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國者，南海勝地也，而鐘三韓之秀，以大明為輔車，以日域為唇齒，在此二中間涌出蓬萊仙島。以舟楫為萬國之津梁，異產至寶充滿十方名剎。

　　琉球國者，南海勝地也，而鐘三韓之秀，以大明為輔車，以日域為唇齒，在此二中間涌出蓬萊仙島。以舟楫為萬國之津梁，異產至寶充滿十方名剎。

　　——琉球國鐘銘文（1570年前后鑄造）

　　1490年，當歐洲人開始發現新大陸的航海活動的時候，這其實比明代開始的世界史上第一次大航海已經落后了80年，而且，它比明代最后一次大規模的航海活動，也差不多落后了65年。布羅代爾曾經問道：

　　正當歐洲因所謂百年戰爭而出現經濟大衰退的時代，如果中國帆船于1419年繞過了好望角，如果世界的統治權轉到了這個遙遠的東方大國，轉到了當時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生產最發達的區域，那又會是什么情形？

　　其實，布羅代爾并非唯一一個發出這樣疑問的人。因為李露曄（Louise Levathes）也曾這樣感慨說：

　　鄭和與達·伽馬到達非洲的時間相差了80年，或許有人想知道：如果他們相遇，會發生什么事情？在了解了大明水師超凡力量之后，達·伽馬及其85英尺的小船，還敢不敢繼續穿越印度洋呢？見過了葡萄牙的小破船之后，中國水師的指揮官會不會想在前進的途中踩扁了這些擋路的蝸牛，從而徹底阻止歐洲人打開一條東西貿易的海上道路呢？[ ① 李露曄：《當中國稱霸海上》，邱仲麟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3頁。]

　　中國不可能全力面向海洋，有幾乎命定的地緣政治原因，因為自秦統一以來，中國致力于打交道的主要對象，其實是中亞－北方各民族，而非西洋各民族。這使得中亞各民族的活動深深嵌入中國歷史之中，宋代以來，也是大陸和北方邊疆的危機帶動了海洋的發現。但是，在元、明兩朝和清乾隆初期，中國依然稱霸海上。自至元九年到至元三十年（1272-1293），元派亦里迭爾多次出使南洋，至馬八爾國、俱藍國等，從至元十八年（1281年）起，先后于海上用兵擊日本、占城、安南、爪哇。自明萬歷二十年（1592年）至萬歷二十七年（1599年），明朝擊敗了東南海上唯一的敢于挑戰者——日本，形成了四百年海上無敵手的戰略格局。

　　在中國“士農工商”的差序格局中，商的活動位置在周邊、外圍，商仿佛專門是用來與“天下”外圍的“夷”打交道的。商與“夷”交往，這也是很自然的。在忽必烈時代，因回人擅長理財、貿易，又不似儒生喜愛干預政治，故深得蒙古統治者的青睞，在元朝帝國里，回人的地位相當特殊。元征服江南后，先后用回人阿合馬、桑哥主持江南，此二者為服務忽必烈的戰爭而大肆搜刮，頗有惡名，為江南漢人所不齒。而明初依然重用回人與夷打交道，除鄭和本人是穆斯林外，鄭和船隊的二號人物太監王景弘，亦是信奉伊斯蘭教的回回人，詳細記述出使經歷的《瀛涯勝覽》的作者馬歡，同樣是“善通番語”、信仰伊斯蘭教的回回人，他的祖上亦為隨蒙古伯顏大軍的色目人。這也說明儒家實際上并沒有在中國歷史上完全一統天下，毋寧是相反，漢代以降，魏晉時代基本是道家、老莊的天下，隋唐佛教極盛，且雜以祆教、景教，元代宗教信仰則更為龐雜。可見，儒家在中國歷史上“得意”的時間實際上并不長。明代皇權與六部沖突劇烈，遂使太監有權，而明代不少太監又確是非常能干的，例如鄭和、張居正改革的助手馮保，所謂能干，是說他們比“平日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只擅長于“黨爭”的明代東林黨們有更為切實的才能，東林黨人一貫高倡氣節，但不幸的是，他們往往把氣節用在了禮教和理學最保守的地方去了，即把氣節用在了維護三綱五常、君臣父子夫婦的大義上去了，這使得爭“帝王家事”，成為明代道學的政治傳統，它最終發展到把國事等同于皇帝的家事，通過介入皇帝的家事來干預國事，而最終是于國事無所補益。

　　在歷史上，把君臣父子夫婦的綱紀附會為儒教核心的，其實便是道學。道學原本是在排斥佛教的“無君無父”的“毀家”思想斗爭中逐步確立起來的學說，周敦頤和張載將道教的太極宇宙圖景，與宗族、家族倫理融和為一體，造成了道學，這在當時的主要目的，就是排斥教會而倡導尊王尊父。兩宋期間，道學雖然漸次得勢，但卻沒有取得正統地位，不過朱熹這樣的道學大師和文天祥《正氣歌》這種高標氣節的文獻，卻都可以說代表著道學在歷史上的戰斗精神。蒙古時代，為了統治和控制漢人計，當局才把道學奉為正統，二程、朱熹這些人其實是被元代異族統治者欽定為孔子的唯一繼承人的，這也使得道學在明代承傳下來。但是，明代的道學卻反而如同儒教教會，全沒有了朱熹、文天祥那樣對于現實事功和政治改革的留意，相反，他們主要代表著不關心現實事功、只一味空談名節的保守派人士的議論，因此，在明代，道學的主流一般是不接觸現實和一味反對任何改革的。實際上，貫穿明朝的儒生與太監的斗爭背后，一方面有正統儒學的重本抑末，重農抑商思想，與發展海外貿易和民間商業訴求之間的斗爭，也彰顯了道學家的空疏迂闊。因為，這些道學家們不僅僅是與太監爭斗，也更是大肆反對王陽明的良知自由說（罵王學放蕩恣意），同時也反對張居正的改革主張（罵張為功利小人）；而他們自己卻只是提倡功夫、規矩和氣節，而在那樣一個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上的大轉折時代，在那樣一個最需要讀書人承擔和做事的時代，道學家們卻一股腦地反對做事。其中一個重要的例子是：當成化年間（1465－1488），達·伽馬和哥倫布航海前數年，一位顯赫的太監又動起出洋的念頭，準備繼續鄭和的事業之時，而明政府這時卻震驚地發現：皇家檔案庫中保存的鄭和航海的資料（包括海圖和造船圖紙），都被慷慨激昂的車駕郎中儒生劉大夏付之一炬了。在這個意義上，那個道學家劉大夏燒毀的不僅僅是異端，不僅僅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航海資料，他毀掉的，甚至是中國未來數百年積極走向海洋的發展道路。[ ① 周寧：《風起東西洋》，團結出版社，2005年，第129頁。] 當然，它也使得達·伽馬的小船幸運地避開了與大明船隊的遭遇。

