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注：此文于2011年4月份烏有之鄉網站首發）

　　從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廟。廟里有個老和尚講故事――

　　從前有座終南山，山里有座中宮寺。有貌如苦行僧名柳青者，在廟里寫書，書名叫作《創業史》。

　　1951年5月，《中國青年報》創辦者之一，編委、副刊主編劉蘊華(柳青)突然離開了首都北京，自己帶著簡單的行李，踏著最后一場瀟瀟春雨中的泥濘路，來到陜西長安的皇甫鄉安家落戶，直到1967年被強行“趕走”，這位曾經的“團中央高級干部”在鎬河畔神禾原上的古廟里，像一個農民一樣住了 14年。

　　“腳上穿著爛皮鞋，褲腿上滿是泥點子，手里拿著哮喘噴霧器，沒日沒夜在村里和田里轉”，柳青給皇甫鄉人留下的印象，使人想起他同時代的另一個傳奇人物：上世紀50年代，古巴革命者切 格瓦拉舍棄了在古巴青年團和中央銀行的領導職位，悄然離開哈瓦那，奔向艱苦的叢林游擊戰，在一個也許并不適合他肉體生存的地方，把自己熬成了一個叢林中的 “野蠻人”。――而巧合的是，柳青與切患有同樣的疾病：嚴重的哮喘，他們甚至都要依靠哮喘噴霧器才能維持生命。

　　著名的“梁生寶買稻種”的故事其實就來自柳青本人。1956年，柳青用自己的稿費和積蓄換來了日本良種稻――矮桿粳稻，在小范圍種植試驗成功之后，第二年秋天，王家斌(梁生寶的原型)勝利合作社的1千多畝水稻獲得了平均畝產710斤的大豐收，創造了陜西地區歷史上最高的糧食生產紀錄。 1960年，長篇小說《創業史》第一部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前的一個月，柳青就將所有的稿費一萬六千零六十五元，捐給勝利人民公社，作為公社的工業基建費用，公社用這筆“巨款”修了一座農業機械廠，后來又建了王曲衛生院。為給村里拉電線，柳青更預支了小說第二部的部分稿費(《創業史》原計劃寫四部)，于是柳青的后半生幾乎就是在債務中渡過的，像一切苦行者一樣，這個當代中國“發行量”最高的作家之一去世時很可能一貧如洗，他盛年而逝，并不長壽(終年62 歲)。

　　“往事并不如煙”。“梁生寶買稻種”的故事自然也不絕如縷。1990年代末，為了支持中國包產到戶的典型安徽鳳陽小崗村，日本駐上海總領事代表日方向小崗村投資1000萬日元，用于引進優質稻種，以改變小崗村農戶自80年代后期以來糧食產量長期徘徊不前的局面(據陳窗、曾德方《小崗農民訪談錄》披露：2002年小崗遇到旱災，許多家庭承包田的畝產降到200斤)，與柳青的故事相似――稻種還是日本稻種，但是，此時的小崗村卻遇到了當年《創業史》開頭所描寫的“蛤蟆灘式困境”：由于村里早已沒有集體農田，更沒有一個王家斌式的村干部愿意將自家的田用來試驗新稻種，沒有一個“梁生寶”自愿吃虧充當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結果優質稻種因為無地試驗而無法推廣，小農經濟聰明反被聰明誤，1000萬日元投資自然打了水漂。1990年代末，1000萬日元不過65萬人民幣，而在1960年代初，一、二兩部《創業史》的稿費卻遠不止今天的300萬人民幣，在當時的農村幾乎就可以開銀行了。

　　2006年，孟加拉國銀行家穆罕默德 尤努斯因為長期從事反貧困事業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其獲獎理由不過是：他長期向窮人提供小額貸款(每筆20美元)，只是不要利息和抵押而已，像尤努斯博士一樣，柳青的事業更屬于千千萬萬人，而且可以毫無疑問地說，他所作所為比尤努斯更為徹底。

　　一、時間小說與作為“上帝”的小說家

　　“時代”是個奇怪的現代范疇，作為時光流逝中“看不見的手”――它總是在掩蓋某些東西的同時，卻刻意突出著另外一些。它還促使人們相信“當下”乃最重要的時刻，從而自然而然地由“當下”出發，去將時光整理為一個連貫的整體。

　　比如，當下的人們也許不知道，所謂“中國人放歌維也納金色大廳”的歷史，并非從宋祖英等“當下藝術家”開始。因為早在1951年，中國歌劇《白毛女》就轟動了維也納，而在柏林和德累斯頓，當年喜兒的扮演者王昆，幾乎被歌劇之鄉歐洲觀眾熱情的鮮花所掩埋，謝幕的時候根本無法下臺。今天熱衷于 “超女”的人們也許不想知道，芭蕾舞劇《白毛女》至今依舊是世界上頂尖芭蕾舞團的保留節目(例如著名的日本松山芭蕾舞團)，至今在世界各地(除中國大陸外)巡演，長演不衰。

　　同樣的，中國當代文學“走向世界”的歷史也不能從1980年代、更不能從“當下”算起。例如，1964年新日本出版社就翻譯出版了《創業史》上下兩部，這也是迄今為止最完整的《創業史》版本(因為中國國內只出版了《創業史》的第一部)。日本著名學者岡田英樹在《野草》雜志評論說：“《創業史》確實把中國長篇小說的已有水平引向一個新階段”，日本讀者“為其直視現實的敏銳目光而驚訝，為其生動的人物形象而興奮，被作者對未來充滿堅定信念的描寫而征服。”

