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按：在過去十多年中，在中國的大學中，西方主流經濟學統治了中國的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早已變成非主流學派，我們培養出來的學生正不知不覺地受到西方主流經濟學及其作為其意識形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這種現代蒙昧主義的毒害，在這方面，《經濟研究》雜志在推動中國經濟學的西方主流經濟學教條化上的功勞是第一位的。筆者在這里貼出2009年5-7月間對《經濟研究》的審稿制度和編輯方針提出批評的評論文章，該文修改稿曾以“《jjyj》的審稿制度和編輯方針值得討論》”為題輾轉發表于2009年的《演化與創新經濟學評論》第4輯中。

　　《經濟研究》的審稿制度和編輯方針值得討論

　　2009年5月

　　賈根良

　　近十幾年，筆者一向把《經濟研究》雜志看作是新古典經濟學的陣地而敬而遠之，因為我感覺到我的文章不大可能被該雜志所發表。但最近兩年，《經濟研究》雜志在中國經濟學界的地位似乎越抬越高，例如，有的大學把博士畢業生是否在《經濟研究》雜志上發表有論文作為錄取新教師的基本條件，《經濟研究》在諸多方面也一直被一些人看作是中國經濟學發展的風向標。但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筆者迫于《經濟研究》這種地位的壓力，近來也投稿《經濟研究》，論文《“新經濟思想史”芻議》經過匿名審稿被退稿。在這個過程中，筆者發現《經濟研究》的審稿制度不僅存在著比較嚴重的缺陷，而且也證實了筆者的判斷：《經濟研究》缺乏多元主義，經濟學的新古典主義一派已經支配了《經濟研究》，與作為新自由主義之基礎的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相悖的凱恩斯主義、老制度主義、熊彼特主義乃至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等眾多研究范式與該雜志似乎越來越無緣，這嚴重地阻礙了中國經濟學的創新與發展。在遭遇國際金融危機和我國經濟發展模式即將發生重大變革的時刻，這個問題尤其值得討論。為了開展學術批評與自我批評，筆者發表自己“沖昏頭腦”的《“新經濟思想史”芻議》一文供經濟學界批判，并將《經濟研究》匿名審稿人審稿意見和編輯部對筆者提出異議的答復一并發表，供經濟學界“學習和模仿”。

　　一、《經濟研究》匿名審稿人審稿意見

　　作者知識面比較寬，對經濟思想史的發展脈絡也有些研究，然而研究尚未展開，就提出建立一個“新經濟思想史”流派，以想此標榜自己未來的研究，似有點沖昏了頭腦。連楊小凱那樣的天才華人經濟學家自己提出了“新興古典經濟學”的提法，都遭到國際上經濟學界的強烈抵觸，以至大大影響其思想的接受和傳播。作者的研究還沒展開，就貿然提出一個這樣新的“流派”，應該引楊小凱為戒，也實際上“犯學界之大忌”。根本達不到《經濟研究》發表的水平，建議直接退稿。

　　二、《經濟研究》的退稿決定

　　賈根良先生：您好!您向《經濟研究》所投的《“新經濟思想史”芻議》經匿名審稿人審稿后，現將審稿意見發給您(見附件)。我們決定退稿。如果您對審稿結果有異議的話，請發到本信箱。

　　三、筆者對匿名審稿人審稿意見的異議

　　編輯同志：收到匿名審稿通知后，原不打算回復，找個雜志發表就得了，因為我本來就對在貴刊上發表文章不抱有希望，說實話，我對《經濟研究》的絕大多數文章也沒有什么閱讀興趣。但是，由于《經濟研究》在經濟學界的地位和對中國經濟學發展所應負有的歷史責任，所以，我覺得有必要對匿名審稿意見做出答復，希望《經濟研究》能夠抱持學術多元主義的編輯方針，而不是使《經濟研究》只成為所謂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陣地。

　　我認為，匿名審稿者對論文提出的具體觀點沒有做出任何評論，而是對論文輕率地全盤否定，反映出審稿者具有嚴重的新古典所謂主流經濟學排斥新思想的教條主義思維，同時也反映出匿名審稿者對經濟思想史學科現狀的無知，因此簡短提出如下異議。首先，《新經濟思想史芻議》并沒有提出一個新的流派，而是演化經濟學范式在經濟思想史領域中自然運用的結果。第二，本文并不是沒有展開研究，而是基于國內外許多學者和作者本人多年研究，提出了經濟思想史學科明顯地需要研究的重大問題，論文的創新也是顯而易見的。第三，匿名審稿者明顯地反映出崇洋迷外的心態和對中國經濟學人創新能力的蔑視，這是一種學術殖民地的心態。這樣的匿名審稿者根本不配做《經濟研究》的審稿者，除非《經濟研究》妄自菲薄，甘愿成為西方學術思想的附庸。

　　我希望編輯部能夠找反對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經濟學者重新審稿。或者我可否把匿名審稿意見、我給編輯部的答復和論文一起公開發表，以供學術界批判?希望得到答復?；匦胖械牟恢芎蜎_撞之處，敬請原諒，并祝編安!

　　四、《經濟研究》編輯部對筆者異議的答復

　　審稿人維持原意見，《新經濟思想史芻議》一文已退稿!

　　五、簡要評論

　　筆者認為，《經濟研究》的審稿制度存在如下缺陷：既然《經濟研究》允許作者對審稿結果提出異議，特別是作者在對匿名審稿人的學術取向提出嚴重異議的時候，就應該換人對論文重新匿名審稿，否則，“審稿異議”制度則徒有其名，但《經濟研究》連最起碼的“走下形式”都沒有，一句“審稿人維持原意見”就把作者打發掉了。

　　實際上，我知道，我這種類型的文章在《經濟研究》上發表的可能性很小，原因就在于該雜志的編輯方針。近十幾年來，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借助于經濟學的美國化和新自由主義思潮在世界上大行其道，中國經濟學界目前仍盛行著世界上“只有一個經濟學”的教條主義思維，《經濟研究》在推動這種潮流中無疑發揮了重要作用。像我這樣一篇直言不諱地反對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和新自由主義的文章怎能在《經濟研究》上發表?但是，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在世界上造成的災難還少嗎?在“休克療法”、華盛頓共識和國際金融危機中，難道我們看不到它隱約的身影嗎?筆者從2003年以來就向國內經濟學界介紹由法國學生發起的“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1]，但實際上并沒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最近幾年，我感覺到在大學課堂上介紹這個在國外發生的事件越來越不合時宜，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實際上已經支配了中國的經濟學教育。

　　然而，如果人們通過對經濟學的哲學基礎進行研究，就會發現新古典主流經濟學仍是以陳舊的世界觀為其哲學基礎的，它把使用數學作為經濟學成為一門科學的標志，這種教條主義的思維更是沒有科學根據，它只不過是“皇帝的新衣”而已。更為重要的是，如果在沒有弄懂新古典經濟學的情況下，特別是在沒有考慮到中國需要什么樣的經濟學類型情況下，大規模地推行中國經濟學教育體系的“全盤新古典化”是對歷史的不負責任。按照李斯特-熊彼特主義的看法，新古典經濟學的比較優勢、自由貿易、自由投資和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等諸多經濟理論根本就不適合發展中國家作為制定政策的基礎，其它理論也有許多不適合中國國情之處。如果在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比較優勢和自由貿易等信念支配下，全國的經濟學研究者都投入到對中國經濟做連篇累牘的實證研究，也不可能發現目前的中國所面臨的巨大挑戰。反而，對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崇拜卻有利于美帝國主義戰略家利用經濟學包括經濟學的數學形式主義麻痹中國人民的意識，從而達到其控制中國經濟并推行其霸權戰略的目的。

