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認為，在新中國成立以后到毛澤東逝世，中國官僚階層的腐敗之所以不特別嚴重，與毛澤東的人格魅力有密切關系。[1]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能夠警惕腐化，與腐敗作斗爭，保持廉潔的黨風政風和社會風氣，與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以身作則，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有關。

　　（一）財產工資

　　20世紀50年代，中國共產黨黨政干部的工資收入分配由供給制向職務工資制度轉變。在其他收入來源較少的情況下，定級定薪牽扯到每個干部和家庭的切身利益。共和國的締造者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在定職、定級、定銜、定薪時，展示了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高風亮節。

　　新中國成立后，干部工資幾經調整，呈現幾個特點：第一，降低國家機關領導干部的工資標準，縮小最高工資與其他工資標準的差別，工資越高，降幅越大。第二，黨內外有別，降低黨員干部尤其是黨員高級干部的工資，不降低黨外干部和技術業務人員的工資。第三，在降低機關黨員干部工資時，適當提高一線體力勞動者的工資。

　　幾經調低，為共和國鞠躬盡瘁的領導人的工資情況如何呢？

　　1960年10月后，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工資已經降低了4次，工資降為404.80元，一直到他們去世，再沒有提高自己的工資。開支大體有這樣幾項：伙食費、黨費、房租費、訂閱報紙費、零用費（購買生活用品）。特別開支項目有補助親屬和工作人員、捐贈費等。

　　1968年1月毛澤東家庭生活收支詳細賬表明，1967年12月和1968年1月的黨費共40元。周恩來和鄧穎超沒有親生子女，經常把剩余的錢拿出一部分來補助他人，積蓄夠5000元后就交黨費。周恩來去世后，留下不到5000元，都交了黨費。按照規定可以領到6個月的撫恤金，鄧穎超一分也沒要。[2]這以后，鄧穎超個人還交過3000元黨費。1992年，鄧穎超去世后，工作人員遵照她的囑托，把她所有的積蓄，包括已購買的國庫券550元，共計11146.95元，全部交了黨費。元帥工資較高。1955年我國實行軍銜制，朱德為十大元帥之首，但是，老人家一直到逝世前，從來沒有拿過元帥工資。朱德逝世后，康克清按照他生前的囑托，全部交給了黨組織。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西三樓展廳，陳列著一張2萬余元的存款單。這是朱德同志20多年省吃儉用積蓄下來的錢。

　　周恩來1976年1月8日去世后，身邊工作人員整理了周恩來和鄧穎超兩人的工資收入和支出賬目。收入只有單一的工資和工資節余部分存入銀行所得的利息，別無其他進賬。而支出的項目比收入的項目要多一些，從有記載的1958年算起，截至1976年，周恩來和鄧穎超兩人18年間共收入工資161442.00元，平均每年8969元，月均收入是747.4元，此外再沒有任何其他收入。在這18年的全部開支里面，周恩來用于補助親屬36645.51元，補助工作人員和好友共10218.67元，這兩項支出占總收入的1/4。

　　毛澤東一家的工資收入是647.8元，其中毛澤東的工資404.8元。毛澤東每季度親自審閱賬據，如動用稿費，需親自審批。1968年1月毛澤東家庭生活收支詳細賬表明，當月收入是：上月接轉14095.45元（來自毛澤東的稿費）；毛澤東工資404.8元，江青工資243元。支出分為6項：“月房租費125.02元；12月、1月黨費40元；日用消費品92.96元；液化氣9.6元；伙食費659.13元；送王季范、章士釗4400元。”[3]

　　有人說毛澤東的稿費有1億多元，這是造謠。有權威人士澄清，毛澤東稿費全部由中央特別會計室保管，有100多萬元。毛澤東的稿費開支項目有以下幾項：

　　一是購書。毛澤東的稿費，他自己動用的，每年不到1萬元。稿費的一部分，用來給毛澤東買書。他晚年視力不行了，他看的書都要印成大字線裝本。印書的錢，就從稿費中開支。

　　二是對早年支持幫助過他的人如王季范、章士釗的特別支出。王季范老先生曾教過毛澤東語文。早在共產黨創建初期，時任國民政府教育總長的章士釗曾資助革命事業。毛澤東進城后的每年春節的前兩三天，都要親派秘書前往章士釗家送上從個人稿費中取出的2000元，年年如此，一直堅持到章老逝世。

　　三是支付調查研究的費用。毛澤東自己下去搞調查，人們只給他看好的，不給看壞的，他苦于了解不到真實情況。他組織人員搞調查研究，調查結果直送毛澤東，路費由毛澤東的稿費支出。

