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處非物理戰時期遠未居安

　　——對“和平時期”的重新審視

　　劉戟鋒

　　和平時期的概念所指，似乎早已約定俗成，不言自明。但是，科技在進步，時代在變化，相應的概念也必然發生變化，正如習主席所說，當前我國國家安全形勢，內涵和外延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豐富，時空領域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寬廣，內外因素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復雜。在新形勢下，我們有必要對和平時期進行重新審視。

　　從軍事力量的構成上看和平時期

　　戰爭的基本目的是消滅敵人，保存自己。但無論是敵人還是自己，都有依次進化和疊加的三種存在狀態，這就是作為物理存在的人、作為生物存在的人和作為精神存在的人。相應地，軍事力量針對人的存在，其構成也有三類，即物理戰力量、生理戰力量和心理戰力量。

　　物理存在是人的最簡單直觀的外顯性存在，物理戰力量的運用即形成物理戰，其目的就是摧毀人的物理存在，它具有硝煙彌漫、刀光劍影等立竿見影的感性表現，是消滅敵人的一種最原始的方式。

　　但是，歷史表明，人類戰爭伊始，就存在物理戰和心理戰兩種基本的作戰樣式。心理戰不但發生于物理戰前，而且貫穿于物理戰始終，物理戰則是心理戰失效后的無奈選擇。或可曰，世有物理戰則必有心理戰，心理戰常有而物理戰不常有。至于生理戰，乃是人類在戰爭進化的過程中，發現使用化學、生物學的辦法也可造成人的生理機能傷害時，所謂的生理戰力量才登上集體搏斗的舞臺。

　　如果說，物理戰的發生歷來具有明確的時段和空間，心理戰、生理戰則不然，它們具有全維度、無間歇、易攻難守、效果滯后的特點。也就是說，生理戰、心理戰力量的運用既不會狼煙滾滾，也不會殺聲震天，而且具有一段時期甚至相當長的潛伏期。

　　我們因為太熱愛和平、向往和平、珍惜和平，往往會將歷史上某一段相對安寧的日子迫不及待地貼上和平時期的標簽，而不管它是類似美國珍珠港遭襲前的日子，還是類似蘇聯解體前或顏色革命前的日子。只有事后才會發現，無論是蘇聯解體前或者顏色革命前，它們恰恰都是屬于心理戰力量運用的那個潛伏期。

　　這樣來看，我們過去指稱的所謂和平時期，其實只是尚未動用物理戰力量的時期罷了，但并不能指認人家對我的生理戰力量運用，尤其是心理戰力量不動聲色地運用。在裝備發展和相應的力量建設上，特別津津樂道于人家物理戰手段的進步，熱衷于在物理戰裝備上東施效顰，追尾巴、照鏡子，卻因生理戰、心理戰裝備不能產生直觀效應，對其發展漠不關心、麻木不仁，必然影響到裝備體系及其力量建設。

　　從國家利益的拓展上看和平時期

　　國家利益伴隨著國家的誕生而形成，它不是一成不變的。農業社會的國家利益，主要限于領土和領海，國家之間無需往來溝通，只要沒有領土領海爭端，便大體相安無事。中國古人設想的小國寡民社會，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正是當時對和平時期的一種消極構想。

　　但是，近代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將人類社會迅速推進到工業文明時期，國家利益被空前激活，擴張的欲望被無限激發。在早先限于領土領海的自然關系之上，衍生出經濟關系，自由貿易乃至殖民貿易、黑奴貿易頻發，而貿易難免產生摩擦，一旦摩擦大了，就會武力相向。因此，這一階段的和平時期降臨與否，其實取決于受害一方忍耐力的高低。

　　特別是進入20世紀下半葉以來，隨著信息化浪潮的興起，國際關系被疊加了技術關系，國家利益被添加了技術要素。知識產權、太空探索、網絡空間、基因圖譜、物種安全，都已成為國家利益的有機構成。此時的國家利益邊界實際上已變動不居，模糊不清，傳統的不同主權國家之間，其利益的交叉、重疊和沖突在所難免。美國人說，知識產權對美國而言，如同臺灣問題對于中國一樣重要。甚至聲稱，任何針對美國的網絡攻擊，都可視同對美國本土的攻擊。此種思想觀念，正反映了在技術進步條件下，對戰爭與和平關系的一種新認識。

　　事實上，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國家利益也在急劇擴張。但和平時期的假想和隱喻，已無法有效指導國家利益拓展所必然要求的軍事力量的相應崛起。如我們的海外利益已大大延伸，軍事力量卻不能提供安全支撐，每當海外風吹草動，哪怕小小的局部戰爭，也使我們深受其害。更不用說，我國尚處在分裂狀態，臺獨、疆獨、藏獨勢力依然蠢蠢欲動。可見，盲目樂觀地固守和平時期的概念，只會導致對國家利益受損視而不見、充耳不聞。

　　從戰略防御的指導上看和平時期

　　和平時期的概念，來自防御性戰略思維的單向推導，即只有被動挨打時，才是戰爭時期，否則就是和平時期。中國在傳統上是一個以農耕為主業的國家，黃河文明孕育的中華民族，因為腹地廣大，土壤肥沃，風調雨順，民風淳樸，大漢民族的一貫思維方式就是文治至上，知足常樂，小富即安，用不著對外主動發兵。

　　春秋戰國是中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期，各種思想激烈交鋒，相互競芳，但在對待軍事問題上，這些思想卻顯得驚人的一致。道家主張的是無為而治的思想，儒家主張的是仁者愛人的思想，墨家主張的是非攻思想，即使兵家，強調的也是慎戰思想。

　　由諸子百家完成的思想啟蒙，種下中華民族重文輕武的文化基因，它注定在軍事上不可能采取積極進攻的戰略。中國歷史上有一個現象很奇特，就是凡有朝代更替，口號主張必定改弦更張，但唯獨防御性的戰略指導，歷經幾千年卻依然故我。

　　什么是和平時期?只有在國家利益沒有受到損害，或至少沒有受到大規模損害的時期，才能稱作和平時期。顯然，相對奉行進攻或擴張戰略的國家，堅持防御為主的國家更傾向于使用和平概念，因為在所謂的和平時期，大家可以心安理得地歌舞升平，縱情于聲色犬馬，而不知禍之將至。

　　回頭來看，歷史上的戰國時期，對于楚國、韓國、燕國、齊國、魏國、趙國等國家而言，可能都時間不等地出現過和平時期，但對奉行遠交近攻之策的秦國而言，卻無時無刻不在進行戰爭。對誰作戰?既對首當其沖的抵抗國，同時也對其他暫時偏安一隅的旁觀國。對抵抗國是物理戰，對旁觀國則敲山震虎、殺雞儆猴，何嘗不是一種心理戰?

　　由此可見，奉行防御性戰略，很容易自我陶醉于和平時期，而其結果是，在武器裝備發展上不可能主動作為，在軍隊作戰方式上不可能革故鼎新，仿佛一切都要等待兵臨城下的敵人提供現實版的教材和教案。美國人最近提出戰略安撫的概念，正是滿足這種戰略自慰的傾向。

　　中華民族的祖先早就有過告誡，要居安思危。居安者且要思危，我們今天恐怕還遠遠沒有達到居安的地步，就更要思危了。不顧現實變化，輕率地使用和平的標簽，只能說明我們尚在居危思安。有鑒于此，我們認為，傳統意義上的和平時期，應改稱非物理戰時期，這樣做，比較客觀科學，更有利于我們保持警醒的頭腦，加緊推進軍事創新。

　　(《光明日報》2015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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