　　當然，筆者并不否定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仍具有合理的重要價值，正如我們在《“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研究》一書中寫到的，雖然格瑞恩等經濟學家認為新古典經濟學是與現實無關的，提出了是否應當保留新古典經濟學的疑問。但“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的主流意見卻認為，分析、理解充滿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的世界需要多元化的方法。從認識論的角度看，知識是可錯的和不完備的，經濟學的各種流派(包括新古典經濟學)都不可能對現實問題提供完備的和最終的答案，但這些流派為認識經濟現實提供了不同的窗口，從各個不同側面提供了關于經濟現象的知識，它們都是理解現實的可供選擇的手段。所以，不應該簡單地取消新古典經濟學，而應該在經濟學中鼓勵形成一種多元主義的格局，使多元主義成為經濟學家基礎文化的一部分，從而實現各種范式、方法在平等基礎上的競爭。按照多元主義的科學理論，假如新古典主義一派確實支配了《經濟研究》雜志，由于它在中國經濟學界的“風向標”地位，經濟學各流派之間平等競爭的多元主義學術環境就必然會受到破壞。

　　更為重要的是，多元主義的學術格局是中國選擇正確的發展戰略和經濟政策最起碼的制度保證。余觀日本經濟史，自明治維新以降至戰后的再次崛起，對其發展戰略和經濟政策制定產生決定性影響的經濟意識形態是李斯特(國家)主義、馬克思主義和熊彼特主義這三種經濟學說的有機配合，這無疑有賴于日本當時多元主義的經濟學格局：雖然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也在大學中講授，但并沒有處于支配地位;如果它處于支配地位，與之相對立的李斯特主義、馬克思主義和熊彼特主義在日本根本就無法成為國家發展戰略正確選擇的基礎，日本經濟目前也將像拉美一樣是依附型經濟。因此，當新自由主義-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在一個落后國家居于支配地位的時候，其經濟只能處于依附地位，如過去三十年拉美、俄羅斯和東歐的經歷所說明的。反之，落后國家要崛起，有悖于新自由主義-新古典主義的經濟學就必須具有與之相抗衡的力量(在學術領域特別是在實際政策領域)，甚至要居于支配地位，正如筆者所倡導的“新經濟思想史”研究說明的，英國、美國和德國在歷史上作為落后國家崛起時有賴于英國重商主義、美國學派和德國歷史學派作為其支配性的經濟政策意識形態。

　　我知道，寫這篇文章很可能不會產生任何作用，反而會遭到經濟學界許多人甚至絕大多數人的反對。但中國有句古話，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因此，我還是建議《經濟研究》認真考慮學術多元主義的編輯方針，給馬克思主義、凱恩斯主義、熊彼特主義等經濟學范式和本土經濟學的創新留有一席之地，在中國經濟學的自主發展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上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但是，讓一個人改變他的經濟學信仰很難，因此，我倒是有個提議，最好《經濟研究》一分為二，原班人馬繼續按照目前的編輯方針出版《經濟研究》，是為《經濟研究》(新古典經濟學版)，同時在目前的編輯部之外重組一個編輯部，出版《經濟研究》(政治經濟學版)，因為按照奧哈拉的《政治經濟學百科全書辭典》，新古典經濟學不屬于政治經濟學，而政治經濟學包括了目前在西方經濟學界處于異端地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熊彼特經濟學、老制度主義經濟學和女性主義經濟學等[2]，很難數學形式化的經濟思想史和經濟史等學科的文章也就在政治經濟學版中找到了出版的機會，這樣，后者也能享受享受在經濟學的“旗艦”雜志上發表論文的機會。但眾所周知，這個提議比較難以實現，因此，不贊同和不愿意按照新古典經濟學范式進行研究的人要么轉行，要么還是像西方經濟學界的同類一樣，接受自己處于“經濟學智力低下社會”的命運吧!

　　實際上，在《經濟研究》上能否發表文章一點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新古典經濟學的支配下，制衡這種經濟學的力量太弱小了[3]，中國經濟學界正逐漸地喪失掉了從中國國家利益角度進行思考的能力，我們培養出來的學生正不知不覺地受到新自由主義這種現代蒙昧主義的毒害?，F在，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把諾貝爾經濟學獎從神龕的位置上拉了下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絕大部分是新古典-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最近十年它更多地授予了為掠奪成性的金融資本主義粉飾太平乃至提供服務的金融經濟學者);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奧巴馬和達賴更是一種黑色的幽默，這使得我們也不得不懷疑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性質。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光環迷倒了幾乎所有的中國經濟學人，但實際上它不僅存在著《金融帝國》的作者赫德森所斥責的垃圾，成為新思想的絆腳石;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它也麻痹了我們從國家利益角度對經濟學進行思考的意識。有人對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奧斯特羅姆和威廉姆森而興奮，認為這是諾貝爾經濟學獎脫離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一個重大信號，但實際上這是一個錯誤的判斷。目前，中國經濟學界面臨著一種思想的大解放：從新古典經濟學和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符咒中解脫出來，從而在經濟學研究中只是把它們作為一種可以若有若無的次要性的參考。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經濟學迫切需要改革，它需要直面現實和具有歷史感的經濟學。挪威經濟學家賴納特在2007年寫到，目前的“經濟學正走在一條曾經走過的道路上。19世紀中期是抽象的李嘉圖經濟學達到影響力最大的時期。1846年《谷物法》的廢除使它的影響力達到頂峰。此后，從1848年到1871年間，歐洲日益增多的社會問題導致了接連不斷的革命。這個時期推動了更加適應于當時充滿問題的社會現實的經濟理論的形成。作為對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的反動，兩個新的術語誕生了：國民經濟學和社會經濟學。這兩個術語都反襯出李嘉圖經濟學的致命弱點：它的世界主義本質;缺少對民族國家作用的關注;缺少對當時歐洲社會問題的關注。”[4]目前在中國大學中講授的新古典主流經濟學也存在著同樣的嚴重缺陷，為了應對目前所面臨的建國以來從未遇到的嚴峻挑戰，中國經濟學界應該是給馬克思主義、李斯特國家主義和熊彼特主義經濟學更多支持的時候了，但后兩者在目前中國大學的經濟學院的課堂上卻幾乎沒有人講授。

　　附錄：“新經濟思想史”芻議

　　本文是論文初稿，完成于2008年10月，發表于《社會科學戰線》2010年第1期。《新華文摘》2010年第6期全文轉載。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理論經濟學》卷2010年第3期特別推薦，全文轉載。

