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和知識是直接相互連帶的;不相應地建構一種知識領域就不可能有權力關系，不同時預設和建構權力關系就不會有任何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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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自由主義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勃興是資本主義內部矛盾發展的結果，是面對凱恩斯主義失靈所做的政策選擇。

　　新自由主義是一種建立在古典自由主義基礎上的學術思潮，形成于20世紀20～30年代，至70年代崛起為西方主導性的理論主張和政策實踐。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為適應資本主義由國家壟斷向國際壟斷發展的需要，新自由主義更嬗變為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理論工具，以“華盛頓共識”的名義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美國財政部強行向世界“傾銷”。從歷史上深受民族主義經濟理論影響的拉美國家，到民主社會主義濫觴之地的歐洲，從劇變后的前蘇東國家，到1997-98年金融危機后的亞洲，幾乎所有國家都接受了某種形式的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之面目漸漸變得司空見慣，甚而理所當然，一度成了當今世界最大的“政治正確性”。因此，新自由主義并非如其擁躉者們所言是“去政治化”的經濟理論，其向全球的擴張既非自然的市場過程，也不是中立的學術過程，更不是民主的共識過程。“去政治化”的說法只不過欲蓋彌彰地顯露了其試圖遮蔽的作為政治話語的本質。毫無疑問，新自由主義有著特定的利益取向與價值導向，將新自由主義秩序干預性地強加于當今世界，是一項深謀遠慮的政治工程。

　　一、新自由主義的全球擴張：“自然演進的秩序”還是“人為建構的秩序”?

　　新自由主義的發展經歷了經院修煉、政策實踐和意識形態擴張三個時期。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奉行貨幣主義的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和奉行供應學派思想的美國總統里根上臺執政為標志，新自由主義擺脫了多年受冷落的境遇，開始其政策實踐的歷程。新自由主義進入以美英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政策層面是國家壟斷資本充分發展所導致的資本主義固有矛盾日趨激化的必然結果，也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自我調整的政策選擇。但正像當代著名批判知識分子大衛?哈維所言，“一旦新自由主義深深扎根于英語世界中，它就不能否認其對于資本主義在國際上的總體運轉具有重要意義”。更進一步說，一旦新自由主義成為西方的主流，它就很難避免不成為世界其他地方的正統。只是，如果說前者還是自主的政策選擇的話，后者則更大程度上是一種意識形態擴張。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不少發展中國家和前蘇東國家先后被迫或主動實行新自由主義改革，而一向被視為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模式之典范的東亞和具有因社會改良而使“資本主義文明化”之譽的西歐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向新自由主義轉向。法國學者布迪厄認為新自由主義是一種旨在摧毀集體結構的綱領，他說：“解除金融管制，從而實現一個純粹和完美的市場，這個新自由派的烏托邦的運動是通過采取各種政治措施來達到的。采取這些行動的目的是對任何可能對純粹的市場法則構成障礙的集體結構提出質疑。”在世界范圍內，這些“障礙”包括民族主義、社會主義、政府積極干預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等，隨著各種不同的聲音都被淹沒在“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的單一話語里，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的話語霸權地位也得以確立。

　　(一)拉丁美洲與“結構調整計劃”

　　拉丁美洲歷來被美國視為自家后院，是美國金融壟斷資本進行投資和控制的重點，也是新自由主義改革的試驗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一直試圖利用其經濟和政治影響力，抓住一切可能的機會，特別是拉美國家出現暫時的經濟困難時，迫使它們接受某些條件或在制度上、政策上做出有利于外國資本的調整。早在50年代，芝加哥學派就為拉美培養了一批“芝加哥弟子”，在拉美進行新自由主義改革“試驗”，但這些努力以失敗告終。在新自由主義全面擴張之前，拉美國家受本土的民族主義經濟理論——發展主義的影響更深，強化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實行“進口替代”內向工業化發展戰略和民族保護主義的貿易政策，以促進民族工業的發展和實現經濟的完全獨立自主。直到80年代初，由于債務危機爆發和國際金融機構施加壓力，新自由主義才終于在拉美迎來天賜良機。

