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人們討論的貧困，是個相對于發展的概念。那么，什么是發展進程中導致貧困的根本原因呢?在做了多種不同的國家比較和國內的區域比較之后，我的歸納叫做制度成本轉嫁論，即“成本轉嫁理論”。從理論資源來說，它是從阿明的“第三世界依附理論”和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統論”進一步演化而來。認為世界發展不平衡、貧困的原因，是制度成本轉嫁形成的。當代加快全球化中的貧富分化本身并不可能靠任何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來化解，反而會隨之加劇。對此，我有幾個去意識形態化的經驗性的歸納。

　　資本要素絕對稀缺下的親資本政策是不論何種體制下發展中國家的普遍趨勢

　　大多數后發國家因要進入所謂發展主義現代化，而首先遭遇到的最大困境是資本要素的絕對稀缺。西方經濟學立論的前提是要素相對稀缺;這個前提下的要素配置方式在理論推導上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即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可以自發地配置要素達至最優。而發展中國家客觀上最大的麻煩卻在于，不具備這個西方經濟學構建理論邏輯的前提，經濟學和我們要研究的客觀現象差距太大。發展中國家不存在要素相對稀缺，而是西方經濟學不討論的要素絕對稀缺。如果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困境是資本要素絕對稀缺，那會怎么樣?它就會親資本。

　　我們做的國家比較研究結果發現，不論何種主義、體制、政府，不管誰當領袖，都有一個共性的特點，就是只要資本絕對稀缺，政府就會采行親資本的政策體系，除非被封鎖。

　　例如中國60年代被兩個超級大國封鎖，資本絕對稀缺甚至趨零，因此就出現“去依附”，而轉向親勞動力，親民眾，親社會。因此60年代是中國最強調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年代，也是最大規模動員勞動力，以勞動力替代資本繼續維持國家工業化原始積累的年代。在資本趨零的狀態下，中國人只能靠高度集體化，成規模地組織最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去替代最稀缺的資本。而當此前的50年代中國先是獲得蘇東資本、此后的70年代又可以獲得西方資本時，中國就先親蘇東資本，后親西方資本。客觀地、純粹從發展主義的角度來看，這些親不同資本的政策體系和發展模式沒有什么好壞對錯之分。

　　從1929-33西方大危機演變為世界大戰到戰后的新趨勢

　　1929-33年西方大危機爆發，本為資本主義一般內生性矛盾的全面爆發——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工業化擴張勢必導致生產過剩。當在像歐洲這樣半島型的狹窄大陸上全部工業化國家都發生生產過剩的時候，就無法解決，只能靠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摧毀過剩生產能力。

　　相對而言，在美洲大陸之所以有羅斯福新政，是因為它是西方新開拓的殖民地，物理空間廣大，可以讓國內所有一般資本主義經濟暫停。羅斯福新政之所以能夠救美國，無外乎是政府在生產過剩條件下，直接把過剩勞動力和國家工業化過程所創造的設備生產能力結合起來，去做國家投資的基礎建設，開發中西部。這個做法與中國1990年代末期朱镕基鐵腕調控、大規模增發國債投資中西部基本建設的做法差不多。

　　當年美國人在西方29-33大危機中能夠幸免于難，但在狹窄的歐洲大陸上，大家都生產過剩，就不能幸免于難，于是歐戰爆發，最后蔓延成世界大戰。應該提出的問題是：二戰之后，人們都擔心要打三戰，因為資本主義一般內生性矛盾——生產過剩并沒有解決，只是被戰爭摧毀了一遍，然后戰后恢復重建。那么，戰后發生什么改變使人類免于三戰了呢?是造成矛盾的產業資本移出。

　　從原來的帝國主義列強紛爭(這在政治經濟學上可以引入多次博弈來研究)，變成兩個超級大國雙寡頭控制，重新按雙寡頭控制愿望瓜分世界，于是形成一個新地緣戰略的發展趨勢。雙寡頭都在盡可能地更多分割勢力范圍，導致出現與冷戰對抗同步的“雙雁陣產業轉移”。二戰中西方唯一沒有被破壞的經濟體是美國，它的龐大制造業生產能力開始了戰后對大西洋的西歐和太平洋的日本，做兩條線的產業轉移。而這個產業轉移，與后來日本1970年代的第二次“雁陣轉移”之不同，在于早期的這種產業轉移是戰略性的裝備輸出。與美國同時同理，通過戰爭形成龐大生產能力之后，前蘇聯也是陸上兩條線的產業對外輸出，一條戰線輸出東歐，一條輸出中國、蒙古等。那個年代只要宣稱社會主義的國家，大都得到前蘇聯的產業轉移。