　　摘要：中國經濟學的自主創新和近二十多年來西方異端經濟學的日益壯大提出了重寫西方經濟思想史的要求。目前，國外的西方經濟思想史教科書主要存在以下缺陷：缺乏現代哲學視野，內容陳舊，遺漏了許多著名經濟學家具有現代價值的重要思想；缺乏經濟學多元主義思維，基本上已經被改造成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家譜學課程，并成為維護其統治地位的工具；忽略了導致發達國家脫貧致富的經濟思想史或錯誤地對其進行評價；經濟思想史內容的選擇輕視實際問題導向，削弱了對解決現代經濟發展問題的啟發價值。針對這些重大缺陷，“新經濟思想史”研究試圖做出如下主要貢獻：提供一種替代性的由經濟學兩大研究傳統和三大理論體系所構成的西方經濟思想史研究的新思路；恢復并發展西方主流經濟學所忽視的研究傳統；重點研究發達國家脫貧致富的經濟思想史；增添以現實觀察和歷史經驗為基礎的經濟思想和“經濟政策思想史”作為研究內容；發展“新經濟思想史研究方法論”；提出馬克思經濟學也起源于德國經濟學傳統而非只來源于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作為研究課題，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造性發展提供新視角和新的靈感來源。

　　關鍵詞：經濟思想史 “新經濟思想史” 西方經濟學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由于“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的興起、西方異端經濟學的日益壯大、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危機和中國經濟學的自主創新，從經濟思想發展史的角度出發，對未來經濟理論的創新和經濟政策制定提供一種深邃的歷史視野就成了我國理論經濟學研究的迫切需要。但是，目前的經濟思想史研究嚴重地不適應這種新形勢的要求?；谧罱嗄陙憩F代哲學和經濟思想史研究的一些最新進展，以中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挑戰為背景，本文試圖為滿足這種需要做出初步的嘗試。論文首先從經濟學的哲學基礎入手，通過對西方經濟思想史發展脈絡的梳理，提出一種替代性的由經濟學兩大研究傳統和三大理論體系所構成的西方經濟思想史研究的新思路，然后通過對西方經濟思想史教科書的主要缺陷進行剖析，分別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德國經濟學傳統的歷史淵源、發達國家脫貧致富的經濟思想史以及“新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其他主題作為基本內容，扼要討論筆者所謂“新經濟思想史”的初步設想，最后則簡要說明這種“新經濟思想史”研究對中國經濟學發展的意義，以便拋磚引玉，推動我國經濟思想史學科的振興與創新。

　　一、經濟學的哲學基礎與“新經濟思想史”的基本框架

　　戰后以來，在西方經濟學界出現了西方主流經濟學和西方異端經濟學之分，而西方異端經濟學內部又被劃分為馬克思主義的和非馬克思主義的。對于西方經濟思想史研究來說，這種劃分是否有其歷史的起源?它的根據是什么?它對思想史研究又有何意義?這是筆者所謂“新經濟思想史”研究首先要回答的問題。根據目前的西方經濟思想史教科書，我們可以注意到，從19世紀40年代一直到1898年老制度學派誕生為止，在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解體過程中，出現了歷史學派、馬克思經濟學、邊際學派、奧地利學派和老制度學派，在這些學派中，只有邊際學派作為目前新古典經濟學的前身在戰后成為主流學派，而其他學派則都是目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反對者，換言之，它們都是現代西方異端經濟學的先驅。這種所謂主流與異端的分裂是否還能繼續向前追溯?挪威經濟學家賴納特的研究表明，我們還可以一直追溯到文藝復興時期的重商主義經濟學。[5]

　　但是，這種追溯或歷史起源的根據是什么?我們可以使用科學哲學家庫恩的“范式”或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這些概念作為研究的基礎嗎?我們知道，現代經濟學家們經常使用這兩個概念對經濟學流派進行劃分，但目前的西方主流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異端經濟學中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都在其內部包括了眾多的流派，因而，這些概念難以對同一陣營中眾多流派加以概括;更為重要的是，由于“范式”和“科學研究綱領”的概念一般適用于明確地定義一種經濟學說，而對于長達數百年乃至上千年的經濟思想史研究來說，這些概念就凸現出了其靜態和非歷史的性質，因為無論是對于西方主流經濟學還是對于西方異端經濟學來說，在從其遙遠的先驅一直到現代范式的思想演變過程中，不僅存在著經濟思想的漸進式流變，而且也發生過經濟思想的革命。那么，我們使用什么樣的概念框架，才能比較科學地把握西方經濟思想史演化的脈絡呢?

　　經濟思想史家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中曾經指出，“分析工作必然要以一種分析前的認識行為作先導，借以提供分析工作所需的素材。……這種分析前的認識行為稱之為想象[6]。有意思的是，這種想象不僅必須在歷史上先于任何領域中分析努力的出現，而且每當有人告訴我們，從某一角度觀察事物，而這個角度的來源不能從這門科學原有水平的事實、方法與結果中找到時，那么，這種想象也許會重新進入每一門已經確立的科學發展歷史之中。”[7]按照筆者的理解，熊彼特在這里所強調的就是世界觀或哲學基礎對經濟學研究范式的決定性影響?，F代哲學的研究成果告訴我們，人類在認識自然和社會過程中形成了兩種不同的世界觀：一種是動態的、有機的和開放的世界觀;另一種則是靜態的、機械的和封閉的世界觀。這兩種不同的世界觀構成了人類關于世界的影像或量子力學的創建者之一薛定諤所謂的關于“世界的圖式”，自形成之日起，它們就通過科學傳統或文化傳統而得到傳承，從而形成了科學哲學家勞拉所說的“科學研究傳統”。

　　如果我們按照現代世界觀對西方經濟思想史進行考察，我們就會發現，至少自文藝復興以來，在西方經濟思想史中就形成了由兩種不同的世界觀作為其基礎的經濟學研究傳統：一種是從重商主義、美國學派、德國歷史學派、馬克思經濟學和熊彼特經濟學等一直到目前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現代演化經濟學綜合所構成的研究傳統，這是一種以動態的、系統的和有機的世界觀作為其哲學基礎的西方異端經濟學研究傳統;而另一種則是從重農主義、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庸俗經濟學”和杰文斯-瓦爾拉斯的邊際革命等一直到現代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傳統，這是一種以靜態的、原子論的和機械的宇宙觀作為其哲學基礎的所謂“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研究傳統。在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的眼中，前一種傳統被看作是異端并遭到貶斥，而后一種傳統則被視為正統并得到推崇;在其編撰的西方經濟思想史教科書中，由于缺乏現代哲學作為“分析前的認知行為”，它基本上是按照后一種研究傳統組織其編撰思路的。

　　但是，大量的研究已經證明，對于處理日益復雜的現代經濟來說，西方主流經濟學越來越顯示出無法克服的嚴重缺陷[8]，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其陳舊的世界觀。而西方異端經濟學的先驅在其直覺意識上與現代自然科學所提供的宇宙觀具有一致性，其理論工作具有樸素的現代世界觀要素，其哲學基礎先進于西方主流經濟學，因此，這種經濟學研究傳統對未來經濟學發展的價值要遠大于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傳統。正如著名經濟學家尼古拉斯·喬治斯庫-羅根所指出的，“正當杰文斯和瓦爾拉斯開始為現代經濟學奠基時，物理學一場驚人的革命掃蕩了自然科學和哲學中的機械論教條。奇怪的是，‘效用和自私自利的力學’的建筑師，甚至是晚近的模型設計師，看來都沒有及時地覺察到這種沒落”，[9]……“確切無疑的是，關于如何超越靜態結構的課程——也許是唯一重要的課程——來源于馬克思、凡勃倫和熊彼特”。[10]因此，為了重新定向經濟學[11]和中國經濟學的自主創新，本文提出一種由經濟學兩大研究傳統和三大理論體系所構成的西方經濟思想史研究的新思路(見圖1)。按照這種新思路，“新經濟思想史”研究將重新梳理西方經濟思想史的演化過程并對各種經濟思想進行重新評價。

