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保馬今日推送韓毓海老師的文章《青春之我——鄧中夏與初心》。

　　作為中共早期領導人、理論家，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二十年代工人運動的領袖，鄧中夏拒絕了留洋、做官的誘惑，堅持“首先得自己看得起自己的勞動者”的想法，舉辦工人夜校，領導了省港大罷工，去上海大學擔任總務長。大革命失敗之后，鄧中夏率先提議舉行南昌起義。有別于空想家和詩人，他重視實力和實踐，堅守初心，從自性本心出發，富于理想和激情，同時能夠埋頭實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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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基礎，是五四時期的社團，這些社團是年輕人創建的，《紅樓》一書就是寫這些年輕人，寫這些“青春之我“——我在寫作的時候，經常想象他們年輕時的模樣，其中包括鄧中夏。

　　鄧中夏（1894-1933）

　　鄧中夏于1920年10月參加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

　　我特別想寫好鄧中夏。一是因為他是我們北大中文系的，現在中文系的辦公樓里掛了很多先賢的照片，但其中卻沒有鄧中夏，而我以為，他始終是在的。二是說起五四運動，從一九一八年五月新華門請愿到舉辦平民演講團，從創辦《國民雜志》到領導五四運動，鄧中夏都是杰出的領袖，三是從留下的照片看，他非常帥，是那種非常干凈、單純的美，鄧中夏這一輩子，與“油膩”二字不沾邊，他永遠年輕。

　　把《紅樓》書稿交給中國青年出版社，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鄧中夏創辦了《中國青年》雜志，他在那里發表了很多重要的文章，他是北大中文系的詩人啊，他的詩比胡適的好，但在如今的各種白話詩選本里幾乎無一留存。

　　鄧中夏創辦的《中國青年》雜志

　　一九二〇年五月，羅家倫、段錫朋、周炳琳等“五大臣”出國留學，其時，同為學生領袖的鄧中夏也在留學名單里，但他淡然放棄了，那時，羅家倫、段錫朋說，我們不能總是破壞，現在要建設，中國真正被人看得起，就必須有自己的科學與學術，所以，我們要出國好好學習。而鄧中夏則說，中國要被人看得起，首先得自己看得起自己的勞動者，中國的勞工不站起來，中國永遠不能站起來。就這樣，一部分學生領袖出國了，而鄧中夏放棄出國，從此成為中國工人運動的領袖。

　　鄧中夏畢生最厭惡做官，他父親鄧典謨是北洋政府的高官，后在國民政府做官，鄧中夏大學畢業后，父親給他在農商部找了職務，但他拒絕去。鄧中夏放棄出國留學后，去長辛店舉辦工人夜校，那時他寫過一首詩：東方吹來十月的風 /喚起我們苦弟兄 /無產階級快起來 /拿起鐵錘去進攻 //紅旗一舉千里明 /鐵錘一舉山河動 /無產階級快起來 /沖破烏云天地紅。解放后，編大型舞蹈史詩《東方紅》，總理說，把這首詩放到史詩里吧。但沒有幾個人知道這首詩是鄧中夏寫的。

　　鄧中夏領導中國工人運動

　　作為中國工人運動的領袖，鄧中夏領導了省港大罷工，大革命時代，整個廣州乃至廣東的工人糾察隊都是他領導的，蔣介石那個時候很忌憚他，知道他很厲害，他能演講，會作文，善于鼓動，關鍵是他手里有槍。一九二七年，上海“四一二”反革命事變，蔣介石汲取在廣東的教訓，首先就是下了上海工人糾察隊從孫傳芳手里奪來的槍，上海起義的成果，就這么喪失了。而武漢的左派，包括汪精衛等人，一看共產黨已經沒有了槍，沒了實力，就立即變成右派。

　　雖然詩人往往富于理想主義，但鄧中夏知道政治歸根到底是實力。大革命失敗之后，是鄧中夏率先提議舉行南昌起義，因為他知道，理想再高遠，也要腳踏實地——槍一丟，再如何侈談革命都沒用了，靠寫詩、演講都沒用，因為政治是靠實力說話的——這就是毛澤東后來反復指出的，須知政權是從槍桿子里取得的，槍是能夠打死人的，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再也不能有“繳槍”這種事。