　　1978年，《創業史》英文本出版，柳青臨終前在病床上翻看的書，就包括這本英文《創業史》。諷刺性的是：盡管1980年代開始了中國文學 “走向世界”的時代，而“當下”的中國作家能夠閱讀、翻譯和運用外文寫作者，卻始終寥寥無幾(張承志可以用日文寫作，也許是唯一的例外)，當下的中國作家其實是靠穆旦等翻譯家的語言來完成他們對于西方文學大師的崇拜的，而可以肯定的是，迄今為止，當代中國小說家中英文最為熟練、或者說可以熟讀英文原著的，其實是兩個最土的“農村作家”：柳青和趙樹理。

　　被“當下”遺忘的當代中國作家丁玲、柳青、趙樹理，他們的域外影響首先是因為其對現代性的深刻理解，以及現代小說藝術的創新。普林斯頓大學的嚴海蓉和UCLA的顏海平曾分別指出：《創業史》和《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突出成就在于“心理描寫”，這種心理描寫揭示的是在中國革命的過程中，農民的 “內在主體性”逐步確立的過程，而且，比起獲得土地和物質上的“翻身”，這種內在主體意識(主人公意識)的確立，則是漫長的中國革命的另一個重要遺產。而本文則想進一步指出，作為影響巨大的長篇小說，《創業史》的另一個創新和成就首先在于：它將“現代時間觀念”納入到小說敘事，并將之運用于敘述中國農村。今天看來，這部以中國農村、鄉土為內容的小說，在敘述方式上恰恰是非常現代、乃至非常“西洋化”的。以這樣的時間觀念來敘述中國農村，乃是幾千年來的第一次，在這個意義上，《創業史》是中國第一部成功的關于“時間”的長篇小說，

　　在英文中，Time一詞具有雙重意義：“時間”和“時代”。后一個意義是現代的、或者比較晚近的產物，這種對于時間的特殊的理解(或者敘事)，首先意味著把時間與一項巨大的“任務、使命和浩繁的工作”聯系起來，或者說，使時間圍繞著“勞動和工作”建立起來。在這個意義上，時間就成為對這項任務、使命和工作的規劃和管理，時間本身甚至成為“任務”和“使命”的掌握者、督促者(taskmaster)，――有趣的是，1972年尼克松訪華時高聲吟誦的“多少事，從來急。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其實正是對中美共同擁有的“現代時間觀”的隱喻，暗含的也正是費正清所提出的“中美必須在同一個‘現代世界’上打交道”的原則。

　　其次，現代時間觀還意味著從“當下”的角度去敘述歷史和預言未來，從而將時間納入一個以“當下”為核心的結構中(過去從而成為“現在的倒敘”，未來成為“現在的必然展開”)，在近代歐洲，這樣的時間觀，一開始是通過文學作品的敘述、特別是報紙新聞業的視角逐漸被確立起來的，例如威廉 摩爾(William Morris)《來自當下的新聞》(News from Nowhere，出版于1891年)，于是，“上帝是個新聞記者”這個說法，其實就是“上帝是時間的掌握者”一說的翻版或庸(通)俗化。只不過在當時，這樣一種文學的敘述方式，還被視為“對人們習以為常的思維和行為方式的剝奪”(stripped bare of every habitual thought and way of acting)，即類似于離經叛道的異端邪說而已。

　　現代社會的組織方式和現代生產方式本身，極大地促進了這種“現代時間觀”的確立。“讓時間督促我們工作”，或“讓歷史告訴未來”――這其中包含著合理地利用而不是浪費時間，以為“未來造福”的工商業精神，正是這種典型的清教時間倫理(Puritan time ethic)，成為構筑工業革命之后的現代世界的支柱。當然，與威廉 摩爾的時代不同，今天的人們已經對這種“工作時間觀”習以為常、見怪不怪了，但也正是因此，今天的人們也就喪失了對這種現代世界觀的“陌生感”，更難以體會它的確立，曾經伴隨著的歷史變革的艱巨深刻性。因為認同這種時間觀，也就意味著，必須把我們的生命劃分為分、秒、小時，以面對“時代”提出的使命和任務，以跟上“時代的腳步”。這也就是為什么――1953年，這樣的工作(勞動)時間觀念在“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旗幟下，第一次被引進中國農村之時，《創業史》這種完全不同意義上的中國農村小說才有可能產生。

　　所以，我們首先必須在這個意義上，將《創業史》的誕生，理解為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8)大規模工業化和農村合作化――對于中國傳統生產方式和中國傳統社會的全面改造的標志，這種“全面改造”不僅僅意味著胡風一首著名詩歌題目所昭示的《時間開始了》，而且更意味著“時間改變了，” 全面改造，當然包括對于中國人的時間觀的改造，也包括了“勤儉創業”、“勞動光榮”的嶄新倫理的確立。也可以說，正是這種與勞動、工作和使命倫理相關的時間觀，才是把農民組織起來的根本基礎。正是從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中國農村和農民祖祖輩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時間觀念被徹底打破了，農民和農村被組織進現代工業化的時間體系中：“工分”完成了農村勞動力的貨幣化，土地在集體化的基礎上被重新配置，在農林牧副漁的現代農業的意義上，勞動的合理分工得以完成。而《創業史》恰恰由于深刻地抓住、或者表現了這一根本性地變革，才成為一個具有現代標志性的作品。