　　圖1：西方經濟學說的演進：兩大研究傳統與三大理論體系（簡圖）

　　二、西方經濟思想史教科書的缺陷與“新經濟思想史”的創新

　　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西方主流經濟學基本上是按照靜態的、原子論的和機械的世界觀為基礎來編撰西方經濟思想史的。如果把圖1與保羅·薩繆爾森經濟學教科書中的《經濟學的家譜》(請見圖2)加以比較，這一點就尤為明顯：后者基本忽略了另一種經濟學研究傳統作為西方經濟思想史的主干之一對西方經濟思想演化過程的影響，這不僅割斷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異端經濟學中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先驅思想之間的歷史聯系，而且由于缺乏經濟學多元主義的科學思維，西方經濟思想史基本上就被改造成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家譜學課程，并成為維護其統治地位的工具。當然，有人可能會說，保羅·薩繆爾森的《經濟學的家譜》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一般的西方經濟思想史教科書都要涉及到德國歷史學派和老制度學派等當代西方異端經濟學的先驅思想。但是，除了挪威經濟學家賴納特以外，西方經濟思想史學界從沒有人對薩繆爾森的這種簡單化處理提出過異議，這就說明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這種思維是占統治地位的。在這種情況下，絕大多數西方經濟思想史教科書對當代西方異端經濟學的先驅思想評價很低，在我國，除了對馬克思經濟思想的評價外，這同樣也不例外。

　　圖2：保羅·薩繆爾森經濟學教科書中的《經濟學的家譜》

　　那么，“新經濟思想史”的創新何在呢?前幾年，我國哲學界曾經比較多地討論過“重寫中國哲學史”的問題，在這種討論中，有學者曾指出，所謂“重寫”就是“總體寫作思路上的實質性變化”。筆者認為，這種看法比較好地概括了“新經濟思想史”的旨意所在：提高對西方異端經濟學先驅的評價并降低對西方主流經濟學先驅的評價，這無疑是一種“總體寫作思路上的實質性變化”。按照這種總體思路，我們現在就對“新經濟思想史”的研究框架做出簡要的說明。

　　首先，所謂經濟學兩大研究傳統是按照韋伯“理想類型”的方法或占支配地位的思維模式進行劃分的。因此，就經濟思想史中的某種流派或著名經濟學家來說，它不可能完全具備某種傳統的全部特征，甚至他們當中的一些同時具有這兩種傳統的不同要素。例如，雖然亞當·斯密和馬歇爾的理論體系主要是以靜態的、原子論的和機械的世界觀為其哲學基礎的，但他們也在其著作中容納了以動態的、系統的和有機的世界觀為基礎的經濟學研究傳統的一些要素，盡管這些要素在其體系所占比例比較小，但正如理查德森在對亞當·斯密做出評論時指出的，“斯密實際上給我們提供了經濟均衡和經濟演化的兩種理論”。[12]然而，在目前的西方經濟思想史教科書中，亞當·斯密的經濟演化思想卻被嚴重地忽視了，這反映出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研究傳統即使是在處理其先驅人物上也具有支配性的影響和嚴重的缺陷。

　　其次，對于重寫西方經濟思想史來說，不僅要恢復動態的、系統的和有機的經濟學研究傳統作為西方經濟思想史主干之一的地位，而且也要注重并不屬于這種研究傳統的某種流派或著名經濟學家有關動態的、系統的和有機的經濟演化思想。這是因為，盡管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并不具備動態的、系統的和有機的世界觀的某些要素，但就其先驅流派和人物來說并不是這樣。例如，雖然19世紀的奧地利學派對邊際革命做出了重要貢獻，但它不僅反對杰文斯和瓦爾拉斯經濟學的哲學基礎，而且一直就是經濟學數學形式主義的堅決反對者?，F代西方主流經濟學之所以丟失掉其先驅者及其流派的某些多元主義思維，主要是由邊際革命時受機械世界觀的嚴重影響和戰后數學形式主義革命對其范式的純化所造成的。因此，筆者所提出的現代演化經濟學綜合雖然主要是以西方異端經濟學為主，但也吸收了西方經濟思想史中并不屬于這種研究傳統的某些流派或著名經濟學家有關經濟演化的合理思想，正如圖1中的某些虛線箭頭所表示的。

　　最后，在這種新的體系結構中，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現代演化經濟學綜合因為同屬于一種研究傳統，因此，它們具有相互借鑒和共同發展的前景(目前在圖1中用虛線的雙向箭頭來表示，將來有可能用實線的雙向箭頭來表示)，這不僅可以從他們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共同反對和目前日益擴大的交流中所觀察到，而且從哲學基礎上來說他們還具有共同的起源：批判實在論作為演化經濟學現代綜合的哲學基礎，其主要的理論先驅就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始者——卡爾·馬克思。對于演化經濟學的現代綜合來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宏大視野和深刻的結構分析是其必須認真研讀并加以大量吸收的，否則其現代綜合是難以實現的。而對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來說，“新經濟思想史”研究不僅有助于克服許多人把西方經濟學等同于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錯誤認識，而且也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造性發展提供了經濟思想史的靈感來源，本文下面就將專門討論馬克思經濟學與德國經濟學傳統的歷史淵源問題。然后，我們再分別討論發達國家脫貧致富的經濟思想史以及“新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其他主題，這些內容都是針對西方經濟思想史教科書所存在的重大缺陷而展開的，是“新經濟思想史”研究總體思路實質性變化的具體體現。

　　三、馬克思經濟學與德國經濟學傳統的歷史淵源

　　按照“新經濟思想史”的總體思路，馬克思經濟學與德國歷史學派都屬于以動態的、系統的和有機的世界觀為基礎的經濟學研究傳統，而德國歷史學派則是源源流長的德國經濟學傳統的產物。德國經濟學傳統誕生于“三十年戰爭”(1618-1648年)結束之時，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的三百年里，一直是德國的主流經濟學。賴納特指出，在德國經濟學傳統自17世紀上半葉被創建以來，在此后的300年內，對整體性的強調就成了德國經濟學和德國哲學共同的標志，與盎格魯—撒克遜經濟學傳統相比，德國經濟學的研究思路始終堅持整體主義的方法[13];英國經濟學家霍奇遜也指出，“卡爾·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與德國歷史學派都是同一哲學文化的產物”[14]，因此，圖1標明了馬克思經濟學與德國歷史學派都共同起源于德國古典哲學的這種歷史淵源。此外，按照筆者的研究，德國歷史學派和馬克思都是演化經濟學的先驅，而出自德國歷史學派的熊彼特則是演化經濟學的主要創始者，這就提出了馬克思經濟學與德國經濟學傳統之間是否存在著密切的歷史淵源問題。

