”“構成了跨國資本的所有者，也就是說構成了擁有全世界最主要的生產資料(這些生產資料主要為跨國公司和私有金融機構所擁有)的集團。……是世界主要生產資源的所有者，……是全球‘生產體系的所有者’”。[4]60關于跨國資產階級的定位，他明確指出“跨國資本家階級是新的世界性統治階級”，并且是“已經日漸被組織起來”“開始去尋求獲取整個跨國資本家階級的根本性階級利益”，“已經具備了階級意識”，“已經意識到了自身的跨國性”的“自為階級”。[4]61-62關于跨國資產階級的構成，他認為“跨國資本家階級主要由構成跨國資本內部循環的具有階級意識的跨國精英，以及服務于跨國資本家階級的跨國經理、跨國官僚、跨國技術人員和主流思想家及知識分子構成”。[4]61“還包括諸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B)和世界貿易(WTO)等超國家機構的精英和官僚人員。”“還集合了南北方國家主要政黨、傳媒巨頭、技術精英和國家經理人中的主要力量，以及那些提供意識形態合法性和技術解決方案的經過選擇的有機知識分子①和魅力型人物。”[4]98關于跨國資產階級的現實目標，他認為跨國資產階級正在通過“新自由主義”的“經濟重構計劃”“試圖……將所有國家和地區即納入全球化積累循環”，“雄心勃勃地”追求包括文化霸權在內的“跨國霸權”。[4]102-109羅賓遜的上述觀點雖有值得推敲之處，但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當代全球階級關系的實際，也引發其他一些學者的共鳴。例如美國學者哈羅德·R·克博在《社會分層與不平等》一書中，在談到當前全球化的世界體系中“存在一種全球性的公司階級”時，也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明顯成為最能保護全球公司階級利益的組織機構。……是由美國和歐洲的公司階級所控制，而且也由這些國家的領導人所控制”。[6]關于全球無產階級即跨國無產階級，羅賓遜也提出了一些見解。他認為，“一個跨國工人階級日益成為現實，成為自在階級，也就是客觀存在的階級。跨國生產鏈或積累循環成為統治集團和從屬集團跨國階級形成的基點。那些參與全球化生產過程的某些階段的工人被分散到全球各地，然而他們可能都是相同積累循環中的一個部分。過去，工人們參與國家生產過程并屬于國家工人階級，現在則通過一種更具組織性的方式而彼此連接在一起”。[4]55他指的是當跨國公司在眾多國家設立子公司或分支機構時，在眾多國家招募的雇傭工人被跨國公司統一的生產體系或生產流程聯系在一起，成為跨國工人階級。但他也明確指出，“這一新出現的全球無產階級并不是一個自為階級，也就是說，它本身并不必然能夠形成或組織成一個有意識的階級”。[4]55

　　二

　　《全球資本主義論》的重要特點之一(也是與其他西方學者不同之處)，在于作者并沒有停留在對跨國階級的分析上，而是在對跨國階級(尤其是對跨國資產階級)進行闡述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跨國國家的相關理論。

　　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借助于國家而在政治上也成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7]這是恩格斯在論述國家內部階級關系時提出的觀點。在羅賓遜看來，“跨國資本的經濟統治地位”必將“轉向其可能出現的政治統治形式”。這一政治統治形式便是“跨國國家”。[4]111-112他認為：“跨國國家機器的出現是全球資本主義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方面。離開跨國國家，就無法理解全球經濟的形成和鞏固以及積極參與政治的跨國資本家階級的崛起。”[4]112那么，什么是跨國國家?作者在書中不厭其煩地多次重復論述了這個問題。他寫道：“跨國國家是一種與資本主義全球化和跨國資本家階級的崛起緊密相關的階級力量和階級關系的特殊群體，它具體在各種政治制度之中。這些制度是經過變革的民族國家和有助于世界范圍內資本的霸權分支的統治而制度化的各種超國家機構。”[4]130“超國家組織既包括政治的和經濟的，也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經濟組織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B)、國際清算銀行(Bank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BIS)、世界貿易組織(WTO)……等等”。“超國家的政治組織包括八國集團和最近成立的二十二國集團，以及更為正式的組織，如聯合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歐盟和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等等”。[4]131這個跨國國家雖然還只是“一個初生的跨國國家機器”或“一個新的網絡”，[4]113-114“還未形成一個中央集權的全球國家”，[4]172但它把“全球化精英在政治上”“組織起來”，[4]147并且“是作為全球統治階級的集體權威進行職能運作的”。[4]114眾所周知，在當今世界，一些超國家的國際經濟組織、國際政治組織在商討和處理國際事務過程中帶有明顯的傾向性，在多數情況下是維護發達國家利益，向發達國家傾斜，但國際組織和國家畢竟有著本質的區別，因此，盡管作者的語言表述有所保留，然而能否將它們不加分析地稱作跨國國家，還是值得討論的。