　　在15世紀初的中國，最奮發有為的學問是張居正等所推崇的“實學”、是王陽明“貴我”的心學，往往留心于現實經濟財政司法乃至軍事的，甚至是太監而不是道學家，這是很值得今天思考的問題。

　　1405年，鄭和率領由2萬多人組成的船隊，開始了環繞世界的航海大發現，到1433年共七下西洋。而鄭和大航海的目的首先是貿易，因而我們說鄭和下西洋，是人類溝通大陸與海洋的長途貿易的開端。

　　具體地說，明代的海洋長途貿易基于幾個目的，第一就是由于明代早期的貨幣信用問題，即明代早期的紙幣——寶鈔，一直不是商品交換的硬通貨，由于貨幣“失靈”，所以國家的經濟活動和商業活動需要依靠大規模的以物易物來進行，即需要引進大量海外珍品來刺激國內的商業和交換活動，甚至來給官員們發俸祿和獎金。第二是基于社會目的，特別是醫療衛生目的。明朝前期發生了大規模的疾病和瘟疫，需要大量的海外藥材安定形勢、對抗瘟疫。所以鄭和船隊中有大量的“藥船”，它所帶回的南洋物種，對于《救荒本草》、《本草綱目》等植物學、醫藥學著作的編纂具有重要意義。與此同時，鄭和航海所引進的礦物：如從阿拉伯世界引進的鈷，乃是著名的明代青花瓷生產的基本原料。[ ② 明代青花瓷是中國的瓷器制造工藝中添加阿拉伯的鈷而成，中國揚州博物館中展示了鄭和航海引進鈷的過程以及對于明青花制造的影響。另外，成祖朱棣的胞弟朱橚，曾著《救荒本草》一書，應對當時的疾病與災荒，此書的科學價值，得到了李約瑟等人的高度評價。參見伊維德：《朱有燉的雜劇》，張惠英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7頁。] 第三，就是船隊由大規模的戰艦和兵船構成，這是因為長途貿易與近距離的貿易不同，它要保障長途貿易線路的安全、貿易點的穩定，這就非需要武力不可，長途貿易與戰爭總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鄭和船隊對于現代海洋戰爭技術的發展具有重要啟發作用，這已為李露曄的研究所證明。打擊海盜，綏靖海疆，是鄭和航海的第三個目的，鄭和的航海之所以被稱為“和平之旅”，那不過是因為當時的艦隊太強大了，所到之處，基本上沒有遇到像樣的抵抗而已。

　　而在上述三者中，貨幣信用與航海、海洋貿易之關系問題又是最首要的。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歷史懸案是：為什么幾千年來，中國對于海外貿易，總缺乏一個積極的態度？甚至在中國國力空前強盛、稱霸海洋的時代，竟然也還多次出現了“海禁”的反復？這個重要問題當然并不能以中國文化“先天的閉關自守性”來解釋，也不能簡單歸結為道學家的“干擾和破壞”，這里最為核心之原因，首先就是由于貨幣問題。

　　簡單地說，因為中國是一個包括銅和白銀在內的貴金屬產量很低的國家，這一向造成了嚴重的貨幣短缺問題，亦成為中國歷代政治和財政經濟上的一件大事。因此，對于歷代中國政府來說，雖然什么商品都可以下海，但是貨幣卻是不能下海的。比如說，南宋雖然獎勵海外貿易，但卻嚴令“銅不下海”。[ ① 南宋歷朝幾乎都頒布過禁止貨幣下海的法令，見《宋史本紀》。] 元代自忽必烈起，一方面鼓勵海外貿易，另一方面則嚴令“金銀銅鐵貨不許下海”，所謂“金銀銅鐵貨”，其中除鐵是武器制造的原料外，其余都是貴金屬，而在國家信用貨幣不能確立的時代，特別是在多幣種混用的體制下，金銀銅鐵等貴金屬，因為其自然屬性，就必然充當稀缺性貨幣的角色，而其流失對于國內經濟的影響當然是巨大的，故對貨幣流失的擔憂自古皆然。

　　例如宋代由于國家安全的需要，一直渴求大量的馬匹（明亦如此），而馬匹又主要只能從西北的馬市交易中得來，而馬市時開時關，其主要原因就是政府擔心貨幣流失使然。這個問題直到王安石時代發明了以布、特別是茶，而不是以貴金屬購馬的物物交換模式，才得以解決，而這就是“茶馬交易”。鄭和遠航之所以采用以物易物的方式，以其巨輪裝載大量貨物到海外交換，也是為了應對國內貨幣的短缺。