　　事實上，受援國接受產業轉移的同時，也都接受了產業資本輸出國的政治意識形態……

　　接著，到1970年代多數西方國家復興的產業資本進一步對發展中國家轉移，造成生產過剩的內生性矛盾被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發生三戰的威脅也就淡化了……

　　中國50年代上層建筑乃至意識形態的全盤蘇化

　　戰后發生的這個雙寡頭兩翼輸出產業資本的過程本身也是新的地緣格局形成過程，而這個過程因為是戰略性的，所以輸出的是裝備制造業，于是有了中國50年代在沒有來得及搞輕工業的條件下就直接進入重工業的狀況。而重工業有一個內生性特點，就是資本增密、技術增密，而且由此勢必是排斥勞動的。

　　中國人口這么多的國家，還沒有發展輕工業和一般消費品，就先得到發展重工業的機會，那會發生什么呢?于是，大家看到，當中國剛完成一五計劃時，就發生了城鄉二元結構。城市不再需要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因為它是重工業打頭。再加上1957年，中蘇兩國發生了一些問題，第二個五年計劃蘇聯不再給予援助性的投資了，所以中國重工業為主的經濟發展不得不中輟。

　　據此可知，二戰之后兩個超級大國的雙雁陣轉移有一成一敗。

　　美國戰后的產業轉移和地緣控制戰略基本完成，西歐和日本戰后復興，在60年代到70年代，原來被摧毀的工業基本上恢復了;同時也構成了西方的政治軍事同盟。但是，前蘇聯的轉移，對東歐和蒙古相對順暢，因為二戰期間它占領了東歐和蒙古。麻煩在于對中國的轉移。二戰之后，蘇聯在中國保留了中長鐵路、大連特區和旅順港的控制權，前蘇聯的遠東艦隊(太平洋艦隊)駐扎于旅順口(旅順口是為蘇聯太平洋艦隊在太平洋一線唯一的不凍港的入海口)。中國在東北并沒有構成完整的國家主權，軍隊、行政乃至于經濟，很大程度上還受蘇聯控制。

　　中國作為一個世界上有著漫長國家史的國家，也許是由于歷史記憶太沉重，或者是殖民化時期被打了一百多年卻沒有被帝國主義全面占領，中國人格外重視國家主權完整。當蘇聯在一五計劃對中國進行戰略性的援助投資時，中國確實要按照蘇聯的經濟管理方式建立政府、學校、科研機構等。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基本道理是，什么樣的經濟基礎形成什么樣的上層建筑。為了適應蘇聯投資形成的這種工業化經濟基礎，中國當年的上層建筑乃至意識形態“全盤蘇化”。八大工業部、計委、財委、建委、經委、農委，所有這些政府設置都按蘇聯的模式來建立，蘇聯從它的政府部門中派官員到中國都被叫做“專家”，每個部門都有，實際上按照蘇聯的經驗指導著中國建立政府和院校機構。

　　但在1955年，中國人已經開始提出全盤蘇化對中國維持國家主權有影響。1955年的年末毛澤東親自主持會議，當時有30多個部委的負責人參加，討論如何改出全盤蘇化。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時候中蘇之間尚在蜜月期，中國人就有了這種討論。接著是1956年蘇共20大兩黨之間開始發生分歧;同年是中國要按照中蘇條約規定收回旅順口、大連特區和中長鐵路的控制權，收回過程中也出現很多問題。此后，與蘇聯關系的惡化導致中國出現很嚴重的投資不足和債務危機等。盡管危機嚴重，可當中國人1958年試圖正式改除全盤蘇化的時候，仍然是非常困難的!

　　為什么呢?蘇聯模式的重工業作為主要的經濟基礎，甚至成為國家財政的主要來源的時候，中國想改變全盤蘇化的上層建筑，乃至于已經被知識分子們當成看家本事的外來意識形態，能改嗎?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告訴人們：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一旦形成，就會反過來制約經濟基礎。直到全部經濟基礎發生根本變革，龐大的上層建筑和滯后的意識形態才會或快或慢地發生變革……1950年代末期到1960年代為什么出現很多政治領域的復雜情況?表明這個調整是痛苦的，代價巨大。

