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少鵬：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婦女

　　——為什么中國需要重建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批判

　　【內容提要】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市場化轉型是通過兩種私化——產權的私有化和家庭的私人化——實現的。通過把再生產部分的勞動推入家庭，一方面制造出中國廉價的勞動力，另一方面使絕大多數女性處于結構性不利地位，在家庭內部傳統的性別化勞動分工沒有得到徹底改變之前，再生產勞動的私人化很大程度上體現為女性化。面對新自由主義體制帶給婦女的傷害：經濟上的分配不公和文化上的貶低，流行的社會性別理論無法給出強有力的女權批判，反之，社會性別理論與新自由主義之間存在著某種曖昧的同謀關系。因此，中國的女權主義需要正視中國社會主義婦女解放運動、80年代婦女研究運動、90年代社會性別研究的正面和負面的遺產，在對女權思想進行自我批判的前提下，重構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的批判，同時，把性別公平納入到對中國社會發展道路和未來社會的激進想象中。

　　在當下中國，重新討論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有著特定的歷史背景和時代任務，即女權主義如何應對新自由主義帶來的問題。中國自從實行市場化改革以來，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中國社會從國家社會主義轉向了國家資本主義。在這個轉型過程中，個人自由增加、選擇增多的同時，絕大多數婦女包括城鄉中產階級、勞動階級婦女，發現生活并沒有變得容易。生活壓力變大，整體社會氛圍對于婦女并不友好：從日常生活里的黃色笑話、媒體公開地蔑視婦女，到就業歧視、職場性騷擾;從家庭暴力到性強暴，似乎變得更不安全。社會各個領域充斥著男性荷爾蒙的氣息，甚至相當一部人認為相比于毛澤東時代，中國婦女的地位下降了。婦女面對各種新的問題和經歷的各種傷害，中國的女權主義需要找到新的理論工具和批判武器來解釋這些舊的或是新的壓迫形式，并提出新社會的合理想象，尋找可能的反抗模式，推動社會向對婦女友好的方向發展。所謂需要新的理論工具，是因為筆者認為目前流行的社會性別理論并不能很好地回應新自由主義的挑戰。社會性別理論傳入中國和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興起，時間上有著奇妙地巧合。只是歷史的偶然，還是兩者有著某種契合?

　　本文分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興起及表現形式以及給婦女帶來的傷害。換言之，目前中國婦女的不利處境能否歸因于新自由主義政策?第二部分，分析中國社會性別研究的特點，分析社會性別理論和實踐為什么不能很好地回應新自由主義的挑戰，甚至無意中可能被新自由主義收編，服務于新自由主義的需要。第三部分，從婦女解放的角度如何看待社會主義婦女解放運動的遺產?第四部分，討論社會主義女權的未來圖景。面對中國特色的新自由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的挑戰和國家社會主義的歷史包袱，女權主義的批評該從哪里出發?能否想象一種“基于社區的社會主義女權運動”的可能性?通過回歸真正的社會主義——基于個人自由和平等參與的社區民主和社區自治，以公民精神和共同體意識——來抵抗國家主義和市場主義對社會的破壞和侵蝕。

　　一、新自由主義在中國

　　展開討論之前，有必要首先澄清本文對“新自由主義”的理解。新自由主義有幾個關鍵特征：第一，國家與市場的結盟。盡管新自由主義在理論上表現為對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回歸”，在歷史時間和實踐上，新自由主義是建立在對凱恩斯主義危機的回應上，盡管批評凱恩斯主義式的國家干預，但是新自由主義并沒有完全放棄“國家之手”。①汪暉認為中國的新自由主義在國家與市場的關系上基本表現為：在穩定條件下要求激進化放權讓利的過程;在動蕩的條件下要求國家保護市場;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要求國家全面退出。第二，國家減少福利供給。國家從對公民全面照料的個人福利供給中撤退，把許多以前由國家承擔的責任推給個人。西方國家表現為從凱恩斯主義的福利國家中后撤;中國表現為對單位福利制度的拋棄。第三，市場原則支配所有的社會關系。社會成為一個市場社會，市場并非服務于人、嵌入于社會之中，而成為支配社會的基本原則。第四，意識形態構成中的多樣性。市場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以及新權威主義等幾方面的思潮共同構成中國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為中國的激進市場化提供正當性辯護。②比如，崇尚個人責任的自由主義觀念與強調家庭責任家庭美德的文化保守主義共同服務于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秩序。儒學復興得到了國家權威的支持，在新自由主義的全球競爭格局中，對外表現為文化民族主義，對內表現為對家庭傳統倫理的國家表彰。

　　(一)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興起及表現形式

　　戴維·哈維(David Harvey)在《新自由主義簡史》一書中把20世紀70年代末鄧小平開啟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視為“有中國特色的新自由主義”，并指出了一個奇妙的歷史結合點：中國經濟改革的時間恰好與英美發生新自由主義轉向的時間是一致的，并把這種一致視為“具有世界史意義的巧合”(a conjunctural accident of world-historical significance)。③在國內，汪暉分析了新自由主義體制在中國興起的特定歷史時機。在時間點上，汪暉把新自由主義在中國開始的時間定位在90年代，他認為80年代的改革，特別是前半葉的農村改革基本上仍是在社會主義的框架下，遵循平等主義原則。激進市場化政策能在90年代初期推行，是由特定的歷史條件促成的：第一，1989年的社會運動——針對80年代后期城市改革中的利益分配不公而興起的反向社會保護運動——的失敗，“國家以暴力形式解除了社會動員的壓力”，消解掉了激進市場化改革的反抗力量。第二，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對市場化進程的快速推動;第三，1989年之后，國家實行分權讓利機制，使地方(包括部門利益集團)與中央通過市場過程達成了更為廣泛的聯盟。④