　　鄭和寶船的尺寸是很有講究的，好像我們今天迷信“8”這個數字一樣，鄭和的寶船是444，即44丈4尺或者444尺，這倒正是施密特所謂“將某種精神性的東西灌注到航海中”，因為四這個數字代表時空（四方和四季），即地有四隅，天有四德，同時也意味著居四海之中為中國，其他與這個數字有關的還有：四季、四維，禮義廉恥四德，士農工商四職等等，所以在明朝“4”是個吉祥的數字。而寶船的尺寸一直是學術界研究的重要問題，一般認為，這種世界歷史上最大的木制寶船長度在400英尺左右，寬度在166英尺左右。[ ① 李露曄：《當中國稱霸海上》，邱仲麟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31頁。] 研究這種尺寸有一個重要意義，就是可以去追溯中國海洋觀的起源，按照這種中國式的海洋觀：“德”居于四海之內，它象征中國作為禮儀之邦居四海之中。中國之所以能夠和平利用海洋或曰“以德治海”，則取決于以下條件：其一，中國作為當時的海洋強權無人匹敵，中國亦不必動用武力使周邊臣服；其二，中國可以用財富和商品購買周邊的效忠，同時更能以一種有效的方式支配這種資源、支配這種購買力。也就是說，對于那些“不聽話”的勢力，作為“德政”體現的“中國購買力”就不會降臨到他們頭上。正是上述儒家倫理觀、“天下觀”賦予海洋以意義，這就是中國特色的海洋和海權意識。它使航海不僅僅是探險、掠奪，而是一種以“德治”為核心的文化和精神行為。而在宋代之后，所謂“四德”的象征在民間則由媽祖的形象所代表，她代替了原有的中國海神“龍王”；而媽祖居中，四海環繞其周的形象，在著名河南朱仙鎮木刻年畫中有著栩栩如生的體現。因此，有學者的研究指出：

　　宋代以來，四海龍王的地位每況愈下，逐漸為天妃所取代，在媽祖的傳說中，海龍王的地位都居于媽祖之下，甚至為媽祖所支配或降伏。如山東蓬萊天后宮的主神為海神娘娘，四海龍王則成為其侍衛。[ ② 李露露：《媽祖神韻：從民女到海神》，學苑出版社，2003年，第74頁。]

　　對于今天的我們來說，探究鄭和征服海洋的偉大航行為什么在1433年之后會突然停止了這個問題，恐怕比單純地夸耀中國稱霸海洋的懷舊要有意義得多。在這個問題上，前人已經有許多意見提出來供我們參考，除了我們所講到的貨幣流失這個重要問題外，其中最有價值的包括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所提出的生態危機和木材短缺的問題。

　　我們知道，在自然經濟的時代，木材是重要的稀缺資源，因為人們吃飯、取暖、建屋，發達的中國大量造優質的紙需要木材，而要建造鄭和這樣龐大的船隊，征役砍伐之外，還要把木材運到位于揚州的國家造船廠，當時最經濟、省人力的辦法就是依靠河流，而隨著航海規模的擴大，航海次數的頻仍，沿河的森林就幾乎被砍伐光了，從遠離河道的深山中運出木材，成本則越來越高，這最終使得建造大型的、可供遠洋的寶船的代價實在太高了，明朝大規模的航海活動，遭遇了生態和市場的瓶頸，是其最終不得不停下來的一大重要原因。

　　那么，為什么西方能持續航海，難道他們沒有遇到過生態和木材的問題嗎？實際上，西方當然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只不過因為明朝開始航海早，規模大，明代中國經濟發展得早而且快，所以它只是比西方更早地遇到了這種資源的、生態的和發展的問題罷了。歐洲當然隨后也遇到嚴峻的生態問題，雖然通過他們在美洲的殖民活動，即在美洲通過種植業和大規模的砍樹，使得這種危機得到了一定的緩解，但是到了17世紀的后期，歐洲也幾乎不能持續進行大規模的遠洋和航海了，因為對歐洲來說木材資源的代價也太高了，也正是這種嚴峻的生態危機，加上全球氣候變化（嚴寒和取暖的需要），才促發了煤炭（先是泥炭）在英國的大規模使用和開采，并由此帶動了蒸汽機和冶鐵業的發展——我們知道，英國最大的地利，就是它相當于歐洲的山西，即它有大量的淺層地表煤，正是生態的危機促發了煤的開采和利用，而煤的開采又促發了工業革命。[ ① 彭慕蘭：《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史建云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4頁。]

　　而明朝應對制約遠航貿易的木材短缺問題的辦法是：一方面是禁止大規模的民間砍樹、造船、下海，另一方面，明代則是通過建立一個“海洋朝貢貿易體制”來代替國家支持的大遠洋。所謂海洋朝貢體制的實質，一它是以中國購買力為基礎的“德政”海外分配機制，二就是通過設立“海上貿易中繼站”的方式，以中小型船來代替巨輪航海活動。

　　除此之外，明代以來，中國所面臨的國家安全問題，其中一個是蒙古北元的問題，而另一個就是東南沿海的海盜問題。頭一個問題最終演化為女真南下入關，奪取了明朝天下，而后一個問題，則是500年下來，一直沒有得以徹底解決，相反卻是日益擴展，這兩者間的聯系是：女真在明末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朝鮮而進口大量日本白銀，豐富了自身財力的結果。實際上，對明代來說，女真的禍亂其實是與海上的倭寇聯系在一起的。而且，明代的海盜問題，又經倭寇問題，到清代綿延不絕，最終發展為西方殖民主義自東南海上而來，并以鴉片戰爭的方式占領了中國的東南沿海，摧毀了最后一個封建王朝滿清。

　　因而，明清兩朝無論在政治還是軍事上，都面臨著既要在東南沿海發展海外貿易，又要打擊大規模海盜之間的矛盾，既要顧南又要籌北的問題。所謂海洋朝貢貿易體制，實際上就是應對上述多重矛盾（貨幣、生態和軍事安全）的一個制度性方案。任何從單一角度去理解這一特殊體制的企圖，都不免是簡單化的。

