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探索與研究

　　作為馬克思主義三個重要組成部分之一，被列寧視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最深刻、最全面、最詳盡的證明和運用”的政治經濟學理論，自然受到中國共產黨的高度重視。早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就強調：“凡不注重研究生產的人，不算好的領導者。”在當時所能找到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著作，他都認真加以閱讀，如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和《資本論》等。其中，日本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河上肇所著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礎理論》和《經濟學大綱》，毛澤東曾經讀了許多遍。他親自組織收集和整理經濟和財政方面歷史和現狀的材料，撰寫了《關于抗日戰爭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的理論》等重要的經濟報告。他提出的革命根據地經濟建設的理論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經濟綱領，是指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要指南。總的來說，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讀書和研究的重點在哲學和軍事等方面。

　　新中國建立后，經濟工作逐步成為全黨的工作重點，政治經濟學也隨之成為毛澤東讀書和研究的重點。特別是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大規模經濟建設的任務擺在人們的面前，迫切需要經濟理論的指導。但是，當時在中國流行的政治經濟學教材是由斯大林主持和指導、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理論上的不足自然會在實踐上反映出來，這引起了毛澤東的憂慮，他說，“解放后，三年恢復時期，對搞建設，我們是懵懵懂懂的。接著搞第一個五年計劃，對建設還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蘇聯的辦法，但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毛澤東提出，要以蘇聯的經驗教訓為鑒戒，推動馬列主義同中國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為此，他寫下了《論十大關系》、《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等指導經濟建設的重要文獻，努力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

　　這一時期，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給予了前所未有的極大關注。1958年和1960年期間，鑒于1958年“大躍進”中發生的一些問題和干部思想中存在的一些混亂認識，毛澤東多次向全黨干部建議，讀斯大林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社會主義部分”。他強調，“目前研究政治經濟學問題，有很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經濟建設是科學，要老老實實地學。”他自己則身體力行，提出要下決心搞通經濟學這門學問。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毛澤東讀了許多遍，經他批注的就有四個本子。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從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的三個月的時間里，毛澤東與鄧力群等同志一起對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即“社會主義部分”進行了逐章逐節的認真研讀，并發表自己的意見。在談話中，毛澤東既肯定了蘇聯教科書的正確方面，同時指出這本教科書“有嚴重缺點，有原則錯誤”。他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并結合中國的實際，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系列重大問題進行了探索，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的貢獻

　　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有什么貢獻呢?他提出了什么樣新的見解和理論呢?

　　第一，堅持政治掛帥，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毛澤東指出：“黨組織不掛帥，要充分動員一切積極力量，發揮廣泛主動性，是不可能的。” “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政治和技術的統一，這是毫無疑義的，年年如此，永遠如此。這就是又紅又專。” “一方面要反對空頭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對迷失方向的實際家。”他批評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說：“他這本書，只談經濟關系，不談政治掛帥，不講群眾運動。”“在他的經濟學里，是冷冷清清，凄凄慘慘，陰陰森森。”“他過去說，技術決定一切，這是見物不見人;后來又說干部決定一切，這是只見干部之人，不見群眾之人。”

　　第二，走群眾路線，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毛澤東認為，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即全民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集體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這也就是人與人的關系問題。毛澤東提出：在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中存在著資產階級法權，必須破除。例如，等級森嚴，居高臨下，脫離群眾，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飯而是靠資格、靠權力，干群之間、上下級之間的貓鼠關系和父子關系。毛澤東堅信，社會主義是生氣勃勃的，創造性的，是人民群眾本身的創造，我們的群眾路線，就是這樣的。他主張：“領導人員以普通勞動者姿態出現，以平等態度待人，改進規章制度，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領導人員、工人和技術人員三結合。”

　　第三，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毛澤東尖銳地批判蘇聯教科書，指出，“這本書很多地方一有機會就講個人物質利益，好像總想用這個東西來引人入勝。錢能通神。”毛澤東強調，物質利益是一個重要原則，但不是唯一的原則。社會主義建設還必須把物質作用與精神作用統一起來，兩者不可偏廢。他指出：“社會主義社會要有‘物質鼓勵’和‘精神鼓勵’。‘精神鼓勵’拿老子的話來說，就是要‘尚賢’。”這兩方面都不能過頭，過頭了，“會變成個人主義”。同時，物質利益也不能單講個人利益、暫時利益、局部利益，還應當講集體利益、長遠利益、全局利益，應當講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暫時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各方面利益要統籌兼顧，各得其所。

　　第四，“向科學進軍”“實行技術革命”。毛澤東高度重視科學技術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極端重要性，號召“向科學進軍”“實行技術革命”、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而奮斗。他指出：“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他還指出：“要采用先進技術，必須發揮我國人民的聰明才智，大搞科學試驗。外國一切好的經驗，好的技術，都要吸收過來，為我所用。學習外國必須同獨創精神相結合。采用新技術必須同群眾性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相結合。必須實行科學研究，教學同生產相結合。”

