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思維模式中有很多的二元對立，比如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專制與民主等等，但比這些更早被灌輸的一種二元對立是大灰狼與小白兔，前者代表邪惡、殘暴，后者代表無邪、柔弱。大灰狼與小白兔的故事幾乎是童年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很少有動物像狼那樣被賦予那么多文化上的意義。如果說垂涎小白兔的大灰狼只屬于童年，那么在成年人的世界里也少不了狼的影子。在當下的社會文化中，存在著兩種關于狼的隱喻，一個是正面的，一個是負面的。表面上看，它們相互矛盾，但稍加分析我們將看到，這兩種背道而馳的隱喻是統一在同一個邏輯之下的。
作為圖騰的狼
根據姜戎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狼圖騰》春節后上映，市場反應良好。《狼圖騰》便是其中一種關于狼的隱喻的標志性作品。
《狼圖騰》的上映也挑起了一些爭論，有批評說，《狼圖騰》根本站不住腳，因為狼從來就不是蒙古人的圖騰。如果從制造隱喻的角度看，作品的敘述與現實是否符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賦予狼的象征意義。
《狼圖騰》，尤其是原著，熱情地頌揚了狼的某些品質，比如冷酷、隱忍、重團隊協作等。小說大膽地提出，成吉思汗的鐵騎之所以能橫掃歐亞，正是因為蒙古人從狼群的身上學會了寶貴的軍事素養。進而，《狼圖騰》抬高游牧文明，貶低農耕文明，認為前者代表了狼性，后者則是羊性的體現，后者自然需要向前者學習。
對狼性殘忍的謳歌要想成立，還需要一個更大的前提，作者使用的理論武器是生態平衡說。根據《狼圖騰》的邏輯，在騰格里(天)之下，只有草原是大命，人、狼、家畜等都是小命，小命的延續依賴于大命的存在。黃羊、旱獺、老鼠等生物如果大面積繁殖，會破壞草原，最終危及草原上的所有生靈，所以狼群的捕獵起到了保護草原的作用，是大命的守護者。在這樣的視野下，“狼吃羊”不但不再顯得殘暴，反而蒙上了一層天命的色彩。作者借書中人物、蒙古族老人畢力格的口說，騰格里最偏愛的是狼。
《狼圖騰》的故事是在達爾文主義的指引下編織出來的。以這種方式塑造狼的形象在社會達爾文主義者那里有著深深的共鳴，他們早就開始美化狼性了，這表現為企業界對“狼性文化”的推崇。
如果把狼說成蒙古人的圖騰是錯的，那說狼是企業家的圖騰則一點都沒錯。有報道說，張瑞敏讀了《狼圖騰》，對該書推崇備至，認為這是對企業精神的超前認識。而任正非在華為提出并以“狼性文化”指導企業經營，則比小說《狼圖騰》的出版還要早。互聯網巨頭百度近年來也開始推崇“狼性文化”，提出要消滅不思進取的文化，因為李彥宏擔心百度患上大企業病。在各地機場的書店里，侃侃而談“狼性文化”的管理教學片比比皆是。
與《狼圖騰》的邏輯相似，企業家對“狼性文化”的推崇也是包裹在一個更宏大理論話語之下的，這便是發展主義和創新。根據這套說辭，企業在商業競爭中越是冷酷無情，就越能推動創新和發展，最終受益的是全社會、全人類。于是，企業的“狼性”被罩上了一圈光環。
在電影《瘋狂的石頭》中，扮演地產商的徐崢把一句臺詞說得鏗鏘有力：“狼吃肉，狗吃屎!”意思清清楚楚，在社會上做一只狼，不但是正確的，而且是光榮的。
需要吐掉的“狼奶”
另一種關于狼的隱喻，大體承襲了“大灰狼與小白兔”的二元對立中對狼的看法，把狼的習性視為殘忍的(雖然這是狼的天性)，視為某種需要克服的東西，進而用狼來比喻人類社會中的類似行為。
