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科學研究者無時無刻都在面對一只“房間里的大象”——那些所有人都能看見，卻都不愿意承認其存在的龐然大物——“學科鄙視鏈”。雖然表面上各學科地位平等、百花齊放，但在很多人心目中，它們存在高低貴賤的鮮明差異。而站在這個等級結構塔尖上鄙視眾生的，無疑是經濟學。

　　“經濟學是最‘科學’的”

　　客觀來看，經濟學家的經濟、社會、政治地位遠遠好過社科領域的其他同行。他們的物質待遇更為優厚(2012 年，美國高校經濟學教師的工資中位數是 10.3 萬美元，10% 的人工資超過 16 萬美元;社會學家的這兩個數字分別是 7.6 萬美元和 11.8萬美元，這還不算經濟學家在企業界從事咨詢等兼職掙的外快)、更受社會尊敬、在政策議題上具有更大的話語權(看看給美國各大媒體寫專欄的社科學者里經濟學家占的巨大比例，看看多少經濟學家擔任政府顧問，甚至直接進入政策部門工作)。

　　同時，經濟學相對于其他社科專業的優勢地位也體現在經濟學家自身的優越感上。哈佛大學著名經濟學家 Richard Freeman 曾經坦率地寫到：

　　“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使用的分析工具沒有我們強大，他們知道的也比我們少——至少我們這樣覺得。從 GRE 分數和其他指標看，我們專業吸引的學生比他們強，另外我們的課程對數學的要求也更高。”

　　這一觀點顯然在經濟學界很有市場。2005 年的一項研究顯示，在美國頂尖經濟學系就讀的研究生中，77% 認為 “經濟學是社會科學里最‘科學’的學科”。這種 “老子天下第一”的優越感，往往使他們在面對其他社會科學同行時有種不屑一顧的態度。

　　面對經濟學的強勢，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研究者的心態十分復雜。他們既眼紅經濟學家們的優渥待遇和巨大話語權，又蔑視(在他們看來)經濟學家在解釋某些復雜現實問題時表現出來的理論和方法論上的幼稚，同時也因經濟學家對其他學科的不屑一顧而忿忿不平。當這種種復雜心緒糾結在一起，最后往往只能匯成一句話：“呵呵。”

　　除了 “呵呵”，受經濟學欺壓的社科勞苦大眾們能拿起學術武器對抗經濟學霸權嗎? 這不，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社會學教授 Marion Fourcade 與其合作者近日發表論文，不僅明白指出了房間里確實存在一只碩大無比的大象，而且從各個角度細致刻畫了這只大象的模樣，從而引導人們反思：這只大象的存在是否是理所當然的?

　　自我封閉的王中王

　　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經濟學研究的主流范式逐漸轉向以應用微觀經濟學為基礎、以因果推斷為目的的實證研究。經濟學家開始大面積涉足那些原先不被認為是經濟學研究范疇的議題，大到政治制度、歷史興衰，小到犯罪行為、家庭生活。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經濟學家對政治學、社會學傳統研究領域的涉足，并不意味著他們愿意與其他社科同行展開對話。

　　誠然，在美國社科學術界，各學科的自我封閉傾向都很嚴重，但經濟學在自我封閉方面可謂是王中王。1997 年的數據顯示，經濟學論文的引用文獻中高達 81% 來自本學科，而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的這個數字則是 59%、52% 和 53%。

　　其他數據也印證了這一點。在對 2000-2009 年頂尖學刊《美國經濟學評論》、《美國政治科學評論》、《美國社會學評論》引用數據進行分析后，Fourcade 與合作者發現，《美國經濟學評論》所發表論文的全部引用文獻中，40.3%來自本學科前 25 名的期刊，0.8% 來自政治學前 25 名的期刊，0.3% 來自社會學前 25 名的期刊。相比之下，《美國政治科學評論》引用中來自本學科、經濟學和社會學前 25 名期刊的比例分別是 17.5%、4.1%和 1.0%，而《美國社會學評論》引用本學科、經濟學和政治學前 25 名期刊的比例分別是 22.0%、2.3%、2.0%。針對具體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被引用情況的分析，也呈現出一致的趨勢。

　　以上數據呈現的景象是，經濟學不僅是個極端自我封閉的學科，而且和政治學、社會學等其他社科門類存在一種極端不對等的關系：相對于政治學、社會學對經濟學界的關注，經濟學家對其他社科同行的關注實在太少了。在很大程度上，這一情況當然是由于學科間方法和取向的差異導致的。比如，社會學家重點關注 “宏觀社會環境如何影響個體行為”，這就和經濟學界 “從個體行為出發 ‘推導’ 宏觀狀態”的主流分析范式相互抵牾。又比如，存在于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中的大量質性研究和比較歷史研究，勢必入不了經濟學家的法眼，因為——正如斯坦福大學著名經濟學家 Edward Lazear 所說——經濟學人往往將基于數學語言的形式建模和依靠統計工具的精確因果推斷視作最高級、最 “科學” 的方法取向。