　　四是退賠身邊的個別工作人員隨便收禮物，多吃多占。

　　五是招待客人。由于工作關系，毛澤東常要留客人吃飯，除外賓外，他都是用稿費來招待客人。毛澤東請客，從來是四菜一湯。

　　六是家人用少量的錢。比如用來給他的前妻賀子珍買藥。子女毛岸青、李敏、李訥每人曾分到八千元，以及一臺彩電和一臺電冰箱。

　　關于對毛澤東稿酬處理，毛澤東和黨中央認為：毛澤東是屬于全黨的，毛澤東著作是全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留下的稿酬不給江青和親屬。所以，毛澤東的稿酬不屬于私產，毛澤東沒有給子女們留下巨額財產，他留給子女和中國人民的是巨大的精神財富。

　　（二）穿戴樸素

　　珍惜物品，艱苦樸素，是毛澤東那一代共產黨人的品格。了解和接觸毛澤東的外國知名人士高度評價毛澤東的廉潔。西德基社盟主席弗朗茨·約瑟夫·施特勞斯見過毛澤東后說：“疾病正在消耗他的體力，他的生活絕對簡樸。”英國前首相愛德華·希思說：“（我們）是在他的書房里會見的。那是一間陳設簡樸的房間，周圍擺滿了書和他伏案批閱的文件。我之所以提到他個人的生活方式，是因為，毫無疑問，億萬中國人感到，他同他們過著同樣的日常生活。”曾經寫下《紅星照耀中國》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說：“毛澤東的棕色皮鞋已經需要擦油了，一雙紗襪松松地掉到了腳踝上。他的享受大致相當于長島一個事業順利的保險公司推銷員在較好的牧場式平房里享受到的東西。”

　　2001年4月，毛澤東女兒李敏在《生活時報》上發表文章，回憶父親的簡樸生活：1949年進城以后，毛澤東依然保持著這種簡樸的生活習慣。1949年的一天，毛澤東在香山雙清別墅接待各民主黨派的負責人、各界代表和知名人士。這其中就有知名的民主人士張瀾先生。毛澤東穿著補丁衣服見了張瀾先生，又穿著補丁衣服見了李濟深、郭沫若、沈鈞儒等知名人士。毛澤東一直不讓給他做新衣服，直到準備“十一”上天安門向全國人民、向全世界人民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才讓衛士找人為他做了一身新的中山裝。[4]據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從1952年到1962年，毛澤東沒有添過一件新衣服。他有兩件睡衣，用三床白棉布縫制的棉被，縫補了多次也不肯換，一直用到去世。[5]

　　在毛澤東家負責毛澤東家庭財務工作的吳連登回憶：在主席的倉庫里，最好的東西是他出訪蘇聯時的大衣和帽子，那是他再高級不過的東西了，但是從出訪回來就再沒穿過。他的內衣好多都是縫縫補補的。主席有件睡衣打了73個補丁。主席有一件毛衣，還是在延安時織的，袖子短了，再接一塊。主席的床是木板床，一半堆著書，他躺在床上辦公，靠在背板上太硬，就墊著長征時的那條毛毯。

　　三年困難時期，毛澤東帶頭艱苦奮斗，不吃豬肉和雞，出差自帶行裝。1961年，毛澤東因公到無錫，服務員去取毛澤東換下來的衣服洗滌，發現他的襯衣背上打著一條長長的補丁，領子、袖子也都補過。服務員忍不住悄悄問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為什么不給毛澤東添幾件新衣服？毛澤東的衛士長回答說：他們早給毛澤東提過了，毛澤東不同意。

　　在工業基礎薄弱的中國，屬于工業產品的手表比較珍貴。老一輩革命家對手表極為珍惜。據有關人士回憶：1945年以前，主席沒有手表，重慶談判時，一下飛機，郭沫若看主席沒有表，為了讓主席掌握好談判的時間，把自己的表給了主席。這塊表一直用到1969年，越走越慢了，主席不得不讓人拿去修理后再用。

　　在人們的印象中，共和國總理周恩來總是那樣衣冠整潔，風度翩翩。殊不知，他與毛澤東一樣，在衣著方面，也是盡量節儉，幾乎到了苛刻的地步。他僅有的幾套料子服裝，大都穿了幾十年，有的破損了，精心織補后繼續穿。1963年，他出訪亞非歐14國，到了開羅，換下縫補多次的襯衣，隨行工作人員不便拿給外國賓館去洗，只好請我駐埃及使館的同志幫忙，并叮囑洗時不要用力，以免搓破。大使夫人看到后，感動得邊洗衣邊流淚。

