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日本似乎成了東亞的媒體焦點。日本之所以成為媒體的焦點，一方面源于中國外長就中日關系的答記者問上提醒日本“70年前，日本輸掉了戰爭，70年后日本不應再輸掉良知”;另一方面源于默克爾訪問日本時就歷史問題給日本“現身說法”。

　　國內媒體在報道默克爾突訪日本這一重大事件時，主要聚焦于默克爾給日本上“歷史課”，也就是主要突出默克爾訪日對中國帶來的正面作用與積極意義，而對“默克爾為什么突訪日本”以及“默克爾突訪日本對西方而言的全球戰略意義何在”這兩個問題則沒有給予任何深度的剖析。

　　默克爾為什么突訪日本?從默克爾突訪日本這一重大事件中我們又能捕捉到哪些西方全球戰略布局與調整的信息呢?山人微信cb7627不妨在這里以自己的視角進行剖析，以便人們對默克爾突訪日本有一個相對全面的深度認識。

　　首先必須明白的一個事實是，默克爾突訪日本的出發點既不是為中國充當說客，也不是特意登門給安倍及日本的右翼政客客串一次“歷史老師”的角色。如果有人因為默克爾訪日時客串了一次“歷史老師”的角色就對默克爾訪日的性質與目的做出過于單純與樂觀的解讀，那就大錯特錯了。

　　默克爾對日本領導人的“錯誤歷史觀”不管是善意提醒也好還是委婉批評也罷，盡管客觀上給中國似乎增加了道義分數，但同時默克爾的那句“與此同時，被侵略國也展現大度才實現了雙方的和解”也含蓄地影射了中國的不夠大度。默克爾當天的講話與日本記者對中國外長當天的提問似乎形成了某種默契，頗有一點遙相呼應的味道。

　　顯然，從默克爾的講話中似乎流露出這樣的信息，也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那就是：中日關系之所以出現今天的僵局，既有安倍等日本領導人所堅持的“錯誤歷史觀”的因素，也與中國不夠大度揪住歷史問題不放有關。作為政治人物，默克爾在日本的講話可謂是八面玲瓏，既“各打五十大板”，又兩邊討好賣乖。自然，中日兩國媒體對默克爾講話的解讀不但“各取所需”，而且給予了“無限放大”。兩國媒體從各自立場與需要出發選擇性地進行解讀的做法所帶來的負面作用就是誤導本國民眾。

　　那么默克爾為什么此時此刻突然跑到日本去客串“歷史老師”的角色，甚至不惜“現身說法”呢?

　　山人微信cb7627認為，默克爾突訪日本的真正目的不是為了去給日本領導人進行“歷史常識”普及教育，也不是特意去糾正日本領導人的“錯誤歷史觀”，而是國際格局發展到今天，默克爾必須為了西方的整體利益與德國的國家利益，不得不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給日本領導人指點迷津，同時更是給日本領導人一個“忠告”(更準確地說是默克爾代表西方整體利益給日本領導人一個必要與及時的“警告”)。默克爾就歷史問題在日本“現身說法”，其實就是提點日本領導人在歷史問題上何不學學德國人的“能屈能伸”(勃蘭特下跪就是經典的“能屈能伸”的案例嘛，勃蘭特的“屈”讓如今的德國在國際社會面前伸直了自己的腰桿)呢?而默克爾給日本領導人或者日本整個社會的忠告(準確的說是“警告”)就是“小不忍則亂大謀”——不要為了一己之私(安倍的名垂青史)、一國之利(利用難得的歷史機遇使日本成為一個正常國家)而導致當前仍由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架構提前走向崩潰。

　　眾所周知，維系當今西方主導國際秩序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組織就是“三邊委員會”。盡管這個“三邊委員會”看似一個由北美、西歐和日本三個地區十四個國家的民間組織，實際上是西方國際金融財團及其控制下的跨國公司的政策協調機構，也是西方用以控制與主導國際秩序的一個決策性機構。三邊委員會對三邊地區各國共同關心的國際經濟體系、金融、貿易、能源、南北關系和東西方關系等問題進行磋商和討論，以協調它們在這些方面的政策，對各自的政府施加影響，最終達到維持共濟會所希望的“世界秩序”的目的。