　　下文的歷史探究也將證明中國的新自由主義體制應是建立于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之后。此后，推出的一系列具有新自由主義特征的市場化政策，使社會結構發生了徹底轉變。

　　90年代以來，中國激進的市場化改革表現為兩種私化，一種是生產資料的私有化，另一種是家庭的私人化。生產資料的私有化已有很多批判，但是，家庭的私人化卻鮮有批判。家庭的私人化是指與再生產有關的勞動——特別是生育、養育、照料等工作——被視為家庭私人的事情。單位制向現代企業制度的轉型是通過所有制改造和生產關系的重構實現的。所有制改造是把國家資產通過股份制的方式私有化。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建立最直接的體現就是工人與企業之間關系的重構。90年代所謂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主要是通過“勞動力優化組合”(減員增效)和剝離“企業辦社會”這兩種主要措施完成的。“勞動力優化組合”以個人素質和能力問題首先組合掉女工;“企業不能辦社會”把與人的再生產密切相關的職責從企業中剝離。這兩者之間的共同點，就是把再生產職能從企業 / 國家推向家庭 / 個人。“企業不能辦社會”與“勞動力的優化結合”是內在一致的組合拳，出拳打擊的第一個對象就是女工。因為婦女被視為養兒育女和照料責任的天然承擔者，同時這份責任成為女工勞動效率低下、在優化組合中被“劣汰”的主要原因。

　　從時間上來看，“企業不再辦社會”的提法是在1992年1月鄧小平南方講話之后。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確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3年11月中共第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確立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而市場體制建立的關鍵就是“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和“企業組織結構調整”。“減輕企業辦社會的負擔”成為“企業組織結構調整”的方向。“企業辦社會”⑤界定為“與企業生產再生產沒有直接關系的組織機構和設施，背負了產前產后服務和職工生活、福利、社會保障等社會職能”。即，企業要“剝離”一切與生產無關的職責，輕裝上陣。在實施“剝離術”的初期，時任全國總工會副主席的薛昭在《人民日報》撰文《解決好女職工就業問題》，透露出這種“剝離術”對于女工帶來的沖擊，當時下崗女工占到了下崗工人的60%。薛在這篇短文中小心翼翼地提醒“在解決企業辦社會問題時，對托幼院所的轉制問題應持慎重態度”⑥。到1997年，全國城鎮女工5600萬，占職工總數的38.8%，下崗女工達284萬，占國有企業女工總數的45%，⑦將近一半的女工下崗。

　　通過“優化組合”和“企業不再辦社會”，國有企業不再承擔全民職工的“人的再生產”這部分成本，同時，招收大量臨時性的農民工，企業獲得了低成本的勞動力和市場競爭力。最初“企業不能辦社會”之義，并沒有否定這部分職責應該由“社會”來承擔。90年代中期以來急劇的全面市場化——教育(特別是嬰幼兒養育部分)和醫療的市場化，而不是社會化(由國家通過公共服務來承擔職責)，把這部分職責全部推給了私人化的家庭。

　　2004年出版的《鄧小平年譜》披露了鄧小平1992年1月在南方巡視的過程中，是有意識地要把與再生產有關的責任轉移給家庭的，確實參照了西方反對福利制度的新自由主義設想，并以中國的傳統家庭倫理作為推行這種制度的支撐。

　　歐洲發達國家的經驗證明，沒有家庭不行，家庭是個好東西。都搞集體性質的福利會帶來社會問題，比如養老問題，可以讓家庭消化。歐洲搞福利社會，由國家、社會承擔，現在走不通了。老人多了，人口老化，國家承擔不起，社會承擔不起，問題就會越來越大。我們還要維持家庭。全國有多少老人，都是靠一家一戶養活的。中國文化從孔夫子起，就提倡贍養老人。⑧

　　如果說，中國經濟三十年高速發展來自于所謂的廉價勞動力，那么，這種廉價是以廣大婦女的低廉勞動和無償的(家務)勞動為代價的。這一切是通過公 / 私領域的結構性分離人為制造出來的，這種結構性調整的直接推手就是國家，并不是所謂市場的“自發秩序”產生的必然結果，也絕非市場主義者所言的人口紅利，即，是因為中國勞動力充裕——自由市場原則支配下的勞動力供需關系——自然產生的。

　　把新自由主義經濟體制在中國確立的時間定位在90年代中期，是因為90年代中期中國開始全面接受市場原則，公私領域分離的社會結構逐漸形成。與這種結構性轉型相配套，素質論等強調個人能力、競爭、自利的價值觀念逐步替代集體主義的互助、合作和奉獻，成為霸權性的意識形態。

