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設立“蘇共亡黨的歷史教訓研究”這一重大課題，2001年該課題又被列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現在奉獻在讀者面前的這些內容，就是我們課題組這幾年研究成果中的一部分。相信在如何確保共和國政治安全問題上會有助于大家的思考與研究。

　　蘇聯輿論陣地和思想陣地失守問題

　　二戰以后，硝煙未盡，“冷戰”開始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加緊進行軍備競賽的同時，積極準備心理戰：美國中央情報局一馬當先，聲稱要“調動一切手段，包括精神手段，摧毀敵人意志”。他們廣泛招募各個學科的專家學者，利用宣傳、互動、偵察、諜報等手段，對蘇聯進行大規模的心理戰;通過援助，支持“持不同政見者”;利用民族矛盾，煽動社會不滿情緒;散布政治謠言，丑化領導人的形象，制造對蘇聯制度的仇恨，培養對西方的向往。1948年8月18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批準了第20/1號指令——《美國對俄關系所要達到的目的》。這項指令揭開了一場本質為新型戰爭的序幕，信息成了武器，目的是要操縱和改變蘇聯的社會意識形態，使蘇聯社會形成對周圍世界的虛假認識，以便進一步影響蘇聯的管理精英。

　　20世紀50年代以后，西方對蘇聯的心理戰進一步加強。美國當局認為，意識形態領域是與蘇聯進行戰爭的重要戰場。美國先后成立了一些以蘇聯和東歐國家為對象的研究所，一些大學開設了蘇聯東歐歷史和政治專業的課程，美國外交政策的智庫也將關注的重點轉到蘇聯和華沙條約組織上。這些研究機構的研究活動形成了美國社會科學的一個特殊領域——“蘇聯學”。與其他學科明顯不同的是，美國“蘇聯學”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無論是思想理論基礎，還是研究對象和功能，均表現出強烈的政治傾向。總體說來，美國“蘇聯學”與政治聯系緊密，在兩種制度和兩種意識形態斗爭中發揮三種功能：一是為美蘇對抗和兩種社會制度的斗爭提供思想理論支持;二是直接為美國對蘇外交政策服務;三是配合情報部門進行反蘇工作。

　　美國和西方的智囊和謀士們認為，心理戰是對蘇斗爭的有力武器，為了取勝必須“里應外合”。因此，他們非常關注蘇聯國內出現的各種社會思潮和政治流派，并努力與之建立對話的渠道。他們希望蘇聯出現一種“內部力量”，以便促進蘇聯進行有利于西方的“改革”。布熱津斯基曾提醒多關注蘇聯的民族問題，認為民族主義是強大的政治力量，如果克里姆林宮在非俄羅斯族群日益增長的民族自覺意識的壓力下作出讓步，那么通向和平演變的大門就打開了。為此，西方專家提出，必須破壞蘇共對大眾傳媒的全面控制體系，提倡公開的政治競爭，保障選舉的自由。他們認為，共產主義的光環一旦褪色，它的滅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戈爾巴喬夫上臺以后的所作所為，正好符合西方國家的愿望，甚至超出了西方的想象01986年10月1日，蘇共召開全蘇社會科學教研室主任會議，戈爾巴喬夫在會上公開批評蘇聯社會科學教學中存在“教條主義和經院哲學”，強調要“改革教學大綱，重新編寫講義，更新教科書”o在1987年蘇共中央一月全會上，戈爾巴喬夫又點名批評蘇聯社會科學的種種缺點，稱社會科學的研究不能適應改革和民主化的需要。隨后，蘇共主動打開“閘門”，自愿放棄思想信仰，拱手讓出輿論陣地，任憑反對派爭搶。原蘇共領導人利加喬夫說道，蘇共失去了政治斗爭的經驗，已經40余年沒有進行斗爭，失去了應有的警惕性。這樣，在戈爾巴喬夫的有意放縱和雅科夫列夫的背叛下，蘇共逐漸喪失了意識形態領域的陣地，讓許多自由派人物把持了主要報刊等輿論工具。他們糾集和網羅一些“筆桿子”，肆意歪曲歷史，惡毒攻擊蘇共。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等人還鼓動一些作家或報刊打開蘇共意識形態的“突破口”。小說《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的作者阿·雷巴科夫給戈爾巴喬夫寫信后又寄來書稿。戈爾巴喬夫看后認為，小說有利于消除極權主義的后果，因此不顧黨內的反對，親自下達指示，允許公開發表。影片《懺悔》的拍攝是在蘇共政治局委員、格魯吉亞第一書記謝瓦爾德納澤的庇護下進行的，影片隱喻斯大林時期的政治生活。小范圍放映后，藝術家和思想界都有不同看法，建議提交政治局討論。戈爾巴喬夫明確表示反對，說應當由電影工作者、創作協會自己去決定。他甚至后悔自己在大學時代竟然沒能讀到這一切11986年12月初開始，莫斯科15家影院持續三個月放映這部《懺悔》電影。雅科夫列夫稱，《懺悔》的公映是蘇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崩潰的開始”。這位原蘇聯科學院世界經濟與國際關系研究所所長、1990年成為蘇聯科學院院士的雅科夫列夫，曾親自到蘇聯科學院主席團訓話。他言辭激烈，批判蘇聯的社會科學充滿教條主義，至死還死死抱著1930-1940年間的陳舊格式不放。他號召蘇聯的人文和社會科學工作者要敢于批評、擴大批判對象，直到能夠清除所有的垃圾和解放學者的思維為止。