　　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銀行低息貸款的誘惑下，拉美國家大量舉借外債。但到了80年代里根政府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緊縮政策，利率大幅提升，拉美國家的外債負擔驟然加重，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借機要求這些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1985年美國提出“貝克計劃”，其主要內容包括：要求拉美債務國家實行國有企業私有化;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進一步開放資本和股票市場;放松投資限制，為本國和外國投資者創造更好的投資環境;實行貿易自由化和進口管制的合理化;改革稅收體系和勞動力市場，以及改正價格扭曲現象，以此作為進行債務談判的條件。其后于1989年再提出“布雷迪計劃”，敦促拉美國家加大結構性改革的力度。各國迫于外來壓力，被迫接受了苛刻條件，通過經濟市場化、私有化和國際化的調整改革，逐漸改變了過去的“進口替代”內向工業化發展模式。

　　(二)前蘇東國家與“休克療法”

　　在蘇東劇變后，俄羅斯及東歐國家無可選擇地加入了轉軌國家行列，推行由西方經濟顧問在新自由主義理論(特別是現代貨幣主義)基礎上形成的“休克療法”改革方案。“休克療法”的主要內容包括：第一，采取嚴格的貨幣緊縮政策，嚴格控制全社會的貨幣和信貸規模，削減財政補貼，減少財政赤字，以此抑制社會總需求和遏制通貨膨脹的發展;第二，私人產權必須確立，否則企業不可能對市場信號作出正當的反應，為此，必須取消經濟控制，盡快打破某些行業壟斷，放棄對私有部門的各種限制，同時，盡快實行私有化，改造國有企業，建立私有制的經濟基礎;第三，正確的價格信號是經濟增長的良好保證，價格的完全自由化(撤銷價格管制)是最重要的改革內容之一;第四，要與世界經濟充分一體化，否則經濟發展將會受到梗阻。與世界經濟一體化意味著盡快在外匯和貿易方面與世界市場接軌，要實現貨幣自由兌換，取消對外貿易的任何限制，建立自由貿易體制。前蘇東國家之所以采取“休克療法”，一方面在于傳統社會主義模式受挫后，美國自由市場經濟模式被視為典范，一方面在于來自西方國家的影響和壓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組織都把采取“休克療法”、立即實行自由貿易和經濟自由化作為提供貸款和減緩債務償還的條件，也視為這些前社會主義國家重新“社會化”、成為“正常國家”的必經途徑。但“休克療法”并沒有讓這些國家的人民看到文明的現代市場經濟，反倒把“國民經濟搞休克了，把國家搞休克了，把人民搞休克了”。

　　(三)亞洲國家與金融危機

　　上個世紀中后期，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等東亞國家和地區經歷了持續較長時期的經濟快速增長，創造了“東亞奇跡”，其政府在產業發展中伸出的“扶持之手”，被視為經濟起飛的主要推動力之一。但90年代以來，西方誘導亞洲新興經濟體采取一系列貿易自由化和投資自由化的措施，大幅開放金融市場。當這些措施在90年代后期的亞洲金融危機面前失效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不是去反思新自由主義框架的不足，而是將危機一概歸咎于亞洲式裙帶資本主義和“上令下從的亞洲模式”，從而要求各國修正自身政策、配合以額外的附加條件，即斯蒂格利茨所謂的“華盛頓共識附加”，以適應作為新自由主義完成形態的“華盛頓共識”。

　　面對20世紀90年代包括亞洲金融危機在內的一連串金融危機，以七國集團為核心的西方主要工業化國家政府和國際金融機構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并冠之以加強“國際金融架構”(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rchitechture)之名，該詞在此后十年間被廣泛采用，成為這段時期的國際金融改革努力的代名詞。但是，正像有國外學者指出的那樣，新國際金融架構不只是一個由試圖推進全球金融體系穩定性的機構與行為體組成的復雜網絡，而且是一種以階級為基礎的戰略，其目標在于通過確保南方國家的公共與私人部門遵從資本自由流動的新自由主義規則，在全球政治經濟中再造現行權力關系，尤其是跨國金融資本和美國的權力。