　　(二)新自由主義經濟體制對婦女的傷害：分配不公和文化上的貶低

　　在傳統父權制的性別化分工沒有得到徹底改變之前，“家庭的私人化”或者說“再生產職能的私人化”，很大程度上呈現為家務勞動的女性化。家庭的私人化和公私兩個領域的分離，對社會中的絕大多數女性(除極少數不需要從事家務的上層階層女性)產生了結構性不利。絕大多數無力通過市場解決家務勞動和養育職能的家庭，只能通過夫妻之間的性別化分工或代際之間的分工來承擔這部分職能。當個人或核心小家庭無法承擔這部分職能時，就不得不由暫時性的擴展式家庭來分擔。暫時性就是體現在等孩子上了幼兒園，老人又會離開這個家庭。城市雙職工家庭往往需要請夫妻兩邊父母(特別是夫方的老人)來輪流照看小孩(特別是0～3歲嬰幼兒)一段時間。農村的留守兒童 / 留守婦女 / 留守老人，同樣是生產 / 再生產、公 / 私領域結構性分離的表征和結果。生產流水線偏好“打工妹”是同樣的原因，因為未婚農村女性到了適婚年齡就會回到農村結婚，制造出勞動力的青春輪換制，企業無需承擔生育和再生產的成本，卻可以得到最鮮活最馴服的勞動力。現在，企業無法再輕易獲得充裕的勞動力來輪換時，像富士康之類的勞動力密集型企業又盯上了“學生工”——以職業學校實習的名義，使用廉價和馴服的學生作為勞動力。資本產生這種偏好的理由實際上是一樣的，不想承擔再生產方面的費用。女性并不是因其生理性別，而是因其照料家庭的社會性別(當然，還有其他差異，如年齡、城鄉、婚姻，甚至身體和智力上的殘障等)被視為廉價勞動力。絕非是劣質勞動力，否則資本怎么會偏好她們呢?產生這種歧視的原因是遵循純粹自由市場原則的新自由主義經濟體制制造出來的惡果，而不僅僅是男權文化作祟。更確切地說，是資本利用了當地社會的各種不平等結構，并把這些不平等結構編織進資本主義秩序之中。當資本偏愛臨時性的農村“打工妹”時，城市里的女大學生正在遭受著就業歧視，職場里的女白領正面臨著生育和職業的兩難選擇，農村留守婦女面臨著家庭成員分離后獨自承擔繁重的農田生產和家庭照料責任，農村留守兒童因得不到父母的監護又無法得到國家 / 社會的福利支持，生存環境日益惡劣，不同社會階層的婦女面臨的實際上是同一個社會結構的壓迫。

　　再生產職能的私人化制造出公私領域的分離，所產生的直接后果是婦女在經濟上的分配不公和文化上的錯誤承認。女性因為臨時性(可能隨時需要退出勞動力市場)或不能全身心地從事工作(分心于家內責任)，被視為“劣質”勞動力，被勞動力市場邊緣化或排斥，直接表現為就業率和收入的下降。“劣質”勞動力的說法本身又帶來了文化上對婦女的貶低和否認——婦女素質低、能力差、成功欲望低、競爭心不強，被動、不適合職場。南茜·弗雷澤(Nancy Fraser)把對于女性負面的認知，稱為錯誤承認。錯誤承認不僅是文化傷害，當“制度化的文化價值模式把某人構建為相對不值得尊重的人”，那么，就建立起一種“社會從屬地位的制度化關系”。⑨直白地說，錯誤承認會造成婦女社會地位的下降。文化上的錯誤承認與經濟上的分配不公經常互相作用，互為因果。

　　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以來的20年，婦女在業率的明顯下降，頗能說明女性在勞動力市場邊緣化的加劇。

　　第三期婦女地位調查數據顯示：被訪者孩子由家庭承擔照顧責任的占到99.99%。其中，母親作為孩子日間主要照顧者的占63.2%，農村3～10歲的農村兒童中35.9%沒上過幼兒園。城鎮25～34歲有6歲以下兒童的母親在業率為72%，比同年齡沒有子女的女性低10.9%。這說明母職——再生產職能的家庭化——是造成女性在業率下降的直接原因。與婦女在勞動力市場的邊緣化狀況相關的是女性勞動者收入的下降和兩性收入差距的拉大。第三期調查顯示18～64歲女性在業者的收入多為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在城鄉低收入組中，城鎮女性比男性高出19.6%，農村女性高出31.4%。相反，城鄉高收入組中，城鎮女性僅占30.9%，農村女性占24.4%。城鄉在業女性的年均勞動收入僅為男性的76.3%和56%。

　　新自由主義的第三個惡果就是市場原則滲透到人類社會的所有關系。性和身體成為商品，可以用來交換。女性在社會中的不利處境還呈現為女性對于自己身體和性的控制權的異化和喪失。職場上的不利地位相應地轉化成職場中針對女性暴力的上升，包括職業場所中的性騷擾到性強奸。⑩資本購買勞動力的同時，資本家似乎也擁有了控制女性身體和性的特權。即使在自由資本主義制度下，市場仍是有邊界的，資本可以購買勞動力，但不能購買勞動者，這是資本主義與前資本主義社會最大的區別。“人的自我所有”是自由主義社會最基本的原則。但是，在原教旨主義的市場原則下，認為一切都可以購買，甚至包括生命。這是不受控制的市場原則內含的暴力。不受控制的市場產生的只能是市場暴政。

　　肆無忌憚地消費女性和女性身體不僅是物化女性的一種表現，更重要的是在文化和道德上貶低女性。僅舉一例，最近媒體對郭晶晶的消費。郭晶晶作為中國的“跳水女皇”，榮獲過多個奧運會三米跳板冠軍，是數十個世界冠軍得主，但是媒體津津樂道的不是她的勤奮和天賦，而是她的身體。在她的故事里，不是她勤奮的美德和輝煌的成就贏得愛情和尊重，而是她的世界冠軍的商業價值和完美無缺的女性身體成為她嫁入“豪門”的資本。與此相似的是，媒體不斷制造物質女孩的故事，比如，對于“寧在寶馬車上哭，不在自行車上笑”的膨脹式宣傳，樂此不疲地對于“小三上位”故事的挖掘，對娛樂明星與地產大鱷富豪子弟之間聯姻的連篇累牘地報導。在點播率、收視率等市場刺激下，媒體似乎只是為了不斷滿足觀眾的偷窺欲望，自由主義媒體成了建構消費資本主義時代所需要的性別意識形態的同謀者。宣揚女性的物欲以及對豪門婚姻渴望的背后是對女性道德的貶低。不幸的是，普羅大眾在階級鴻溝下對富人的仇視卻是通過對女性的道德否定來表達的。另一方面，消費資本主義把女性塑造成一個強大獨立的消費主體的同時，又努力建構起男性是財富創造者，女性是財富消費者的圖景，建立起女性對男性依附和從屬的身份秩序。