　　第五，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一直把建立“人人平等、大家富裕”的社會主義社會放在極其重要的地位。在1955年寫的《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中，他第一次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同年10月，他又再次強調，“要鞏固工農聯盟，我們就得領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使農民群眾共同富裕起來。” 緊接著不久，他又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座談會上講共同富裕。他說：“現在我們實行這么一種制度，這么一種計劃，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強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強些。而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階級。”

　　第六，價值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有用工具。20世紀50年代后期，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問題進行了認真的思考，得出結論，“現在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為社會主義服務。”“價值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針對那種將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的錯誤觀點，他指出：“商品生產，要看它是同什么經濟制度相聯系，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他認為，斯大林關于兩種所有制的存在是商品生產存在的條件這一提法，沒有說到最終條件，闡述得不完整。毛澤東認為，商品生產的命運，最終和社會生產力的水平有密切關系。因此，即使是過渡到了單一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如果產品還不很豐富，某些范圍內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仍然有可能存在。

　　第七，社會主義經濟是波浪式發展的。斯大林進一步提出了社會主義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但是，這一規律是如何實現的呢?有計劃是否消滅無政府，自覺性是否消滅自發性呢?對此，毛澤東認為這不符合辯證法。毛澤東指出：“教科書沒有接觸到社會主義生產發展的波浪式前進。說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一點波浪也沒有，這是不可能設想的。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是直線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發展。”毛澤東認為：“平衡是對不平衡來說的，沒有了不平衡，還有什么平衡?事物的發展總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門、各個部門的各個環節都存在，不斷地產生，不斷地解決。”

　　第八，農?輕?重協調發展，“兩條腿走路”。毛澤東提出，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必須處理好，蘇聯的缺點是“片面地注重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他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對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規律作了新的闡發，即“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實行幾個同時并舉;在每個并舉中間，又有主導的方面。”包括實行中央和地方企業同時并舉，大、中、小型企業同時并舉，洋法生產和土法生產同時并舉等等。他提出必須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重工業要為輕工業和農業服務，并把“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確定為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

　　第九，立足自力更生。他指出，“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干工業、干農業、干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針對蘇聯教科書提出的蘇聯已經不再受資本主義世界包圍了，存在著和平經濟競賽的認識，毛澤東提出，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他指出，在資本主義體系的社會主義世界體系這兩個經濟體系之間，其實不只是競賽，而且有激烈的、廣泛的斗爭。即使在社會主義國家之間也不是完全平等的。

　　第十，社會主義是不斷發展的。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一定要向共產主義過渡。他把社會主義國家分為了三類：一類是退回到資本主義;一類是不滿足于現狀，不停頓地向共產主義前進;還有一類是達到一定階段就停頓下來。毛澤東注意到，蘇聯的工業和農業雖然還在發展，但是社會制度和生產關系多年來基本上是停頓的，而且還出現了值得高度重視的倒退現象。毛澤東則是用辯證的歷史的眼光看待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范疇，他說：“社會主義社會里的按勞分配、商品生產、價值規律等等，現在是適合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的，但是，發展下去，總有一天要不適合生產力的發展，總有一天要被生產力的發展所突破，總有一天它們要完結自己的命運。能說社會主義社會里的經濟范疇都是永恒存在的嗎?”

　　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探索和貢獻，是一份寶貴的精神遺產。他的探索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未來社會主義經濟的理論，吸收并超越了蘇聯模式的理論和實踐，從而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和實踐的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也成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重要的思想來源和理論基礎。毛澤東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這一點不僅在哲學、政治和軍事思想等方面得到了充分體現，在政治經濟學領域也是如此。毛澤東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學派的奠基者和開創者。

　　當然，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從總體上還屬于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范疇，難免有其歷史局限。特別是其中的一些意見，如主張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并主要依靠群眾的政治思想覺悟推動經濟發展等，明顯超越了歷史發展的階段，夸大了人的主觀能動性，為“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災難性局面埋下了伏筆。其中的教訓也是需要我們必須深刻反思和汲取的。

　　毛澤東提出的科學的方法論原則

　　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探索，不僅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學派的建立奠定了基礎，而且為我們不斷發展和完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提供了科學的方法論原則。