　　1988年，蘇聯取消報刊檢查制度，蘇共放棄了對文化藝術的領導權。而后，開禁的書單越來越長。1990年后，蘇共完全解除報禁。報刊解禁的結果一方面是輿論失控，蘇共陣地喪失;另一方面也催生了某些激進報刊的“泡沫”。一些報刊靠揭露歷史陰暗面而發行量劇增。例如，《各族人民友誼》雜志1985年的發行量不到12萬份，1989年由于刊登雷巴科夫的小說《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發行量激增至近80萬份，1990年更突破100萬份;《新世界》雜志1985年的發行量只有42萬份，由于刊登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1989年夏天的發行量猛增至250萬份。這些還只是訂戶統計數字，不包括零售數量。其他由民主派把持的報刊發行量也十分驚人：《論據與事實》周報1991年發行2400萬份;《星火》畫報1988年發行180萬冊，1989年發行350萬冊，1990年發行760萬冊。

　　1990年上半年，蘇聯境內各種“非正式”出版物達上千種。1990年6月12日，蘇聯《新聞出版法》正式頒布，使反對派和私人辦報合法化。這個重要的法律文件出臺很倉促，自醞釀到頒布僅一年左右時間。該法明確規定，禁止對大眾傳媒進行書報檢查;國家機構、政治組織、社會團體、勞動集體，以及任何年滿18周歲的蘇聯公民均可獲得登記出版資格。在《新聞出版法》的鼓勵下，一些報刊宣布“自主辦報”，完全擺脫蘇共和主管部門的束縛。一些蘇共或國有的報刊紛紛“獨立”，成為社會刊物或為編輯記者集體所有。例如，《論據與事實》周報是社會上十分流行、發行量位居首位的報紙，它在1990年10月獲得重新登記后馬上在頭版發表聲明：請讀者注意，我們報頭上原來標注的全蘇知識協會(相當于“科協”)主辦，已經變更由記者集體主辦。另外，1990年前后，《消息報》的編輯及記者為獲得“財產和報紙的獨立和自由”，與所屬的蘇聯最高蘇維埃鬧得不可開交。最后結果卻是，掌握權力的最高立法機構慘遭失敗，失去了擁有70多年的報紙。由此《消息報》變成激進派、自由派的輿論陣地，而且一度為外資所控制。據報道，在辦了登記手續的報紙中，蘇共掌握的僅占1.5%。當時的蘇聯知識分子自嘲，“雖然腹內空空如也，但卻貪婪、如饑似渴地呼吸這‘自由’的空氣”。本來以批判美國而受到賞識的維·科羅季奇，在成為《星火》畫報主編后，很快將刊物變成侮辱蘇聯軍隊、丑化歷史、否定斯大林的陣地。蘇聯解體后，他移居美國，受到隆重的接待和歡迎。同時，一些激進分子還極力擠進電視臺，要求直播，以免被控制和剪輯。一時間，許多嘩眾取寵、造謠惑眾的信息滿天飛。

