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一段時間里，國家發改委發起了頗具聲勢的針對外資企業的反壟斷調查和處罰行動。這個行動的意義不僅在于破除市場障礙，維護國內消費者的權益(已有外資汽車企業主動下調了產品價格)，也在于從思想層面提起了重估相關問題的契機。

　　外資企業通過壟斷市場攫取暴利的程度的確令人吃驚，比如外資品牌汽車的零整比普遍超過1000%，即把配件都更換一遍的花費可以買十幾輛車。被揭開的外資壟斷只是冰山一角，隨著調查深入，越來越多令人震驚的事實會浮出水面。但是，一邊是嚴酷的事實，一邊是荒謬的輿論—在輿論場里，壟斷的帽子被死死地扣給了國企，仿佛壟斷的范疇不適用于外企一樣。對外資的反壟斷調查有助于扭轉這種不正常的輿論導向。

　　相對于反壟斷調查指向的具體外資企業的壟斷行為，外資在各個產業中獲得的控制力更值得注意。根據學者卜偉的總結，外資對中國各產業的控制可以從3個方面來看：第一，市場控制，外資在中國市場上的占有率在2003年便超過了30%，這一比例是國際上公認的警戒線。到了今天，警戒線無疑已經被遠遠地甩在身后了。第二，股權控制，截至2008年，外資股權控制率達到了27.04%。一般來說，20%的控股權即可以達到對企業的相對控制。第三，技術控制，以全國大中型工業企業研發經費中外資企業占比計，在2001～2008年間，外資技術控制率在15%～30%之間，但個別行業中這一比例高達50%以上。

　　在“謀發展”的大方向沒有變化的條件下，外資對中國經濟的控制無疑仍在穩步增長，這已經構成了對國家經濟安全的威脅。外資對中國經濟的控制地位是如何獲得的，中國應如何應對既成的局面，都到了拿到桌面上討論的時候。

　　外資攻城略地

　　擴張市場份額，爭得壟斷地位，攫取超額利潤，這是資本的本性，也是必須把資本裝進籠子的原因。

　　外資進入中國，當然不改本性，所以重要的問題是我們有沒有準備好籠子。外資這些年之所以迅速攻城略地，形成今日尾大不掉的局面，根源在于對外來資本的認識上有偏差。我們不但沒有準備好籠子，還對外資給予了過度的縱容。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需要大力發展經濟，發展經濟就需要資金。資金從哪里來呢?吸引境外資本來華投資似乎是一個順理成章的步驟。

　　在利用外資方面，至少有兩個值得討論的方向。第一，作為市場微觀主體的企業會面臨缺乏資金的問題，正如個人會有缺錢花的困擾，但是從國家層面上看，缺乏資金的情況理論上是不存在的。道理很簡單，世界上已經不存在以貴金屬為儲備的貨幣，各國使用的都是主權貨幣，即以國家主權信用擔保的貨幣。在這個前提下，主權國家的中央銀行即可以充當最后貸款人。一些國家和地區的貨幣部分地或全部以美元為儲備，是將美聯儲當作了最后貸款人，其實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讓渡了部分國家主權。

　　人民幣自誕生之日起就是主權貨幣。也就是說，中國經濟發展的所需資金可以由中國人民銀行自行提供，即由主權信用擔保發行，并不需要從他處尋求。當然，這需要良好設計的配套機制保障，確保新發行的貨幣用于發展實體經濟，經濟發展了，就可以為貨幣幣值提供支撐，否則濫發貨幣會引起通貨膨脹。

　　這個思想由于不符合西方資本的利益，會被打上不符合經濟學理論的標簽，至今在思想界也是被排斥的。在心向西方開始開放的時候，中國首先接受的是西方在經濟發展方面的意識形態，不考慮這個方向在情理之中。

　　第二，當時中國缺資金，西方則正遭遇資本積累的瓶頸，資本剩余沒有出路，這是西方資本主義的體系性危機，系統崩潰是西方面臨的切實威脅。中國打開大門，為西方資本提供了新的增殖空間，正如沃勒斯坦指出的，中國的加入延長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生命。公允地說，不是西方幫了中國，而是中國幫了西方。

　　這是回顧時得出的結論，當時的決策者囿于對理論和現實發展的認識局限，也不可能明白。其實，中國的廣闊市場對外開放，這對找不到出路的西方資本就已經是天大的恩惠了，中國完全可以對外來投資提出更嚴苛的限制條件，至少也應該是平等合作。但是中國方面卻產生了將外來投資視為幫助中國發展的強烈傾向，也給了外資太多不應有的優惠政策，造成了外資的“超國民待遇”。

　　比如讓外資廉價使用土地，甚至有無償劃撥的情況;稅收方面，直到2008年新企業所得稅征收辦法實施，內外資繳納所得稅的水平才拉平，此前一直是對外資征收25%的所得稅，而對內資征收33%;在從上到下的“兩免三減半”(兩年免稅，三年減半)等各類減免政策事實上使有些外資根本不用交稅，在一地享受完優惠，再轉移到另一地;一些行業對外資開放，卻不允許國內的私人資本進入，比如國有銀行早就通過改制引進了所謂的“戰略投資者”，外資銀行也早已在國內開展業務，而民營銀行剛剛起步。

　　一個不能忽視的因素是，上級的政策在往下傳達實施的過程中會被放大，各地在招商引資中比拼誰能給外資更多優惠政策。國企改制中各地讓外資優先，“寧與友邦，不與家奴”的情況比比皆是。

