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金錢為中心”給改革開放造成的扭曲和社會造成的惡果，與其說是“意識形態”造成，還不如說是中國“主流經濟學”造成。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主流經濟學”實際上是西方的價格經濟學，而價格經濟學就是社會貨幣化、一切向錢看、把經濟和金錢畫等號的經濟學。所以要批判“以金錢為中心”，就必須從源頭上批判西方價格經濟學。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每個人都在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但利益不等于自私，功利也不等于金錢，中國講求實效、“經世致用”的功利主義價值觀不是金錢主義、一切向錢看價值觀。所謂價值理性，就是把價格還原為價值，交換價值還原為使用價值。產品的本質是使用價值。使用價值就是價值。只有實現的價值有使用價值，只有在使用的價值才是實現的價值。西方哲學的“意義”是邏輯上的自洽是主觀對客觀的符合，中國哲學的意義是價值，即對人的有用性。非功利主義的哲學觀造成了西方經濟學主客體的對立和不對稱，功利主義的價值觀形成了中國哲學主客體的統一與對稱。價值理性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與精粹。根據價值理性，經濟不等于金錢，以經濟為中心不等于以金錢為中心。

　　郎咸平正確地看到了應該以經濟為中心而不是以金錢為中心，看到了打著經濟中心旗號的“以金錢為中心”對改革的扭曲與對社會的危害，但他沒有從經濟學范式的高度來區別“以經濟為中心”和“以金錢為中心”、從價值經濟學范式的高度確立“以經濟為中心”，而是把這兩者的區別僅僅歸結于“意識形態”，而他這里的“意識形態”實際上僅僅指的人的觀念。郎咸平：“這一切的亂象來源于什么?和我們的意識形態有關系。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里程碑，撥亂反正，撥什么亂，撥以階級斗爭的亂。所以改革開放取得成功。可是到了90年代中期，情況發生了巨大改變，就是鄧小平提出以經濟建設為綱的理念，90年代中期被曲解為以錢為綱，在這個戰略之下走到了今天，創造了我前面講的亂象。

　　今天我們這個社會是一個體制的腐敗和社會的墮落。所以為什么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的初期獲得全國老百姓的支持，但是95年一旦以錢為綱之后，逐漸失去了百姓的支持。就像我說的，醫療改革之后看不起病，教改之后上不起學，房改以后住不起房，國企改革之后全下崗了。”（22）這里郎咸平講到的“以金錢為中心”給改革開放造成的扭曲和社會造成的惡果，與其說是“意識形態”造成，還不如說是中國“主流經濟學”造成。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主流經濟學”實際上是西方的價格經濟學，而價格經濟學就是社會貨幣化、一切向錢看、把經濟和金錢畫等號的經濟學。所以要批判“以金錢為中心”，就必須從源頭上批判西方價格經濟學。但由于郎咸平沒有看到“以經濟為中心”和“以金錢為中心”這二者的本質區別——一個屬于價值經濟學，一個屬于價格經濟學，而是用“意識形態”來模糊這二者的區別，所以他在衡量國家、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效益標準時，仍然陷于“以金錢為中心”的價格經濟學范式框架中。衡量國家、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效益標準應該有不同的參照系。如果說民營企業可以以利潤為效益標準，那么國家、國有企業則應該以價值為效益的根本導向，用社會效益來主導經濟效益。經濟不等于金錢，利益不等于利潤;利潤不是經濟的根本目標，也不是經濟的唯一指標。如果不加區別地把利潤看成經濟的根本目標、唯一指標，將破壞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我們之所以反對“國退民進”，不是因為國有企業的盈利能力不亞于或高于民營企業，而是國有企業有民營企業不可替代的社會作用。