　　綜上分析，我們會發現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社會里，存在著對婦女的兩種傷害：經濟上的分配不公和文化上的不尊重(或者說文化上的錯誤承認)。這就是為什么，在一個自由的市場社會里，女性感覺到個人選擇增多、“自由”增加的同時，卻普遍感受到社會整體環境對于女性的不友好和不安全感增加的原因。艾麗斯·楊(Iris M. Young)曾經指出了壓迫的五個面相：剝削、邊緣化、無權、文化霸權和暴力。11可以說，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二十年，這五個方面的狀況不是在縮小，而是在增加。

　　二、 巧合還是同謀：社會性別研究與新自由主義精神的契合

　　(一)歷史的巧合?： Gender(社會性別)理論進入中國與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興起同步

　　耐人尋味的是，新自由主義在中國興起的時間與Gender(社會性別)理論在中國的傳播有著另一種歷史的巧合。1989年之后，中國政府為擺脫國際困境，首先是由北京市政府出面申辦2000年奧林匹克運動會，卻因美國的阻撓未果。1995年的世界婦女代表大會在北京的召開，某種意義上是1989年之后中國與西方世界的第一次正面握手。圍繞著籌備1995年的“世婦會”，促進了中國婦女研究從研究內容到建立機構的一次“大躍進”，“世婦會”也是西方Gender理論開始大規模在中國傳播的主要契機。中國國內的一些婦女研究者自述第一次接觸“Gender”(社會性別)這個詞是1992年天津舉辦的讀書班。在這個讀書班上，海外中華婦女研究會的學者——在國外讀書和治學的中國學者——向她們的中國同行介紹了Gender術語和海外研究成果。隨著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的召開，進入中國的各類基金會在中國推進與社會性別有關的各類發展項目，包括1999年以后的近十年，福特基金會持續支持婦女 / 社會性別學科發展項目，培訓和支持了高校中的一批與社會性別相關的課程、研究項目，培訓了一批中青年研究者。在這十多年期間，中國國內逐漸形成了兩個人群：以學術研究為主的學院派和以做項目為主的行動派。前者基本上在學術機構內，后者開始逐漸形成專業的婦女NGO組織。當然，分類只是為了分析方便，許多人和機構都兼做研究和行動兩方面的工作。研究和行動的主要理論依據是Gender 理論。這也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把紛繁復雜的(復數)的女權主義理論簡約化為可操作性的Gender理論，使Gender可以穿越不同女權主義理論所依附的意識形態元理論——如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等——之間的分歧，而獲得某種認同的基礎。同時，也獲得了一種清晰可辨的女權主義標準，賦予掌握Gender理論的人——被稱為性別專家——某種知識權力。

　　在展開對性別研究理論和行動方式的分析之前，有必要指出，中國國內婦女學的發展并不是完全是從西方植入的。80年代中期，面對改革開放所產生的婦女問題，就已形成了一支婦女研究的隊伍和婦女問題的研究高潮。這是90年代社會性別研究興起的歷史基礎。同時，需要厘清婦女 / 性別研究與女權主義批判之間的區別，不是所有的婦女 / 性別研究就是天然的女權主義批判，就如同以婦女為對象的研究者并不一定是女權主義者。這本身就是目前中國性別研究很重要的一個特點。婦女 / 性別研究學術化、專業化的同時，為表明學術的中立性和客觀性，有意無意要掩遮甚至否定女權主義的色彩。研究者不愿稱自己為“女權主義者”，更愿意自稱“性別專家”或“婦女 / 性別研究學者”。Feminism，在英文中是一個詞，在中國卻對應著兩個詞：女權主義和女性主義，隱含著兩種不同的立場。前者是政治性的，關鍵字在于“權”，是基于性別身份的權力 / 權利之爭;后者是文化性的，關鍵字在“性”，強調基于性別分類的身份認同。90年代以來蓬勃興起的婦女 / 性別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以婦女為對象或是呈現男女之差異的比較研究，盡管在“把婦女還給歷史”、在承認政治的意義上具有正面的價值。本文是在批判理論的層面上——以指出壓迫根源和以解放為己任——分析當下中國的婦女 / 性別研究。

　　(二)性別研究的特征

　　面對新自由主義市場機制對于婦女的傷害，女權主義者幾乎集體失語。本文所指的失語，并不是指女權主義者對社會上基于性別的不公和歧視全然沉默，而是指女權主義者沒有把這種歧視和不公指向對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批判，而更多地把抗爭目標限制在個人自由和權利上，斗爭目標一般只是指向國家和政策。造成這種現狀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女權主義者對于自由，特別是個人自由、主體性的信奉。新自由主義所披的“自由”外衣非常容易贏得對國家主義有著不良記憶的知識分子的同情。80年代啟蒙運動中的女權主義批判所釋放出來“女性意識”，可能無意中契合了90年代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精神。90年代運行在身份政治軌道里的社會性別研究，被消費主義吸收和利用。“女人街”——坐落在北京朝陽區，北京最富有和最洋氣的地方——可能是消費資本主義利用身份政治極佳的現實佐證。