　　中國人提出現代化的背景：農業集體化的作用主要是向國家工業化貢獻剩余

　　中國經過三次以土地革命戰爭為實質的國內戰爭，土地革命內在地反映了農民幾千年來的基本訴求——“耕者有其田”。這不可能符合19世紀歐洲階級政治經驗基礎上形成的西方的任何理論，不論是革命的還是反革命的，左右派對中國都不大適用。土地革命戰爭的結果是占人口88%的農民平均分配村內土地，成了小土地所有者。這些小土地所有者過度分散，是一盤散沙。此后，中國社會乃至于各級政治的很多復雜情況，與無產階級革命或社會主義體制并無關礙，而更應該和我們這個分散的小有產者群體占比過大的基本國情有關。

　　中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原住民國家，從來沒有被外來殖民者徹底改造。而美國原住民人口僅為52萬，占總人口不到2%。如果單純從農業角度來說，大農場的產業化農業與福特主義大生產相適應而被西方意識形態當成先進的模式，但，沒有哪個大農場國家不是靠殖民地形成的資源條件而形成規模經營的。世界上的大農場國家幾乎都是把原住民人口減少到10%以下。而整個亞洲基本上都屬于原住民國家，由于亞洲原住民人口在西方推進殖民化的幾百年中沒有被大規模減少，因此，多數亞洲國家的鄉土社會是相似的，很少有大農場形成。中國的發展過程根本就不可能和大部分殖民地國家一樣。

　　我為了做國別比較，跑了世界上四五十個國家開展調查和比較研究。在研究過程中發現，像中國這樣的原住民大國，它所充滿的內部矛盾，并非當代形成，而是歷史延續而成。而當代中國人遇到最大的問題是什么?在這么多的農村人口都變成小土地所有者的狀況下，政府要進行工業化，交易費用奇高。按諾斯的交易費用理論，當交易對象大到一定量的時候，交易就無法進行，因為交易成本過高。同理，政府無法跟大量的分散小農交易，因此中國為了推進工業化而開始搞農業集體化，用集體化解決政府為了工業化原始積累而需要從農業提取剩余的矛盾。

　　集體化建設起來以前，因為搞工業化糧食供給跟不上，陳云1953年開始搞“統購統銷”。但政府面對那么多農民無法交易，于是毛澤東發起合作化運動高潮，到1955年大部分農民進入初級社。毛澤東稱之為從“滿頭亂發沒法抓”到“編成辮子就好抓”。換句話說就是，通過建立組織解決交易成本過高的問題。這也就是科斯所說的“組織是反市場的產物”。對中國在50年代的實際經驗歸納，也就從諾斯的交易成本理論轉化成科斯的企業組織理論。

　　1955年中國已經成規模生產蘇式的拖拉機，但只有七八戶、十來戶農民組建的初級社，根本用不起那些大馬力履帶式拖拉機，勢必造成浪費。于是，各個工業部門紛紛向中央建議，敦促中央提高合作化的層次，搞高級社，只有以鄉為單位建設土地規模經濟，才能接收大型拖拉機。于是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農業現代化，其真實內涵是集體化+機械化。如果沒有以鄉為單位進行規模經營，就沒有國家機械工業的出路。這就是中國最早提出農業現代化的背景。所以，農村集體化算是以很平和的形式，服務于工業化早期的工農兩大部類交換的要求。這種生產履帶式拖拉機的廠子之所以關不掉，是因為拖拉機廠還得建坦克生產線，國家必須要搞現代化國防。這就似乎是一個兩難選擇了。周邊許多敵對勢力，國防需要生產坦克。工農產品剪刀差體制下的拖拉機一定是高價。怎么讓農民接受呢?當年矛盾就是這么復雜。

　　十一屆五中全會給歷史問題定調以后，薄一波寫了兩大本《建國以來的若干重大歷史問題的回顧》，其中寫道，國家要搞工業化，就得積累，這就得讓一部分人作出犧牲，中央反復討論，決定只好讓農民作出犧牲，作出貢獻。鄧小平當時也參與了中央這個集體決定。因此，農業集體化并非農業自身的錯誤。第一，集體化是為了服務工業化建立的;第二，集體化有利于工業化提取積累。因此，農業集體化的微觀不經濟乃是國家為了工業原始積累大量提取農業剩余造成的。至于集體化向國家工業化貢獻了多少，一直以來都有研究。80年代的農研中心研究剪刀差大約8000億，我們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的榮譽教授嚴瑞珍在90年代初期的研究中提出，通過集體化向國家貢獻的剩余大約在7千億到8千億。與另外一個數據對比，到1978年改革之初，中國全部國有工業固定資產只有9600億。近年來我們院黨委書記孔祥智教授的研究是60年三農做出的各種貢獻約為13.7萬億。