　　如同小說描寫的：千百年來在“春閑天”里無所事事的農民和農村，如今一派忙碌景象，在瀟瀟春雨的田野上，到處都是梁生寶互助組那種進終南山背板、拉掃帚搞副業的漢子，農民們第一次熱衷于“科學”種田(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通過技術來掌握季節和天氣的無常變化)，而“物資交流大會”在暮色蒼茫中還沒有散場，富裕中農郭世富在這個人聲鼎沸的“市場”上與“國家”相遇――而在過去，柳青寫到：“從舊歷開頭的整個正、二、三月漫長的春天，當農業生產還沒有高度組織起來的時候，幾乎沒有什么田地里的活路，”農民只能靠賭博、喝酒和“下雨天打孩子”打發時光。其實，《創業史》每一次優美而抒情的景物描寫，也都可以看作這種“人勤春早”的工作時間觀的申訴，毫無疑問，《創業史》雖然寫的是農村，但此農村已非彼農村，《創業史》描寫的農村已經是處于大規模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中，被組織起來“現代新農村。”

　　但1953年的春天，人的心情可是和過去的1952個春天，大不一樣。

　　長眠在唐冢、漢陵的歷史人物做過些什么事情呢?他們研究和制訂過許多法律、體制和規矩。他們披甲戴盔、手執戈矛征戰過許多次。他們寫下許多嚴謹散文和優美的詩篇――不過，他們沒有人搞過象“五年計劃”這一類事情。

　　1953年春天，中國大地上到處是第一個5年計劃的巨畫、交響樂和集體舞。

　　1953年春天――你歷史的另一個新起點啊!(小說384頁)

　　于是，《創業史》這部關于中國農村的小說，竟然如同亞當 斯密描述英國農村的作品那樣，是以“一般勞動時間”結構起來的，這也就不會特別令人驚異了。當千百萬馬鈴薯意義上的小農被“時代”組織起來，對于時間、時代的思考，就構成了“農村小說”根本的敘事動力，以至于在“第一部的結局”這一章的開頭，作者這樣寫到：“生活不斷向歷史車輪的推進者，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有些人不能回答這些問題，在這樣的時候，社會上就會出現復雜的現象。”這實際上意味著：中國農民和農村必須對滾滾而來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時代車輪” 作出回應――迎接挑戰或者沉淪滅亡。在這里，時代和“時間”本身自然就變成了一個“督促者”和審判者，在“一般勞動時間”的壓迫感中，在抓住和掌握時代和 “時間”的悲壯努力中，我們讀出的顯然不僅僅是歌德《浮士德》的主題，而且更是斯密《道德情操論》和馬克思《資本論》特異的目光。――這當然是一種對于 “歷史”的全新的現代理解，而對于中國、特別是中國農村而言，這則是多么巨大而深刻的變化!

　　在這個意義上，歐美的讀者甚至傾向于將《創業史》當作“新教小說”來閱讀，也許就是非常自然的。不僅僅是“互助組”創業的故事與“共濟會” 等“勞動組合”自我救贖故事的契合，而首先是由于小說中所滲透的類似于新教時間倫理的時間觀念，――因為一旦這種觀念在基層生根，社會就將發生根本性的變革。

　　二、寶娃與阿甘：雞毛上天的可能性

　　《創業史》的主人公叫梁生寶，小名“寶娃”。而漢語中的所謂“寶”有兩個意思：一個寶貝，另一個則是“活寶”(即類似于“傻瓜”)。

　　梁生寶其實正是這樣一個雙面體：他是新農村千百萬中國新農民的代言人，同時，他性格中也有“傻瓜”或者“活寶”的一面。對于已經不熟悉 1950年代中國歷史的當下年青讀者來說，《創業史》的故事，其實最類似于廣有影響的美國作品《阿甘正傳》(Forrest Gump)，“寶娃”與“阿甘”的故事，其實屬于同一類型的現代小說敘事(“小上帝”或“小天使”敘事)，這都是“雞毛可以上天”、弱者和小人物辦大事的故事，這兩部作品也都是通過一個小人物，來寫了一個時代，而這個時代就是所謂“現代”。

　　如果用最簡單地詞來解釋什么是“現代性”，那么我們可以說，所謂現代性也就是“可能性”(possibility)。今天的人們，其實可以在“市場”這個隱喻中得到對現代性的最現實的理解，市場意味著風險，意味著沒有保險和最終承諾，在這個意義上，市場其實也就是“可能性”、或者僅僅是“對可能性的承諾”。在市場中，任何人的命運都是相對的――即他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和沉淪。

　　而在1500年以降的歐洲，現代性是伴隨著迷漫全社會的精神和信仰危機、伴隨著宗教改革運動而確立的。加爾文(John Calvin)的著名論斷是：人的命運處于“雙重前定”(double predestination)中：即“個人的選擇”和“上帝的選擇”。人可以選擇，他可以選擇得救或者沉淪，但是人卻不能理解、代替上帝的選擇，因為上帝神秘的力量是人所不能達到的。上帝可以選擇善，也可以選擇惡，只不過那屬于神的意志。正是這一著名的“加爾文論斷”將人類的命運和“前定”相對化了，而這就意味著現代性的降臨：一切都變成懸而未決，一切都僅僅是“可能性”。我們看到：路德和加爾文的“上帝”，其實已經有了“看不見的手”的影子，而“雙重前定”則已經是非常明確的市場社會的隱喻。