　　在論及跨國國家問題時，不可能繞開作為當代人類社會生活基本組織形式和法制體系的民族國家。換句話說，在跨國國家存在的條件下，如何看待民族國家的演變?在這一問題上，羅賓遜的觀點也頗具新意。他認為：“民族國家既不會保留其卓越地位，也不會消失，而是被變革并納入到更大的跨國國家的結構之中”。[4]114在跨國國家形成過程中，“民族國家體系并沒有遭到破壞，而是進行了變遷，通過全球化進程被融入更大的、新興的跨國國家的結構之中”。[4]186他借用自然科學中有關某種結構在不改變其形態的情況下而改變其功能的道理，來說明民族國家衰落和跨國國家興起的歷史走向。他寫道：“民族國家……是資本主義得以形成的一種歷史形態。從時間上來看，民族國家貫穿于過去與未來之中，是一種逐步瓦解的結構。國家則由于不再與民族國家共同終止，可以被視為一種處于運動之中的結構，它的形態正在全球化時代發生著改變。正如所有的歷史進程一樣，新興的跨國國家作為一個未完成的開放進程，正在被推向一個新的和無法預料的方向”。[4]186-187言下之意，隨著全球化的發展，民族國家會“逐步瓦解”，但國家的形態會保留并且過渡成為無法預料其方向的跨國國家。這些觀點雖然富有創意，但在很大程度上屬于作者的主觀猜測。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隨著階級社會的終結而“自行消亡”的，[8]不是在全球化進程中“逐步瓦解”的，全球化進程不可能自行消除階級和階級差別，因此也不可能使民族國家“逐步瓦解”。

　　除上述內容，該書還從資本主義積累過剩的困境、全球兩極分化等方面論述了全球資本主義危機，批評“全球資本主義為人類社會帶來了無休止的戰爭、大規模的貧窮乃至生態滅絕”。因此，作者從總體上對資本主義持否定態度，“在一定程度上同意馬克思的說法，最終唯一的解決方案就是取締資本主義”。[4]232

　　概括言之，羅賓遜根據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全球擴張的探討，論述了跨國資產階級和跨國無產階級的形成，在對跨國資產階級的內涵、結構和職能進行闡述的基礎上，論述了跨國國家的相關理論。應當說，作者在對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的分析中，具備并且成功運用了馬克思主義一些基本方法，這使得作者能夠明確認清全球化的“全球資本主義”本質，而跨國階級與跨國國家觀點的提出，盡管還較為粗略，但也將人們關于階級、階級斗爭的理論視野從民族國家內部提升到全球范圍。所有這些，對于我們深入理解全球化進程中的階級斗爭，深化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和國家理論的研究，無疑具有很強的推動作用。

　　三

　　然而，從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的本質要求出發，《全球資本主義論》一書也有一些不足之處。

　　首先，該書對跨國工人階級的探討是不夠充分的。顯然，作者將對全球階級討論的重點放在了作為全球統治階級的跨國資產階級身上。他雖然正確地指出資本主義跨國生產鏈必然導致跨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以及同業已聯合起來的跨國資產階級相比，跨國工人階級還只是“自在階級”，但關于跨國工人階級的構成、規模，與各自國家非跨國工人階級的關系;跨國工人階級遭受跨國資產階級剝削壓迫的狀況等問題幾乎沒有論及。因此，他對跨國工人階級能否在全球化中承擔起馬克思曾對工人階級寄予的人類解放的“物質武器”的歷史責任也沒涉及。