　　首先，德國古典哲學對馬克思經濟學的革命是否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我們知道，按照列寧的看法，馬克思主義有三個來源：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空想社會主義。列寧的這種表述就其本身來說并沒有什么錯誤，但是，我們在理解馬克思經濟學對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革命上，往往忽視德國古典哲學的決定性作用。正如我們前面強調的，哲學對整個經濟學體系的形成是決定性的，在經濟思想發展史上，經濟學說的大分水嶺總是由作為哲學家的經濟學家所創造的。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史觀是在批判地繼承德國古典哲學的基礎上形成的，并因此成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方法論的靈魂。由于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是建立在個人主義的、靜態的和機械的宇宙觀之上的，所以，如果馬克思不是首先通過對德國古典哲學的革命，那么他就不可能實現對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革命;因此，他也就不可能把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中合理的和有價值的要素納入到以辯證唯物史觀為基礎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之中，從而實現經濟學范式的革命。

　　其次，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除了來源于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它是否還起源于德國經濟學傳統?這個問題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意義是如此重大，因此，我們不能貿然妄下斷語，但我們可以列舉出一些例子來說明它們兩者之間驚人的類似性：馬克思認為，人是歷史的人;資本不創造價值;技術創新是競爭最重要的方式，也是報酬遞增和社會演化的關鍵;政治經濟學的核心主題是生產而非交易;對收入分配問題和系統協同效應的強調;發展過程中具有不同的階段和形態;歷史特定性問題;對個人主義經濟學方法論的批判;對社會生活的整體性和各組成要素之間不可孤立的相互聯系的信念以及社會是有機體的隱喻等等，所有這些觀點都無法在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發現其起源，但我們卻可以在德國歷史學派中找到其類似的論述。[15]

　　事實上，一些證據已經說明，德國經濟學傳統是馬克思主義形成的重要來源。例如，在馬克思生產力理論進而在歷史唯物主義哲學的形成上，據前蘇聯學者考證,馬克思大概是在1843年末和1844年初有關李斯特著作的摘錄中第一次使用生產力概念的;而按照張雪魁的研究，馬克思所使用的“生產力”概念來自李斯特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1841)是毫無疑問的，馬克思不僅直接繼承了李斯特的“生產力”概念, 而且他還把生產力作為一個理論體系來把握也深受李斯特的影響;直到晚年,馬克思仍在關注和研究李斯特經濟學,并對李斯特經濟學有了更為客觀的新認識。[16]

　　又如，據賴納特的研究，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德國歷史學派奠基人羅雪爾的思想，羅雪爾曾好幾次引用了巴貝奇(Charles Babbage，1832)和尤爾(Ure,A，1835)的著作，盡管巴貝奇和尤爾曾專門寫過與大規模工業經濟學有關的論文，但首次把這些創見納入到一種整體主義經濟理論之中的卻是羅雪爾，他因此而成為深入理解技術變遷與大量生產的首位經濟學家。[17]羅雪爾的著作有26個版本，在當時的德國影響非常大，馬克思在其著作中也引用了巴貝奇和尤爾的著作。因此，一種合理的推測是：羅雪爾的著作極可能對馬克思形成和發展有關技術創新和報酬遞增的思想產生過積極的影響。

　　正是因為上述原因，賴納特指出，李斯特、馬克思和熊彼特作為對德語之外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政策制定產生過重要影響的德國經濟學家，他們在經濟發展動態視角上的觀點極其相似，如果把他們的理論與盎格魯—撒克遜經濟學傳統(這個傳統為當今世界經濟秩序奠定了基礎)進行比較，這一點尤其明顯。特別是熊彼特在其《經濟發展理論》的日文版前言中說明了他是如何探尋“經濟體系能量的源泉的，這個源泉自身將打破任何可能達到的均衡……我當初并不清楚……這些思想和目的正是馬克思的學說中所蘊含的”。[18]實際上，熊彼特的技術競爭理論是在馬克思技術創新理論的基礎之上進一步的拓展和發展。因此，賴納特直截了當地斷定，馬克思和熊彼特的理論都根植于德國歷史學派的傳統之中。如果這種觀點能夠成立，那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起源就有了兩個來源，這個結論對我們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的許多重大理論問題提供了一種嶄新的視角。

　　退一步說，即使讀者不贊同我們上述結論，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德國經濟學傳統之間驚人的類似性也是具有重大理論和實際價值的。我們可以研究這種類似性是如何產生的，它又是如何導致了兩種不同的理論體系，馬克思經濟學和德國歷史學派之間是如何分化的，從而在有關社會經濟重大問題上如何產生了分歧，這種研究不僅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具有重要啟發意義，而且還對演化經濟學的發展提供了多元的視角。此外，我們還可以觀察到，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繼承者都高度關注欠發達理論、經濟全球化中的中國民族產業、收入分配、勞工待遇和社會保障體系等問題，而德國歷史學派強調國民經濟學并為建立世界上第一個具有社會保障制度的國家立下了汗馬功勞，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德國歷史學派在不同歷史時期面臨著非常類似的問題，因此，研究德國歷史學派如何致力于解決這些問題并可以提供那些經驗和教訓，對解決當代中國現實問題仍是非常具有借鑒價值的。

　　四、發達國家脫貧致富的經濟思想史研究

　　“新經濟思想史”對目前的西方經濟思想史教科書的一個基本判斷是：它忽略了發達國家脫貧致富的經濟思想史或對其進行了錯誤的評價，從而成為其嚴重缺陷之一。正如賴納特指出的，“由于經濟思想史現在已經被簡化為新古典經濟學的家譜學，所以，人們在很大程度上肯定‘無法學到’當今工業化國家以往政策的歷史紀錄。由于沒有一個諸如“經濟政策史”的學術子學科，歐洲和北美的工業化強國現在似乎都對它們自己的過去形成了錯誤的看法，忘記了國家在帶領它們走上脫離貧困之路上所發揮的作用”，[19]張夏準也指出，“富裕國家在過去并不是在他們現在所推薦的、并常常強加給發展中國家的政策和制度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不幸的是，這種事實目前鮮為人知，因為資本主義的‘官方歷史學家們’已經非常成功地改寫了他們自己國家的歷史”。[20]按照“新經濟思想史”的看法，與缺乏“經濟政策史”子學科一樣，目前的西方經濟思想史教科書有意識地遺漏、低估或錯誤地評價曾經導致他們脫貧致富的經濟思想史也是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我們下面就分別以19世紀的美國學派和重商主義經濟學對此加以說明。

　　首先，目前的西方經濟思想史教科書“清除”掉了在19世紀曾經存在過的美國學派。在美國經濟的崛起過程中，以強調貿易保護主義、制造業立國、政府重要作用、高工資戰略和教育以及技術創新重要性為特征的美國學派經濟學家對美國的經濟政策制定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是，除了蔣自強和張旭昆等人的《經濟思想通史》提到“美國學派”并一筆帶過外，我們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通過查閱中英文版經濟思想史或經濟學說史教科書共計三十二種，非常遺憾地發現，再沒有其它著作提到這個學派，這些教科書只是零散地提到美國學派的一些人物，如提到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有四本;提到丹尼爾·雷蒙德的僅三本;提到凱里的最多，高達十四本，但其中對凱里經濟思想的介紹大都是闡述他的“階級調和論”，而對凱里有關技術創新甚至貿易保護的經濟思想卻只字未提;約翰·雷等其他重要經濟學家幾乎完全被遺忘了;更不用說目前的教科書能對美國學派在十九世紀美國經濟發展所起重要作用進行分析了。因此，我們認為，在西方經濟思想史中曾占據重要地位的美國學派基本上已經被遺忘。[21]由此所產生的惡果是，“(美國)這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為止實施了百余年貿易保護主義的‘頭子’確實令人震驚，因為它后來一直被認為是自由貿易的化身”。[22]