　　首先，老祖宗的理論既要堅持又要發展。毛澤東強調：“馬克思主義一定要向前發展，要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不能停滯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一套，它就沒有生命力了。但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又是不能違背的，違背了就要犯錯誤。”“馬克思這些老祖宗的書，必須讀，他們的基本原理必須遵守，這是第一。但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第二，從實際而不是從概念出發。毛澤東指出，“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叫我們看問題不要從抽象的定義出發，而要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從分析這些事實中找出方針、政策辦法來。”他批評蘇聯教科書說，“教科書對問題不是從分析出發，總是從規律、原則、定義出發，這是馬克思主義從來反對的方法。”他還指出：“規律自身不能說明自身。規律存在于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應當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中來發現和證明規律。不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下手，規律是說不清楚的。”

　　第三，要有哲學家頭腦。毛澤東批評蘇聯教科書作者沒有辯證法，指出：“沒有哲學家頭腦的作家，要寫出好的經濟學來是不可能的。馬克思能夠寫出《資本論》，列寧能夠寫出《帝國主義論》，因為他們同時是哲學家，有哲學家的頭腦，有辯證法這個武器。”“這本教科書，只講物質前提，很少涉及上層建筑，即：階級的國家，階級的哲學，階級的科學。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主要是生產關系，但是，政治經濟學和唯物史觀難得分家。不涉及上層建筑方面的問題，經濟基礎即生產關系方面的問題不容易說得清楚。”

　　第四，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毛澤東指出，“我們決不可拒絕繼承和借鑒古人和外國人，哪怕是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東西。但是繼承和借鑒決不可以變成替代自己的創造，這是決不能替代的。”“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應該學習外國的長處，來整理中國的，創造出中國自己的、有獨特的民族風格的東西，這樣道理才能講通，也才不會喪失民族信心”。

　　第五，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在《十年總結》一文中，毛澤東指出，“不犯錯誤的人從來沒有。鄭重的黨在于重視錯誤，找出錯誤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錯誤的客觀原因，公開改正。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對于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我們已經有了十年的經驗了，已經懂得了不少的東西了。但是我們對于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還不深刻地認識它。我們要以第二個十年時間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從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規律，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服務。對中國如此，對整個世界也應當如此。”

　　第六，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毛澤東指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藝術上的不同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利用行政力量，強制推行一種風格，一種學派，禁止另一種風格，另一種學派，我們認為會有害于藝術和科學的發展。”他還指出，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后，“馬克思主義仍然必須在斗爭中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在斗爭中才能發展，不但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也必然還是這樣。正確的東西總是在同錯誤的東西作斗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真的、善的、美的東西總是在同假的、惡的、丑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相斗爭而發展的。當著某一種錯誤的東西被人類普遍地拋棄，某一種真理被人類普遍地接受的時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錯誤意見作斗爭。這種斗爭永遠不會完結。這是真理發展的規律，當然也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規律。”

　　毛澤東提出的這些理論原則，體現了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 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體現了科學發展和知識進步的一般規律，閃爍著真理的光芒，歷久而彌新。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發展

　　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實踐已經有了60多年的歷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實踐也有了30多年的歷史，我們已經創造了輝煌的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呼喚著理論的創新。早在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就號召“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1984年10月《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通過之后，鄧小平評價這個決定“寫出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30年過去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伴隨著實踐的蓬勃發展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初步形成了完整的理論體系，其主要內容包括：以人為本和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和公平與效率統一的收入分配制度;積極參與經濟的全球化與堅持獨立自主相結合的對外開放戰略;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相互協調、良性互動、深度融合的經濟發展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時代化的最新成果，是對毛澤東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在新的歷史時期，面對著生機勃勃、日新月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豐富實踐，發展和創新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建設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學體系和學術話語體系的任務，比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更加重要。沒有這樣一種科學的理論，就不可能真正樹立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應當承認，與時代和實踐的要求相比，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和創新是明顯落后的。一方面，目前理論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各種熱點問題的對策研究所左右，基礎理論的研究比較薄弱，進展有限。另一方面，不少學者習慣于從西方經濟學的理論框框出發而不是從中國的實踐和問題出發，熱衷于用抽象的定理、模型和公式去裁剪豐富多彩的現實，盲目崇拜西方經濟學理論和學術話語體系，這種情況必然會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根基，在實踐中產生嚴重危害。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然伴隨理論的繁榮與興盛,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擺在當代中國經濟學界面臨的時代課題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學習吸收國外優秀成果，立足中國，面向世界，扎根歷史，服務現實，開放融通、兼容并包，在毛澤東奠基和開創、改革開放后建立和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基礎上，不斷發展、完善和創新中國的經濟學理論，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理論支持。

　　(張宇，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

　　【注釋】

　　[1]《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頁。以下引文如未標注，均引自《毛澤東文集》第三、六、七、八卷。

　　[2]《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九七六第四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80頁。

　　[3]《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七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08頁。

　　[4]《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60頁，人民出版社。

　　[5]《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四卷》，第420頁，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

　　[6]《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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