　　這一系列的政策因素，是外資做大的重要原因。

　　外資在現實中

　　外資緣何能獲得這樣特殊的地位，需要進一步討論一下。

　　近年來學界流行一個概念—國家俘獲(State Capture)，用以分析各國親資本的政策制定與大資本施加影響之間的關系。這一概念的意思是，利益集團通過與政府工作人員勾結，通過制定對特定企業有利的法規或政策，以損害公共利益為代價獲取壟斷利潤。

　　國家俘獲理論被不少學者用來分析幾年前的郭京毅案。郭京毅原為商務部條約法律司巡視員，曾接受多家企業(既有內資企業也有外資企業)的賄賂，在行政立法、政策審批、政策解釋等方面給予這些企業關照。分析者之所以將國家俘獲理論移用于分析郭京毅案，而沒有將該案簡單定位為腐敗，是國家俘獲理論的出現導致了對腐敗的細分：將政策執行階段的權錢交換界定為腐敗，這種行為在形式上是非法的;將利益集團在政策制定階段發揮的影響稱之為國家俘獲，這在形式上貌似是“合法的”，也是腐敗的一種。

　　前文已經提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各級政府制定和實施了大量對外資傾斜的政策。尤其是在改革開放初期，此類政策的制定特別注意聽取外資及其代言人的意見。

　　從表面上看，這樣的政策過程與國家俘獲具有一致性，可是二者又有著根本性的區別。這些政策，尤其是改革開放初期的一些政策，與決策者的判斷有關，之后才有外資及其代言人的參與，而不是相反。親外資政策的出臺，對外資而言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而不是什么從“想到”到“得到”的過程。

　　在如何對待外資的問題上，與國家俘獲相對的一個概念，是國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即如何處理國家發展取向與外資(或廣義的資本)利益取向之間的關系。比如，2009年啟動的新醫改涉及面廣，關系到眾多方面的利益，但各個利益相關方行動起來影響政策制定的能力是不同的，行動力最強的莫過于跨國醫藥企業。但結果怎么樣呢?王紹光教授和樊鵬博士合作的《中國式共識型決策：開門與磨合》一書深入研究了新醫改的政策過程，得出的結論是，事先確定的新醫改的公益性改革方向得到了堅持，醫藥產業的“俘獲國家”的企圖并沒有達成。

　　從正反兩面來看，國家俘獲都不是一個可以直接移用來分析中國問題的概念。外資在中國還沒有能力俘獲國家，為了達到目的，它與內資一樣會去搞權錢交易，墮落為腐敗的一個要件。比如郭京毅案，本質上就是一起權錢交易的腐敗事件。把國家俘獲的概念引入這個案件的分析，唯一作用是把簡單的問題變得復雜一點兒而已。

　　在現實中，外資并不滿足于國家主動給的優惠，它還想通過收買得到更多，于是外資不得不放下其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的高高在上的姿態，跟內資一樣茍且地在與腐化的權力合作、交換。但是，外資涉足腐敗的相對程度較低，這也是沒有疑問的，首先是因為在享受更多優惠政策的前提下，要達到同樣的目的，需要運用非常規手段的可能性會比內資更低;其次，意識形態領域內的外資光環會轉化為物質上的利益，尤其是對很多地方政府而言，外資(如果是世界××強就更好了)的“面子”大，這就意味著外資打通關卡的成本要小得多。

　　在有必要進行權力收買的時候，外資在做事方式上也要“洋氣”那么一點兒。比如郭京毅案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收買的目的是在法律文件的文字表述上做點手腳，這比赤裸裸的扭曲政策執行要“文雅”得多。外資對權力的收買還有一個更“高大上”的方式，那就是高薪聘請高官子女，建立人際關系網，再圖回報。其中一例是，摩根大通曾雇傭前鐵道部副總工程師張曙光(已因受賄入獄)之女，并在不久之后成為中鐵集團的上市保薦人。至于還有沒有更高級別官員以及子女有類似行為，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會有水落石出的那天。

　　很明確的是，越來越多的官員子女選擇在國際性金融機構任職，而這些金融機構在改革推進中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這是有目共睹的。其實，西方資本的這種操作手法不獨在中國使用，而是向發展中國家滲透的例行做法。

　　下一步

　　從缺乏資金，到資金過剩;從缺乏美元，到美元儲備泛濫;從利用外資，到中國的市場和產業被外資控制和壟斷。這不過是短短30年左右的時間內發生的事情。

　　到了全面評估和反思的時機了。首先要反思的就是資本的本質，什么是資本，什么是貨幣，首先是個哲學問題。這么多年來的發展方式下，中國事實上把美元當作了人民幣發行的儲備，以美聯儲為最后貸款人，嚴重傷害了國家經濟主權。要應對外資控制中國經濟的問題，首先是要破除對美元的迷信、對外資的迷信，乃至對資本的迷信。

　　在現實層面，對外資做大的局面有必要分別對待。對于明顯的市場壟斷行為，應直接援引《反壟斷法》對其進行調查和處罰，處罰的意思不只是罰款，還應使用更嚴厲的措施，比如對壟斷業務進行強制拆分等。對于外資的腐敗，納入反腐的視野即可，與外資勾結的腐敗是更深的腐敗，目前反腐行動還沒有在這個領域充分展開，健全防止利益沖突制度是當務之急。

　　對于更嚴重的問題，比如外資對重要行業的控制，對國計民生的潛在威脅，應引入國家安全的視野予以審視。如果是過去犯了錯誤，國家經濟安全已經遭到侵蝕，那么就要堅決糾正。

　　簡單的原則是，法律的問題法律解決，政治的問題政治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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