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延遲退休年齡真的是65歲嗎?什么時候開始實施?
尹蔚民:延遲退休政策的提出,主要是針對目前我國法定退休年齡偏低的實際提出來的。一些發達國家目前的退休年齡已經是65歲甚至67歲,而我國現在已經領取退休待遇的8000萬企業退休職工退休時的平均年齡只有54歲。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實施“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的政策,是“一舉數得”的政策,但還需要進一步凝聚社會共識。在制定方案的時候,會充分考慮到社會各界的意見和看法,讓各個方面都能夠接受。第一,會根據中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和勞動力的狀況,把握調整的節點和節奏。第二,肯定是“小步徐趨、漸進到位”。每年只會延長幾個月的退休年齡,經過相當長的時間達到規定的法定退休年齡。第三,會有一個社會預告。就是先把這項方案公布出去,但方案的實施時間至少要在5年以后。
至于時間表,我們希望今年能夠把這個方案制定出來,明年在報經中央同意以后向社會征求意見,根據征求意見的情況修改完善,應該是在后年正式推出。但實施是有一個相當長的過程。(摘選自新華網)
附文:唐鈞——強推延遲退休政策后果堪憂
政界學界對老齡化的判斷誤區太多
鳳凰評論:盡管遭遇了廣泛的反對,但延遲退休政策似乎有呼之欲出的意思。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的說法是,人社部會在2020年前,將延長退休年齡的方案推出來。應該說,對于一項全國性的大政方針而言,政策制定出臺的這個節奏算相當快的了,那么,它到底是基于怎樣緊迫的現實?
唐鈞:所謂“緊迫的現實”,無非就是中國的老齡化進程加速,但現在中國的政界和學界,在對老齡化的發展趨勢及其后果的判斷,似乎存在太多的誤區。
老齡化造成的社會問題,是勞動力缺乏,而不是老年人太多。中國目前正處于勞動力規模的巔峰期,16—59歲的勞動力有9億多。即使到老齡化的最高峰,仍然有7億多勞動力。就人力資源數量的絕對值同相應的經濟規模和適當的消費需求相比較,中國不會缺乏勞動力。如果中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很成功,勞動力就還會有剩余甚至大量剩余,所以就業問題才是中國今后發展的第一大問題。
現在流行的說法是幾個人養幾個人,這是把自己框在“保險”的思維模式里打小算盤。簡單地舉一個例子,兩個四口之家,夫妻倆加一個老人、一個小孩。但一個家庭的主要勞動力能掙錢,另一個家庭卻不會掙錢,同樣是夫妻倆養著一老一小,他們的生活水平能一樣嗎?所以,決定因素不是幾個人養幾個人,而是掙錢的能力。從宏觀的層面看,是勞動生產率。如果只在“幾個人養幾個人”的框框里算計來、算計去,那除了讓老百姓少領養老金,是再也找不到出路的。
延遲退休在歐洲國家只是應急下策
鳳凰評論:在國外很多國家,尤其是歐洲國家,都在推行延遲退休政策,那么與國際接軌推行延退政策,從現實的角度看是否站得住腳?
唐鈞:從國際經驗看,應對老齡化的策略也是多種多樣的。上策是鼓勵多生孩子;中策是接納移民;下策才是延遲退休。而延遲退休的目的,也不在少發養老金,而是充分利用本國的勞動力資源。
歐洲國家延退,是在極端的時期采取的極端措施,好比上個世紀60年代“三年自然災害”之后中國采取日常生活用品憑票證供應的政策,又好比前蘇聯分裂后經濟上的“休克療法”。中國的經濟增長近年來是遇到一些困難,但絕沒有慘到如此地步,為什么要把別的國家用來應急救命的“虎狼之藥”拿來當作補藥吃?如果真正擔心中國老齡化會導致勞動力缺乏,那相應的對策應該是放開計劃生育。
延遲退休會對青年就業形成擠壓
鳳凰評論:反對延遲退休的聲音里面,有一種不可忽視,不少人認為現在的年輕人就業壓力大,延遲退休,意味著這部分崗位暫時騰不出來,會存在一些到了退休年齡的老人跟年輕人搶飯碗的情況,在您看來,延遲退休形成的這種就業壓力到底大不大?