　　其次，目前幾乎所有的西方經濟思想史教科書都對重商主義經濟學進行了錯誤的批判，麻痹了落后國家對發達國家脫貧致富的起源及其原因進行探索的意識。在經濟思想史中，曾經存在兩種對重商主義針鋒相對的評價：一種是以亞當·斯密為代表，認為重商主義把金銀或貨幣與財富混為一談，這種看法被目前的教科書所采納，盡管有一些教科書指出了晚期重商主義是重工主義，但給人總的印象仍然是，重商主義是用來描述壞經濟學的貶義詞;另一種評價則對重商主義經濟學持肯定態度，其代表人物是19世紀著名經濟學家李斯特和德國“新歷史學派”的領袖古斯塔夫·施穆勒。李斯特指出，重商主義經濟政策的宗旨是要建立自己的工業、自己的海運事業和對外貿易;正如經濟史學家和發展經濟學家羅斯托指出的，“在歐洲工業現代化之前的歷史中，每一個國家都經歷過特殊的、發奮圖強的階段……(這些)互相競爭的民族國家所采取的經濟政策混在一起，統稱為重商主義，[23]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施穆勒認為，重商主義本質上是一種國家建設的學說。經濟史確鑿的史實也說明，英國從1485年亨利七世即位到1830年工業革命完成時，一直都在實施重商主義政策。因此，重商主義是英國崛起及其工業革命誕生的重要原因，而西方經濟思想史教科書的錯誤評價無疑掩蓋了英國脫貧致富的真正原因，糾正這種錯誤就成為“新經濟思想史”責無旁貸的任務。

　　按照“新經濟思想史”目前所掌握的材料，重商主義經濟學(15世紀下半葉-18世紀下半葉)、美國學派(從1791年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關于制造業的報告》到19世紀末美國老制度學派誕生前)和德國歷史學派(從19世紀40年代到20世紀40年代)構成了發達國家在歷史上脫貧致富的主要經濟學說;而長達三百年之久的重商主義經濟學則包括了文藝復興時期的焦萬尼·博塔羅和安東尼奧·舍拉等“意大利國家經濟學派”(李斯特語)、英國重商主義、法國柯爾貝爾主義、啟蒙運動時期的意大利政治經濟學派、德國官房學派等豐富的內容。詳細的“經濟政策思想史”研究將說明，英國重商主義、美國學派和德國歷史學派實際上構成了支配英國、美國和德國崛起時期經濟政策的意識形態;日本的崛起雖然沒有產生可以明確定義的學派，但德國歷史學派對日本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在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偏愛德國模式的學派——德意志學派——對日本社會的建設產生了最大的影響，這種影響至少一直延續到1945年。日本人接受了支配德國歷史學派的獨立自主的觀點”。[24]

　　那么，為什么西方經濟思想史教科書系統地忽視了發達國家脫貧致富的經濟思想史并對這些學派評價很低呢?對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者來說，研究發達國家脫貧致富的經濟思想史為什么意義重大呢?首先，由于西方經濟學目前的研究對象是發達經濟，因此發達國家的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包括經濟思想史家并不關心發達國家在歷史上是如何脫貧致富的問題;其次，按照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標準，他們甚至認為這些經濟學流派不能稱作是經濟學;最后，正如李斯特和張夏準一針見血地指出的，這些曾經也是貧困的國家一旦躋身富國之列，它們就踢掉了“通向富裕之路的梯子”[25]，因此，我們不能排除一些西方經濟思想史家有意識地從其教科書中淡化、排除甚至丑化這些經濟思想的可能性。但對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者特別是經濟思想史家來說，什么樣的經濟學說對于他們的國家才是有幫助的，這個問題是研究經濟學的首要問題。發達國家給發展中國家推薦了與他們脫貧致富的經濟思想史截然相反的“華盛頓共識”，由此所產生的災難性后果將使人們不得不尋求替代性的發展道路。在這種情況下，系統和深入地研究發達國家脫貧致富的經濟思想史就尤為迫切。筆者研究的結論是，對目前的中國來說，這些經濟思想仍然是行之有效的強國富民的經濟學說。

　　五、“新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其他主題

　　經濟思想史家們一般認為，經濟學說史是指那些成系統的可以稱之為理論的經濟學說的歷史，而經濟思想史還包括那些無法系統化的經濟思想的歷史。筆者贊同這種區分，但卻懷疑這種區分主要是為了在西方經濟思想史教科書中能夠容納重商主義經濟學之前的古希臘和古羅馬的經濟思想。在筆者看來，無論是在教科書的編撰還是學術研究上，目前的經濟思想史界存在著一種偏重于成系統的經濟學說史的傾向，重點放在了以特定的假定為基礎的抽象的經濟理論上，輕視那些以歷史經驗、現實觀察和實際政策為基礎的抽象程度較低的、有時可能不被視作經濟理論的經濟思想，尤其是忽視那些對經濟政策和經濟管理曾經產生過重大影響但卻不成系統的、甚至還有待于我們加以總結的經濟思想。筆者認為，這種做法忽視了實際問題導向的必要性，因此削弱了經濟思想史研究對解決當代經濟發展問題所應發揮的啟發價值。特別是當落后國家在對發達國家進行追趕的過程中遇到非常棘手的重大問題，并試圖從發達國家處于類似發展階段時的解決辦法中尋求借鑒時，往往特別需要的卻是這種以歷史經驗、現實觀察和實際政策為基礎的經濟思想。因此，經濟思想史的范圍應該有意識地被擴大，“新經濟思想史”試圖增添以現實觀察和歷史經驗為基礎的經濟思想和“經濟政策思想史”作為其重要研究內容。

　　在以現實觀察和歷史經驗為基礎的經濟思想上，卡爾·波蘭尼的《巨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1944)[26]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卡爾·波蘭尼的這本著作分析了歐美國家從18世紀市場受到嚴重管制的社會經濟狀態如何轉變為19世紀“沒有控制的”市場經濟，然后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又如何再轉變為對市場經濟進行限制和實施國家干預的過程，并把后一種轉變命名為“大轉變”?？?middot;波蘭尼提出了這樣一種理論：自我調節的市場經濟是一種十足的烏托邦，它自身具有一種毀滅人類并把人類的環境變為一片荒野的傾向，因此，社會必然要采取措施保護自己。從自我調節市場體系誕生之日起，社會保護就必然成為其伴隨物。但是，自由市場與社會保護這種長期的“雙重運動”并非一直能夠保持鐘擺式的平衡，有時甚至能夠釀成重大的社會災難。例如，作為對19世紀末自由放任運動的反應，反向性社會保護運動的不同強度產生了福利國家、蘇聯社會主義、德國法西斯主義以及東亞發展型國家四種不同的社會類型，其中法西斯主義給人類社會造成了空前的災難?？?middot;波蘭尼的這本名著雖然在西方經濟思想史教科書中“名不見經傳”，但他的上述理論不僅為我們理解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上半葉的各種經濟學說提供了一把鋒利的解剖刀，而且對于認識我國目前的社會經濟問題也提供了深邃的洞察力。