　　從幾何學的角度來看，“三邊”結構既是物體穩定的基本原理，也是維持一種架構(或秩序)的最理想結構形態(比如古埃及的金字塔)。但是要想確保“三邊結構”發揮最理想的“穩定作用”，必須首先確保“三邊”中任何“一邊”保持“力量均衡”。如果“三邊”中的任何一邊出現或者可能出現“力量失衡”的危險時，那么原有的“穩定性”就會動搖，原有的秩序就會被顛覆。

　　對于二戰以后一直由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而言，主導東亞地區秩序穩定的力量就是功能上涵蓋了政治、軍事、經濟、金融與意識形態領域的美日同盟。在這一美日同盟體系中，日本又成為西方維持東亞舊有秩序的“穩定之錨”。因此，盡管日本在“三邊委員會”中屬于最弱的“一邊”，但是這最弱的“一邊”在獲得“三邊”中最強的“一邊”——美國的支撐下，其發揮的“維穩”作用仍然不可小覷。

　　由于金融危機以后，“三邊”中最強“一邊”——美國的綜合實力呈現出衰減態勢，因此對日本的支撐作用日感力不從心。此時，美國需要日本增強自身力量以彌補美國衰減的那部分力量，從而繼續維持舊有秩序的穩定性。而日本也恰好想利用這一千載難逢的機會來強化自身的力量，提升自己的國際地位，也就是實現所謂的“國家正常化”。

　　盡管美國由于“力不從心”而不得不放松對日本的管制從而達到利用日本力量來牽制中國崛起的戰略目標，但是日本的“國家利益”卻并不總與美國的主觀意愿完全一致，甚至從某個角度而言，日本的“國家利益”與美國的“亞太利益”因重大結構性矛盾而存在潛在的沖突。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后，日本為了擺脫美國的“桎梏”與“羈絆”，可以說是絞盡了腦汁，也使盡了渾身解數。從小泉純一郎執行“一邊倒”的單邊外交政策，到后來的繼任內閣逐漸修復對華關系，再到鳩山由紀夫內閣改走親華路線，效果均不理想，尤其是日本民主黨因選擇“傾中”路線而遭受3.11地震的鄭重打擊以后，日本的外交路線一度陷入迷茫與彷徨期，以至于到了野田佳彥內閣不得不選擇“泥鰍政策”(也就是在中美之間玩“捉迷藏”的游戲)。顯然，野田佳彥的“泥鰍政策”嚴重背離了美國東亞戰略調整的政策目標。于是乎美國背后唆使日本國內的右翼勢力(以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為代表)點燃美國早就在中日之間埋藏的“釣魚島爭議”這個引信激化中日之間的矛盾，將野田佳彥這條泥鰍揪出來無法繼續在中美之間玩捉迷藏的游戲。

　　野田佳彥與日本民主黨的結局無疑給日本后來的領導人上了生動的一課，也強化了野田佳彥的繼任者這樣一個認識：既然無法擺脫美國的控制，就唯有投入美國的懷抱，利用美國在東亞的“余威”實現正常國家的目標。而要想利用美國實現日本的國家戰略目標，理想的選擇就是變本加厲、無所顧忌的挑釁中國，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獲得美國的信任、賺取美國的支持。

　　安倍的如意算盤不可謂打得不精。首先自己裝扮成一個“中國的惡人”，以挑釁中國作為投名狀取悅于美國，從而達到實現“正常國家”的目標。待這一目標實現以后，再根據中美博弈的結果(這一結果大致會在2017年左右初見分曉)做最后的選擇——或選擇逐步脫離西方陣營加入亞洲、或繼續呆在西方陣營。如果中國在博弈中獲得優勢，則安倍的“惡人角色”完成歷史使命，日本會讓一個相對“傾中”的政治人物作為安倍的繼任者;如果美國在博弈中取得優勢，則日本繼續呆在西方陣營獲利。判斷日本最終選擇的標志性事件就是日本加入美國主導的TPP談判并最終取得實質性成果?還是日本響應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建立亞太自貿區的構想?日本至今對TPP的態度曖昧，其實就是日本搖擺不定、難下決斷的矛盾心理的最真實表露。