　　當時的形勢是，各種攻擊、謾罵蘇共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論、文章紛紛出籠，反馬克思主義思潮肆意泛濫。許多報刊、學術刊物和書籍把整個蘇聯時期冠以“極權主義”的帽子，把蘇共涂抹得一團漆黑。有人宣布，二戰是蘇聯軍隊靠督戰隊才打贏的，因為士兵害怕來自背后的子彈。有人居然言之鑿鑿，說朱可夫曾經用尸體填平壕溝，讓軍隊踩著通過。報刊解禁后，受金錢和商業利益的驅使，宣揚色情、暴力的報刊紛紛.出籠。一些本應嚴肅的報刊，包括莫斯科地區一些暢銷的報紙如《莫斯科共青團員報》也墮落為“街頭小報”，經常刊登色情、亂倫的內容，以吸引讀者眼球。媒體和社會上要求開放妓院和賣淫合法化的呼聲此起彼伏，有人甚至公開建議莫斯科市劃出專門街道成為“紅燈區”。在市場和物欲的影響下，報刊、電視、電臺以及出版社紛紛追求利潤，不但忘卻了自身的政治責任，甚至失去了社會良心。蘇聯時期嚴肅的學術著作幾乎銷聲匿跡，只能靠內部印刷在小范圍交流。

　　當時，戈爾巴喬夫等蘇共領導人一方面拱手讓出思想輿論陣地，另一方面又將一些全國性報刊和蘇共中央級出版社變成傳播自己背叛思想的工具。例如，為配合“公開性”運動而出版的《蘇聯其產黨中央委員會通報》，由戈爾巴喬夫親自出任主編。就是這樣一個重要刊物，卻有意回避現實生活問題，熱衷于揭發斯大林問題，詆毀和“反思”蘇聯歷史的文章有時占據三分之二的篇幅。于是，蘇共黨內自上而下借放開輿論之際，徹底打開思想大門，而蘇聯中央一級的報刊在其中起了先鋒帶頭作用。

　　不僅如此，蘇共的黨代會和后來全程電視直播的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也成為傳播反對派思想的重要舞臺。1989年春天，全蘇各地進行人民代表差額選舉。對于蘇共反對派來說，此時的競選活動可謂天賜良機，不僅有了染指權力的機會，而且可以合法地批判蘇共，宣揚自我，以后甚至還能走上最高議會論壇，通過電視直播將自己的聲音傳遍全國。人民代表的競選活動實際上是為反對派大肆公開宣傳搭建了舞臺，蘇共的輿論陣地進一步被擠壓。其間，激進派周圍聚集起強大的競選班子，對競選演說進行精心設計。他們迎合民眾心理，挑選民眾最關心、對蘇共最不滿意的問題，制定和闡述自己的“改革”主張。他們利用各種講壇，以富于煽動性的演說猛烈抨擊蘇共的錯誤，同時又為激進的改革綱領勾畫出一幅誘人的美好藍圖。他們高呼“反對蘇共特權”，實現“社會公開”;進行激進經濟改革、迅速提高生活水平;打擊腐敗、建立“法制國家”，等等。在這種形勢下，誰對當權者的批評愈多，諷刺指責愈激烈，誰選舉成功的保障就愈大;凡是共產黨厭惡的人，無論是誰，都一定是“英雄”，是“民主人士”。一些蘇共異己分子乘機改換顏色，踏上“自由化”的浪尖，振臂一呼，贏得了癡迷百姓幾乎狂熱的信任和崇拜。

　　1991年8月19日，在莫斯科，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站在俄羅斯聯邦大樓外的一輛坦上，背后的支持者們撐起了一面俄羅斯國旗，葉利欽向他的支持者發表演說，呼吁他們進行大罷工。(法新社/黛安路Hovasse)

　　蘇共的叛逆者先是故意拱手出讓意識形態陣地，給反對派以宣傳自己觀點的機會。后來看到蘇共大勢已去，他們就乘機扔掉自己的黨證，背叛自己的誓言，改弦易轍，反戈一擊。1990年1月，葉利欽在對《莫斯科新聞》周刊主編葉·雅科夫列夫談話時聲稱，問題不在于是什么主義，問題在于實質：在于人權，在于選舉自由。他還聲稱，“共產主義對于我來說是某種脫離現實的東西”。在與戈爾巴喬夫爭奪權力的過程中，葉利欽完全拋棄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拋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1991年夏天，剛當選為俄羅斯聯邦最高領導人的葉利欽在美國紐約大學發表演講說，俄羅斯已經作出了自己最終的選擇。俄羅斯不會走社會主義道路，不會走共產主義道路，它將走美利堅合眾國及其他西方文明國家走過的那條文明之路。