　　西康路（今陜西北路）上海大學第一院校舍

　　然后，鄧中夏去上海大學擔任總務長，實際上是上海大學的校長，為共產黨辦了一所大學。他把瞿秋白、茅盾等人請去上課，自己也上課，丁玲等人就是被上海大學吸引去的。可以說，鄧中夏主持上海大學時期，上海大學的社會科學是最好的，蔡元培創造了新文科，而鄧中夏在上海大學創辦了中國的社會科學教學教育體系。

　　鄧中夏學問極好，不在瞿秋白之下。那時，他在《中國青年》雜志寫文章，把“五四”以來的思潮，劃分為“封建主義”“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或者“保守的”“自由的”和“進步的”。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余英時先生把五四思潮劃分為“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海內外皆以為此乃余先生了不起的發明，其實，這不過是落了幾十年前鄧中夏文章的窠臼。

　　鄧中夏被從莫斯科驅逐回國后去了湘鄂西根據地，擔任紅二軍團政委。王明回國后，立即撤了他的職，派夏曦去湘鄂西。夏曦到任后，讓鄧中夏反省，立即進行肅反，幾乎把洪湖根據地的黨員都殺光了。

　　鄧中夏在工人中發表演說

　　鄧中夏在洪湖奉命檢查自己的所謂錯誤的時候，用一個舊式的賬簿，憑記憶寫出一本《中國共產黨史稿》，交給鄭紹文保存，說總有一天可以出版的。但一九三二年八月國民黨進攻洪湖根據地時，鄭紹文失掉了全部行李，其中包括這部黨史。鄧中夏犧牲前，在南京監獄遇到難友鄭紹文，得知稿子丟失，遂嘆息說：“再也沒有機會寫這樣的東西了。”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末，鄧中夏化名回到上海，但因為王明掌權了，所以他沒有工作，沒有收入，連吃飯的錢都沒有，生活只靠妻子李惠馨在日本紗廠做工的每月七塊錢收入，而房租就要三塊錢。

　　鄧中夏故居

　　一九三三年，鄧中夏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受盡了酷刑。五月十五日晚，國民黨中央委員方治來看他，說：你是共產黨的老前輩，卻被莫斯科回來的那幾個小流氓欺負出賣到這樣，我們都為你抱不平。你覺得，在莫斯科派來的這些小流氓統治下，中共還會有什么前途嗎？你這樣的了不起的學者，這樣有思想的政治家，何必與他們為伍呢？鄧中夏回答：我要問問你，一個害楊梅大瘡到第三期已經無可救藥的人，是否有權利去譏笑那些偶感傷風咳嗽的人？我們共產黨人不掩蓋自己的錯誤，我們的工作是為中國的勞苦大眾謀解放，謀平等，你們站在勞動大眾的對立面上，你們連人心都沒有，有什么資格來可憐我！

　　這是很著名的對話。鄧中夏犧牲之前，鄭紹文對鄧中夏說，牢房里的同志們要我向你提個要求，想請你給我們講一次黨課，講一次黨史。

　　鄧中夏說，黨史？我在洪湖寫過一本，可惜在戰斗中丟失了，好，憑著記憶，就講一講，聽的人可以擴大些，非黨積極分子也可以參加。

　　雖然鄧中夏所作黨史遺失，但在莫斯科暫住期間，他憑記憶寫下了《中國職工運動簡史》

　　殺鄧中夏，是蔣介石的手令，蔣介石認為，一方面，鄧中夏出身官宦，卻腦子進水，要為工農要平等；另一方面，他人長得太帥，煽動能力太大，天生是當明星當領袖的材料。用今天的話來說，鄧中夏是卡里斯馬型人物，無產階級革命能鬧起來，全憑這樣的人物。