這種隱喻最典型的體現是所謂的“狼奶說”。“狼奶說”所宣揚的“狼奶”，用以指代中國的歷史教育，“狼奶”的成分包括對政治專制主義的附和、民族主義情緒和階級斗爭理論，當然“毒性”最大的是最后一點。接受這種教育被說成是“喝狼奶”。2006年，袁偉時曾撰文稱，經過反右、大躍進和文革三場“災難”之后，人們猛地意識到，根源之一是“我們是喝狼奶長大的”;而過了二三十年，我們的青少年還在接續喝狼奶。他認為，我們應該正視歷史教科書，把歷史的真相告訴青少年。他所謂的“真相”是指用全球化的視角解讀的歷史。
同年，上海編制過一套新的歷史教材，朱學勤對此評價頗高，他認為相比過去的全國統編教材，新教材的進步體現為“用文明史來代替階級斗爭史，用社會生活的變化來代替王朝體系的演變，用文明來代替暴力，用千百萬普通人生活的演變來代替少數帝王將相的歷史”。他還特別指出，讀這樣的教材才是喝人奶而不是狼奶。
從這樣的討論出發，又有人提出了所謂“換奶”的議題，以及“把喝下去的狼奶吐出來”一類的說法。“吐狼奶”，也就是徹底告別革命、否定階級斗爭史，被視為走向民主的一個必經的途徑。
兩種隱喻的聯系
以上兩種狼的隱喻，一個以美化狼性為前提，一個以丑化狼性為基礎，而在對狼的本性的判斷上則并無差異。何以對同一個事物可以同時存在截然不同的判斷?看似對立的二者之間有何聯系呢?
這兩種隱喻的表層連接點在于“斗爭”。前者頌揚的是在市場上像狼一樣進行斗爭，后者貶低的是階級斗爭，雖然都與斗爭有關，在傾向上卻存在著“提倡斗爭”與“不準斗爭”的天壤之別。
區別的奧秘恐怕在于，在這兩種隱喻中，狼性被用來比擬的對象是不同的。于前者，資本被比喻為狼，商戰的主體是資本;于后者，勞動者被比喻為狼，階級斗爭是勞動者發動的斗爭。同被比作狼，但一褒一貶，對比鮮明。
于是乎，兩種隱喻的內在連接點就浮現了出來，那便是資本積累的邏輯。資本積累過程是要歌頌的，可以比喻為狼性并把狼性定義為好的。企業講的“狼性文化”包含了兩重意思：第一重是本企業對其他企業而言的，企業講求學習狼的團隊合作精神和不屈不撓的進攻精神，以便打敗競爭對手;第二重是就老板與員工的關系而言的，老板對員工要像狼一樣狠，把員工培養成狼，反過來，“狼性文化”對員工的教誨是，老板對你狠是幫助你成長，反之才是害了你。這正暗合資本積累的兩種基本方式：資本對勞動的剝削，和競爭中的大魚吃小魚，即大資本吞并小資本。
相反，一切阻礙資本積累的行徑都是要鞭撻的，也可以比喻狼性，但要同時把狼性定義為壞的。“剝奪剝奪者”的階級斗爭直接指向消滅資本，民族主義則妨礙了資本的跨國流動和在全世界范圍內進行積累，自然是要遭到反對并被大加討伐的，要求把階級斗爭和民族主義混合而成的這口“狼奶”吐出來是順理成章的。
回到《狼圖騰》，電影雖然剛剛上映，但原著是于2004年出版的。那個時點恰逢中國的發展方向發生微調，發展取向(至少在口號上)變成了“效率與公平并重”，也就是說，《狼圖騰》的醞釀和成書發生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時代，正是發展中“狼性”最重的那些年。該書可視作時代的精神寫照。
一種“狼性”高揚的時候，另一種“狼性”自然有冒頭反彈的可能。文化是政治經濟的反映，狼的兩種隱喻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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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自《南風窗》2015年第6期(2015年3月11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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