　　因此，從宗教改革運動、特別是新興的政治經濟學中汲取了靈感的達爾文的“進化論”，就把上帝和命運的青睞加之于強者，這樣一來，上帝“看不見的手”也就只為強者(有權力和財富者)擲骰子，這意味著在“生存競爭”中強者一定會勝出，強者甚至就是上帝的化身。

　　但是，與這種強者的神話相對立，馬基亞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則提出了完全相反的假說。他認為：如果我們回到宗教改革思想中所蘊涵的現代先聲，那么恰恰是“弱者”和“窮人”才代表了路德和加爾文的“新上帝”――這個“現代意義上的上帝”，不過是一個充滿“可能性”的形象，這個形象與窮人和弱者類似。他說，正因為貧窮和受苦，現實中的弱者和窮人身上才充滿了自我更新和改變世界的不息的渴望和能量(ability to renew being)，而相對來說，強者和富人則傾向于維護現狀。正因為窮人和弱者命定的熱衷于自我更新和改變現狀，所以“弱者和窮人”比“強者和富人”就更容易傾向于創新和試驗，弱者比強者在心理上更“開放”：因為在試驗和創新的競爭中，弱者已經沒有什么東西可以喪失，他們失去的也許僅僅是鎖鏈而已，但對于擁有既得利益的強者來說，事情則不然。強者已經擁有一切，因此，他不需要、乃至反對“可能性”和不確定性。

　　這也就是為什么馬基亞維利會認為：在宗教改革之后的世界上，如同上帝一樣真正具有預言能力的恰恰是窮人和弱者，這不但因為貧窮是一種現狀，而且更因為貧窮意味著“改變現狀的可能性”。貧窮不但是世界本身，而且貧窮也是“世界的可能性”(not only is the poor in the world ，but the poor itself is the very possibility of the world)。在這個意義上，路德和加爾文的上帝，其實就是一個窮人和弱者的上帝，甚至可以說：窮人就是“上帝在人間”(The poor is god on earth)。

　　達爾文的現代性和馬基亞維利的現代性，這兩種針鋒相對的現代觀，決定了對于什么是現代性、什么是現代化的源遠流長的理解分歧。也正是基于馬基亞維利對現代性的理解，現代小說中源遠流長的“小人物”或者“小上帝”敘事傳統得以形成：這意味著這樣一種小說模式――上帝化妝來到“現代世界”，他扮演的其實是一個弱者和小人物，他以魔法和神奇和向我們昭示的“神跡”，也就是“雞毛上天”和小人物改天換地、作大事業的“可能性”。

　　人們所熟悉的電影《阿甘正傳》的開頭其實正是這樣的隱喻：一片雞毛飄然上天，飛到傻子阿甘手上。而主人公阿甘喃喃自語的開場白是：“媽媽說過，生活就是一盒巧克力，在打開之前你永遠不知道會遇上什么。”

　　對于當代中國人來說，這個“雞毛上天”的意象更是別有深意：1955年9月-12月，毛澤東親自編輯了長達95萬字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資料集，并為每一篇資料加了按語。在一篇題為《誰說雞毛不能上天》的文章前面，毛澤東這樣寫到： “富裕中農說：‘窮光蛋想辦合作社哩，沒有見過雞毛能上天。’雞毛居然上天去了，窮人要翻身了。舊制度要滅亡，新制度要出世了。” “‘雞毛不能上天’這個古代的真理，在社會主義時代，它已經不是真理了。”而《創業史》和梁生寶，就是產生在這個“雞毛可能上天”的時代。

　　在上世紀50年代，為什么互助組與合作社會成為中國農村和農民的選擇?今天看來，這主要是基于以下三個原因：

　　第一，近代以來中國農村的瓦解、衰落和持續的危機，首先表現為農村政治領域的瓦解和“政治方式闕如”。如果把“政治方式”或者“政治領域” 理解為處理社會力量沖突的中介(mediation)，那么這種“中介”的闕如、瓦解造成的結果就是：農村矛盾的處理、解決，要么是通過自相殘殺，要么就只能通過赤裸裸的暴力壓制。一方面，由于沒有政治中介，所以中國鄉村生活就變成叢林原則下的生存，弱肉強食、誰能整算誰，另一方面，隨著國家稅收的加重，鄉紳基本上淪為杜贊奇所謂“贏利型經濟”，而一般沒有組織、社會依托的單個農民也就無法抵抗國家的壓制。這就是趙樹理的《李家莊的變遷》給我們提供的近代中國農村的一般場景。而從這個角度去認識互助組、合作社，就會看到，互助合作運動本身，首先意味著中國農村公共領域或者政治領域、政治方式的重建。梁生寶所率領的8戶互助組，表現出的是農民自己組織起來“政治能力”，它給我們今天提供的，首先是來自最基層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寶貴的政治經驗。