　　(四)歐洲與“第三條道路”

　　在歷史上，歐洲各國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通過以“福利國家”為主要內容的社會改良運動，在資本主義制度中實現了對自由主義及其個人主義的局部批判和超越。法國人阿爾貝爾在《資本主義反對資本主義》一書中提出，表面看來鐵板一塊的資本主義實際上內部是存在差異的，至少可以區分出“美國模式”和“萊茵模式”兩大資本主義類型，前者建立在個人成功、特別是短期金融利潤之上，后者促進的則是集體成功、共決制和長期利益，他顯然覺得“萊茵式資本主義”較之“美國模式”要更有效、更公正些。然而，伴隨著20世紀80、90年代整個西方社會的全面新自由主義化，當代民主社會主義也開始了“新自由主義化”轉型，“第三條道路”即為代表。民主社會主義作為各國社會黨、工黨、社會民主黨人通過對資本主義加以改良、實現社會主義的一種思想主張，從一開始就具有要求資本主義加以改良和對十月革命式的社會主義道路加以否定的“中間道路”色彩，而第三條道路則試圖尋找政府與市場、社會公正與經濟發展、國家與公民社會、權利與責任之間的最優結合，在老左派與新右派之間走新的中間道路，實際上是向新自由主義的轉向。

　　在新自由主義向全球蔓延的三十多年歷程中，我們不難發現一個大衛?哈維所謂的巨大的“悖論”：“在一個認為國家不該干預的世界，國家和政府卻通過精英和‘專家’忙于干預活動。”那么，誰是驅動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那只“看不見的手”?答案不是亞當?斯密筆下的市場的自發力量，而是國際金融壟斷資本。新自由主義為表，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為里，新自由主義在前鳴鑼開道，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在后攻城略地——非圈地也，實圈錢也。

　　二、推動新自由主義化的那只“看不見的手”——國際金融壟斷資本

　　在新自由主義向外擴張的三十多年里，一個至關重要的特點就是金融壟斷資本的國際擴張和美國金融霸權的鞏固。這兩者之間是如此的高度相關甚至重合，如果不是有意忽視或者想當然，則我們很難不去思索與拷問其背后的共謀關系。

　　新自由主義的勃興緣起于20世紀70年代“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時期。這一時期資本主義乃至整個國際經濟秩序的重大變化肇始于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了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貨幣與美元掛鉤的雙掛鉤體制。但從50年代后期開始，隨著美國經濟競爭力逐漸削弱，其國際收支開始趨向惡化，出現了全球性“美元過剩”情況，各國紛紛拋出美元兌換黃金，美國黃金開始大量外流，“特里芬困境”凸顯。經過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的受挫，美國政府發現，按照歐洲統治全球的路走下去，前景只能是步歐洲的后塵。原因很簡單，隨著帝國戰線的拉長，總有一天，其經濟會不堪重負而崩潰。為力圖維持美國在資本主義世界中的主導地位和擺脫長期的黃金外流及財政困境，1971年美國時任總統尼克松果斷地決定將美元與黃金脫鉤。開始，這被視為美國力量衰退的征兆。但隨后，美國政府意識到，由于美元是世界通貨，美國國際收支赤字的無限增大會為其帶來國內外財政支出的“金融搭便車”。也就是說，雖然美元與黃金相脫鉤，但由于路徑依賴，也由于還不存在其他可以運作為國際貨幣的通貨，資本主義世界仍將不得不接受美元;也因為美元與黃金相脫鉤，美國的貿易赤字可以不受任何束縛地無限擴大，從而，美國聯邦預算也可以不受任何束縛地無限擴大。換言之，美國的對外投資和國內消費可以高度膨脹，而不用顧忌債務負擔。此后，美國政府開始有意識地將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作為美國在資本主義世界金融體系中“金融搭便車”的工具。在美元與黃金脫鉤后，國際貨幣領域開始了以政府間談判來決定美元與德國馬克及日元匯率的史密斯索尼安體制，但該體制只維持了短短的兩年。從1973年開始，世界各主要貨幣均被迫實行浮動匯率制。

