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抉擇》 邁克爾·赫德森 著

　　《全球南方思想叢書》匯聚全球南方思想理論與實踐經驗， 梳理與檢視在資本主義逐利的邏輯里，如何逾越資本邏輯，積累非資本主義的自主經驗，開拓自力更生的空間。在整個社會開始出現“向錢看”、照搬西方教科書理論、把“個人利益最大化”當作天經地義的氛圍時，關注底層、服務庶民的圖書好像不合時宜，但當下，卻恰恰需要這些話語與行動。唯有顛覆性的思維，才能不斷自我檢驗、自我提升，才能抵抗金融資本衍生的法西斯鐵蹄。

　　本叢書在2023年打頭陣的，是邁克爾·赫德森的專著《文明的抉擇》（The Destiny of Civilization）及《金融帝國》（Super Imperialism）（第三版）。接下來，推出薩米爾·阿明專著《全球南方的漫長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 of the Global South）、《只有人民創造歷史》（Only People Make Their Own History），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專著《沃勒斯坦500篇評論集》（Immanuel Wallerstein’s 500 Commentaries）、墨西哥教育理論家古斯塔沃·埃斯特瓦（Gustavo Esteva）文集《如臨深淵：對話古斯塔沃·埃斯特瓦》（Walking on the Edge of the Abyss—Conversations with Gustavo Esteva）、二十一世紀人民計劃發起人武藤一羊（Muto Ichiyo）文集、印度科學家帕拉梅斯瓦蘭（M. P. Parameswaran）文集、比利時解放神學教授弗朗索瓦·浩達（Francois Houtart）傳記等。

　　三生萬物 不諱初心 ——《全球南方思想叢書》總序

　　《文明的抉擇》推薦序

　　溫鐵軍

　　美國金融霸權無疑是導致全球經濟呈現疲態的根本性因素。

　　美國的單極霸權外交塑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國際機構所執行的經濟和貿易規則，而這些所謂的國際規則大都偏向美國。1991年，美國憑借金融資本虛擬化擴張的所謂“比較制度優勢”，獲得了對蘇聯“冷戰”的勝利，其在世界的領導地位也達到了“單極化”的頂峰。其后20年間，美國通過鐵腕的軍事侵略鞏固其霸權地位，2008年以后，美國鐵腕外交配合其金融霸權變本加厲，以至走上了債務與貨幣相依為命雙雙擴張——“發鈔買債”——的國家信用自我毀滅的道路，迫使看到美國“自毀”規律的其他國家尋求美元的替代方案。由此可知，處心積慮收割全球的美國越來越力不從心，其國際影響力正在逐漸下降。

　　當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及其演化中的對抗性沖突，表現在美國和中國之間。

　　我們認為，中國屬于被美國誘迫性地逼入主要矛盾的“非主要方面”……與我們的分析有異曲同工之妙，赫德森教授在本書中將中美沖突解讀為國際轉型的過程，特別是在經濟體系和政策方面。他解釋了中美沖突為什么不能簡單地被視為兩個工業競爭對手的市場之爭，而是兩種不同政治經濟體制之間的沖突——不僅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沖突，更是工業經濟邏輯與金融化食租/食利經濟邏輯的沖突。在當前美國本土經濟萎縮之際，金融化食租/食利經濟只能越來越倚靠國外補貼以及對外掠奪。

　　赫德森教授力圖復興古典政治經濟學來推翻新古典主義的反革命。19世紀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本質，是價值（Value）、價格（Price）和租（Rent）的理論框架。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的“自由市場”是沒有經濟租（Economic Rent）的市場，是從食租/食利階級手中解放的市場。但西方倒行逆施，特別是在20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政策全球化之后，“自由市場”變成了被食租/食利階級自由剝削的市場。

　　歷史上，工業國的富強之道是建立一個強大的政府，防止地主階級掌權，并且能夠全面壓制食租部門。促進本國工業發展，應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務以降低生活及商業成本。如果由私人部門提供公共基礎設施， 剝削性的價格壟斷就會取代政府以補貼價格提供的基本服務。

　　在經濟領域中，所有經濟體順利運行所需的最重要的服務是貨幣供應和銀行信貸。銀行和信貸一旦被私有化，就會成為榨取經濟租的要害。這就是為什么19世紀的經濟學家在探討工業資本主義邏輯時一致認為，貨幣及銀行業應該屬于公共服務，這樣才能最大程度地降低工業生產總成本中不必要的金融開銷。