　　第二，1949年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完成的是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權建設，而此后新中國面臨兩難處境是：一方面必須進行現代化和工業化建設，而另一方面則又要避免以廣大農民為代表的小生產者，在大規模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運動中淪為弱勢群體。于是，組織起來，走現代化農業(農林牧副漁加農村集體工業)的道路，則成為在“發展”與“持續發展”，在“建設”和“社會保護”的雙重主題下的必然選擇。

　　第三，無論是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也好，還是從所謂“計劃”向“市場”轉化也罷，在一個劇烈“轉型”的時代里，如何保持社會團結，而非在“轉軌”過程中造成社會瓦解乃至崩潰，這乃是一個極其重要、極其嚴峻的課題。因此，對于“轉型社會”而言，一定要有兩筆帳、兩個目標：即不但是進行“現代化”(工業化、市場化)，而且是如何將人“社會化”，而不是將一些人拋離“發展”的軌道。進一步說，所謂“發展”也不僅僅是增加個人能力乃至物質收益，更是積極創造各種社會文化空間，為人們提供精神享受和心理滿足，因此，一個“轉型社會”，必須高度重視和支持那些人們自發組織起來“找樂”、乃至尋找“心理平衡”的組織形式，必須高度重視杜克海姆所謂以“社會自我平衡”為目標的組織過程(Regulation)，而這其實也就是梁生寶互助組的另一個重要功能：在梁生寶的互助組中，愁眉不展的窮光蛋們收獲得不僅僅是物質，而且還是團結、希望和歡笑，換句話說：互助合作的過程，其實更是一個從“無望”到“希望”的過程，是比賽“誰笑到最后”的追逐“歡笑”的過程。

　　正如Antonio Negri睿智地寫到：“現代性是在拉伯雷的笑聲中降臨，帶著窮人饑餓的肚子至上的現實主義。”這句話意味著：現代世界的“小上帝們”自我更新、自我發展(翻身)的熱望，并非來自靈魂深處神靈的感召，而完全是為他們咕咕叫的肚子所迫。人類因為匱乏不得不勞動，窮人因為貧困不得不生產，這就是“人性”之被動性的根本，而“我們想吃飯”和“雞毛要上天”這種鄙俗的要求，必然會伴隨著拉伯雷小說里大人先生們嘲弄的笑聲：正如《創業史》第一章的開頭，富裕中農郭世富的新瓦房在人們羨慕的目光中平地而起，而梁生寶老弱病殘、饑腸轆轆的8戶互助組，卻在一片嘲笑中登臺，接下來，寶娃這個阿甘式的人物，也正是在一片笑聲中，如落湯雞一樣從瀟瀟春雨中向我們走來，頭上頂著塊麻袋片，身上扛著畝產710斤的新稻種。而在小說結尾，當富裕中農郭世富老漢在糧食自由市場上數著賣高價換來的幾十塊，以“龜兔賽跑”的預言嘲笑“寶娃這個寶貨”的時候，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渾身都是麻袋片，如丐幫領袖的梁生寶，此時正和老弱病殘鉆在終南山扎掃帚――而他從信用社里領到的預付款就是750塊――而且是“嶄新的人民票”!

　　烏龜竟然爬過了兔子，而雞毛也就是在這樣一片哄笑聲中，竟然上天去了。

　　一張白紙，沒有圖畫。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強者有強者的弱點，而弱也有弱的優勢。美國人阿甘是個弱者，因為他弱智(IQ只有75)，中國農民寶娃更是個弱者，因為他貧窮。兩部作品的開頭相似而又不同：童年的阿甘不敢下地，是因為他不會走路，童年寶娃不敢下地，則是因為他沒有褲子穿。然而，也正是因為弱智和貧窮，在有了自知之明的同時，他們也就沒有了、卸下了思想負擔――這就是寶娃常掛在嘴上的：“自己有什么?全下堡鄉誰不知道咱乳名叫‘寶娃’，本來沒多大本領嘛!現在也并沒有丟人不丟人的問題”(小說第357頁)。沒有了思想負擔，這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這其實也就是雞毛可以上天的第一步。

　　既然“沒有丟人不丟人的問題”， 也就具備了常人所沒有的自信與從容，既然智商比別人短半截，因而笨鳥就必須先飛，當阿甘為逃命被迫跌跌撞撞跑起來的時候，種地搞不過富裕中農的寶娃，也被迫去搞新稻種、去扎笤帚搞副業(時至今日，我們可以設想，如果寶娃也象富裕中農一樣迷信自家的二畝三分地，他就將更深地被“捆縛在土地上”)。于是，在上世紀的50年代，太平洋兩岸的這兩個傻小子，被自身條件所逼迫，就這樣不約而同，從搖搖晃晃、步履蹣跚，到健步如飛，如風如電，在漫天風雨中他們跌到爬起，終于給我們留下了奔跑不止的“現代英雄”形象。

　　我想，這也許就是《創業史》中的寶娃與那個既得利益者郭振山的根本區別。既然寶娃本來就是大家嘲笑的對象，本來就是“喜劇人物”，所以他就沒有什么面子問題。而郭振山作為土改中的“轟炸機”，卻從來就是威嚴和權力的象征，結果，他害怕丟失的東西就太多太多，壇壇罐罐，哪一件都舍不得丟手。郭振山的“在黨”，那是因為黨是權力的象征，郭振山羨慕富農，那是因為人家是財富的榜樣，郭振山愛當官，是因為官才是威嚴和面子的集合。但是，寶娃跟共產黨走，是因為共產黨憐貧惜孤，是因為共產黨“把屁股坐在了窮人一邊”，走社會主義道路，這對寶娃來說不是空洞的信仰，而完全是咕咕叫的肚子的選擇，――說到底，除了共產黨外，誰還會要他們這些老弱病殘呢?