　　即使今天的海洋戰略也顯示出：大規模的海上軍事力量，并不足以杜絕和打擊小股海盜，同時，明代中國過于偏重于以購買力為基礎的德政分配機制來控制周邊，這也使得在海洋上出現了國家和軍事的真空，并且使得海盜成為這一真空的添補，乘虛而入。

　　即使在明代，海盜問題也不等于是外部倭寇問題，相反，倭寇問題也是明代社會內部政治和經濟變化的結果。在明朝建國之前，日本九州和瀨戶內海沿岸，因經濟、貿易發展不振，部分土豪、商人就已經開始與中國浙江沿海的民間商人、強盜勾結起來，從事劫掠式海盜活動，這些人被稱為倭寇—— 一方面看，所謂“倭寇”仿佛是個“跨國犯罪集團”，它的主要據點是日本南部和浙江雙嶼島，但是另一方面看，終明一代，倭寇海盜勢力日益巨大（明中葉葡萄牙、荷蘭殖民者也紛紛加入東南海盜的隊伍），其頭目卻一直以浙江、福建的中國人為主，而且他們更與中國國內的豪強巨商相勾結聯絡，所以，倭寇問題又不是單純的國際問題、更不是單純的日本問題，而是隨著中國海外貿易的擴大、國內外貿巨商的崛起，而發生的中國近世社會內部矛盾不斷發展之結果。

　　具體說來，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豪門巨商的勢力也日益擴大，他們在壟斷國內商業貿易的同時，也力圖壟斷海外貿易。其中南京、北京的豪門巨商與浙江、福建沿海的民間走私商人有著密切的聯系，而后者則是海盜的主要依靠力量。故而，嘉靖時代積極主張打擊倭寇海盜的浙江巡撫朱紈就曾經這樣感慨說：“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尤難”，[ ① 《明史》205，《朱紈傳》。] 而他說的“中國衣冠之盜”，就是指與海盜相勾結進行走私貿易活動的巨商大族，海盜集團與南京、北京的官商都有密切的聯系，從而在朝廷中具有深刻的官商勾結的關系網絡，正是由于他們內外勾結，最終竟然導致朱紈在朝廷中遭彈劾而自殺，——這說明海盜和倭寇，盤根錯節，已經結成了多么強大的勢力。

　　明朝建國初期，為了抑制倭寇和沿海地區居民互相勾結，甚至為了抑制官商勾結，實施了海禁政策，而海禁實施后，中國民間商人進行海外貿易的行為自然受到限制，故明朝政府就需尋找一個能替代中國商人向明朝政府提供各國物產的固定海外貿易渠道。

　　明洪武、永樂年間，在對北元的曠日持久的戰爭中，明軍的火器——火銃槍，一直是它戰勝蒙古騎兵的主要利器，因此，明對于硫磺的需求格外強烈，海外硫磺也是明清兩朝最大的國家壟斷、“禁運”的戰略物資，加之明朝初期對于香料的需求（香料是明初獎勵官員的重要賜物），故而，在眾多的朝貢國之間，明朝遂選擇了擁有特殊地理優勢、富產硫磺的琉球，從而使得琉球成為聯結大明與東亞、東南亞海上貿易的中轉站。

　　明朝開國后，即將原本屬于中國民間商人的商業利益讓給了主要朝貢國琉球，與琉球保持著密切的朝貢關系，等于在東南海上設立了一個穩定的外藩，從而可以最大程度地保證明沿海地區和海外貿易的安全。直到隆慶元年（1567年）海禁止，福建泉州月港－馬尼拉－墨西哥之間的大帆船貿易開通之前，而琉球一直是中國對南洋貿易的重要中轉，由于長期扮演著中國與南洋各國之間的貿易中繼角色，以中轉貿易立國的琉球王國迅速崛起。琉球問題，也成為近500年來關系中國政治經濟利益和國家安全的要害。

　　《明史》卷323說，“琉球居東南大海中”。13世紀末期，琉球就已經存在著中山、山南和山北三個分立的地方政權，從明洪武五年（1372年）起，琉球“三山”均開始來中國朝貢，明與琉球互市的主要貨物是：明提供大量瓷器、鐵器給琉球，而琉球則向明朝提供馬匹和硫磺等戰略物資，以用于明軍對于北方蒙古（北元）的戰爭。馬匹和硫磺的大規模進口，解決了自宋以來中國軍隊急需的裝備問題，而大量鐵器的出口，也使得琉球內部武器的質量迅速得以提升，隨后，琉球分立的三個政權（中山、山南和山北）分別派遣王室后裔來明國子監留學，1416年，中山王尚巴志征服山北，1429年中山王尚巴志再征服山南，從而形成了統一的琉球王國（第一尚氏王朝）。從此，每一代國王都需要由明冊封任命。1470年琉球大臣金元奪位自立，建立第二尚氏王朝，但依然維持尚王姓不變，新王朝因此得到了明的冊封，確立了合法性。

　　可見，早在葡萄牙航海之前，琉球就作為聯結東亞和東南亞貿易航路的樞紐，成為了15世紀以降亞洲海上中轉貿易的核心。《明史·外國傳》中，對于14—15世紀各國對明朝的朝貢次數均有記載，從其中，我們即可以看出當時對明朝進行朝貢的國家，已經遍布于東亞（琉球、朝鮮、日本、烏斯藏、哈密、吐魯番等）與東南亞、中亞（安南、暹羅、爪哇、滿剌加、真臘、蘇門答臘等），而對明的朝貢次數，琉球居17國之首，先后共達171次，是居13位的“日本”的9倍。所以，僅從朝貢次數上來看，與當時的琉球相比，日本與中國的關系還遠處在朝貢體系中的邊緣，這客觀上更加劇了日本由于經濟貧困而引發的海盜活動的囂張。