　　經濟學從業者自身的自信和高傲，進一步加劇了經濟學對其他社科門類的漠視。2006 年的一項問卷調查中，高達 57.3% 的經濟學教授反對 “跨學科知識優于單一學科的知識”。作為對比，在政治學和社會學教授中，反對比例分別只有 28.0% 和 25.3%。經濟學家們對自己學科的自信可見一斑。

　　近些年經濟學研究對象不斷擴大化的趨勢，被經濟學家驕傲而又略帶調侃地稱為 “經濟學帝國主義”，而在其他社科同行看來，經濟學家確實跟帝國主義殖民者差不多：他們瘋狂地尋找和踏足每一塊尚未被經濟學開墾過的研究領域，在探索該領域的初期也會尋求 “原住民”(一直在研究該領域的其他社科同行)的引導和幫助，但他們并沒想真正從 “原住民” 那兒學些什么東西。相反，一旦條件成熟，他們就會甩開其他學科的同行們，關上對話大門、甚至無視同行們的存在，沉耽于對經濟學視角和方法的自豪與崇拜中。

　　內部結構：整齊劃一，層次分明

　　另一個可能導致經濟學極端自我封閉的原因是，這個學科內部有高度的凝聚力。一方面，經濟學家們在認知層面有極強的共識：他們對于如何訓練博士生、如何開展研究、該做什么樣的研究、什么是好研究什么是壞研究等問題的認識高度統一;另一方面，經濟學科內部層級分明，學科 “精英”對于整個學科的發展有強大的掌控力。認知統一和精英掌控，這兩方面相輔相成，體現在學術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博士生找工作。經濟學界博士生畢業找工作的流程之統一、之規范是其他學科無法想象的。每個學年開始之時，各個大學的教授先對自己學校本年度畢業的博士生進行內部排名，然后根據這個排名，各學校的就業負責人(Placement Officer)將求職學生和有意雇傭的大學一一匹配。在每年一月份的社會科學聯盟會(Allied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年會期間，會議酒店的各個房間里，不斷進行著雇傭方對求職者的正式面試。而最終的決選，則在接下來的春季學期塵埃落定。如此規范、流水線般的招聘流程帶來的后果是，與其他學科相比，經濟學博士生的畢業工作去向和其所就讀的學校排名有更強的相關性——美國頂尖的幾個經濟學系更頻繁地雇傭對方的畢業生，從而形成一個相對封閉的小團體，不斷強化經濟學系內部的等級體系。

　　比如發表論文。美國頂尖經濟學系對頂尖學術期刊論文發表的壟斷程度是十分駭人的。 Fourcade 等人的統計顯示，2003-2012 年在頂尖學刊《政治經濟學雜志》發表論文的作者中，28.7% 就職于排名前五的經濟學系，對于《經濟學季刊》來說，這一數字高達 37.5%。作為對比，《美國社會學雜志》的論文作者中，只有 22.3% 來自前五的社會學系。如果將論文作者的博士畢業學校當做觀測指標，這種 “發表壟斷”體現得更為明顯。這一壟斷現象既說明了美國經濟學界內部等級差異多么分明，也說明了這一學科的從業者對學術成果的評價標準多么統一(相比之下，在社會學界很多學者通過出版專著、而非發表期刊論文的方式在頂尖社會學系獲得了教職)。

　　再比如學術組織的管理。美國經濟學會的組織形態和運營模式，體現出鮮明的中心化和等級制傾向。在 2010-2014 年期間，學會的執行委員會成員中來自排名前五的經濟學系的比例高達 72%。而每年的美國經濟學年會的組織和議程設置權力，完全掌握在人數不多的組織委員會手中。相比之下，在美國政治學會和美國社會學會，執行委員會中來自頂尖前五名院系的成員比例只有 12% 和 20%。更重要的是，這兩大學會底下還有著眾多的分會，這些分會才是政治學家、社會學家進行日常學術交流的制度平臺，它們擁有自己的執行委員會和規章制度，以及在每年政治學年會、社會學年會期間自行設置議程的權力。