　　隨著各國匯率形成機制走向“市場化”、資本流動及資本運作走向“自由化”，尤其是以美元霸權為核心的后布雷頓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初步形成，當代資本主義就進入以金融與財政的擴張為主要內容的經濟全球化階段(而不再是戰后初期的以生產與貿易的擴張為主要內容)，其實也就是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時期。

　　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特點是經濟的高度金融化：金融資本利潤取代產業資本利潤在資本積累中逐步占據主導地位，金融霸權在國際財富與權力分配中占據支配性地位，金融資本無論在國內還是國際經濟活動中都占據絕對壟斷地位。國際金融資本壟斷既體現在物質層面，也體現在意識層面。在物質層面，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的發展為其提供了技術支撐，以七國集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為主體的多邊國際金融機制為為其提供了制度保障，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軍事優勢為其提供了強力后盾，而其物質層面的核心則是貨幣霸權，即美元霸權。廖子光先生在《美元霸權必須終結》一文中，將美元霸權嚴格地界定為自1971年以來，美元作為一種沒有黃金支撐、沒有美國財政和金融紀律約束、只靠美國軍力和地緣政治實力支撐的不兌現紙幣，卻繼續擔當全球金融與貿易的首要儲備貨幣的角色。美元的霸權地位一方面使美國經濟寄生化，國家運行債務化，美元不僅承擔了美國全球霸權的經濟成本，還制造了美國“繁榮”;另一方面使美元高度虛擬化，進而導致整體經濟的虛擬化，利潤的來源越來越以虛擬經濟為主，金融部門相對于實體經濟部門日益膨脹，金融資本無論在微觀層面還是宏觀層面都占據了主導地位，從而推動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資本主義由國家壟斷向國際金融資本壟斷過渡。

　　而在意識層面，國際金融壟斷資本要求突破國家主權的藩籬和各國自主發展能力的障礙，要求自由的、無管制的市場，倡導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的新自由主義恰好為其提供了智識基礎。陳平的《新自由主義的興起與衰落：拉丁美洲經濟結構改革(1973—2003)》一書對此有精到的分析：“美國政府、美國操控的國際金融機構之所以賣力地在全世界范圍內推廣新自由主義，期望全世界都接受新古典經濟學的政策建議和美國式的自由市場，目的是將發展中國家納入美國主導的全球性的生產分工體系，最終建立美國主導、服務于美國及其盟友利益的國際經濟秩序。他們非常清楚一點，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已經內置了有利于強勢國際、跨國壟斷企業的經濟和政治秩序，發展中國家一旦被納入全球性的生產分工，承認既有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合法性，就將不僅失去運用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保護本國利益的能力，在經濟上受到國際壟斷資本的控制，在思想上也將受到自由原教旨主義的奴役，并最終在政治上依附于霸權國家。”