　　對于琉球所擔負的中轉貿易的歷史意義，日本研究者村井章介在《海から見た戦國日本：列島史から世界史へ》（《海洋視角的戰國日本：列島史與世界史》）一書中甚至概括說：1470年之后開始的琉球中轉貿易效果，顯然比鄭和興師動眾的長途遠航更為經濟而持久，琉球中轉貿易的長期性和常規性，以及它所實現的貿易的規模，其實要遠遠超過鄭和的長途遠航。[ ① 村井章介：《海から見た戦國日本：列島史から世界史へ》，筑摩書房，1997年。]

　　從海洋戰略上講，琉球處于浙江、福建與日本交通的要沖，結交琉球，既可以彈壓海盜，又可以進口大量軍事物資，以應付北面的戰爭，故明朝為了確保這一航線，對琉球實施了包含許多特殊內容的“最惠國待遇”政策。如：恩準琉球的朝貢次數遠遠高于其他國家，同時，明朝還向琉球提供朝貢貿易用的先進船只，并派“南人”（閩人三十六姓）至琉球教授與外交及貿易相關的知識和技術，在福州開設專門接待琉球使節的商館“柔遠驛”（現存舊址），更長期接納琉球王室子弟就學于明朝的國立大學——國子監。其中，派遣“閩人三十六姓”這一政策是后來促進琉球發展的關鍵。閩人三十六姓中包括“知書者，授大夫長史，以為朝貢之司；習航海者，授通事，總為指南之備”，即他們不僅是善于操舟者，且擔任通譯和其他與朝貢有關的事務。他們定居琉球以后，在尚姓之外，別有三十六姓，他們雖是琉球“國民”，于“族”則在福建，是為中國海外移民的先驅。今天，沖繩島那霸市內，閩三十六姓的舊居雖已不復存在，但是，時至今日，在當時閩三十六姓聚集居住的村落“久米村”附近，位于“久米一町目”的天妃（媽祖）小學內的上天妃（媽祖）宮的石門仍在，矗立在與“久米二町目”相鄰的“若狹一町目”上威嚴的孔廟仍然完好，均成為中國文化遠播海外的歷史明證。[ ② 中國自古有姓有氏，姓是族號，氏為姓的分支。顧炎武《亭林文集》卷一《原姓》篇認為國君無氏，不稱氏，稱國。所謂“閩人三十六姓”，謂其人為外國籍，而其姓仍為中國，宗族仍在中國，此即后來之“海外華人”。]

　　1450—1550年是琉球王國的黃金時代。與明、朝鮮、東南亞和日本進行貿易，使得琉球積累了龐大的財富，琉球尚真王在位50年間，其王國之富裕，堪比布羅代爾所描寫的地中海地區之熱那亞。

　　懸掛于1485年建成的首里城的正殿，至今尚存的大鐘上的銘文，對15世紀末期琉球海上貿易的繁榮，記述如下：

　　琉球國者，南海勝地也，而鐘三韓之秀，以大明為輔車，以日域為唇齒，在此二中間涌出蓬萊仙島。以舟楫為萬國之津梁，異產至寶充滿十方名剎。

　　由于從明朝進口的大量鐵器，使得琉球的武器水平得到長足發展，尚真王進一步進行領土擴張，終在其執政期間將琉球的版圖擴至八重山諸島（今屬沖繩縣，位于臺灣與沖繩島之間），從而構成琉球列島的廣闊版圖。

　　走向強大的琉球一直是明的唇齒和輻輳，特別是在戰略上緊密、積極配合明朝打擊海盜的軍事活動。《明史》卷323載：

　　（嘉靖）三十六年，倭寇自浙江敗還，抵琉球境。世子尚元遣兵邀擊，大殲之，或中國被掠者六人，至是送還。

　　隆慶中，凡三貢，皆送還中國漂流人口。

　　正如杉原薰所指出的：如同地中海地區同時期一樣，16世紀的東亞海上同樣存在著劇烈的貿易競爭，[ ① Japan in the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 Edited by Kaoru Sugihara and J.A.Allan, Routledge, 1993, p.91.] 不過，這種競爭是圍繞著中國購買力的分配進行的，它特別表現為日本與琉球之間的競爭。琉球海上中繼貿易核心的角色，一方面沉重打擊了明東南海上的海盜行為，另一方面也直接威脅著日本德川幕府的利益，迫使日本對琉球的發展作出劇烈反應。而隨著16世紀末明王朝將朝貢貿易重心轉向北方邊疆，琉球的歷史發生了逆轉。

　　自1570年北元俺答汗正式接受封貢之后，漫長的明對于北元政權的戰爭終于告一段落，代替明與北元間曠日持久的戰爭的，是大規模的北方邊關貿易互市的展開，長期困擾明軍的馬匹問題，因而可以從俺答封貢中得以解決，從此，明朝對琉球硫磺、馬匹供給之需求大幅下降。這一時期恰恰又是美洲白銀流入中國的開始，由此，明朝逐漸把對外貿易的重點和重心由琉球海轉向了菲律賓和美洲，從海外進口的大量白銀，更使得中國歷史上長期以來對貨幣流失海外與代北的擔憂為之頓解，自1570年代后期起，東起遼東，逶迤向西到甘肅，明朝與蒙古的邊境線上出現了近40所各種形式的貿易點，北方貿易以馬市為主，此時的馬市，因南部海洋貿易的大規模白銀進口，也由王安石時代的茶馬交易，擴張為以白銀購馬為主，而如此大規模的北方邊貿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明朝廷手中掌握的大量白銀，更是其“德化及于代北”，誘降北元蒙古的有力武器。貿易中心由海洋向大陸的轉移，反過來極大地影響了琉球在以明朝為核心的朝貢體系中的地位，這也給長期覬覦琉球地位的日本德川幕府造成了重要的戰略機遇。