　　蔡元培與蔣介石有個共同的朋友是張靜江。蔡元培第一次辭去民國教育總長職務后，帶著一家老小去了法國，他在法國結識了三個朋友：張靜江、李石曾、汪精衛。他們四人當時受商務印書館之托，在法國創辦《學風》雜志，出版“學風叢書”，打算以此掀起新文化運動，這三位朋友，對蔡元培影響很大。

　　鄧中夏曾經寫文章批駁張靜江，因此，蔡元培也對鄧中夏不滿，張靜江更以為，鄧中夏這種“好人家的兒郎”竟然去替工人說話，做工人領袖，這是新文化運動走了歪路的結果。一九二六年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提出清黨，張靜江被蔣介石拱出來，擔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蔣介石那時需要靠上英、美、日，他與汪精衛、黃郛、張繼、宋子文的關系就是互相利用，而蔡元培和張靜江則是書生意氣，自己興高采烈當了蔣介石的槍。

　　1934 年，上海，汪精衛與國民黨元老合影。

　　后排左起：汪精衛、李石曾、褚民誼、蔡元培

　　坐者為張靜江，左右為其兒女

　　然而，國民黨政權敗亡之前，在賣了自己又幫蔣介石輸光了本錢之后，作為蔣介石金主的張靜江終于憤慨地說：國民黨之失敗，是敗在本黨同僚、利益集團手上，因為扶助農工，不僅是共產黨的政治主張，也是孫中山的主張，是一切現代革命者共同的主張，為什么？因為不解決土地問題，即不能激發廣大農民的革命熱情。如果不解決土地私有化問題，就不能為工業化發展創造勞動力的條件；如果不解決工人的收入問題，中國的工業就不能發展。總之，不回應工農的訴求，一個無論怎樣標榜革命的黨，早晚要亡黨。國民黨果然失敗了，因為國民黨是站在地主資本家的立場上，幫助他們壓迫、剝削中國大多數的工農，國民黨的失敗在于本黨同僚，即國民黨內部所謂的鄉紳資本家代言人、代理人。

　　話說得真好。其實，如果翻翻蔣介石、汪精衛、張靜江這些人曾經說過的話，他們當年嘴上鼓吹革命，號稱代表工農，那真是天花亂墜，他們曾經高呼的那些肉麻吹捧革命乃至馬列主義的口號，是鄧中夏這種人說不出來的。

　　而鄧中夏天上有知，聽到張靜江們的這番翻悔，估計要笑出聲來。

　　鄧中夏雕塑

　　鄧中夏出身于統治階級，官宦人家，但他放棄出國留學。他參加創立共產黨，他為勞動人民求平等，乃是發自初心，發自本心、自心，因此，不但他父親無法勸阻他，世界上千難萬險也不能阻擋他，王明、蔣介石更不能阻擋他。初心、自心、本心、自我、自由——在鄧中夏那里是高度統一的。

　　究竟什么是初心？初心就是本心，就是發自本心，《華嚴經》說不忘初心，就是說一切要發自本心，發自自心、自性。

　　六祖慧能臨行前講的話，談到了初心、自心、佛心與眾生的關系，在我看來，用來說鄧中夏這些“青春之我”，用來解釋李大釗的“青春之我”，也是恰當的：

　　汝等諦聽，后代迷人，若識眾生，即是佛性，若不識眾生，萬劫覓佛難逢。欲求見佛，但識眾生，只為眾生覓佛，非是佛迷眾生，自性若悟，眾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眾生，自性平等，眾生是佛，自性邪險，佛是眾生。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無佛心，何處求真佛？

　　1945年3月1日 毛澤東給鄧中夏妻子夏明的信

　　毛澤東也是這樣的人，他也有一個青春之我。看他的詞：“攜來百侶曾游，憶往昔崢嶸歲月稠，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他八十二歲的時候說：“人對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鄉，過去的朋侶，感情總是很深的，很難忘記的，到老年更容易回憶、懷念這些。”可見，雖到了生命末期，身處那個特別的時代，老人家依然壯懷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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