　　我來做一個簡單的綜述，1949年，在土改期間造就大量分散小農的情況下，毛澤東代表整個中國人民最大多數根本利益推行的是發展重工業，接著是為了保證基本的國家主權安全而不能接受全盤蘇化。并且，發展工業化就要原始積累，就要提取剩余;當時政治局決定只能從農業來。原始積累完成后的1980年代，中國進入產業(資本)擴張階段，它是一個資本的結構調整和資本的結構性擴張。這個階段，由于資本擴張，產生資本溢出效益，于是社會收入增加，其實這也是一個很普通的經驗過程。

　　揭示現代化高成本的當代新寓言：奧巴馬——金正恩難題

　　我近年來有一個說法，叫奧巴馬——金正恩難題。無論意識形態或政治上如何對立，他們都遭遇到“上去了就下不來”困境。這就是現代化的制度代價。

　　現在，越是經濟結構高度現代化的國家，貧富差別越嚴重。經濟現代化和政治現代化都不解決貧富兩極分化。以美國為例，它現在的制造業只有11%左右，農業只有2%左右，金融為中心的服務業占85%以上。雖然，美國擁有全球最高度現代化的經濟結構。可是美國的貧富差別很大，基尼系數高于我們。特別是金融危機爆發，虛擬經濟泡沫破裂的時候，美國最近四年，貧困人口從原來的9%左右，上升到20%，于是有了代表99%“占領華爾街”等運動。這些運動代表的就是大量失業和貧困人群的呼聲。因為美國大量增發貨幣來救市，擴張出來的信用，涌進了金融資本領域。因為它的經濟結構中85%是以金融為中心的服務業，所以創造出的新增信用只能進這個85%的領域，而這個行業吸納就業極少，大多數人不會在金融領域中去“玩吹泡泡游戲”。盡管奧巴馬主觀上希望改變，但客觀上他卻不能把新增的信用，創造出的貨幣信用、債務信用等，用于發展實體經濟，所以美國越是高度現代化經濟結構，就越在客觀上不可能更多地吸納就業，只能在國內造成貧富差距拉大和社會撕裂。

　　早在金日成時代，北朝鮮的經濟結構、城市化率都比我們的同時期要現代化得多。在1989年我們才人均800美元的時候，北朝鮮就已經實現了人均糧食產量380多公斤，人均國民收入接近900美元;并且實現了城市化率達到70%，比我們現在還要高得多。農村中有6萬臺套拖拉機，完全是現代化農業的集約化規模經濟，農業機械化比我們早得多。

　　我為什么說北朝鮮也是“上去了就下不來”呢?1991年蘇聯解體，1992年經互會不能運作，換貨貿易體系垮了。原來朝鮮拿蘋果、新鮮蔬菜等換取前蘇聯的石油，蘇聯解體之后，石油來源被切斷，大量拖拉機不能運作。當年年末就有三分之一的拖拉機不能運作，大量的耕地拋荒，造成1993年收成大幅度下降，大量人口陷入饑餓。只要石油沒了，石油農業就完了。有人主張北朝鮮學中國搞家庭承包，我表示反對。因為我去北朝鮮做過農業政策顧問，在調查中發現，這個建議不可取。中國大包干的時候，是80%農民，20%城里人，8個農民養活2個城里人。那個時候我們沒機械化，靠手工勞作就養活了。國家只要提高糧價，農民就少吃一口，多收幾斗。我們大包干的時候糧價提了49%，農民是多賺點錢，寧可勒著褲腰帶少吃兩口，就讓城里人吃飽了。所以，我們城市化率低，解決問題就很容易，因為我們是8個農民養活2個城里人。如果讓北朝鮮3個農民養活7個城里人，還得靠手工勞動，客觀上的確不大可能。事實上它現在是大規模動員城市人口下鄉勞動。但是“上去了就下不來”，城市化率搞到70%以上之后，還能讓城里人下鄉去勞動嗎?問問我們這些知青，當年好學生下了一回鄉，寫了多少傷痕文學?正是因為北朝鮮超前現代化，一旦支撐現代化的石油沒了，現代化就垮了，只好用一系列的強制性的政策維持生存。這就是今天北朝鮮的現狀。