　　據日本文獻記載：1609年，在尚寧王執政第19年的3月4日，由薩摩藩（今鹿兒島）島津家家臣樺山久高率領的軍士3000人，分乘100艘軍船從山川港出發，于3月8日登陸奄美大島，開始了對琉球列島的征服。薩摩軍于3月22日攻破德島，3月24日攻破沖永良部島，3月26日登陸琉球本島北部的運天港，侵略軍先打下今歸仁城，后直逼首里城（今那霸市）。琉球方面雖出兵4000人以上迎敵，但是面對戰國時代薩摩兵的強烈進攻，升平日久的琉球軍隊基本無力還手，首里城很快就被攻破了，尚寧王走出首里城向薩摩求和。島津軍于4月5日占領了首里城，4月中旬方撤回薩摩。德川幕府隨即認可薩摩藩對琉球的占領，并將奄美群島割讓給薩摩作藩屬。[ ① 謝韞：《亞細亞的孤兒——琉球王國的興衰》，《世界博覽》，2009年第10期。]

　　次年（1610）年，尚寧王被挾制離開首里城，與薩摩藩主島津忠恒一起奔赴江戶。途經駿府謁見了隱居在那里的德川家康，是年8月28日，在江戶城謁見了德川秀忠。為挾制琉球國﹑以達到與明朝貿易的目的，家康以外國使團的禮節接待了尚寧王，并許下不亡琉球王室的承諾。

　　日本幕府發動戰爭的目的本不是占領琉球，而是力圖通過挾制琉球，加入對明的朝貢體系而換取物質和財富上的好處——即在對明朝貢中“使琉球得虛名而日本獲實利”。故而，在尚寧王歸國同年，幕府立即通過琉球國著手恢復明日貿易事宜，示意藩主島津義久讓琉球代之傳信明朝，這其實是向明朝通報日本與被挾制的琉球之間達成的重新分配中國購買力的盟約，兩年后，薩摩方面將起草完畢的書翰交付琉球，讓其轉交明朝的福建道總督軍務都察院御史所，在這封書信中，島津義久感嘆說：“中華與日本不通商舶者三十余年于今矣”，并抱怨明朝“施德不均”，迫切希望借助琉球，向中國轉達日本的朝貢要求。[ ① 島津義久：《與琉球王書》，1606年。]

　　也許令今人費解的是，為什么長期以來，中國把朝貢視為對其他國家的“德政”，而周邊的國家卻一直把能夠到中國朝貢，視為一件必須努力爭取的恩惠——甚至日本竟不惜通過戰爭的方式來獲得一個朝貢國的地位？這就是因為朝貢對于這些國家引進先進技術，發展經濟是十分有利的，朝貢名曰市場交易，實際上就是經濟援助。對于中國來說，完全就是花錢買效忠，尤其在1567年中國得以通過對外貿易引進白銀之前，朝貢貿易又只能造成中國財富和貨幣的流失。在這個問題上，陶希圣的論述是很精辟的：

　　本來中國的閉關政策，基本動因乃是貨幣的保存。外藩進口的貨物大多是珠寶香料，中國付出的代價乃是貨幣，貨幣乃是商人資本特殊發達的社會財富最高形式，于朝貢中流失，于中國乃最得不償失之事。[ ② 陶希圣：《中國政治思想史》（下），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第391頁。]

　　因此，競爭朝貢，就等于競爭分享中國購買力的好處，而相對于周邊對于朝貢的積極態度而言，中國對于接納朝貢國因此卻是不甚積極的。于是，當明朝得知薩摩入寇琉球，知日本所謂“進貢”不過是借琉球之口實現日本自己的經濟愿望而已，就以“琉球新經殘破，財匱人乏”為由婉轉拒絕了，命其“俟十年之后物力稍完，然后復修貢職未為晩也”。于是，德川家康苦心等待的“朝貢關系正常化”，最終破產，薩摩則成為入侵琉球的最大利益得主。公元1620年陰歷9月19日，在位32年的尚寧王在郁悶中去世。因尚寧身后無子，在薩摩的授意下，由尚元王之孫﹑王后的堂兄弟“任敷王子”尚豐繼位，琉球王國的命運從此走上下坡路。

　　對于琉球王國史的這一重要轉折，《明史》的記載是相當簡略的：

　　當是時，日本方強，有吞滅之意。琉球外御強鄰，內修貢不絕。萬歷四十年，日本果以近兵三千入其國，虜其王，遷其宗器，大掠而去。浙江總兵楊宗業以聞，乞嚴令海上兵備。已而其王釋歸，復遣使修貢，然其國殘破已甚，禮官乃定十年一貢之例。四十四年，日本有取基隆山之謀，其地名為臺灣，密邇福建，尚寧遣使以聞，詔海上警備。[ ①  《明史》28，中華書局，1974年，第8369－8370頁。]

　　上述記載又表明，琉球之地位于中國地緣政治的重要性。因為一旦琉球喪失，臺灣的地位也就不保了。《明史》所述之事實是：1616年（萬歷四十四年），長崎代官（相當于現在的市長）村山等安奉德川家康之命，由他的兒子村山秋安率船十三艘，動員二、三千人侵略臺灣，這是日本首次大規模的對臺用兵。但是，軍事行動被琉球王尚寧偵知，特別派遣通事蔡廛前赴明廷報告。《明實錄》說：“琉球國王中山尚寧遣蔡廛來言，邇間倭寇各島造戰船五百余只，欲取雞籠山，恐其流突中國，危害閩海，故特移諮奏報”，——所謂“雞籠山”，即指現在的臺灣省基隆市。

　　琉球地位之喪失，終于造成中國周邊形勢之一變，這種形勢到了清末日本借琉球船民被殺再次發難于臺灣，又至明治維新后琉球被廢藩置縣為日本沖繩縣（1870年）再一變。其后，琉球問題至二戰后美軍據沖繩而設立威脅亞太地區的軍事基地則為三變。凡此三變，都導源于明代中后期聯系明、琉之間的海洋朝貢貿易體系的解體，這是影響中國500年命運的大事，故史家不可不重視其中之原委。