　　國際金融資本壟斷和金融霸權造就了當前失衡的國際分工格局和國際貿易模式，其運作包括三個層次：①由于美元是世界儲備貨幣，美國通過經常項目逆差向世界輸出美元紙幣，而世界其他國家則向美國輸送實體性資源(主要是商品)以獲得作為世界貨幣的美元，以此滿足美國國內消費;②美國貿易伙伴對美貿易順差所積累的美元儲備，又以購買美國國債的形式回流到美國，使美國得以為其經常項目逆差融資，從而避免經常項目逆差的不可持續，同時保持了美元匯率的穩定和美國利率的較低水平;③美國在通過貿易逆差積累外債的同時，也對外輸出資本。其積累的外債以美元和國債這種無息和低息負債為主，而輸出的資本以直接投資這種高收益資產為主，只要美元債券的利息支付額度小于美國在海外的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利潤和利息所得總和，那么，美國就可以繼續以政府債券吸納外國貿易盈余的做法。因此，美國密蘇里大學著名經濟學家邁克爾?赫德森教授認為，“美國的富裕完全是一種‘流入式’的富裕。外國資金、熟練工人和進口商品大量流入美國，而美國只需付出以美元紙幣計價的債務。美國獲得外國資源是如此之容易，以致于其本國境內的生產已越來越少。”這是一種徹底扭曲的世界格局，這樣一種格局如果沒有強大的意識形態支持，根本無以為繼。新自由主義剛好就是國際金融壟斷資本所需要的意識形態。赫德森教授指出，新自由主義是對20世紀70年代以前第三世界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努力的大逆轉，它的實質是：美國利用自己的金融霸權在全球以金融手段摧毀第三世界國家自主發展的能力，并以金融手段接管這些國家，從而在全球重建以美國為中心的食利者經濟。

　　可以說，資本主義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需要不同的理論。如果說國家壟斷階段需要的是凱恩斯主義;那么，國際壟斷階段需要的則是新自由主義。

　　三、“遮蔽”與“揭蔽”——以“去自然化”對抗“去政治化”

　　話語即權力。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霸權話語，服務于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其權力機制也呈現出不同于以往的特點。傳統意義上的權力是壓制性的外在控制，以暴力手段為基礎。而新自由主義的權力運作則有些類似?？滤^的“規訓權力”，規訓是一種巧妙的強制，具有彌散性和不可見性;也符合葛蘭西對“文化霸權”的界定，這種霸權的獲得更多不是憑借強力，而是社會中大多數人把它當作“正常的現實”或“常識”來接受而實現的。因此，掩蔽性是新自由主義話語霸權的重要特性，而揭蔽也就顯得尤為必要。

　　(一)新自由主義以經濟自由主義掩蓋了政治保守主義

　　新自由主義者在經濟上主張自由放任，在政治上大多是維護既定秩序、反對政治變革的保守主義者。有學者犀利地指出，自由與保守，從字面上看，無論如何是一對矛盾，溝通這二者的無非是利益。布羅代爾在其名作《資本主義的動力》中，反復講一個道理：資本主義反對的并不是國家干預。相反，作為既得利益者的資本主義本身就是與國家政權合流、取得了國家政權的全面支持才生存并發展起來的;正因為資本主義是當前的國家政權的既得利益者，因而，資本主義所真正反對的，其實是國家政權試圖通過調整形成新的不利于資本主義的利益格局?；蛘哒f，其真正目的在于維護原有制度結構下的有利于自己的利益格局。在這個意義上，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即為“保守”，它主張的不改變現存秩序、不觸動既得利益的自由，從而也否定了另一種意義上的“自由”——通過對權力與利益格局的變革或調整，使現存秩序下的受損者擺脫不利地位，獲得真正的積極意義上的自由。只是，正像大衛?哈維所說的那樣，“一項公開表明要把經濟力量恢復到一小撮精英手上的計劃，勢必無法獲得足夠多的民眾支持。但是，有計劃地鼓吹個人自由的嘗試就能獲得民眾基礎，并借此掩飾重建階級力量的推動力。”西方近代啟蒙運動以來，自由主義作為西方文明核心價值觀已浸潤于西方普通民眾的文化心理結構中。利益集團利用民眾對于“自由”的非批判性的接受態度，使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傳播減少了阻抗、質疑。