唐鈞:這種壓力會很大。前面說過,中國社會在未來一段時間里最大的社會問題仍將是就業問題,為應對老齡化而采取延退政策是不明智的。
按人社部歷年來的統計數據,每年的新生勞動力是2000萬人,這幾年光大學應屆畢業生就有700萬之多,而每年創造的勞動崗位卻只有1000萬個,其中還有300萬屬于自然更替,一般理解就是退休騰出來的崗位。所以,延遲退休必然會對青年人就業產生不利影響。
上個世紀90年代國有企業的下崗分流以及其后轉制并軌,就是讓中年以上的“固定職工”退出工作崗位,而頂替他們的是來自中小城市和農村的“合同制”的青年職工。來自中小城市和農村的年青人有工可打,有錢可賺,既造就了東部沿海地區的一片繁榮,也在逐漸改變中國的社會結構,工業化、城鎮化大幅度地向前推進,這才是20世紀90年代國企改革帶來的真正“紅利”(亦即所謂“人口紅利”)。但這“紅利”,卻是以犧牲了一代人的切身利益為代價換來的。
鳳凰評論:那么上述推行延退政策的歐洲國家,他們的失業情況又如何?
唐鈞:有媒體列出了世界上一些國家的法定退休年齡,顯而易見,其中積極采取延退措施的大部分是歐盟和歐元區國家。在已經被視為“大大好轉”的2014年,歐盟和歐元區10月份的失業率分別為11.5%和10%,失業總人數分別為2441.3萬人和1839.5萬人,在歐盟成員國中,希臘的失業率最高,為25.9%;其次是西班牙,失業率為24.0%。更令人吃驚的是,歐盟和歐元區25歲以下的青年失業率要遠高于平均水平,差不多要高出一倍,歐盟為21.6%,歐元區為23.5%,青年失業人數分別為498.3萬人和335.6萬人。歐盟成員國中,西班牙、希臘、意大利的青年失業率最高,分別達到53.8%、49.3%、43.3%。當然,造成青年失業率高的因素很多也很復雜,但這里面沒有延遲退休年齡的“貢獻”嗎?
退休年齡和領取養老金年齡分離意義不大
鳳凰評論:延遲退休遭遇的反對聲音一直很強烈,但這其中也存在著一定的誤解,在國外,退出勞動力市場和領取養老金的時間點可以分開,而我國此前是當做一回事處理,所以延遲退休和延遲領取養老金經常在討論中被混淆,但實際上,后者意味著退出勞動力市場的時間是由個人來靈活安排的,退休以后還可以再就業,國家決定的只是養老金的發放年齡,那么,就中國目前延遲退休的政策設計情況來看,這兩點到底如何區分?
唐鈞:所謂“退出勞動市場和領取養老金的時間點可以分開”,即強調退休年齡不等于領取養老金年齡,這在中國意義并不大。因為中國70%以上的勞動者是藍領工人,他們退休后的主要甚至唯一經濟來源就是養老金。退休了但沒有養老金,對他們來說是開國際玩笑。延遲退休或者延遲領取養老金,政策設計的意圖,是不但領取養老金的年齡要推遲,繳費的年限也要延續。
可能有人說,《社會保險法》不是規定了繳費15年嗎?但那是最低年限,是說繳費不到15年不能按月領取養老金,只能把個人繳費拿回去,但是企業繳費本來也是你的人工成本啊!若說繳滿15年就能不繳,從來沒有這樣的規定。
大齡職工將是延退的重要犧牲者
鳳凰評論:也有聲音認為,反對延遲退休,不是說中國的老百姓比其他國家懶惰,而是因為現在所有的退休政策都鼓勵個人提早退休。在您看來,存不存在這種狀況?如果存在,這種狀況背后政策的反向激勵效果又是如何形成的?
唐鈞:把愿意延退視為“勤勞”,把反對延退當作“懶惰”,這是天大的笑話。現在的問題是,占中國人力資源70%以上的藍領勞動者,如前所述,實際上男性到了50歲以上,女性到了40歲以上,在單位就不受待見了,極有可能被辭退。而一旦被辭退,再找工作就更困難了。在這樣的現實情景中,如果勞動者不但不能按照原來的社會契約,到點就能拿到養老金,反而被要求再繳幾年養老保險費,想想這是什么樣的處境?