　　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毛澤東如此感慨地寫到：“社會主義是這樣一個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經過同舊事物的嚴重斗爭才能實現的。社會上的一部分人，在一個時期內，是那樣頑固地要走他們的老路。在另一個時期內，這些同樣的人又可以改變態度表示贊成新事物――”《創業史》扉頁上鄭重地引用了這段話，這引用并不是為了跟隨政治形勢，而是因為恰是這段話表達了對于現代性的最為透辟、根本的理解：現代性是對“新事物”的追求，現代性其實不過就是“可能性”，正如毛澤東所說：“一定會有兩種前途，兩種可能性。”

　　也就是說，在爭取勝利的可能性的同時，必須洞悉“失敗”同樣也是一種可能性。這當然意味著，社會主義這個新事物道路艱難，一定會遇到挫折，只有那些不怕挫折，不怕失敗，志向遠大者，才會絕處逢生。社會主義是窮人的事業，是勇敢無畏的小人物的事業。而在另一些人看來，它卻不過是傻子們關于“雞毛上天”的幻想。――而這就是小說所蘊含的最深刻的“現代意識”。

　　三、創業難

　　打開1960年第一版《創業史》，映入眼簾的首先是三個字：“創業難――”柳青的感慨，當然也是屬于每個中國人的感慨。

　　1982年，柳青的三個子女來到皇甫村，睹物思情，他們這樣寫到：

　　站在神禾原的崖畔上，我們凝望著巍峨壯麗的終南山，望著山下的蛤蟆灘，當年種上的白楊，參天挺立，稻田縱橫，滿目蒼翠。鎬河出了終南山，自東南來，到了原下，轉向西流。靠著神禾原，依著鎬河畔，從東向西座落著莊稼人的院子，這就是皇甫村。

　　村子中間的一個土峁上，原來有一座破舊的古廟――中宮寺，這就是我們的家。父親略加葺，住了14年。眼前，中宮寺已經夷為平地。冬青石榴沒了，爸爸精心栽培的蘋果、梨、桃，碩果累累的葡萄，也沒了。他經營過的菜地荒蕪了，他原來工作和起居的地方，都塌掉了―――地上長滿了野草。淚水禁不住流了下來，爸爸的音容笑貌又出現在眼前――

　　在柳青的骨灰面前撒下熱淚的，本應該是所有高尚的人，而不僅僅是他的子女。然而，真實歷史和人事變遷，卻遠比房倒屋塌、物是人非要來的更加殘酷，以至于作為后之來者的我們今天重讀《創業史》，竟不知道從哪里開始，正如今天重新面對柳青，我們一時競不知從何說起。遠隔滾滾紅塵，對于這部今天的年青人也許會感到非常陌生的杰作，我們甚至不得不從一個看來最驚心動魄、最讓人揮之不去的部分開始我們的重讀。

　　在長達505頁的《創業史》第一部的中間部分(257-258頁)，作者精心安排了一場歷史預言般的轉折式對話，見慣了世事變遷的梁三老漢固執、突兀地追問生寶的“貼心人”盧明昌書記的一個問題：如果進終南山砍竹子、搞副業出了事故，你們是否會追究梁生寶的責任?如果互助組、合作社沒有辦成，或者辦起來之后最終還是頂不住壓力，散掉了，那么梁生寶作為領頭人，是不是要進班房(“承擔刑事責任”)?當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受挫或者垮臺，梁生寶是否會成為替罪的羔羊?

　　正是站在今天的立場上去看，半個多世紀前小說里的這段“關于梁生寶未來命運”的對話或者“打賭”，讀來競是如此令人驚訝不已：

　　“唉!”老漢嘆口氣，說，“人，只能往吉慶處思量嘛!萬一出了啥岔子，實在受不了。是他領得頭嘛，他坐班房，我們家里人難受――”

　　盧明昌忍不住大笑，“看你說得啥?生寶為啥坐班房?出了事情，也是俺共產黨的事情，怎么能叫生寶一個人坐班房呢?你不是說我們全姓共嗎?”

　　梁三老漢放下了心中的負擔，笑了。他站起來，說：“是這，我回呀!要是有三長兩短，你們黨里頭高抬貴手。――

　　盧書記忍住笑，把老漢送出大門洞，攙著他下高臺階，說：

　　“你只管放心!啥事想不通，你尋我來，咱叔侄倆談敘!”