　　自我認知：天之驕子+救世主？

　　不管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學家對當代生活的巨大影響力無疑是其他社科學者完全無法相比的。無論是在政府部門、企業公司還是國際組織，經濟學家(作為外部顧問或內部員工)在決策環節能夠施加的影響力與日俱增。這樣的社會環境加上經濟學家對自身學科在視角和方法上的天生自信，使得經濟學家們認為自己既有能力、又有責任去干預現實、解決實際問題，也即所謂 “經世濟民”。新制度經濟學興起后，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開始嘗試通過理論模型推導來完成最優制度設計;田野實驗法的逐漸走俏，為經濟學家 “嘗試”各種制度干預提供了大量機會;計量方法的不斷精細化，使經濟學家能更加 “準確” 地評估各種政策的實際實施后果。這一系列學術潮流，加深了經濟學家在智識上的自信，也進一步點燃了經濟學家在干預社會時那種 “舍我其誰”的天之驕子心態。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社會學家既不在現實世界中掌握什么話語權，也對學術能否真的改良社會心存懷疑。和經濟學家相比，社會學家更看重社會現象背后的復雜性、更強調宏觀結構因素和歷史條件對現實生活的影響、更傾向于認為社會現狀無法通過個別人的主觀干預而改變。這樣一來，社會學家已經注定置身于政策圈之外，把自己安排在 “社會批評家” 的邊緣角色上——社會學家批判現實，希望通過研究成果引起廣泛的社會反思，但極少嘗試去 “修補” 或 “拯救” 社會。

　　當我們討論經濟學家對現實生活的影響力，以及評價這種影響力是好是壞時，不能忽視兩個因素。第一，已經有大量研究表明，在眾多社會科學門類中，經濟學家往往是政治傾向最保守的：更相信自由市場、更注重效率而非公平。例如，一項 2013 年的調查顯示，只有 1/3 的經濟學家認為 “大企業賺取的利潤過高”，只有一半的經濟學家認為 “就算繼續擴大赤字，政府也應該幫助窮人”。在社會學家中，這兩個數字分別是 2/3 和 90%。

　　第二，近二十年內美國經濟學家的薪酬水平一路飆高，而美國民眾的平均收入情況卻并未有明顯改善。換句話說，經濟學家和普通人之間的收入差距拉大了。當經濟學家越來越富時，他們還能在多大程度上站在 “勞苦大眾” 的立場上看問題，又如何做到理解并代表社會整體的福祉利益呢?

　　黑過經濟學家后，我們還能做什么？

　　在看到經濟學在社會科學界占據的強勢中心地位之后，在領略了經濟學家的自我優越感之后，我們應該作何感想?如果我們認為，經濟學家真的比其他社科同行要聰明、經濟學的視角和方法真的比其他學科優越，那么經濟學的高高在上便沒有什么問題。就像 Richard Freeman 所說，經濟學博士生的 GRE 分數最高，經濟學用數學用得最多(雖然 “數學用得多等于更 ‘科學’”這個觀點非常值得商榷)，那么經濟學家的 “一覽眾山小”心態難道不是理所當然的嗎?

　　但我們也可以反過來問，這一切真的是理所當然的嗎?在更根本的層面上，經濟學的強勢，是否是由某些社會和歷史因素所塑造的?作為長期將經濟學界當做制度現象進行研究的學者，這篇論文的第一作者 Marion Fourcade 曾在 2009 年出版專著，通過多國比較和歷史分析，說明了經濟學界內部的組織形態和經濟學家所扮演的社會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取決各個社會的政治環境和歷史發展軌跡。

　　如果我們還相信社會科學世界中的每個學科都各有所長，如果我們還認同跨學科交流更有益于人類智識的提升，那么呈現在我們眼前的現象足以引起更多反思。至少，經濟學家們似乎可以略微放下身段、多聽聽其他同行的聲音?不過讓人欣慰的是，這么一篇把經濟學家從頭到腳黑了一遍的論文，能在最近發表于經濟學界頂尖的綜述期刊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上，已經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經濟學界善意的努力。

　　參考文獻：

　　Colander, D. (2005). Themaking of an economist redux.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75-198.

　　Fourcade, M. (2009). Economists and societies: Discipline and profession in the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France, 1890s to 1990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ourcade, M., Ollion, E., & Algan, Y. (Forthcoming). The superiority ofeconomist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9(1).

　　Freeman, R. B. (1999). It's better being an economist (but don't tell anyone).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39-145.

　　Gross, N. (2013). Why are professors liberal and why do conservatives car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n, S. K. (2003). Tribal regimes in academi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rketstructure across disciplines. Social Networks, 25(3), 251-280.

　　Jacobs, J. A. (2014). In defense of disciplines: Interdisciplinarity andspecialization in the research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zear,E. P. (2000). Economic Imperical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1),99–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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