　　80年代，作為女權批判思想的婦女研究是新啟蒙思潮的組成部分。批判的對象主要是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主義，批判中共領導的婦女運動是運動婦女，婦女缺失主體性。所以，80年代的婦女研究很大程度上表現為一系列的分離：把“性別”從“階級”中分離出來;把“婦女運動”從“國家”控制中分離出來;同時也反映在知識生產上把“婦女研究”從其他學科中獨立出來。12正是在社會批判的意義，李小江把80年代的婦女研究稱為“婦女研究運動”。1380年代的女權批判通過解構“鐵姑娘”式的婦女解放運動——以超體力生產勞動對于女性身體的傷害為經驗證據——來建構“有性人”。90年代的性別研究正是在繼承80年代婦女研究的解構和建構的兩重遺產之后，駛入身份政治的軌道，呈現出下列特征：

　　第一，差異政治取代平等政治。社會主義時期的“鐵姑娘”式的男女平等被認為是以男性為中心和以男人為標準的平等。80年代的婦女研究運動的拓荒者，哲學家李小江提出“有性人”14的概念，就是力圖對80年代基于性別差異的“女性意識”和女人認同提供本體論的基礎，也為婦女和婦女運動擺脫國家控制提供認識論基礎。15但是，作為一種行動策略，在80年代具有歷史進步意義的理論建構，為建立性之“別”召喚出來的“性”和對性的“自然化”卻打開了一個潘多拉的盒子，被90年代的消費主義文化吸納到“性化”女人和商品化“性”的軌道之中。湯尼·白露(Tani Barlow)把李小江命名為“市場女性主義”，16透露出李小江80年代的批判性思想與市場化改革之間的思想聯系。90年代在中國興起的社會性別研究，很大程度上延續著80年代強調兩性差異的特性。比如，Gender被翻譯成“社會性別”，除了突出性別的文化建構外，強調文化對于男性和女性不同的角色期待。“社會性別主流化”作為一種行動策略，強調在一切公共政策的制定中要有性別敏感，要衡量同一個政策對于兩性的不同影響。80年代婦女研究為了建立“別”，在“性”上下工夫;90年代“性”的基礎已立，在“別”字上下工夫。

　　第二，承認政治替代階級政治。80年代女權批判的一個直接后果是開出了承認的政治——承認婦女的差異性、承認婦女的主體性。婦女史和女性文學是80年代婦女研究的兩大支柱學科，現在仍是研究人員最集中的學科。婦女史讓婦女浮出歷史地表;女性文學及文學評論——強調寫作者的女性身份和以女性為中心的寫作方式。兩者共同的目標都是把女性建構為一個歷史主體、一個身份群體。90年代，在去階級化的時代里，差異成了身份的標識，性別政治(強調性之別)是一種要求身份承認的文化政治。階級政治的框架下，階級是一種權力支配關系，根源是經濟依賴關系，比如，早期共產黨用“家庭的奴隸”和“工錢的奴隸”來描述婦女的受壓迫地位。婦女解放運動意味著要集合婦女的群體之力，參加到反抗舊社會制度的斗爭中來，方能解除這種支配關系。

　　第三，個人主義取代集體主義。80年代啟蒙思潮中的人本主義、人道主義，言說的單位都是個人。聚焦于身體的“有性人”也使個人主義在女權主義理論中獲得了中心位置。在語詞表現上，個體性的“女性”一詞開始流行，相反，具有集體意象，并與婚姻家庭和國家有著千絲萬縷關系的“婦女”一詞遭到城市年輕一代的拋棄。同時，在學術研究領域，“女性主義”一詞開始流行起來，有取代“婦女研究”、“女權主義”之勢。80年代召喚出來的個人主義、主體性成了90年代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核心價值。國家撤出福利供應時就是以“個人責任”為其正當性理據的。工人的下崗、農民工的低工資都是以工人個人的素質差、能力低為理由的。個人奮斗實現夢想是現代“中國夢”的核心。

　　第四，文化批判取代經濟批判。文化批判是80年代社會思潮的主流，比如，把社會主義危機批評為封建主義。女權批判也不例外。把產生“婦女問題”的原因歸于文化壓迫：封建遺毒和資產階級思想。以身份政治替代利益政治是“去階級化”的一個直接后果，80年代婦女研究運動中把性別從階級中剝離出來，同時也抽掉了性別里面的經濟要素。當然，不能無視80年代批判的歷史語境，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男女同工同酬并不是一個問題，對“鐵姑娘”式的婦女解放方式的解構本身并不是要否定婦女在經濟領域參與的必要性。沒有預料到的是，文化上對性別差異的建構卻服務了90年代的經濟轉型，并對婦女產生了結構性的不利，使婦女遭受了經濟和文化上的多重不公。反過來，強調身份政治的文化批判卻無力對這種結構性壓迫給出有力地批判。

　　綜上可見，80年代的婦女研究對組織化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批判所召喚出來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無意中卻契合了90年代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所需要的新資本主義精神。然而，婦女 / 性別研究所依據的文化批判和承認政治的武器，卻無力回擊新自由主義，甚至只能在接受現制度的框架下爭取婦女的個人權益，這就是承認政治最大的保守性。同時，面對新自由主義所倡導的消費自由，以及在消費自由中體現出來選擇多樣性和個人主體性，讓從80年代發展起來的自由主義女權主義者，無法抵制這種“自由”的誘惑，從而有意無意地盲視了自由市場體制在這件“自由”外衣下對絕大多數婦女造成的傷害，以及對勞動階級和中產階級婦女實現真正個人自由的限制。