　　(二)新自由主義以中性化遮掩了政治性

　　新自由主義在傳播過程中總是試圖強化其經濟科學屬性，宣稱要把“技術”經濟學與非理性的“政治”干擾相分離，這樣一種旗號具有很強的迷惑性。正是在這樣的“中性化”、無關政治的迷惑下，包括俄羅斯在內的各個國家接受了來自西方經濟顧問和權威國際經濟組織的政策指導，將新自由主義視作“純粹經濟學”和“治國良方”予以全盤接納，而其背后的政治圖謀則被忽略了。著名經濟學家邁克爾?赫德森教授1999年11月2日在俄羅斯杜馬自然資源委員會作證時，曾做了一針見血的分析：“阻止潛在的對手成為真正的對手是權力政治不言自明的原則。鑒于這個原則，人們一定會問，美國是否真的想幫助俄羅斯發展成像美國那樣強大的經濟體?美國樂意看到俄羅斯提高生活水平并在國內消費其大部分能源和原材料嗎?或者，它準備通過摧毀俄羅斯成為競爭對手的潛能而把俄羅斯變為石油、天然氣和其他原材料的出口國，以此來鞏固冷戰的勝利果實?美國外交家是否在幫助美國投資者和公司獲得俄羅斯礦產資源和公共設施的所有權，這樣，它們的利潤就會匯聚入美歐經濟中?美國想要俄羅斯依賴從美國進口的糧食、雞肉、香煙和其他生活消費品，甚至美國的貨幣嗎?或者這只是1990年以來美國建議的一種無意的結果?”“這些問題本身其實已有答案。當俄羅斯尋求外國顧問幫助時，這些顧問會忠于誰——是忠于俄羅斯，還是忠于支付他們報酬的美國政府機構、IMF和世界銀行?”可見，新自由主義之所以標榜“中性化”，只不過是為了淡化和掩飾背后的權力關系。

　　同時，新自由主義提出“自發秩序”的概念，將任何試圖改變現存秩序或尋求替代方案的努力——革命、社會改良、國家干預、社會運動、社會批判等——都解釋為政治對于一種自然的市場進程的破壞，而加以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所謂“去政治化”不僅意在掩飾其背后的權力關系和利益關系，還試圖借“自發秩序”、“自然狀態”使人們心甘情愿地接受現狀，心安理得地放棄尋找其他可能性的努力。

　　(三)新自由主義以普適性遮蔽了情境性

　　任何一種理論或政策主張都是特定時代的產物。新自由主義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勃興是資本主義內部矛盾發展的結果，是面對凱恩斯主義失靈所做的政策選擇，新自由主義具有自己的現實性與歷史性。大衛?科茨在《金融化與新自由主義》一文中提出，根據社會積累結構理論，每一種社會積累結構都能有效地刺激盈利達幾十年之久，但這種刺激作用到一定時刻就會停止。二戰后的資本主義社會積累結構往往被稱為“調控的資本主義”，這種體制在1973年前后步入危機階段。從20世紀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早期，一種被稱為“新自由主義”的新的社會積累結構形成，其主要特征是：清除商品、服務尤其是資本在全球經濟內自由流動的障礙;政府不再扮演引導和調控經濟的角色;國有企業和公共服務私有化;削減政府的社會福利計劃;向累退的稅收政策轉變;從勞資合作轉變為在政府幫助下的資本單方統治;以自由放任的競爭模式代替大企業間合作式競爭模式。同樣地，當這種新自由主義結構陷入危機，正像目前已有所預兆的那樣，我們也許就要進入新一輪的制度重建時期了。

　　但是，新自由主義卻有意地遮蔽其情境性，將自身打造為一種普遍適用、永恒存在的價值信條，而“不管人們的文化遺產和歷史環境是什么”。這樣一種超越時空的普遍主義立場，導致新自由主義缺乏有效的自我反省能力，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和前蘇東國家實行新自由主義改革出現諸多問題后，他們不是去關注“華盛頓共識”有何不足，而一味指責這些國家有何不足，不是檢討“華盛頓共識”該如何修正，而是檢查這些國家該如何不斷修正以適應“華盛頓共識”;與此同時，新自由主義將“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打造為“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普遍法則，屏蔽了用歷史的和發展的眼光解讀市場經濟的可能性，屏蔽了各個國家自己試驗、自己判斷、去探索最適合自己的發展戰略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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