　　“記住了，我不會讓你再沾政治的邊!”葉利欽在回憶錄里說。這是1987年秋天當時的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訓斥他的話。但最終，是葉利欽成功迫使因政變權力受到削弱的戈爾巴喬夫退出了政治舞臺，圖為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在1991 年俄聯邦議會上。

　　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給俄羅斯人民帶來了巨大災難

　　1991年12月25日晚7點，隨著戈爾巴喬夫發表電視講話宣布辭去蘇聯總統的命令，克里姆林宮總統府圓屋頂上紅色的帶有鐮刀錘子的蘇聯國旗悄然落下，標志著在沒有外敵入侵和特大自然變故的情況下，蘇聯——這個曾經的世界大國、強國頃刻間解體覆亡。這一事變迅即給俄羅斯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為更好地完成“蘇共亡黨的歷史教訓研究”這一課題，筆者數次親身了解考察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2003年10月筆者再次訪問俄羅斯。訪俄期間，筆者與俄羅斯社會科學院院士、莫斯科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多博林科夫長談。他說：“俄羅斯近年來所遭受的精神和物質損失，無法計量。實際上，所謂的改革使俄羅斯倒退了20-30年，有些精神損失，無法估量。”在這次訪問中，我們獲得從蘇聯解體到20世紀末大約10年間有關俄羅斯社會倒退的不少具體資料，概述如下：

　　(1)經濟領域：國內生產總值急劇下降，現代工業大國變成原材料附庸國。從1991年蘇聯解體到20世紀末，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比1990年下降了52%，而1941-1945年的衛國戰爭期間僅僅下降了22%;同期工業生產減少了64.5%，農業生產減少了60.4%，盧布貶值，物價飛漲5000多倍。一些現代化航空航天企業改行生產簡單的日用品。1990-2001年間，科技領域就業人數從250萬下降到80萬，大量的高素質人才到美國、西歐甚至發展中國家就業或謀生。從一定意義上講，俄羅斯已變為西方歐美發達國家甚至新興工業國家的原材料附庸國。

　　俄羅斯西伯利亞新庫茲涅茨克，一個國營市場內，人們在肉攤前排隊買肉。1991年，蘇聯處于嚴重的經濟和政治危機中，幾乎所有商品都出現短缺，人們甚至必須大排長龍才能買到生活必需品。

　　(2)社會領域：分化混亂、人口銳減。今日俄羅斯，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成為現實。1989年10%最貧窮人口收入與10%最富裕人口收入比為1：4.7，而1999年這個比例將近1：80。另外，酗酒、精神疾病、無家可歸、流浪兒童、賣淫、艾滋病和性病等社會問題成堆。每年約有50萬婦女流落到國外賣淫。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的人口也在逐年減少。根據2002年10月人口普查結果，俄羅斯全國人口總數僅為1.45億人，比1989年減少200萬人。根據俄羅斯國家統計委員會2005年提供的數據，俄羅斯男子的平均壽命為58.6歲，比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時男性平均壽命的63.4歲還低4.8歲，這使得俄羅斯成為全歐洲男子平均壽命最低的國家。

　　(3)社會治安領域：犯罪猖獗，罪犯逍遙法外。在劇變后十年間，各種犯罪，尤其是重大犯罪案件劇增。1990年俄羅斯殺人案1.43萬起，1998年2.3萬起，2001年為2.98萬起，2002年已超3.2萬起。每年由于犯罪造成的失蹤人口超過10萬。實際上每年有20萬人被害。犯罪案件急劇增加，每四個成年男人中，就有一個有前科。俄羅斯平均每5分鐘就有一人被殺。平均每10萬人口有1000個犯人——這是世界上最高的比例。針對平民百姓的那些犯罪現象非常猖獗，有組織犯罪甚至透到一些高層的權力機關。事實上社會現在處于全面的恐怖狀狀態。然而，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的自由派卻依然要求用市場作為解決所有社會經濟問題的綱要，他們依然竭力鼓吹“小政府”，繼續弱化、削弱國家各方面的職能，這些自由派所說的“人權保護”實際上保護的是罪犯。