　　以上分析了性別研究的理論特征，下面簡要地分析性別研究群體的行動特征。在學院里發展出來的婦女 / 性別研究是以城市知識女性為社會基礎，在日益學術化的同時，也呈現出精英化和職業化的傾向。特別是各類社會性別項目中，技術化的傾向日益嚴重。從維權到政策倡導，這種救助型的服務填補了國家從社會福利供給撤出之后的真空。婦女 / 性別研究成為一項有助于國家和市場維持社會秩序而需要的有效“服務”，在新自由主義體制中受益的大壟斷財團當然也樂于為這種服務買單。盡管筆者無意于全盤消解這類行動的意義，這類行動在滿足婦女實用性需求方面仍有現實意義和重要作用，并可能蘊涵著反抗新自由主義的革命性潛能。但是，若缺失了批判視角的社會性別研究和行動本身，并不會天然地具有解除壓迫的功能，只能發展出一種彰顯身份差異的身份政治，成為一劑撫平社會痛苦的安慰劑，無助于我們發現壓迫的根源和產生改變的動力。

　　三、歷史的延續和變遷：如何看待社會主義婦女解放運動的遺產

　　面對新自由主義帶來的問題，中國國內興起了一種重估社會主義的思潮，17不僅表現在知識分子討論的左右翼之爭，也反映在普通民眾的心理上。一種觀點從政經體制和社會結構的角度，把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看成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形態：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一種觀點是從發展和效率的技術角度，認為后三十年的發展取決于前三十年的工業化積累，為“毛時代”正名。從婦女解放的角度，兩個時期到底是什么關系?前文分析了90年代新自由主義經濟體制轉型對于婦女的傷害，那么，是不是就意味著集體主義時期是婦女的黃金時期呢?在制度層面上，婦女大量就業進入許多以前由男性壟斷的行業，托兒所等育嬰設施的提供，收入分配上男女同工同酬;意識形態上肯定“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承認婦女能頂半邊天;婦女參加勞動，成為生產和革命的主體，都曾經是毛澤東式婦女解放道路的核心。所以，從婦女與勞動切入，來觀察那個時期的婦女解放策略及其狀況應是一個較合理的角度。金一虹對于“文革”時期女工的研究，揭示出社會主義時期同樣存在性別化的行業分工和職業分工，婦女仍是作為勞動力的蓄水池而存在的。18高小賢對于陜西農村婦女參加棉田勞動的研究，揭示出婦女參加棉田勞動只是填補男性勞動者退出的空間，因為男性進入了更受尊重的水利建設的領域，棉田勞動才被建構為一個適合女性工作的工種。19賀蕭(Gail Hershatter)20對陜西農村婦女家務勞動的研究顯示出集體勞動給婦女帶來集體生活的精神快樂和全新的主體意識之外，同時婦女仍要承受沉重的家務勞動負擔。筆者對于集體主義時期家庭勞動的國家話語的梳理，認為國家刻意保留傳統的性別化分工和婦女的家內責任，是社會主義工業化策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了快速工業化，國家實行高積累低消費的發展策略，大量的再生產責任由婦女無酬承擔起來。盡管在理論上，國家承諾婦女解放的未來方向是婦女全部參加生產勞動和家務勞動的社會化。另外，有必要強調的一點是，能享有單位所提供的再生產福利設施的只是極小部分的城鎮全民女工。1960年，女性人口數31934萬人，總人數66207萬人。在全民企業中就業的女工1008.7萬人，占女性人口的3.16%，占總人口的1.52%。1988年，女性人口數是53141萬人，總人口數是109614萬人，在全民企業中就業的女性人數是3338.8萬人，占所有人口數的3.05%，占女性人口數的6.2%。即使把城鎮各種所有制(包括全民、集體和其他類)女職工全部算上，女職工人數是5036萬人，只占女性人口的9.5%。21即使這些女工，單位福利也并不能全部覆蓋家庭的再生產職能的需要，女工仍要承擔很大部分家內責任，比如縫衣做鞋。新中國第一代工人階級很多是從農村進入城市(招工或是軍人復轉)，單位福利基本不能覆蓋他們所承擔的家庭養老責任。22高積累低消費的發展策略以及高速工業化帶來城市公共服務的缺失、糧食和副食的供應短缺，工人家屬成為可之利用的彈性勞動力，成為各工礦企業里生活服務社的臨時工、工場現場里不需技術而只需體力的雜工，甚至各單位農副業生產的農業工人。23她們的身份是“家屬工”。作為單位制度的組成部分，許多人一輩子都在其丈夫的全民單位里當臨時工而沒有“工人”身份。直到2011年前后，各地才把“家屬工”作為“歷史遺留問題”，納入城鎮基本社會養老保障。“家屬工”的身份使她們的生產勞動被看成是一種家庭副業，是婦女家庭責任的延伸。正因為集體主義時期對于婦女家內責任的刻意保留，市場化改革把再生產職責推向家庭時，并沒有遭遇嚴重的反抗，與這一時期隱秘地性別化的發展策略密切相關。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都是追求以生產為中心的現代性方案。在這兩個方案中，家庭勞動的功能和家務承擔者的性別沒有變。但是，兩者組織生產和再生產的方式和結構是不同的，對待家務勞動價值以及家務勞動承擔者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中，生產和再生產的組織方式呈現為一種公私相嵌型結構，家務勞動具有“公”的性質，國家承認為生產服務的家務勞動的貢獻和作用，并進行管理，盡管家務勞動仍是無酬的。“家屬”，是一個國家承認的可見的政治身份。國家曾經對家務勞動的承擔者給予崇高的政治地位，承認她們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給予她們國家表彰。資本主義在組織生產與再生產的方式呈現為公私分離型的二元結構，家庭被視為私人領域，家務勞動成為私人的事，家務勞動的貢獻消失在公共領域的視域之外視而不見。24

　　四、超越自由主義：能否重建“基于社區的社會主義女權主義”?