　　今天看來，海洋朝貢體系衰落的原因是復雜的，這首先是明朝貿易重點的變化使然。自秦征匈奴、唐伐突厥以來，中國的主要戰略競爭對手即在中亞、蒙古地區而非海上，而明尤其如此。隨著1570年明蒙邊關貿易的擴大，明對外貿易的重心由海洋轉向了大陸。明朝的國家購買力，很大部分被重新分配到北方邊疆方面，明朝的海上購買力下降，以琉球為中繼的海洋朝貢貿易體系整體地位下降，而琉球的重要性隨之下降。

　　其次就是海盜的日益猖獗。這是長期的“以德治海”造成的海洋政治、軍事真空使然，明中期以降由于倭寇的出沒，琉球和明朝在為冊封而派船出海時都需等待海洋局勢趨于穩定才能實施，完成冊封的時間短則數年，長則需要十幾年。尚元王是在即位后5年才得到明朝冊封，尚寧王則在即位后十幾年才得到冊封。

　　第三，隨著西班牙和葡萄牙開始的大航海活動，世界海洋體系發生了劇變，由于美洲白銀的大規模出口，中國從此不再格外擔心海外貿易會造成貨幣和貴金屬的流失，轉而通過海外貿易大量吸收白銀貨幣，在這個意義上，明朝于1567年解除海禁體制，這是對于新的海洋時代降臨的回應。而16世紀后半期“海禁”之解體，又標志著新的航海線路的形成。這條新的貿易線路，主要就是福建－菲律賓－墨西哥的長途國際貿易，其中繼站為馬尼拉，而非琉球。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方式，至此也完全變化，即已不是以購買力換取臣服，也不是以貨幣換取海外產品，而主要是出口商品而換取美洲白銀了。海禁體制的解除，客觀上更使得與東南亞方面進行非法貿易的中國商人形成了龐大的勢力。這不僅瓦解了琉球的貿易基礎，其中一部分商人實際上是亦商亦盜，更威脅著正常的海洋朝貢貿易。

　　嚴格地說，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濫觴，也正是從1567年開始的，這一方面是地中海地區新的銀行家階級的出現，另一方面則是美洲白銀貿易造成了中國主導的國際貿易線路的改變。從此，中國商船開始往來于東南亞各個港口開展貿易，而此前的東亞中轉貿易站——琉球的重要程度自然大為下降。

　　與此同時，1511年，葡萄牙海軍又占領了15世紀初以來與明朝建立朝貢關系的馬六甲（滿剌加），從此使馬六甲王國從以明為核心的朝貢貿易的歷史舞臺上消失了。由于馬六甲是連接亞洲和歐洲的印度洋貿易中轉，只要占領了馬六甲，就等于扼住了跨越印度洋的歐－亞貿易中繼站。這對琉球來說，也等于失去了兩個南海貿易的重要據點。從這一年起，琉球船就不再往來于菲律賓和馬六甲海域了。與此同時，葡萄牙的勢力又向爪哇、暹羅以及華南逼近，使得琉球船的貿易活動圈越發狹窄。

　　在歐洲人撰寫的大航海時代的記錄中，葡萄牙人托梅·皮里（Tome Pires）在《東方諸國記》中對琉球的描述是不容忽視的——因為他是第一個把琉球比作了熱那亞的歐洲殖民者。托梅·皮里1511年來到印度，第二年便來到離新加坡不遠的馬六甲，在當地的葡萄牙商館辦事。隨后，他作為葡萄牙大使（葡屬滿剌加總督大使）被派往中國，1520年到達廣州，準備前往北京。但當時明朝皇帝沒有謁見葡萄牙使節一行，因為就在托梅·皮里一行來到北京時，馬六甲王國的使節正在向明朝皇帝控告葡萄牙的入侵。御史邱道隆、何鰲先后上書，其中邱主張嚴厲聲討葡萄牙占領滿剌加的罪行，命其立即歸還滿剌加國王領土，而何鰲則主張中國為了維護朝貢國利益，必須對葡萄牙進行經濟制裁，“驅逐在澳番舶及番人潛居者，禁私通，嚴守備”，結果自然是：托梅·皮里滿腔熱情而來，卻受到了明王朝“禮部”下層官員的一頓申飭，滿懷失望地回到廣州。1523年，葡萄牙人入寇廣東新會，被中國水師擊敗，托梅·皮里被俘獲，1524年在中國被處死。[ ① 陶希圣：《中國政治思想史》（下），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第943頁。]

　　這表明：在大規模的白銀貿易開始之前，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中國眼中依然還是無足輕重的海盜。而葡萄牙未能進入明的海洋朝貢體系，因此它也只能如同日本那樣去聯絡海盜。1510年，明朝最大的海盜王國首領王直的前輩——許棟兄弟，第一次將葡萄牙人從馬六甲帶入浙江海域。今天看來，葡萄牙人之所以能闖入東亞和東南亞，無非是得到了中國走私貿易商人的幫助，并且借用了他們建立的走私貿易的航線。對此，葡萄牙人思巴魯·達·克路士（Gaspar da cruz）在《中國志》中的敘述是這樣的：

　　因被朝廷禁止回到中國，而不得不居住在馬六甲、北大年等南海群島的海外中國人，與葡萄牙互相勾結，私下和中國進行走私貿易，最終造成了在廣東進行貿易的葡萄牙人也失去了做合法貿易的資格。為了能將貿易繼續下去，進行走私貿易的海外中國人又將葡萄牙人帶去了他們的親戚朋友所居住的浙江雙嶼島。