　　（三）拒收禮品

　　毛澤東不僅是黨和國家領導人,還是一位著名的詩人、書法家,他收到過許多書畫家、收藏家、藝術家朋友饋贈的詩書畫印之類文物,但他并未將這些珍玩國寶歸為己有。他立下規矩:黨和國家領導人所收禮品,一律繳公。1950年12月3日,毛澤東親筆致信當時的文物局局長鄭振鐸,將友人姚虞琴先生贈送的王夫之手跡《雙鶴瑞舞賦》轉交國家，“有姚虞琴先生經陳叔通先生轉贈給我一件王船山手跡，據云此種手跡甚為稀有。今送至兄處，請為保存為盼！”[6]獲悉墨跡撥交故宮博物院后，他甚為欣慰。此后，毛澤東又多次將中外友人所贈之私人禮品上繳國家。據原國家文物局局長呂濟民回憶，1952年12月,毛澤東還將友人贈送的錢東壁臨寫的《蘭亭十三跋》轉送故宮。1956年,大收藏家張伯駒先生將自己收藏的李白《上陽臺帖》贈送給毛澤東,毛澤東對李白詩詞頗為推崇,面對這件可能是唯一的李白傳世墨跡,自然愛不釋手,但仍按規定將《上陽臺帖》轉贈故宮博物院收藏。

　　老一輩革命家請客送禮方面體現出高風亮節。周恩來不收受饋贈禮物。1961年春節前夕，他收到家鄉淮安縣委托人捎來的蓮子、藕粉等土特產，當即委托辦公室回信，并寄去100元錢。信中說：“周總理和鄧大姐認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準送禮的情況下，你們這樣做是不好的。”有一次，他過去的一位老警衛員給他捎來一筐新鮮橘子。他問清值25元錢后，讓寄去50元。他說：“多余的錢讓他處理，不這樣做，就制止不了他，這樣以后他就不再送了。”1962年中央在北京召開七千人大會期間，參加會議的淮安縣委領導同志帶給周恩來愛吃的淮安特產——茶馓。周恩來退回茶馓，并讓秘書轉交一份中央關于不準請客送禮的文件，并親自批示：“請江蘇省委、淮陰地委、淮安縣委負責同志認真閱讀一下，堅決照中央文件精神辦！”[7]

　　（四）飲食簡單

　　管理毛澤東家財務的吳連登回憶：毛澤東的孩子們和中南海工作人員一樣到中南海的食堂排隊打飯。主席從來不吃補品，不吃山珍海味。毛澤東說：“中國不缺我毛澤東吃的，但如果我拿了國家的不花錢，部長們、省長們、村長們都可以拿。”主席也有購貨本，布票、油票，北京市民是多少，主席就是多少。20世紀60年代國民經濟困難時期，毛澤東曾經有過7個月不吃肉，不喝茶的記錄。毛澤東腳脖明顯地因缺乏營養而浮腫。[8]

　　根據王凡、劉東平提供的材料，60年代國民經濟困難時期，中共中央號召全體共產黨員帶頭，國家干部帶頭，艱苦奮斗。中南海機關干部吃糧重新定量，先由個人報斤數，再由群眾公議評定。毛澤東自報糧食每月26斤，朱德也是26斤，周恩來報了24斤。在領袖帶動下，其他工作人員也把糧食定量降下來了。中南海的炊事員們和廣大干部便采集一切可以食用的植物，和糧食摻和在一起吃，俗稱“瓜菜代”。中南海里可以吃的樹葉和野菜，都上了領導的餐桌。[9]

　　劉武生有《周恩來的廉潔自律》一文說：周恩來個人請客吃飯一律自費，一般都是簡樸的家常飯菜。1952年初夏，他邀請冰心夫婦到西花廳做客，共進晚餐，吃的是四菜一湯，而唯一的好菜是一盤炒雞蛋。謝冰心回憶說：“這使我感到驚奇而高興。驚奇的是總理的膳食竟是這樣地簡單，高興的是總理并沒有把我們當作外人。”[10]核物理學家朱光亞也有類似冰心關于周恩來請吃飯體現儉樸作風的回憶。

　　周恩來在家吃飯時，一般是兩菜一湯。有了客人，一般就做四菜一湯。當然，吃完飯后，他總是提醒大家不要忘了交糧票，菜錢免收。因為周恩來和鄧穎超的糧食都有定量，請客多了，糧食不夠吃。周恩來的侄輩周保章曾經講述在周恩來家吃過的大年初一飯：總理家吃飯與平民家一樣按定量粗細糧都有，總理吃的是窩頭，周保章如數按照自己每天八兩的定量標準交了糧票。

