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人久久都不能釋懷的是，就在人民群眾歡天喜地地辭舊歲、迎新春的日子里，人社部的發言人還是不忘出來給人添堵。就在小年夜，媒體報道：“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延遲退休是應對老齡化必然”。

　　延遲退休的問題，從2004年討論至今，已有整整10年。人社部反復地試探，反復地提出，反復地被人民群眾所否定，但有關領導依然對此情有獨鐘。在談到中國人的民族性時，孔子的一句名言常常被引用。這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實際上，這樣引用并不完整。因為后面緊跟著還有一句，這就是：“不患貧而患不安”。一個社會，要可持續發展，就要消除不安定因素。這個知識點因為常有高層領導念叨，所以在人民群眾中也很普及。在所有的不安定因素中，是否能夠看清未來，或者說對未來的可預期性，實在很重要，但這一點卻不常提及。

　　現在常見的延退理由中，“新增勞動力減少”算是一條。中國16—25歲的新增勞動力其實從2004年開始就逐年減少，但這不是“老齡化社會的加速”造成的，而是長期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的結果。新增勞動力(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是使老齡化社會加速的原因之一，有關的高層官員顯然是把因果倒置了。

　　還有一個社會背景，這就是中國16—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目前正處于峰值，有9億多，而且這個規模將一直會延續到2025年。到2035—2040年，中國老齡化最高峰時，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仍然有8億多。所以，就絕對值而言，與中國的經濟規模相適應，中國可能并不缺乏勞動力。何況按照國際經驗，這就意味著要減少勞動密集性產業。用大白話來表述：就是會少用人。

　　同時，有研究表明，中國目前有將近1億人處于失業或就業不足的狀態，經濟學家專門為此創造了一個新詞，叫做“總量性失業”。如果勞動力總量減到8億，正好可以緩解嚴峻的就業問題。所以，退一步說，中國將來會不會缺乏勞動力?何時會缺乏勞動力?或者從另一個角度說，中國的勞動市場能否容納這么多勞動力?今天看來，至少還是一個“懸案”。

　　當然，按這樣的發展趨勢，中國勞動力的年齡結構會逐漸偏大。但延遲退休年齡解決不了這個問題，而且只會使勞動力的年齡結構更加偏大。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是放開計劃生育，僅以常識而言，顯然只有提高生育率將來才會有更多的新增勞動力。現在放開，還來得及，按照中國社會的法律和慣習，16年就能養成一條“好漢”;而到老齡化高峰，至少還有22年。

　　如今在延退問題上，廣大人民群眾是“尚未被蛇咬，已然怕井繩”。只要是與退休養老相關的事情，幾乎第一反應就是質疑。如最近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加快發展養老服務事業的意見》中提到“住房反向抵押養老保險”，到媒體上就變為“以房養老”;繼續發酵，在坊間就以訛傳訛地變成“政府要打老百姓住房的主意”。相關部門再三解釋，但人民群眾依然報以疑慮慌忽的眼神。

　　鑒于上述原因，2013年年底“人民網”的調查結果，仍然是將近70%的受訪者反對“延遲退休年齡”。其中，外企工作人員反對聲最高，達79%;黨政機關中也有53%的人不贊同。在這個方面，不知道為什么有關領導就是不愿意“走群眾路線”。

　　更重要的是，社會保障和社會保險所提供的僅僅是滿足基本生活需要的資金和服務。也就是說，人民群眾得到的僅僅是政府給予的一個保底的承諾，為什么有了這樣的制度社會就會安定?實際上這與社會心理有很大的關系。公眾的社會心態永遠是一面凸透鏡，常常不會“如實”地反映社會現實，而是不是放大就是縮小。

　　事實上，社會保障或社會保險本身是利用社會心態的放大作用，把對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放大為一張可期待、可依靠的安全網。現在，部分政府官員和專家學者一再強調“社會保障安全網”不可靠，使公眾的社會心理向“不可預期”的方向逆轉。加上中國人的國民性“不患貧而患不安”，最終是否會造成社會的不安定乃至動蕩?

　　如今，經過“十連調”，中國的大多數退休人員拿著2000元左右的養老金，過著不那么富裕的日子，但他們卻是中國社會最安分守己的一個群體。他們安貧樂道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著——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尤其是女性，退休生涯的第一選項就是幫子女帶孩子，在怡兒弄孫中享受天倫之樂。孫子上學了，他們又將服侍上一代老人和老伴視為己任。也有一部分人，自己在生活中找樂，拉著老哥們老姐們扭秧歌、唱大戲、跳舞唱歌，下棋打牌，寫字畫畫，忙得不亦樂乎。

　　也有人把健康長壽作為目標，把鍛練身體，聽健康講座當作每日功課，樂此不疲。老年生活的最高境界應該就是旅游，逛逛名山大川，看看異國情調。這樣一個自得其樂的社會群體，雖不富裕，但與世無爭，令從7歲起就要為學業、為工作疲于奔命半個世紀的中國人，尤其是中年人好生羨慕，總想著能夠早日加入其中，一舒身心。令人不解的是，為什么有些官員和學者就不能理解和體諒中國人的這份心情，非要打破他們的好夢，非要讓他們既患貧、又不安呢?

　　但是，“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給公眾的印象是：政府在不斷地對以前的承諾反悔，千方百計地想多收錢、少發錢。另一方面，最終承受“改革后果”的總是中低收入者，尤其是50—70年代出生的那幾代人。因此，學者也好，官員也好，考慮問題應當從養老保險的一些最基本的原則出發，譬如社會保障的“剛性”原則，譬如社會保險的“三方籌資”原則。這對于社會保障理論來講就是基本常識，圈內的官員、學者都可以倒背如流。

　　最后做個提醒：不要違背社會保障和社會保險的基本原則和常識去進行頂層設計，不要開口閉口美國怎樣、歐洲怎樣、日本怎樣，但實際上又是選擇性地對國際經驗采取“拿來主義”。如今，從某種意義上說，養老保險問題實際上已經成為一個政治問題，萬萬不可等閑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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