　　“經濟政策思想史”是對經濟政策制訂者制訂其經濟政策的原因、目的、意識形態和所接受的經濟思想進行研究。賴納特所提倡的“經濟政策史”和我們這里所說的“經濟政策思想史”都屬于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交叉研究的領域，而且是互補的。在這方面，我們可以舉出兩個例子。

　　第一個是美國的“進步時代”(1900-1917)。美國在“進步時代”采取了市場監管、最低工資、保護中下階層利益等許多立法和社會改革，目的是為了糾正自由市場經濟所帶來的破壞性社會影響，對這些政策產生影響的經濟思想不僅來自深受德國歷史學派影響的著名經濟學家約翰·B·克拉克和理查德·伊利[27]，而且還有新聞記者赫伯特·克羅利在《美國生活的希望》中提出的“新國家主義”;雖然社會性質不同，但因為我國現在面臨著與美國那個時代非常類似的問題，因此人們為了尋求借鑒，目前對美國“進步時代”的經濟和社會政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第二個例子是日本經濟政策史與思想史。我們前面已經提到，日本的崛起并沒有產生一個可以明確定義的經濟學流派，但如果研究日本經濟政策史，人們就會發現德國歷史學派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所產生的無形影響是很大的，而這種影響可能不是通過經濟學家們所產生的。例如，日本在戰后初期曾經就經濟發展的道路問題爆發過激烈的爭論，日本銀行的經濟學家們根據比較優勢理論，主張走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道路，但卻遭到了并不是經濟學家的通商產業省的官僚和顧問們的堅決反對，而后者的勝利對日本的命運是決定性的，否則這個國家現在就不會保有第二技術大國的地位。

　　最后，作為“新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其他主題，筆者在這里簡要地說明如何發展“新經濟思想史”研究方法論的問題。著名經濟思想史家布勞格以哲學解釋學的思想為基礎區分了“理性重建”和“歷史重建”兩種不同的研究方法。按照哲學解釋學的看法，過去思想家的所有文本都需要被重建，因為它們并不是用一種聲音來說話，其含義也從來不是不含混的，甚至這些文本作者自身也沒有真正了解他自己的思想。因此，重建是不可避免的，但問題是如何重建。布勞格認為，一種是按照現代思想來重建，突出的表現就是把經濟思想史簡化成經濟分析史，并用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分析工具——通常是數學模型——來重新表述過去的思想，這種方法被稱作是“理性重建”;另一種方法則是“歷史重建”，這是布勞格從當代哲學家羅蒂有關哲學史編撰的討論中借用來的術語，其含義就是按照過去的思想家實際上是如何思考的來表述其思想。在布勞格看來，“理性重建”無法幫助我們理解已故經濟學家的思維方法和經濟思想發展的歷史過程，因此，雖然“歷史重建”的方法困難重重，但它卻是著眼于這個學科題材獨特性質的惟一的正確方法。[28]

　　筆者贊同布勞格的觀點，在對已故經濟學家的經濟學說或某種經濟思想的興衰進行“歷史重建”時，不僅要考察當時社會、政治、自然科學和哲學思潮的影響，更重要的是要考察當時重大的經濟、社會和制度問題所產生的影響，這是一種情境特定的解釋學方法。但是，對“新經濟思想史”來說，“歷史重建”的方法是不夠的。按照中國哲學史家傅偉勛先生的“創造的解釋學”，我們不僅要“歷史性重建”原作者實際上說了什么、他真正的意謂是什么以及他可能還要說什么;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們還要問：假定這些作者今天還活著，他們愿意根據新的情況來修正或揚棄已有的說法嗎?怎樣進行修正或揚棄?因為原作者已不在人世，因此，只有創造型的解釋學家才能千方百計為其作答。[29]作為創造型的解釋學家，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是：為了解決當代重大的經濟、社會和制度問題，我們是否需要增添新的視角和新思路?我們現在應該說什么?通過這種“創造的解釋學”，我們可以批判性地繼承傳統但又不拘泥于具體理論，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從而成為創新型的思想家或經濟學家。馬克思、凡勃倫和熊彼特之所以成為開創新思路和新方法的獨創型經濟學家，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們同時也是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創造型解釋學家。因此，以“創造的解釋學”為核心進一步發展“新經濟思想史”研究方法論是學科自身發展的內在要求。

　　六、結語

　　“新經濟思想史”的設想是筆者基于對經濟學現狀和未來發展趨勢的研究而提出的。“華盛頓共識”的失敗、“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的興起和美國經濟危機的爆發等一系列事件都標志著西方主流經濟學已經陷入了不可克服的危機。在西方經濟學界，重新確定經濟學發展的方向已經成為西方異端經濟學迅猛發展的主要推動力，以動態的、系統的和有機的世界觀為基礎，推動經濟學范式的創新是經濟學未來發展的大趨勢。但由于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長期統治所導致的路徑依賴和鎖定，新的經濟學范式創新在西方經濟學界受到的阻力仍然很大，因而難以得到較大的發展。按照進化生物學的“異地物種形成原理”：新物種的形成和演化要遠離原物種數量巨大和競爭激烈的地區，因此，以動態的、系統的和有機的世界觀為基礎的經濟學研究傳統的創新最有可能在西方主流經濟學范式還沒有鎖定并處于其外圍的地區通過“間斷平衡”的方式而得到更徹底的發展。按照這種理論，中國的經濟學在西方主流經濟學舊范式的發展上落后于西方并不是災難，而是機遇。如果中國經濟學界以解決中國 實際問題為核心，堅定地拒絕中國經濟學教育科研體系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化”，奉行獨立自主的經濟學發展方針，就能夠在未來引領經濟學創新的國際新潮流。在這樣一種大背景之下，“新經濟思想史”研究將做出不可或缺的重要貢獻。

　　首先，對于重新定向經濟學來說，“新經濟思想史”不僅在瓦解西方主流經濟學統治地位上具有解放思想的功能性作用，而且對于以動態的、系統的和有機的世界觀為基礎的經濟學范式創新來說，它也是活的靈感來源。正如奧地利學派著名經濟學家沙克爾指出的：“創新性的理論家需要無情的自信。他必須推翻成百上千人的認識，他的第一本能就是進行抵制和反攻。但是，理論的重建必然不可避免地使用許多舊的材料。對于以前理論的虔誠不僅是可敬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不借鑒傳統的發明將舉步維艱”。[30]因此，對于重新定向經濟學及其范式創新來說，它必然要涉及到與經濟思想史的對話，涉及到與動態的、系統的和有機的經濟學研究傳統的對話，這種對話不僅可以為經濟理論的創新提供必備的建筑材料;為其創新的成敗提供歷史上可以借鑒的經驗和教訓;而且，它還可以發現目前的創新中沒有得到重視或被完全忽視的重要理論問題，從而為創新提供指導并提供新思路。“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我們前面提到的創造型解釋學家都是以思想史的研究作為其理論創造的活水源頭的，“新經濟思想史”也應當具有這種作用。