　　然而，這半個多世紀的歷史，在梁三老漢農民式的“遠見”和盧書記的“只管放心”的“包票”之間，似乎給出的是一個奇妙而近乎殘酷的結論。而今天看來，《創業史》中的梁三老漢之所以引起了更多研究者的重視，還不完全是因為嚴家炎老師當年所說的：梁三老漢是“更真實的農民形象”，而是由于他始終是小說所預示的“現代性的另一面”，他意味著另外一種“可能性”――“可能失敗”。

　　實際上，也正如《創業史》第二部描寫的，正因為“雞毛”是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里，而不是在“真空”中上天，寶娃“雞毛上天”的創業故事，首先也就不可能不觸動郭振山這樣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于是，1964-1965春節期間的“社教運動”中，梁生寶的原型王家斌，終于被小說中“轟炸機”郭振山的原型們“架上了樓”(即批斗)，理由是搞社隊企業就是沖擊糧食生產，而王家斌“帳目不清”。是社隊企業資金的捐獻者柳青緊急從北京的作協理事會上趕回來，才避免了“梁生寶”進班房的命運，王家斌得以僥幸“下樓”。(潘維的研究指出：1964年底開始的農村“社教運動”是以保證糧食生產為目標的“現實主義”政策，對于毛澤東的農村工業化與合作化“激進政策“的反彈或反撥，皇甫鄉的情況某種程度上證實了潘的判斷)。

　　然而文革爆發后一年的1967年春，陜西文聯的“造反作家”們將柳青揪到西安隔離批斗，罪名就包括追查他“巨額稿費”的去向。柳青夫人馬葳(她身上有小說女主人公改霞的影子)經不住壓力自殺身亡，――小說中的小延安“楊副書記”自身難保(柳青自己曾經掛職長安縣委副書記)，從此他就再也不能給“梁生寶”撐腰、打包票了。

　　對于郭振山這樣的既得利益者而言，革命就是為了奪權，說穿了也就是當“紅色地主”，而地主們的邏輯是相同的，那就是保證既得利益的穩定。郭振山這樣的“紅色地主”當然是既不會理解、更不會贊成什么“互助合作”所謂“制度創新”的。郭振山式革命就是魯迅所謂“從革命到革革命”。如果梁生寶的互助道路是協調農村尖銳矛盾的新型政治方式，那么郭振山道路則代表了這種新的政治方式的瓦解，預示著中國農村以“階級斗爭”的名義重新走向弱肉強食、自相殘殺。也許正如一位當代的研究者(武春生)一語中的指出的：如果要反思歷史上的“動亂之源”，那么最有代表性的并不是《芙蓉鎮》里的王秋赦，而是《創業史》中的“轟炸機”郭振山。

　　1982年，柳青去世4年后，同為“小延安”的《白毛女》的作者賀敬之來到皇甫鄉為柳青掃墓，親耳聆聽了梁生寶的原型王家斌談柳青和現實中艱難的“創業史”，感慨萬千之余，詩人留下了這樣的詩句：“床前墓前恍如夢，家斌淚眼指影蹤，父老心中根千尺，春風到處說柳青”。――農民不能寫文章，在關于柳青的回憶和評論文字中，當然沒有一篇出自最有發言權的梁生寶的原型王家斌，而涉及到王家斌的，也只有賀敬之這詩中形象的一句。

　　1997年，皇甫鄉農民集體創業的帶頭人、創造了陜西水稻產量紀錄的勞動模范，當年的 “梁生寶”――“皇甫鄉的傻瓜、好人”王家斌在孤獨中去世，據說臨終前他還在忙著為村里打井、力圖恢復當年的集體企業――可惜“寶娃”的“二次創業”后繼無人。由于如今的年青人都已經奔馳在出外打工的道路上，村里剩下的是“389961部隊”，據一篇感情真摯、題為《尋找梁生寶》的文章的描述――“當時天下著雨，村上沒有一個鄉親來送行，棺木是用拖拉機拉到墳地的。蛤蟆灘仍活著的當年一批共同創業者如今只剩下高增福的原型了。” 王家斌的命運，讀來令人不勝唏噓

　　其實，早在1983年5月，柳青的一位故交，在一首懷念詩作中，就發出了“尋找梁生寶”、“柳青魂兮歸來”的萬千感慨：“下堡凄涼，生寶潦倒，長使故人心折。魂夢難與君會，想忙與村中父老、畫長策。總算爭得了，莊上晚來春色!風暖稀釋秦嶺云，魄歸應念鄜州月;情無限，意難說!”

　　此后凡11年風風雨雨，當“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再次成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讀書》雜志2004年第6期發表的武春生的文章《尋找梁生寶》(文章唯一的不足之處是將柳青夫人馬葳誤作馬原)，又一石激起千層浪，起碼使“知識界”的人們重新想起了柳青和《創業史》，想起了王家斌和梁生寶。而對于知識界、特別是文學界來說，一個更為切膚的問題或許應該是：我們究竟是在什么時候，什么地方失去了柳青，我們又是在什么意義上與梁生寶擦肩而過的?正是這個問題決定了我們今天要到哪里去“尋找梁生寶”，――而且，恐怕還不僅僅是“尋找梁生寶”，而是在當代中國的社會條件下，為了建設和諧中國社會之路，為了這個和諧社會的遠景，我們甚至必須象當年的柳青那樣，在風暴來臨的時候挺身而出“保衛梁生寶”。

　　――還是讓我們用另外一個“寶娃”的故事，來繼續對“失去的”梁生寶的尋找吧!因為這是一個與柳青的《創業史》相同、但又不同的故事。

　　1929年，另一個中國“寶娃”出生在江陰一個貧農家庭，他的名字叫吳仁寶。14歲時的一場大饑荒，寶娃的父母不得不把他的弟弟賣了，為的是換了幾個活命錢。吳仁寶的故事與《創業史》題序中的描寫完全相同，是上世紀前半頁中國農村數不清的悲慘故事中的一個。而從此后，吳仁寶就鐵心跟共產黨走，成為當地土改的帶頭人。1952年，――這也就是王家斌互助組成立的那一年，吳仁寶領著全村最窮的13戶人家成立了當地第一個“互助合作組”。 1953年吳仁寶入黨并當上了村長，自1957年華西村成立黨支部以來，他就一直擔任黨支部書記。