　　(4)國家職能領域：嚴重退化。由于照搬西方的多黨制，嚴重搞亂、破壞了其政治制度，弄虛作假盛行，貪污腐敗成風。每年用于賄賂的金錢高達數百億美元，政府和居民之間缺乏信任和有效的互動。國內到處都是政治公關和政治作秀，一些私人的新聞傳媒往往把人民看做可以操縱、欺騙的對象。在社會生活許多重大問題上，普通人民的意見被漠視、被排斥。國家缺乏經過科學論證的發展構想，缺乏解決內政、外交問題的戰略性思維。人們對政治領域的失望在增加，對其“民主制度”的失望增加。

　　(5)精神道德領域：社會盛行“叢林法則”，理想信念混亂，倫理觀念混亂，喪失傳統的善惡觀念和區分是非的能力，社會道德基礎惡化，精神面貌全面倒退，一些大眾媒體向社會民眾灌輸西方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觀只是為了巧取豪奪和追逐個人的利益，從而造成原有的勞動倫理和熱愛勞動品德的喪失;造成是非混淆、善惡混淆、世風日下、金錢至上。許多青年不愿從事勞動，更多的是希望一夜成為銀行家、公共關系專家，甚至向往罪犯、搶劫犯或者敲詐者。一些大眾傳媒，如一些電視節目和電視劇甚至公開美化罪犯和黑幫。在嚴重的社會經濟和精神道德危機下，沒有出路的悲慘生活導致了自殺這樣一種社會悲劇現象迅速攀升。1990年俄羅斯自殺人數達2.64萬人，1998年3.54萬人，而2001年已經達到3.97萬人。

　　(6)國際地位方面：從超級大國淪為二流國家。俄羅斯當局在劇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迎合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需要，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主動放棄自己的盟友，甚至全面撤退，逐漸喪失超級大國的地位。俄羅斯在獨聯體的地位同樣在弱化，致使其他國家迅速填補空白。俄羅斯的地緣政治也發生了巨大的逆轉：昔日祖國的概念，今日分崩離析，已付東流。自波羅的海三國、中亞和外高加索備前加盟共和國獨立后，俄羅斯的版圖銳減到17世紀初彼得一世時的規模，并失去波羅的海沿岸的出海口和黑海一帶的天然良港，正所謂“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也去，天上人間”。

　　近幾年，筆者先后3次訪俄，無論是季塔連科、多博林科夫還是其他有識人士，在談到蘇聯解體、蘇共亡黨所造成的巨大災難時無不痛惜萬分甚至淚光閃爍。1994年，著名作家、前持不同政見者馬克西莫夫去世前躺在病床上對《真理報》記者談道：“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會對現在發生的一切感到如此痛心”，自己的祖國被糟蹋成這個樣子，好像“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母親被強奸一樣。再沒有比這更難受的了”。

　　蘇聯部長會議原主席尼·伊·雷日科夫在其新著《大國悲劇》中也說，蘇聯解體“給俄羅斯造成巨大損失，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種情況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一涉及我國在國際社會的威信和作用，涉及經濟、國防能力、科學發展、生產和文化、居民生活水平，等等”。為了說明這點，他從無數確鑿的事實中，僅舉1999年國家杜馬專門委員會彈劾俄羅斯總統葉利欽材料中的幾例。但這幾例卻用去整整9頁的篇幅。雷日科夫在這9頁中說：“蘇聯解體后，蘇聯統一經濟空間、國民經濟和科學的破壞，產生了近千萬人的失業大軍”，且“1998年的失業人口超過2500萬”，“比較幸運的20%的居民身上，集中了一半以上的國民總收入，而收入的主要部分，則被200-300個家族據為己有，他們攫取了國家財富的絕大部分，同時也攫取了國家的權力”。

　　我們黨的幾代領導集體多次反復強調反面教員的獨特作用。從一定意義上講，沒有蘇聯解體、蘇共垮臺這一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乃至人類歷史的重大災難，我們便不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的艱辛與壯烈，因而也反襯不出社會主義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的雄偉與瑰麗。鄧小平曾說：“東歐，蘇聯的事件從反面教育了我們，壞事變成了好事。問題是我們要善于把壞事變成好事，再把這樣的好事變成傳統，永遠丟不得祖宗，這個祖宗就是馬克思主義。”因此，對蘇聯解體，蘇共亡黨這一重大歷史現象進行深入剖析，汲取深刻教訓，對加強我們黨的先進性建設乃至人類解放事業，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本文原載《國防參考》2015年第2期/1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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