　　而當代的反古典經濟學把金融收費視作提供“服務”而賺取的生產性收入，并將其歸類為產出，因此被納入了GDP。這種統計方法把金融利潤與其他類型的經濟租一起當成GDP的增長來源，而非作為間接成本負擔，遂造成實體經濟正在增長的假象。實際上，增長的是食租部門的收益，不創造真正的經濟價值，只是把收入從債務人、租房者及消費者手上轉移到了債權人、地主及壟斷者手上。這種轉移是通過把公共部門私有化，使公共服務成為壟斷資本用來榨取租金的工具而達成的，而這些壟斷資本主要是由金融部門組織的。這個金融化的演變在美蘇對峙的冷戰階段發揮過制度效應，使美國和西方在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競爭中“不戰而勝”。究其原因，在于金融部門虛擬化擴張雖然對外轉嫁成本卻不承擔責任；而這又對GDP這種按照交易來計算增加值的統計指標形成了巨大貢獻，遂造成比對手更為顯著的經濟增長。這極大地支撐了西方“軟實力”的作戰能力，蘇東精英群體在自由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優于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化浸淫中發生了制度解體。

　　赫德森教授的這一著作建基于他應全球大學堂（Global University for Sustainability）邀請錄制的金融課程講稿，該課程主要面向中國觀眾。赫德森教授認為，中國的混合型經濟以及古典主義的產業政策，成功地避免了新自由主義的“美國病”。此外，他還在課程中解釋了為什么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失去了往昔的經濟發展動力：一小撮食利階級奪取控制權，搖身變成中央決策者，運用權力占有深陷高債務及高成本危機的勞動階級和實體產業的收入。去工業化的“美國病”根源在于經濟租：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體系下的食租/食利階級榨取的經濟租，抬高了工業生產成本，遂導致去工業化。而這一體系目前在整個西方大行其道。

　　中國面臨的現實問題在于：如何保持自身優勢，避免跌入美國意識形態及外交施壓的軟實力陷阱？

　　對此，赫德森教授開具了“藥方”。首先，國民經濟統計方式應區分創造真實價值的生產性部門和轉移收入自肥的金融食租/食利部門，收入轉移并不是生產。其次，任何成功的經濟制度都是混合經濟，亦即，貨幣和信貸、土地、公共服務、自然資源等都應由政府掌握，并以成本價提供或者由政府給予補貼，以降低私人部門的生活成本和商業成本。再次，防止非生產性債務開銷的方法，主要是對經濟租征稅。這樣它就不會被金融化，不會被投機者和榨取租金的買家作為利息支付給銀行。

　　赫德森教授分析的核心觀點是，美國外交是食租/食利寡頭支持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延伸；“美國例外論”即美國可以無視一切國際法規和原則，干涉他國內政，要求它們放棄對潛在的租金收益資產（如銀行業、礦產資源開采權和高科技壟斷）的控制，將其交給美國的跨國公司及其衛星國的公司。

　　自“二戰”以來，親債權人的國際法一直強行約束著所有在美國外交勢力范圍內的國家，南方國家在無法償付以美元計價的債務時，會被迫實行緊縮計劃，犧牲其國內經濟和人民福祉來償還外國債權人。但在2008年金融海嘯爆發以來的“新冷戰”階段，正如我們的研究團隊多次強調的，美國長期作為全球最大債務人，對本應由債權人要求債務人為了“欠債還錢”而調整自身經濟行為的這類“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做了根本性的顛覆，反過來在債權人家門口耀武揚威！更為吊詭的是，美國作為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反而把美元化支付體系變成了使其他國家為美國提供全球軍事開支的方法：世界各國央行都要將本國外匯儲備交給美國財政部，具體形式包括購買美國國庫債券、將存款存入美國的銀行以及購買其他以美元計價的資產。

　　世界要跳出美元陷阱，就要敢于推陳出新。

　　中國作為最大債權國之一，理應與其他獨立國家一道，建立新的國際支付體系， 并為貿易和投資關系制定新的國際法原則。這些原則需要按照本書所描述的思路建立一個整體的經濟和政治學說。但令人訝異的是，即使多年來西方因奉行新自由主義的反古典意識形態，導致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方面明顯流弊叢生，國內有些人竟然迷信西方專家學者和首腦，想要邀請他們來參與中國深化改革的“頂層設計”；還有人建議國內高校的課堂教學直接使用美國原版的英文教科書，似乎翻譯失去了原著的真諦，似乎本國的制度、文明乃至種族都比不上別人。

　　赫德森教授身為美國學者，一生鉆研美國金融，并曾在華爾街工作多年，卻看出了中國體制的優勝之處。只要我們擁有不斷自我檢討、自我糾正、自我完善的科學批判精神，就沒有理由不相信中國的制度優勢可以引領社會朝向更高的文明階段邁進。關鍵在于堅持我們自身的制度優勢，摒棄西方后工業食租/食利經濟的缺陷，不跟從西方新自由主義路線，不陷入對美國霸權和意識形態的依附。

　　由此可見，當前金融資本主義危機的背后，其實是更深刻的文明危機。今天，世界正站在十字路口，面對未來，人類面臨著共同的抉擇：是野蠻還是生態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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