　　現代化陷阱：城市資本集中與風險等量導致周期性爆發危機，把代價轉化給鄉村

　　現代化是高成本的制度演變過程，需要集中資本。但資本集中與風險是同步等量的。幾乎沒有任何理論關注制度成本。城市化實質上是個集中資本的過程，但也是風險與資本同步集中。在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下，城市周期性爆發危機，把代價轉給鄉村。中國是典型的城鄉二元結構，乃是成也二元，敗也二元，沒有絕對的對錯好壞。中國今天成了一個工業化大國，憑的是大量向鄉土社會轉嫁了城市資本集中與生俱來的代價，因此我們有嚴重的三農問題。今天加快城市化、工業化，其結果仍然是土地、勞動力、資金等基本要素大規模凈流出，于是乎農村現在群體性治安事件大量發生，主要原因在于加快資本集中。

　　當我們把所謂的工業化、城市化作為現代化的主要內涵時，就意味著我們要準備承擔代價。這些代價是：

　　一、三農領域中，三要素的大規模凈流出。于是導致三農的衰敗，弱勢群體變成草根。從社會角度來說，草尖離開了，農村剩下老人、婦女、孩子。勞動力資本存量最高的部分貢獻他的勞動剩余給城市資本了。城市人占有了農業和勞動者剩余之后，給草根回報了嗎?中國真正的最大的不公平就在于這里。

　　二、在城市過度集中資本，就會過度集中風險。在下個月我要出的這本書《八次經濟危機與軟著陸》中，我們做了一個經驗的歸納，發現只要經濟危機軟著陸成功，那一定是城市資本把代價轉移到鄉村去了。凡是硬著陸，那一定是這代價轉移不出去，于是硬著陸就砸出了改革。無論改革還是調整，都不過是危機硬著陸在城市資本的結果。

　　資本，不論國有還是私有，都是人類制造又反過來異化人類自身的異化物，政府也是人類制造的另一個異化物，在一般情況下，政府只不過是服務于資本。但在特殊情況下，會出現政府和資本直接結合——資本內化于政府，于是就政府公司化，雖然節省了政府與資本之間的交易費用，但是，強大了政府權力和資本權力共生的時候，對資源作資本化占有的能力大為增強。而資源原在民生之中，只有內化于政府的資本，才能最順暢地推進資源轉化成資本的過程，并甩掉制度成本。

　　中國加入全球化之前的三次危機及成本轉嫁：1960、1980、1988

　　1960年我們如何轉嫁危機?主要是把城市中的過剩勞動力以“上山下鄉”的方式轉移到農村，城市青年勞動力轉移去了1000多萬人。同時，1950年年代為了支援城市建設，我們動員大量青壯年農民進城去挖土方，修馬路，1960年工業停滯以后，這幾千萬人也被送回農村。用鄉土社會的村社經濟，承載城市危機甩出來的不能就業的代價。我們有幾次高達數千萬的失業，這是經濟危機發生的必然結果。

　　改革以前的三次“上山下鄉運動”，其實是中國三次遭遇到經濟危機的客觀結果。一遭遇危機，就搞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送到農村去，城市危機就化解，就軟著陸。

　　1980年再爆發危機的時候，我們面臨著4000萬待業青年的巨大壓力。因為，毛澤東去世，無法下鄉。而且為了休養生息，還得讓知識青年回城。4000萬待業青年就演化成巨大的社會犯罪，所以就有“兩個嚴打”，其實不怪當年的那些青年。因為不能正常就業，這些人就買兩個塑料包南下深圳當“倒爺”，就開始出現“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待開張”的局面。因為1980年危機爆發在城里不能向農村轉嫁了，這次硬著陸就砸出一個大規模改革。首先是1979年政府提出價格雙軌制，同時開始推行允許地方財政外貿自主權等一批放權讓利政策，這就是改革的開始。自此崛起了中國四大沿海地區，遼東、膠東、蘇南、浙北，這些地方都是原來國家工業化地區形成的工業帶。這些工業帶借著放權讓利，形成地方自主權和價格雙軌制的機會，將產業在周邊做了重新布局——物理空間的產業結構調整。所以，中國在80年代初的產業結構調整，帶出了沿海地區的先發展。當時就提出了沿海先發展，允許一部分人先富，先富帶后富這些說法。