　　郎咸平：“我們不要保增長，要保利潤，保企業利潤而不是保國家增長。GDP不是實惠的東西。我們一直說要致富先修路，到最后已經變成以修路為修路的目的，以GDP為GDP的目的，以造橋為造橋的目的，而不知道我們的目標是什么。我告訴你們，修路的目的，是要增加當地企業的利潤，這是唯一的目的，而不是靠修路來拉動GDP增長。……我希望我們能夠把政府的資源、國家的資源拿來援助私營企業，包括制造業、金融業，幫助它們，讓它們產生更多的利潤，這樣股市和樓市就能救活了，而不是直接去救股市和樓市。”“真正能夠創造財富的，不是馬路。是什么?是老百姓賺更多的錢。”(23)“一切皆因沒有藏富于民……我建議我們一定要把這些錢給老百姓，做到藏富于民。至于怎么給，不是我談論的重點。我就是希望政府能夠幫助企業賺更多的錢，因為只有企業賺到錢，它才會進行轉投資，透過乘數效果，企業可以賺更多的錢，然后再轉投資，透過乘數效果再賺更多的錢，最終能透過企業利潤長期拉動中國經濟。”(24)在這里，郎咸平的所謂“實惠”就是“老百姓賺更多的錢”。不排除不少地方政府為GDP而GDP，為GDP大搞形象工程、GDP工程，但不能由此把所有政府投資的項目都等同于GDP工程，為反對GDP工程而整體否定屬于宏觀調控范疇的政府投資項目。政府工程的意義本來不是體現在GDP上，政府工程的效益本來不是體現在利潤上，而是體現在社會價值——人類文明進步與社會可持續發展上，體現在為企業與民眾服務上;國有企業的效益和競爭力也不是體現在利潤上，而是體現國家對國民經濟的控制力和打破壟斷、保護平等競爭上。政府工程本來應該屬于宏觀調控的范疇，政府工程和“GDP工程”本來不應該劃等號;把政府工程和“GDP工程”劃等號，為反對“GDP主義”而原則否定政府工程，實際上是否定了宏觀調控。這和新自由主義殊途同歸，也和郎咸平自己對“4萬億投資計劃”可能產生社會效果的肯定相矛盾(25)。

　　知識經濟時代，隨著經濟社會化與市場宏觀化，微觀經濟與宏觀經濟已經逐步走向統一，宏觀經濟固然以微觀經濟為基礎，但微觀經濟也要靠宏觀經濟的整合和主導。政府的基本建設投資將為企業層面的“GDP工程”——利潤工程提供基礎設施與投資的杠桿效應，使企業投資成為可能并取得事半功倍的效益。批判GDP主義不是完全否定GDP概念本身，而是通過揚棄GDP概念，提高GDP的含金量，把其納入幸福經濟學框架中，成為幸福指數的有機組成部分。GDP是指標而非目標，是部分指標而非全部指標。如果說，為GDP而GDP的“GDP主義”不會帶來社會財富的實際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實際提高，那么要批判這樣的“GDP主義”不是走向另一個極端——否認政府投資的任何大型項目在促進社會發展、增加社會財富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中的任何作用，而是在用幸福經濟學代替貨幣經濟學成為社會主流經濟學的前提下，用政府社會效益為主、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相統一的工程來引導企業經濟效益為主、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相統一的工程，把包括政府工程與企業工程在內的所有經濟工程都納入幸福經濟的發展模式中。

　　在這里，郎咸平不是用幸福經濟學去批判“GDP主義”，而是用小GDP經濟——微觀GDP經濟去批判大GDP經濟——宏觀GDP經濟，用企業的GDP工程——利潤工程代替政府的“GDP工程”，認為只有企業的“GDP工程”——利潤工程才是老百姓幸福的源泉。這說明，雖然郎咸平批判以金錢為中心的“GDP主義”，但他實際上并沒有走出西方經濟學的貨幣拜物教窠臼和新自由主義的價格經濟學范式框架，也沒有走出“GDP主義”的圈圈。郎咸平說要對改革開放撥亂反正，要走真正的社會主義道路，要變“以金錢為中心”為“以經濟為中心”，但由于他沒有從經濟學范式高度否定“以金錢為中心”，所以他繞了一圈后還是回到了“以金錢為中心”，所以我在本書中仍然把郎咸平納入“主流經濟學家”的范疇。真正的社會主義道路的理論基礎只能是價值經濟學而不可能是價格經濟學;只要不根本改變現有指導中國改革的西方價格經濟學范式，那么在以經濟為中心的同時不以金錢為中心，就像一個人拔著自己頭發離開地球一樣根本不可能。所以必須對“以金錢為中心”的理論基礎價格經濟學進行批判，而不僅僅是對“以金錢為中心”的意識形態、“GDP工程”、 “GDP主義”進行批判。郎咸平雖然疾呼：“我們的日子為什么這么難?”，并從物價上漲、學生學費、學校拜金、工人下崗、大學生失業、企業倒閉、環境污染、假冒偽劣產品泛濫、工人工作環境工資待遇醫療社會保障待遇等方面對“我們的日子為什么這么難”的現象作了大量的揭示，對其原因作了有價值的探索，正確指出GDP主義的危害，但由于郎咸平的經濟學基礎理論與GDP經濟學的理論基礎無本質不同，都屬于價格經濟學范式，而價格經濟學與幸福經濟學不兼容，所以郎咸平不可能提出有效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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