　　國際局勢發展到今天，正如西方給俄羅斯做出最終選擇與取舍的時間已經耗盡一樣，中國給日本做出最終選擇與取舍的時間也已經耗盡。在國際秩序重構的關鍵時刻，俄羅斯與日本兩個國家的角色與作用是如此的相似，以至于他們中任何一方的最終選擇都決定了國際秩序續存與重構的命運與走向。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已經顧不上老歐洲涉足自己獨享的“勢力范圍”了。因為只有利用同樣是二戰的戰敗國的德國領導人默克爾這個特殊身份登陸日本去“現身說法”，才能產生美國所期待或者需要的特殊效果，這種特殊的效果就是：能夠獲得中國的認同;給日本領導人一個在歷史問題上轉向的臺階;使美國避免了打壓日本(忍一時之氣以配合西方全球戰略調整與整體布局的需要)在歷史問題上對中韓尤其是韓國做出一定的妥協的嫌疑，同時又能幫助美國完成修復美日韓東亞三角聯盟甚至最終促成東北亞美日韓鐵三角關系的建立。因而，默克爾被美國默許突訪日本也可以視為美國利益向歐洲利益最新給出的一個投名狀。

　　從樸槿惠出訪中東的時刻，美國駐韓大使即蹊蹺地“意外受傷”這一事件來看，韓國國內的親美勢力已經明顯對樸槿惠的親中政策表示不滿，急需制造一個口實來進一步強化韓日同盟關系的意圖已經躍然紙上了。但是，韓國境內親美、親西方勢力要想進一步鞏固與強化韓美同盟甚至打造美日韓鐵三角關系的最大障礙是什么呢?當然就是日本極右翼勢力在“歷史問題”以及“慰安婦”問題上的極度挑釁與玩冥不化。

　　因此，要想消除打造美日韓鐵三角同盟的制約因子，必須由一個特殊身份的人前往日本“現身說法”，而這個人非同為二戰戰敗國、現在又重返國際社會的德國默克爾莫屬了。

　　無疑，默克爾突訪日本，既給日本領導人送去了一架從“歷史問題”(尤其是慰安婦問題)順坡下驢的梯子，也給韓國的樸槿惠總統尤其是最近兩年來困擾與束縛韓國國內親美、親西方勢力解開了“疙瘩”制造了一個難得的機會。

　　但是，如果將默克爾突訪日本的特殊使命僅僅局限于上述幾個目標顯然是遠遠不夠的。作為特殊身份的默克爾除了幫助美國達成東北亞的現時戰略目標(鞏固或者進一步強化美日韓同盟關系)之外，其實還身負更加重大的使命。

　　誠如上述分析，在維系現有國際秩序的“三邊委員會”的“三邊”之中，作為最弱“一邊”的日本能否在中國持續強大的壓力之下最先崩潰無疑成了西方最擔心的、也感覺最不安全的一方。此時，西方最需要的是日本必須在歷史問題上停止對中韓的繼續無節制的挑釁，哪怕是暫停幾個月，對西方的烏克蘭政策、中東戰略乃至全球戰略的展開與順利推進也是極其寶貴的。

　　一旦日本暫停在歷史與慰安婦問題上停止對中韓的挑釁，則不但能夠緩解韓國國內親美、親西方勢力的民眾壓力，有利于韓國國內親美勢力的下一步戰略推進，而且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暫緩中日關系的緊張程度，減緩日本在東北亞承受的巨大壓力，防止西方的全球戰略鏈條在日本這個戰略節點上率先“掉鏈”。也就是說讓安倍內閣暫時在“歷史問題”上做出某種妥協甚至還可以為了整個西方戰略的需要在釣魚島方向暫時脫離“接觸”(從日本對中國今年以來6次巡航釣魚島保持難得的冷靜可以看出端倪)，從而降解甚至暫時消除中日之間“危險游戲”中的“危險因素”，使西方獲得極其寶貴的全球戰略調整與推進的時間，確保西方全球“三邊”架構的安全與穩定。

　　這也許才是默克爾突訪日本的真正用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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