　　面對新自由主義，中國女權主義的失語，不得不提當前中國的特定論爭語境。1997年以后，國內圍繞新自由主義的爭論(經常表現為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間的論爭)呈現為市場與國家之爭：中國社會問題的根源到底是源于國家對市場的過度參與(自由主義派)還是國家管制力量不夠放任了市場(新左派中國家主義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交雜著民族主義(中西之爭)，25這場爭論日益演化成對中共政權和中國模式的態度之爭，不僅遮蔽和阻礙了對放任市場制度、新自由主義式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批判，而且政治上的站隊也讓許多曾經在80年代為批判國家主義執筆吶喊的老一輩女權主義者踟躕猶豫，從而延遲了對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批判。這里有兩個思想誤區：第一，把自由市場看作專制國家的對抗物。殊不知在新自由主義機制下，自由市場恰是國家一手制造出來的。第二，認為自由市場能夠捍衛個人自由，能自然產生政治民主。正如上文所分析，不受控制的市場邏輯只能帶來市場暴政，最終限制絕大多數人自由的真正實現。

　　要解決這個思想包袱，必須認識到抵制新自由主義的力量并不一定是國家(在新自由主義體制下，國家往往是市場的盟友)，除非國家是經過廣泛審慎地參與式民主，公民重新控制的國家。在西方，里根—撒切爾所支持的新自由主義的興起，不僅是對國家福利制度的改革，更是對組織化勞工運動的解體。中國亦是。“單位”的解體不只是企業制度的改革，還涉及到傳統工人運動和工人組織的解體，以及社會組織的重構。只有社會的民主力量，以社會保護運動的方式才能抵抗市場的全面侵蝕。在中國，要對新自由主義展開批判，不可能返回到國家社會主義，但是，需要正視各種歷史遺產和歷史智慧，包括批判性清理社會主義時期婦女解放的正負面遺產。集體主義時期對于各類社區的建設以及共同體意識的培育，需要更多地挖掘和研究。單位制度不僅是生產制度，同時是一種集體主義的生活方式。婦女一直活躍在各類工人社區、城市社區和農村社區中。同時，也要批判性繼承八九十年代女權批判的政治遺產。80年代婦女研究批判的目標是有組織的國家社會主義中的國家主義，并沒有放棄社會主義的理想。80年代開啟的對國家主義的批判，在國家資本主義的今天，不僅有其意義，甚至還需繼續。80年代釋放出來的個人主義、激活的個體主體意識是重構今日公民社會的前提。90年代社會性別研究的發展，在體制內外培育了一個個具有明確身份意識的婦女團體，包括學術組織、各類NGO婦女組織。盡管，仍需要不斷地批判這場運動是城市中產階級知識精英女性的女權運動，但是，應充分認識到這些婦女組織作為國家和市場之外有行動能力的公民社會的力量。而且，各類社會性別項目基本上都是通過組建草根婦女組織、培訓當地婦女骨干的方式來推進的，客觀上填補了伴隨集體主義生產解體而消解掉的組織化婦女運動的真空。這一切都是未來開創“基于社區的社會主義女權運動”的社會基礎。

　　社會主義的精髓在于“社會”。26對社區各種社會關系的保存是抵抗市場侵蝕的一種重要力量。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社會關系對婦女都是友好的，很多傳統社區保存著強大的父權文化和制度設置。自由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生命在于各類社區——不管是傳統社區還是新建社區、實體社區還是虛擬社區——內部的民主。要真正實現社區民主需要保持對包括性別在內的不同群體的各類差異的敏感，而性別平等依賴于婦女對社區生活的全面平等參與。這種設想也可以理解成南茜·弗雷澤在基本政治制度層面上提出的政治代表權的問題。27在多元社會中，需要抵制一種一元化的一統社會的欲望。多元社會，應該包容各類社區。社區由自由平等的個人組成。個人需要社區，同時，個人有退出社區的自由，社區不應對個人產生強制性。社區，小到同學會、業主委員會，大到國家和某類全球性社區，不管是虛擬，還是實體，個人可以自由地選擇加入和離開不同層次的不同社區，任何一個社區都不應成為個人唯一的社會身份，本質性規定著她 / 他在社會中的地位。

　　基于這樣一種可欲的社會的想象，要在當前的婦女 / 性別研究基礎上開出“基于社區的社會主義女權運動”，實現革命性的轉化，首先必須要展開對于中國婦女 / 性別研究的自我批判，要充分意識到婦女 / 社會性別研究與新自由主義體制之間曖昧地同謀關系，在自由主義女權之外重建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的批判。在理論層面上，要對新自由主義展開批判，必須超越文化批判的路徑，重新回歸政治經濟學批判路徑，重視恩格斯的生產與再生產的分析框架，同時避免經濟化約論或文化化約論。女權主義政治哲學家南茜·弗雷澤提供了以平等參與為規范基礎的經濟(再分配)、文化(承認)、政治(代表權)的三維一體的正義框架，這個正義框架也為我們提供了三維一體的批判視角。在當下中國的歷史情境，首先特別需要一種對于新自由主義體制的總體性批判。在充分重視主體性的基礎下，須看到對主體產生結構性約束的宏觀社會制度的壓迫性。只有看到宏觀社會體制的壓迫，主體才能產生改變的意愿和社會動員的可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筆者非常同意南茜·弗雷澤提出用激進的改造戰略替代積極性肯定行動策略(Affirmative strategy)的批判性構想。因為前者是以改變深層社會結構為目標，后者的目標只是減少不正義的各類制度，不觸及產生這些制度的深層結構。28“基于社區的社會主義女權”的理論構想正是一種激進的改造戰略，當然，這并不否定肯定性行為策略在當前女權行動中的重要性。

　　【注釋】

　　①周穗明：《當前西方左翼的新自由主義批判》，載《馬克思主義研究》2001年第6期;周穗明：《西方新自由主義理論及其批判》，載《嶺南學刊》2002年第2期。

　　②汪暉：《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再論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和現代性問題》，載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紀的終結和90年代》，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版。

　　③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of Press， 2005， p. 120.