有人會說,政府可以出政策,甚至立法,讓單位不得辭退老干部、老職工。但你再想想一想,上個世紀90年代的那場“下崗分流”以及本世紀初的“轉制并軌”,革的不就是“冗員”的命。誰是冗員?倒霉的不就是年齡大的干部職工嗎?現在又要“開倒車”,那以前的“冗員”豈不冤死了。
漸進式延退是“溫水煮青蛙”
鳳凰評論:無論是從現實操作的角度,還是從公眾的接受程度來看,一刀切地延遲退休都不太可能,理想的方案也是彈性退休,逐步過渡,這個過渡的方法該如何設定?比如說,比如每年只延遲幾個月,或者每幾年推遲一年?
唐鈞:首先要說明,現在講反對延退,其實就是反對“一刀切”的延遲退休,而“彈性退休”應該是可以接受的。但這里所說的“彈性退休”,是指以單位和勞動者雙方你情我愿、你需我求為前提的延遲退休。即有些專門人才,單位需要,勞動者又愿意,于是雙方簽訂協議,延遲退休。但是,這樣的制度安排,其目的是“讓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勞動者增加勞動時間”(上海市有關部門的官員語),并不能達到政策制定者設定的減少退休金支出的目標。上海市早已實行類似的制度,稱為“柔性延退”。但自2010年上海試行這項改革以來,據媒體報道,簽約“柔退”的勞動者為數僅以千計。
近年來,有官員和專家把“每年只延遲幾個月或者每幾年推遲一年”的政策設計也稱之為“彈性退休”,把問題混淆了。這種政策設計,其實是一種“溫水煮青蛙”的策略,政策設計者希望這樣能夠減輕被延退者的負面感受,但這可能只是一廂情愿。
鳳凰評論:“每年只延遲幾個月或者每幾年推遲一年”的這種漸進式退休模式,在減輕延退者負面感受上,為何可能是一廂情愿?
唐鈞:就以每三年延遲一年的設想為例,譬如2018年延遲到61歲,2021年延遲到62歲,設計者主觀認為2021年被延遲退休年齡的勞動者會以61歲為標準,認為自己僅僅被延遲一年;但實際上被延退者更有可能仍以60歲為參照標準,認為自己實際上就是被延遲了兩年。尤其是延退是以不但領不到養老金,反而要繼續交養老保險費為背景的。同時,被延退者還有可能正處于找不到工作的困境中。如果有點同理心和同情心,設身處地地想想,他們會有什么樣的心情?
強推延退政策的后果堪憂
鳳凰評論:延遲退休的問題,其實也可以看出中國社會目前的一種割裂的狀況,政府、學界、媒體、民眾。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曾表示,這其實是個在學術界達成統一認識的問題,但卻招來罵聲一片。清華大學社會政策研究所所長楊燕綏的一些觀點,比如退休后的老人去養老院做園丁洗衣服、跳廣場舞等,那么,在您看來,這種隔閡到底是如何產生的?在今后的政策討論和設計中,我們又該吸取什么樣的教訓?
唐鈞:在延退問題上學術界從來沒有達成過一致,而且在看得見的將來,也不會達成一致。相關的討論從一開始,我就旗幟鮮明地表示反對。雖然贊成我意見的可能在學界是少數,但少數不一定就是不正確。說句得罪人的話,中國學術界人云亦云的太多,而且很多學者被利益關系所束縛,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不愿或不敢得罪官員。當然,按歷史經驗,不管怎么反對,延退政策可能會強行實施。但恕我直言,后果堪憂。
最后,退一萬步說,我的預測不準,在未來,譬如21世紀30—50年代中國真的缺乏勞動力了。那么,到那時再延退也完全來得及。如果現在就實施延退,至少是目前工作不穩定甚至在失業狀態下的那部分勞動者的切身利益又被無謂地犧牲了,這樣的勞動者又是大多數,這樣的“改革”難怪大部分人反對。(鳳凰評論時事訪談員 熊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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