　　中央在財政嚴重赤字壓力下，進一步推進農村家庭承包，那是一種“政府退出”，國家同時把應該支付給農村的基本公共開支(社保、醫療、教育)轉嫁到被農民重新均分的土地上。至于城市國有企業改革，主要是甩包袱，把財政撥款改成企業從銀行貸款，自己留下利潤給國家交稅，這樣企業就開始有需求搞廠長經理承包責任制，政府與企業分離。但就在同時，因為國家面臨巨大的失業問題，所以要求所有國有企業吸納就業，“五個人的飯十個人吃”，很多國企安排子女頂替，下崗老職工就變成了鄉鎮企業的技術力量。同時，還有大批干部子女就業困難，于是機關大門打開，辦三產，“官倒”就開始撈第一桶金。總之，早年國企的低效益問題不是國企自己的問題。政府采取這一系列政策被稱為改革。類似的政策60年代采取過，只是當時被叫做調整。所以說，危機砸在城里，就會有調整或者改革。

　　但是當經濟主體多元化，各個地方和企業都開始追求自己獨立利益的時候，我們發現市場關系高度緊張。80年代開始進入連續通脹，就產生了改革界各種方案，導致領導選擇價格闖關，陡然就給剛剛問世不久的官倒公司創造了歷史性的機會。于是，80年代機關辦的三產公司直接囤積居奇，導致物價飛漲。進而導致老百姓搶購。那時候的教訓是，用改革解決改革造成的問題使得市場關系更加高度緊張。于是1988年物價指數攀升到18.6%，導致了88年銀行為了防止擠兌大幅度提高存款利率，八年期的存款保值補貼利率高達24%點幾，幾乎超過了任何產業能夠產生的利潤。銀行提高了存款利率卻沒有同時提高貸款利率，因為那時候財政和銀行還不分家，于是1988年造成了將近500億的赤字直接進入財政，就造成了1988年年底，1989年年初，財政公布的赤字就是500億。

　　接著，財政受不了，政府要求銀行大幅提高貸款利率，流通企業受不了。于是流通企業的經濟行為發生變異，不再貸款進貨，而是占壓生產企業產品搞代銷，卻照收三級批發加零售的全部收益。它的收益剛性是不能減的，而三級批發加零售至少是40%的利潤率，而代銷應該只有3%。再加上它占壓了生產企業的產品，生產企業不能回收資金，所以生產企業全部運轉不起來了。這就導致上游的原材料企業也無法運轉。于是全國陷入三角債，導致了生產全面停滯!這就是發生在88-89年的滯漲形態的大危機，隨之是任何大危機都會有的風波。

　　三農問題的未來發展

　　我們關注的三農到底是什么問題。先看國際經驗。

　　世界上農業本來就分三大類，大農場只適合于殖民地，歐盟國家也是小農場為主，因此農業補貼占財政的40%以上，同時也造成歐盟農業50%甚至60%以上是市民兼業農業。盡管美國、加拿大這種大農場國家也并不能脫離政府補貼，但沒有歐盟那么高。

　　亞洲的小農國家里最為接近西方現代化的是日本和韓國。我們叫日韓模式。日本農民只剩下558萬，農業勞動力平均年齡64歲。主要靠JA系統來解決問題，它是一個綜合性農業合作社。政府給予最優惠的政策，讓農民合作社免稅進入金融、保險、房地產、購銷、餐飲、加工、旅游等各種非農產業，所有在二三產業中產生的收益必須50%以上返還三農。其實日韓和中國臺灣都是日本JA模式——讓農民保證收入比較高，生活無憂的這種模式就叫做綜合農協——收益并不來源于農業，因為小農經濟在農業領域中是不可能獲得高收益的，而來源于給綜合農協以特殊政策，讓它可以從第三產業中占有高收益。所以日韓和中國臺灣，都是農民95%以上加入綜合農協。

　　所以我們說，東亞經驗表明，不是沒有辦法化解三農困境。

　　麻煩在于，這個辦法要從現在的利益集團中去重新做調整，要把金融、保險、房地產、加工、超市、餐飲、批發、旅游所有這些非農產業還給農民的話，那些利益集團是不會讓步的。怎么才能讓中國農民得到像日韓農民，包括中國臺灣農民那樣的優惠待遇呢?只有幫助農民組織起來，只有農民組織起來才能跟其他利益集團談判，談判才能獲得交易地位。高度分散的小農交易費用過高根本不可能談判。所以今天農民在一盤散沙的條件下是不可能有美好未來的。

　　再進一步說，如果我們國家想要真的建立市場經濟，必須構建信用社會的基礎，那也是得讓分散的農民形成組織，提高談判地位，才能形成可維護的契約關系。總之，沒有農民組織化提高，中國就不可能構建以契約信用為基礎的市場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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