　　周恩來一生反對鋪張浪費，不搞特殊化，處處嚴格要求自己。周恩來請客吃飯是個人買單的，工資除去房租水電及其他各種開支后，所剩無幾。請客次數多了，還要靠鄧穎超的工資墊著。因此有時請客后，周恩來會補充一句：“今天是大姐請你們的客，我是慷大姐之慨。”周恩來在外地視察或主持會議，同大家吃一樣的飯菜，不搞特殊，離開時一定付錢和糧票。外出時，他多次向隨同人員交代：一切按標準價吃，按標準付錢；不準吃山珍海味，不準擺水果擺糖果。當超標準上菜時，均被周恩來一一糾正，絕不搞下不為例。

　　（五）住房方面

　　在住房問題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留下許多感人的故事。

　　進城前，毛澤東等領導人殷切囑咐全黨，要防止腐化，防止脫離群眾，在住房方面也是要求嚴格。毛澤東在中南海住一座古式舊瓦房，院子里高低不平的磚地，屋子里的窗戶是用紙糊的，直到1956年后才安裝了玻璃。1959年才準許整修房子，但囑咐要節約，并不準擴大面積。1960年秋，毛澤東從外地視察回到北京，見室內重新布置了一套講究的新家具，辦公桌、座椅、沙發、床和衣櫥，一色淺綠，大都裹著名貴的呢絨。毛澤東堅持把原來的家具搬回才休息。

　　周恩來住的是中南海西花廳，一住就是26年，直到他去世。西花廳是清朝乾隆年間修建的老式平房，潮濕陰冷。身邊工作人員多次提出修繕，但他堅決不同意。1959年年底，趁他和鄧穎超外地出差，對西花廳進行了保護性維修。他回京一進門十分驚訝，大發雷霆，不搬走新置的物品不回家，讓在場的保健醫生周尚玨感到：“總理脾氣發到這樣的程度是很少見的。”[11]周恩來以總理身份主動在國務院會議上就房子翻修和添置物件進行嚴肅的自我批評，作了三次檢討，向到會的副總理和部長們說：“你們千萬不要重復我的這個錯誤。”國務院幾乎所有干部都知道周恩來“犯錯誤”了。周恩來故居在江蘇淮安縣城。他多次批評淮安縣委維修總理故居。1973年11月17日，國務院辦公廳向淮安縣委正式傳達了周恩來關于處理舊居的三條指示：一、不要讓人去參觀；二、不準動員建在里面的居民搬家；三、房子壞了不準維修。

　　（六）防止特殊化，嚴格家規家教

　　毛澤東自己反對突出個人，搞特殊化。1950年5月，沈陽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決定在市中心修開國紀念塔，塔上鑄毛澤東銅像。毛澤東在5月20日批示：“鑄銅像影響不好，故不應鑄”，認為鑄像“只有諷刺意義”。[12]9月20日，得知長沙地委和湘潭縣委要修繕韶山故居，并修一條通往故居的公路時，當即寫信給湖南省委書記黃克誠、省政府主席王首道：“請令他們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響，是為至要。”[13]10月27日，毛澤東在北京市第二屆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通過的送請政府建議中央考慮在天安門前建立毛澤東大銅像的提案上批示：“不要這樣做。”[14]

　　毛澤東反對任人唯親。在《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共收錄了372封書信，其中有寫給家鄉親友的幾十封。在親友們希望毛澤東給予照顧時毛澤東總是說：有困難找組織解決，按組織規定去辦。[15]毛澤東深愛楊開慧，但在革命成功后，毛澤東嚴格要求楊開慧之兄楊開智。1949年10月9日，毛澤東致信時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副書記的王首道：“楊開智等不要來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適當工作，任何無理要求不應允許。其老母如有困難，可給若干幫助。另電請派人轉送。”[16]同日，毛澤東寫信給楊開智，規勸他“希望你在湘聽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來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規矩辦理，不要使政府為難”[17]。這樣的信件還有好多，如：

　　1950年4月18日，毛澤東致信青少年時期同學毛森品：“吾兄出任工作極為贊成，其步驟似宜就群眾利益方面有所贊助表現，為人所重，自然而然參加進去，不宜由弟推薦，反而有累清德，不知以為然否？”[18]

