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二戰即將結束之際，時任美國情報部門高級官員的艾倫·杜勒斯詳細勾勒如何用和平辦法促使蘇聯的演變：

　　“戰爭將要結束，一切都會有辦法弄妥，都會安排好。我們將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黃金，全部的物質力量，把人們塑造成我們需要的樣子，讓他們聽我們的”;

　　“人的腦子，人的意識，是會變的。只要把腦子弄亂，我們就能不知不覺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

　　“我們一定要在俄羅斯內部找到我們思想意識的人，找到我們的同盟軍”;

　　“我們將從文學和藝術中逐步抹去他們的存在”;

　　“我們將不知不覺地，但積極地和經常不斷地促進官員們的肆意妄為，讓他們貪賄無度，喪失原則”;

　　“我們將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覺間把這一切都神圣化，讓它綻放出絢麗之花”;

　　“只有少數人，極少數人，才能感覺到或者認識到究竟發生了什么。但是我們會把這些人置于孤立無援的境地，把他們變成眾人恥笑的對象；我們會找到毀謗他們的方法，宣布他們是社會渣滓。”[1]

　　盡管艾倫·杜勒斯提出上述“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略，相當于當今流行所說的“軟實力”，但美國當局還是更相信自己的“硬拳頭”，這就有了美國在海外發動與領導的迄今為止最大的兩場侵略戰爭，即朝鮮戰爭與越南戰爭。這兩場戰爭，使美國損失慘重。

　　但是，艾倫·杜勒斯等人“和平演變”的戰略也開始逐步有所收獲。

　　1956年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發生后，時任美國國務卿的艾倫·杜勒斯的哥哥約翰·杜勒斯受到極大鼓舞，他公開宣稱美國的政策是促進蘇聯、東歐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自由化，斷言“共產主義將從內部瓦解”。1957年6月，杜勒斯在記者招待會上宣稱資本主義世界要有這樣一個“基本的信念”：

　　“如果它繼續要有孩子的話，而他們又有孩子的話，他們的后代將獲得自由”。[2]

　　這就是通常所說的西方帝國主義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共產黨第三、四代人身上。

　　毛澤東高度警惕美國當局發出的這一重大戰略信號。1959年11月12日，在與華東各省市委第一書記談話時，毛澤東第一次明確提出防止“和平演變”的問題。他說，杜勒斯在一次發言中講，“決不結束冷戰”，“用正義和法律代替武力”，“在這方面極為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在這種情況下放棄使用武力并不意味著維持現狀，而是意味著和平的轉變”。

　　毛澤東指出：“和平轉變誰呢？就是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部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就是說，他那個秩序要維持，不要動，要動我們，用和平轉變，腐蝕我們。”[3]

　　此后，毛澤東多次講要警惕和防止“和平演變”，他反復強調，杜勒斯搞“和平演變”，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是有其一定社會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有被“和平演變”的危險。正是在國內外紛紜復雜的形勢中，毛澤東逐漸把防止黨和政權變質與反對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戰略結合起來進行思考，逐漸推動著毛澤東關于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戰略思想的最終形成。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敏銳地抓住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戰略策略重點的改變這一重大問題，旗幟鮮明地提出防止“和平演變”并成為中國共產黨長期堅持的一個戰略方針，以保證國不變色，黨不變質，這無疑是一個極富遠見的思想，是毛澤東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大貢獻。但十分可惜的是，也正是在這一方針指導下，在國內實施的過程中，發生了“左”的偏差，直至發動了“文化大革命”，給我們黨和國家造成不應有的損失。

　　從一定意義上講，艾倫·杜勒斯與約翰·杜勒斯兄弟倆和毛澤東都是大戰略家都有自己的理論。只不過杜勒斯兄弟創立的是“和平演變”理論，毛澤東創立的是“反和平演變”理論。他們所服務的對象根本不同：一是為著世界上的極少數人，一是為著世界上的絕大多數人。他們所創立的各自的理論，都仍在實踐中和較量著，這種實踐和較量甚至是剛剛開始。

　　筆者個人認為，從他們之后，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世界上其他任何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及相關著名專家學者，可以尋求他們哪一步邁的或早或晚，哪一步邁的或左或右等這樣那樣的瑕疵，但本質上說，其他人對此有價值的新的實踐和新的見解，都只不過是對他們各自理論的堅持和發展而已，因而都只不過是在替他們“打工”而已。

　　毛澤東與杜勒斯代表著不同階級的根本利益，都站在了各自歷史的最高處。

　　當然，我們也決不排除并殷切地希望著，在永恒發展的歷史的長河中，產生新的更為杰出的代表人物來。青出于藍而勝于藍，這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但這樣的人物，也只能是在繼承或揚棄他們的基礎之上而產生。

　　從總體上說，歷史無疑是人民書寫的。但每一個人，都有著自己的獨立性和主觀能動性。從個人主觀能動性的角度看，自己的歷史恰恰是自己書寫，也只能由自己書寫；歷史上如何記載自己，想靠別人特別是人民“施舍”無濟于事。

　　這個世界最終是人民的，因為人民是世界發展的真正動力；另外，只有人民才世代相濟，永生不息。所以，每一個政治家、思想家和相關的著名專家學者，要有歷史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要始終站在人民一邊，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只有這樣，才能書寫好自己的歷史，從而在人民的永生中使自己獲得永生。

注釋：

　　[1]〔俄羅斯〕尼·伊·雷日科夫《大國悲劇：蘇聯解體的前因后果》，新華出版社，2008，第1～2頁。

　　[2]柳靜編著《西方對外戰略策略資料》，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第11頁。

　　[3]《毛澤東傳（1893～1949）》（下），第1027頁。

　　（本文系“紅色文化網”摘錄自《憂患百姓憂患黨：毛澤東關于黨不變質思想探尋（修訂版·大字本）》；來源：“紅色文化網”微信公眾號，修訂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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