　　正象梁生寶一樣，1960年代的吳仁寶帶領全村平整了土地，創出畝產1000斤的全國紀錄。華西村也有自己的“徐改霞”和“素芳”，華西女勞模的名字叫陳毛妹。1970年代，華西村辦起了社隊企業(比皇甫鄉還晚)，但是華西的社隊企業卻一直頂風冒雨堅持下來，沒有垮掉。而到1985年，在全國農村收入開始下降的時刻，華西村集體企業的產值首次達到一個億。1950年的華西村，是當地最窮的村子，而如今戶均收入22萬美元的華西村，卻是中國農村的一個奇跡、一面不倒的紅旗，是“中國第一村。”

　　象許許多多從中國泥土里涌現出的梁生寶一樣，吳仁寶和華西村的故事，給了柳青的《創業史》另外一種結尾的“可能性”，也給了我們另外一種歷史的結論，這個結論也許就是吳仁寶這個樸實的農民所說的：“集體經濟救華西，社會主義救中國”。

　　“咱們的天，咱們的地，咱們的鋤頭咱們犁。窮幫窮種上咱們的地，窮幫窮走咱們的社會主義。”探索一條團結互助的中國農村發展道路，這是幾代中國人的堅定意志與不可動搖的信念。中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如果沒有糧食增產和豐收，連吃飯都談不上，談何發展;而僅僅依靠種糧食，農民卻不可能增收致富，甚至難以脫貧。對于那些主張將糧食生產交給市場的“郭世富的子孫們”來說，他們或許根本不懂得增產不增收，谷賤傷農的道理，他們也可能完全不懂得單純地依靠變化莫測的“市場”，會給農民帶來怎樣的滅頂之災。

　　同樣的，對于中國來說，不搞現代化、不搞工業化、不搞市場經濟，就不能發展，從根本上說也就沒有出路。但是，在現代化和市場化的過程中，如果不保護弱勢群體，扶助老弱病殘孤，而是聽任他們被毫無保障地被拋入工業化、市場化的波濤洶涌中，那么工業化、市場化就不可能搞成功，――如果說工業化、市場化就必須以犧牲窮人、犧牲農民、犧牲老弱病殘孤為代價，那么，我們還要中國革命干什么?還要馬克思主義干什么?還要共產黨人干什么呢?

　　“燕山高又高，清泉石上流。群雁高飛頭雁領，書記帶頭向前走。”社會主義是這樣一個新事物，它是夾縫求生，逆風起飛。在中國農村這樣人口很多、資源很少的環境中，之所以需要梁生寶這樣沒有私心的“傻瓜”，需要許許多多的“寶娃”把窮哥們團結起來，帶領大家走互助合作道路，甚至還不僅僅是為了中國農村的“發展”，而首先乃是為了維持中國農民的生存。或者說，為了避免農民彼此間圍繞著有限的資源進行的自相殘殺這種可見的結果。而這也就是毛主席 1959年對吳旭君所作的如此令人心傷、又如此使人奮起的自我剖白：“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我現在還活著呢，怎么有人就這樣!――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想認真過這個問題?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毛澤東傳，下》1390頁，中央文獻)

　　組織起來，走集體創業、共同富裕的道路，團結起來，去爭取勝利;以農業產業化和農村工業化的形式去應對城市工業化和市場化的挑戰，這就是幾億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是幾代中國革命者集體智慧的結晶。“洞庭波涌連天雪，長島人歌動地詩。我欲因之夢寥廓，芙蓉國里盡朝暉。”我們今天難道不更需要這樣的想象力，難道不是更需要為這樣的“可能性”而不懈奮斗下去嗎?

　　是啊――無論多么幼稚、無論多么不成熟，無論世事多么艱難、道路多么難以平衡和容易摔跤，我們的前人，不正是這樣步履蹣跚，披荊斬棘，頂風冒雨，一步步地向我們走來的嗎?

　　“一個年青莊稼人，頭上頂著一條麻袋，身上披著一條麻袋，一只胳膊抱著麻袋包著的鋪蓋卷，出現在渭河上游的黃土高岸上了。在雨里帶雪的春寒中，他走得滿身是汗。因為道路泥滑，他得全身使勁，保持平衡，才不至于跌跤。”

　　“春雨又下起來了，晰晰漓漓地―――”

　　“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我們的主人公梁生寶，正是這樣肩扛稻種在瀟瀟春雨中向我們走來的。今天，我們是舉起雙手歡呼他，還是搖唇鼓舌批判他呢?是為他的重生和復活搖旗吶喊，還是為他的“死亡”感傷懷舊、乃至幸災樂禍呢?是站在他們頭上指手畫腳，說什么農民素質差，人口數量多，中國農村乃至中國“根本無辦法”，還是匯入他們之中去，為爭取“雞毛上天”的可能性去盡一把綿薄之力呢?

　　而這就是擺在今天我們每一個人面前的課題，這也就是我們重讀《創業史》的當下意義所在。

　　原載《21世紀經濟報道》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