　　④同注②。

　　⑤在《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頒布前的半個月，《人民日報》在1993年10月31日發表了署名為“山東省‘解決企業辦社會’問題課題組”的調研報告《讓企業輕裝走向市場》，報告認為“企業辦社會”已經成為影響企業走向市場的一大障礙，基本態度是“早解決比晚解決好。”為后來急劇的“剝離”制造輿論鋪墊。

　　⑥薛昭：《解決好女職工就業問題》，載《人民日報》1995年6月21日。

　　⑦轉引自石佟：《國有企業下崗女工邊緣化地位研究》，載蔣永萍：《世紀之交中國婦女社會地位》，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3年版。

　　⑧冷溶、汪作玲(主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版，第1338頁。

　　⑨南茜·弗雷澤：《重新思考承認：克服文化政治中的替代和具體化》，載凱文·奧爾森(編)，：《傷害+侮辱——爭論中的再分配、承認和代表權》，高靜宇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頁。

　　⑩比如，2010年的“宋山木性侵案”中，山木教育集團前總載宋山木性侵對象是公司的女員工。參見李思磐：《山木王朝：性侵害疑云中的山木集團調查》，載《南方都市報》2010年5月21日。

　　11Iris Young，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12林春等：《試析中國女性主義流派》，載邱仁宗(編)：《女性主義哲學與公共政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頁。英文版本參見：“Women’s Studies in China，” in Alison Jaggar & Iris Marion Young (eds.)， A Companion to Feminist Philosophy， Wiley-Blackwell， 2000。

　　13劉寧、劉曉麗：《從婦女研究到性別研究：李小江教授訪談錄》，載《晉江學刊》2007年第6期。

　　14李小江：《性溝》，北京三聯書店1989年版。

　　15自然是第一性的，國家是第二性的，用第一性的自然可以對抗第二性的國家，就為婦女和婦女研究 / 婦女運動擺脫國家控制提供了認識論基礎。

　　16[美]湯尼·白露：《中國女性主義思想史中的婦女問題》，沈齊齊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英文版本可參見：Tani Barlow， 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 Durhan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7盡管絕不能輕視全球知識生產格局中的西方霸權問題，但是不能以學術民族主義的心態來理解中國的社會主義歷史遺產的問題，需超越中西之爭。在批判新自由主義的問題上，不是“本土的”還是“本土化”的問題。新自由主義在中國之內，而且新自由主義是一種全球化的現象，盡管各國歷史語境不同，有不同的形成原因和表現形式。

　　18金一虹：《“鐵姑娘”再思考：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婦女勞動》，載《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1期。

　　19高小賢：《“銀花賽”：20世紀50年代農村婦女的性別分工》，載《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4期。

　　20Gail Hershatter， “Making the Visible Invisible： The Fate of ‘The Private’ in Revolutionary China”，載呂芳上(編)：《無聲之聲(Ⅰ)：近代中國的婦女與國家(1600-1950)》，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257～279頁、第273～276頁、第273頁。

　　21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研究所、陜西省婦女聯合會研究所(編)：《中國婦女統計資料1949-1989》，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1年版。

　　22據筆者的訪談，1957年城市人口精簡時，動員工人及工人家屬回鄉的一個條件是家里有老人需要照顧。

　　23家屬工的故事可參見宋少鵬：《“老會戰”和大慶油田：薩爾圖的故事》，載《開放時代 》2012年第3期;宋少鵬：《中建一局建設發展公司：建筑鐵軍里的“娘子軍”》，載《開放時代》2012年第5期;宋少鵬：《鞍鋼二薄綜合廠：廠辦大集體的前世今生》，載《開放時代》2012年第9期。以上三篇均為《開放時代》封二、封三的“國營廠礦”系列文章。

　　24宋少鵬 ：《從彰顯到消失：集體主義時期的家庭勞動(1949—1964)》，載《江蘇社會科學》2012年第1期。

　　25中國國內的思潮論爭中，曾經有“北京共識”與“華盛頓共識”之爭。“華盛頓共識”被認為是新自由主義的西方模式，而“北京共識”是指有別于西方模式的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在這種中西之爭中遮蔽的是新自由主義在中國，以及新自由主義“世界意義的聯合”。

　　26埃里克·歐林·賴特(Erik Olin Wright)在重新構想未來社會主義的想象中強調了對“社會”的重視和回歸，提出了社會的社會主義(a “social” socialism)的概念，以超越國家主義和資本主義。參見埃里克·歐林·賴特：《指南針：指向社會主義的替代性選擇》，聞翔譯，載《開放時代》2012年第6期。

　　27南弗·弗雷澤：《把參與平等置于正義的優先地位》，載凱文·奧爾森(編)：《傷害 + 侮辱——爭論中的再分配、承認和代表權》，第324～344頁。

　　28南茜·弗雷澤：《從再分配到承認?——后社會主義時代的正義難題》，載凱文·奧爾森(編)：《傷害 + 侮辱——爭論中的再分配、承認和代表權》，第26頁。

　　宋少鵬：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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