　　在雙嶼，當地居民通過出售糧食給葡萄牙人而獲得豐厚利潤，福建人王直在海上建立的海盜王國是16世紀東亞最大的海上強權。日后，倭寇首領王直又帶著日本人出現在了雙嶼島上，這使得明朝對付東南沿海的海盜問題的斗爭更為棘手。

　　1548年，明朝官軍追殺到雙嶼島，王直又將根據地轉移到了日本的五島（現在的五島列島，以福江島、久賀島、奈留島、若松島和中通島五島為中心，位于長崎縣西部，距長崎100公里），同時在日本平戶置業繼續走私貿易。而平戶領主松蒲隆信允許王直這樣的反叛者居住在當地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考慮到來自走私貿易的豐厚利潤。1550年，葡萄牙船第一次駛入了平戶港，加入了海上走私貿易。走私貿易擴張的結果，使得海外的珍奇異物充斥著平戶，憑借著來自貿易的利潤，松蒲隆信成為暴發式崛起的日本戰國大名。日本平戶（今長崎地區）于是取代了琉球，成為東南海上的貿易強權。不過好景不長，1557年，王直受到浙江巡撫胡宗憲的誘降離開了平戶，次年即被囚殺于杭州，此后平戶的前景也走向慘淡。

　　綜上所述，一方面圍繞著中國購買力所進行的朝貢競爭日益激烈，另一方面由于倭寇、中國內地走私豪商，加上來自歐洲的葡萄牙人這“三股勢力”聯手開發連接東南亞與中國－日本－南洋的航線，使得處于矛盾核心的琉球于1570年完成了與暹羅的最后一次貿易后，徹底退出了南洋貿易舞臺。

　　第四，1609年琉球被寇，明朝沒有像援助朝鮮一樣對琉球提供堅定的軍事支持，是琉球在日本的軍事侵略和威脅下喪失了國家主權的直接原因，16世紀末期，朝鮮兩度遭到豐臣秀吉的侵略，而明朝立即派援軍前往相助，與朝鮮一起打退日軍。朝鮮與中國的北方邊疆接壤，朝鮮與蒙古（北元）和后金都有著比較密切的聯系，如果朝鮮喪失，則明朝的反對勢力將在地域上連成一體——這是明朝絕對不愿意看到的。而在1609年，明朝經濟已經深深地卷入海外白銀貿易，對進口白銀的重視和依賴，卻使明朝統治者輕視了琉球的地緣戰略位置。

　　第五，明代中期以降，東南沿海宗族勢力向海外的發展，又是一個十分值得研究的課題，它促成了“東亞社會共同體”的形成。明朝初期從事走私貿易者，被朝廷禁止回到中國的反叛者，從而不得不居住在馬六甲、北大年等南海群島的海外中國人，成為“東亞社會共同體”的主干，隨后，“閩人三十六姓”這種官方外派的移民，則成為南洋各地的精英力量，在漫長的歷史上，他們與“倭寇”之間的關系十分復雜，實際上，從明末到清初橫行海上的王直、許棟、鄭成功集團，近代孫中山革命的海外依靠力量“洪門會”，再到我們改革開放之初的主要引資對象“亞洲四小龍”，其中都包含著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族群——南洋中國人。[ ① 中國傳統的政治結構，由于是皇權直接面對基層，必然造成上下脫節，而對于基層社會的控制，主要依靠基于地緣和血緣關系的宗法制度，明代中期以來，東南沿海地區宗法勢力與海外貿易的結合，終釀成海盜、海商勢力的龐大，這在明代，主要是浙江、福建兩省海盜勢力猖獗，而到了清代，更有所謂“地球各國盜賊之多，以中國為最，中國盜賊之多，以廣東為最”之說。立足中國基層的地緣而形成海洋共同體，由海商、海盜而發展為海外中國人共同體，乃是500年來中國社會體制上下脫節的痼疾，在海洋時代的地緣政治表現，它既構成了瓦解中國制度的力量，同時，也是中國近代革命的重要基礎和重要依靠力量，這從康有為等的“庚子勤王”和孫中山革命都依靠東南沿海的海商勢力和海外中國人群體，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參見桑兵：《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83頁。]

　　由于中華帝國的地方治理，主要是依靠宗族勢力，明中期之后，因為國家缺乏深入地方和基層的能力，東南沿海海盜勢力的猖獗則又是宗族勢力膨脹的必然結果。杉原薰的研究指出，明代中國開始的以社會擴張、宗族擴張為動力的海外移民過程，是與近代西方以國家軍事擴張為動力的殖民過程不同的，它持續的時間更長，并形成了以“船頭”、“客棧”、“信局”為中介的海洋貿易、人口、貨幣流動網絡，而這就是跨國的“東亞社會共同體”形成的真正基礎。[ ① Kaoru Sugihara attern of Chinese Emigration to Southeast Asia, 1869-1939, Japan，China, and the growth of the Asian international Economy, 1850-1949, Edited by Kaoru Sugihar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244.]

　　從“東亞社會共同體”形成的歷史看，近代以來的西班牙、荷蘭、英國、日本等帝國主義勢力，其侵入中國的歷史也不能僅從1840年算起，因為所謂的“西方勢力侵入中國”，一開始并非是攻擊中國本土，而是建立一個新的海洋體系以替代以中國為核心的海洋朝貢體系，即從外圍瓦解所謂“海洋中國共同體”， 它更極大地利用了宗族國家內部的離心力量、利用了明代以來中國社會向海外擴張所形成的網絡、也借助了與東南亞有著密切聯系的買辦商人的勢力，而在此意義上，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以近代東南亞（即中國意義上的“南洋”）為背景的著作《想象的共同體》，實際上就是以“海洋中國”的近代命運為背景，描述了原有的“東亞社會共同體”在西方帝國主義的沖擊下，那一地區“只知有家族而不知有國”的“天下子民”，如何力圖通過西方式的“民族國家”這種政治形式，來尋找政治認同的曲折、動蕩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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