　　其次，對于中國經濟學的自主創新來說，“新經濟思想史”的研究主要承擔兩項任務。一是以中國問題意識為核心，對目前發達國家脫貧致富的經濟思想史進行研究，對他們在發展過程如何成功地解決類似于我國目前和未來所面臨挑戰的相關經濟思想史進行研究，結合信息通訊技術革命、我國國情和目前所處國際環境的重大變化，對歷史上的這些經濟思想目前在多大程度上仍是有效的進行研究;研究這些經濟思想是否需要揚棄或者根據新的條件加以修正和發展。通過這些研究，經濟思想史學科可以為解決中國重大經濟問題提供重要的支援意識。二是通過探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西方異端經濟學與中國哲學傳統之間共同的基礎，為建立本土經濟學傳統提供思想和哲學基礎。我國哲學界一些學者已經探討了馬克思和懷德海等人的思維模式與中國哲學傳統之間所具有的驚人相似性;而在哲學基礎上，西方異端經濟學研究傳統與西方哲學傳統中從懷德海和皮爾斯經由馬克思恩格斯再往前追溯的思維模式具有深刻的歷史淵源[31]，因此，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西方異端經濟學研究傳統在思維模式上與中國哲學傳統也具有驚人的類似性，中國哲學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將成為中國經濟學自主創新的重要思想來源。

　　最后，“新經濟思想史”對我國經濟思想史學科的建設和繁榮也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筆者在這里主要討論的是西方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問題，但本文所提出的研究框架和總體思路對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也具有借鑒意義。由于受到整體的、系統的和有機的中國思維模式的影響，中國經濟思想史中蘊藏著大量相關的經濟思想，運用本文所提出的研究框架不僅會產生更多的新發現，而且還有可能按照中國思維模式的范疇體系比較系統地整理出中國經濟思想史的歷史發展過程。第二，相對于我國經濟史學科的發展來說，我國在外國經濟思想史學科的建設上要落后許多，主要表現為經濟史學科已經形成了影響經濟史學科發展的理論：經濟史理論 (經濟史論、經濟史觀)和經濟史學理論(主要是經濟史研究方法論)，而經濟思想史學科在類似的學科理論建設上目前基本上仍然是空白，當然這與世界范圍內經濟思想史學科的不發達不無關系。“新經濟思想史”不僅需要通過經濟思想史研究方法論的研究進一步推動經濟思想史學理論的發展，而且還需要系統地發展史論結合的“經濟思想史理論”(包括經濟思想史論和經濟思想史觀)，發揮經濟思想史研究推動經濟理論進步的基礎性作用。

　　【注釋】：

　　[1]可以參看賈根良：《中國經濟學發展的西方主流化遭遇重大質疑》，南開經濟研究，2003年第2期;愛德華·富布魯克主編：《經濟學的危機——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最初600天》，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 還可參看賈根良等著：《西方異端經濟學主要流派研究》，經濟思想史研究叢書系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3] 任何一種學術思想如果缺乏與之相競爭的制衡力量，必然會走向教條主義，學術多元主義只有在相互競爭的各學術流派之間具有勢均力敵的力量對比時才能得到最全面的保障。

　　[4]賴納特、賈根良主編：《窮國的國富論——演化發展經濟學論文選》(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前言第Ⅳ頁。

　　[5] 埃里克·賴納特、阿諾·曼·達斯特：《另一種教規：文藝復興經濟學史——論以非物質和生產為基礎的教規在經濟思想史和經濟政策史中的作用》，載賴納特、賈根良主編：《窮國的國富論——演化發展經濟學論文選》(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6] 這句話的英文原文為“[T]his preanalytic cognitive act will be called Vision”，因為“cognitive”在經濟學中翻譯為“認知”，而“Vision”具有世界觀、通見、先驗的信念和意識形態的含義，因此，如果把該句意譯為“這種分析前的認知行為稱之為世界觀”就比較好理解了。

　　[7] 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1卷，朱泱等譯，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74頁。

　　[8] 賈根良、徐尚等著：《“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研究》，經濟思想史研究叢書系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9] Georgescu-Roegen, N., The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 Proce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2-3.

　　[10] 轉引自G.M.霍奇遜：《現代制度主義經濟學宣言》，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86頁。

　　[11] “重新定向經濟學”是劍橋大學著名經濟學家和社會科學哲學家勞森一本著作的書名，見Tony Lawson, Reorienting Economics, Routledge Press, 2003.

　　[12]見G. B. Richardson,Adam Smith On Competition and Increasing Returns, in S. Skinner, A. S. Wilson,T.(eds.) Essays on Adam Smith，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351.

　　[13] 埃立克·賴納特：《作為發展經濟學的德國經濟學：從“三十年戰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載賴納特、賈根良主編：《窮國的國富論：演化發展經濟學論文選》(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14] Geoffery Hodgson, how economics forgot history: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specificity in social science, Routedge, 2001, P56.

　　[15] 賈根良、黃陽華：《德國歷史學派再認識與中國經濟學自主創新》，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4期。

　　[16] 參看張雪魁：《李斯特生產力理論：唯物史觀研究中被遮蔽的視界》河北學刊，2005年第1期;《李斯特經濟學與歷史唯物主義——兼與張一兵先生商榷》，社會科學研究，2006年第3期。

　　[17] 埃立克·賴納特：《技術在富國和窮國形成過程中的作用：熊彼特體系中的欠發達問題》，載賴納特、賈根良主編：《窮國的國富論——演化發展經濟學論文選》(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18] 轉引自埃立克·賴納特：《技術在富國和窮國形成過程中的作用：熊彼特體系中的欠發達問題》，載賴納特、賈根良主編：《窮國的國富論——演化發展經濟學論文選》(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19] 賴納特：“國家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載杰弗里·M·霍奇遜主編《制度與演化經濟學現代文選:關鍵性概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版。

　　[20] 張夏準：“踢掉梯子：新自由主義怎樣改寫了經濟政策史”，載杰弗里·M·霍奇遜主編《制度與演化經濟學現代文選:關鍵性概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版。

　　[21] 賈根良、束克東：《19世紀的美國學派：經濟思想史所遺忘的學派》，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8年第5期。

　　[22] 沃爾夫、張夏準等：《自由貿易抑或貿易保護：基于張夏準和賴納特新書的爭論》，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8年第5期。

　　[23] 羅斯托：《這一切是怎么開始的——現代就的起源》，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47和43頁。

　　[24] 埃里克·賴納特、阿諾·曼·達斯特：《另一種教規：文藝復興經濟學史——論以非物質和生產為基礎的教規在經濟思想史和經濟政策史中的作用》，載賴納特、賈根良主編：《窮國的國富論——演化發展經濟學論文選》(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25] 張夏準：《富國陷阱——發達國家為何踢開梯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

　　[26]卡爾·波蘭尼：《巨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臺灣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

　　[27] 約翰·B·克拉克在德國留學時，是德國歷史學派代表人物羅雪爾和克尼斯的學生;而理查德·伊利則是克尼斯的學生。

　　[28] Mark Blaug, No History of Ideas, Please, We’re Economist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15, N.1, 2001, pp150-152.

　　[29] 傅偉勛：《從西方哲學到禪佛教》，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51-52頁。

　　[30] 轉引自霍奇遜：《經濟學是如何忘記歷史的：社會科學中的歷史特定性問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91頁。

　　[31] 賈根良：《中國經濟學革命論》，社會科學戰線，2006年第1期;《中國古代演化思想與中國演化經濟學的發展》，南開學報，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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