　　其次，該書對跨國國家的理解不夠準確。國家理論是階級斗爭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主義認為，在民族國家范圍內，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按照這一觀點，如果將跨國國家視為跨國資產階級實施全球統治的工具，應當是符合邏輯的。為此，作者從對跨國資產階級建立起全球統治的邏輯關系上，探討跨國國家形成的必然性。但他將一些經濟的、政治的超國家組織，甚至論壇作為“正在形成的”跨國國家機器的組成部分，又將民族國家籠統地看作“通過全球化進程被融入更大的、新興的跨國國家”的歷史形態，顯然是不夠嚴謹的。當今世界各種經濟的、政治的超國家組織并不完全服從跨國資產階級的統一意志，即使是同處于一個超國家組織(例如聯合國)，成員之間也時常存在尖銳的利益沖突。對于民族國家，也不能作抽象的理解，因為在全球化進程中，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憑借實力雄厚的跨國公司、幾乎所向披靡的高技術壟斷、國際貿易中的不等價交換、國際金融體系中的金融霸權等手段無情剝削掠奪發展中國家，兩種類型的民族國家不可能等量齊觀地“融入”跨國國家。退一步講，即便兩類國家能夠和平共處地“融入”跨國國家，那么，這種“融入”是通過什么形式實現的，兩類國家內部原有的階級關系將會發生怎樣變化?對這些問題，作者并未作出解答。

　　其三，該書對“全球資本主義”的否定是不徹底的。《全球資本主義》一書從總體上說，對全球資本主義是持否定態度的。但作者因為缺少對全球無產階級(包括跨國無產階級)的深刻認識，而看不到這種否定的力量來自何處，因此，他對全球資本主義的否定顯得蒼白無力。像許多懷有善良愿望的西方左翼學者一樣，他并不贊成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是向往為資產階級所接受或默許的民主社會主義。他在全書結語中寫道：“總而言之，我想有必要重復我在其他地方一直主張的：建立在普遍民主基礎之上的民主社會主義也許是人類社會‘最終、最好’而且也許是唯一的希望。”[4]232他在最近發表的文章《全球叛亂：混亂即將來臨?》中依然堅持這樣的觀點：“在我看來，解決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唯一可行的辦法是向大多數的窮人大規模重新分配財富和權力，沿著 21 世紀民主社會主義道路前行，人類的敵人將不再是人類自身和自然。”[9]能夠在全球資本主義進程中看到跨國資產階級和跨國工人階級的階級差別的羅賓遜，卻看不到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的本質差別，大講抽象的“普遍民主”，并將資產階級統治下的民主社會主義作為美妙的社會理想加以宣揚，這對羅賓遜的全部學術思想，不啻為一種諷刺。

　　由于上述不足的存在，羅賓遜《全球資本主義論》一書的學術價值和實踐意義不能不大打折扣。

　　【注釋】：

　　① “有機知識分子”，是作者借用葛蘭西《獄中札記》中的一個概念，是指在形成一個相對連貫的有關統治功能的世界觀時知識分子階層所扮演的角色。

　　參考文獻

　　[1] 理查德·斯克拉. 后帝國主義：跨國公司擴張的階級分析[M]//曹義恒，譯. 曹義恒，曹榮湘. 后帝國主義.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25.

　　[2] 拉爾夫·達倫多夫. 全球階級與新的不平等[J]. 國際政治研究，2006，95(1)：129-135.

　　[3] 萊斯利·斯克萊爾. 跨國資本家階層[M]. 劉欣，朱曉東，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13.

　　[4] 威廉·I·羅賓遜. 全球資本主義論 跨國世界中的生產、階級與國家[M]. 高明秀，譯.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6] 哈羅德·R·克博. 社會分層與不平等——歷史、比較、全球視角下的階級沖突[M]. 蔣超，譯.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517-518.

　　[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4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2.

　　[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31.

　　[9] WILLIAM I R. Global rebellion: The coming chaos?[EB/OL].[2011-12-04]http://www.soc.ucsb.edu/faculty/robinson/vitae.shtml.

　　(作者單位：寧波大學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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