　　4月19日，毛澤東致信楊開慧的舅父向明卿先生：“令侄向鈞同志是共產黨員，1927年曾任衡山縣委書記，是個忠實的能干的同志，1927年國民黨叛變被捕，光榮殉難。以上這些，先生可以報告湖南省委。惟撫恤一事，須統一行之，不能只顧少數，如省委未能即辦，先生亦宜予以體諒。”[19]

　　5月7日，毛澤東致信表兄文澗泉，囑文澗泉同宗“宜在湖南就近解決工作問題，不宜遠游，弟亦未便直接為他作介，尚乞諒之”[20]。

　　5月12日，毛澤東致信表兄文南松：“運昌兄（毛澤東另一表兄——筆者注）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薦，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現，取得信任，便有機會參加工作。”[21]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為中國人民奉獻的第六位烈士是大兒子——毛岸英。他從蘇聯回國后，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到農村種地鍛煉，參加土改。后來他去了北京機器總廠當了黨總支副書記，可以不必參軍去朝鮮，但毛岸英堅決地請求上了戰場。彭德懷后來說過：“毛岸英是志愿軍里的第一人。”

　　有人猜度毛澤東派大兒子出國作戰，毛澤東是在培養未來的“太子”。這是十分可笑的小農意識作祟，是一些小市民陰暗心態的暴露。毛澤東本人在1951年3月，向青年時代在長沙一師讀書的老學友周世釗講起這段往事時，解答了“毛岸英為什么要上朝鮮前線”的問題。[22]毛澤東考慮的是：“岸英是個年輕人，他從蘇聯留學回國后，去農村勞動鍛煉過，這是很不夠的，一個人最好的成長環境就是艱苦！在戰斗中成長要比任何其他環境來得更嚴更快。基于這些原因，我就派他去朝鮮了。”毛岸英壯烈犧牲在朝鮮戰場，遺骨至今依然留在朝鮮大地上。

　　毛岸英確實是毛澤東教育出來的好青年。他在答復表舅父向三立替人謀求“在長沙有廳長方面位置”時，指出父親毛澤東堅決反對扶助親戚高升：

　　“新中國之所以不同于舊中國，共產黨之所以不同于國民黨，毛澤東之所以不同于蔣介石，毛澤東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蔣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親貴戚仗勢發財，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靠自己的勞動和才能吃飯的時代已經來臨了。”

　　“反動派常罵共產黨沒有人情，不講人情，如果他們所指的是這種幫助親戚朋友，同鄉同事做官發財的人情的話，那我們共產黨正是沒有這種‘人情’，不講這種‘人情’。”共產黨有的是另一種人情，那便是對人民的無限熱愛。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親戚在內。當然對于自己的近親，對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種特別感情的。一種與血統、家族有關的人的深厚感情。這種特別感情，共產黨不僅不否認，而且加以鞏固并努力倡導它走向正確的與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徑。但如果這種特別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圍并與人民利益相抵觸時，共產黨是堅決站在后者方面的，即“大義滅親，亦在所不惜”。這封信感人至深。毛岸英品格高尚，是毛澤東教育的結果。

　　1991年3月11日，江澤民在韶山毛澤東故居參觀，看到了毛岸英的這封信，當即叫人復印了一份，他語重心長地對周圍的人說：如果我們每個黨員，每個干部都像毛岸英同志信中說的那樣，做人民的忠實兒女，我們就經得起任何嚴峻的考驗。他還說：毛主席對子女要求很嚴，對全黨的干部子弟也是一個很大的教育。要宣傳毛主席是怎么教育子女的。在這方面，我們后代人都要像毛主席那樣，對子女嚴格要求。3月17日，江澤民在長沙聽取湖南省委、省政府工作匯報時，在談到干部廉政建設時，拿出復印的毛岸英的信，念了幾段給與會者聽。他說：我看了這封信后，感慨系之。假如我們所有的干部對子弟都能像毛主席對待毛岸英那樣，我們的黨一定興旺，我們的黨一定為群眾所擁護。

　　毛澤東嚴格要求子女，不搞特殊化。毛澤東的女兒李訥剛上小學時，因為學校離中南海比較遠，一個禮拜才能回一次家。毛澤東不同意派小車接送，認為這是搞特殊化，接受一位工作人員的建議，指示派一個能坐十幾個、二十幾個人的大車，一次把中南海的小孩都接回來。一位曾經在中南海工作的同志對毛澤東嚴格要求子女記憶猶新：中南海的人都對毛澤東家的孩子印象特別好，他們不霸道。正如毛澤東所期望的那樣，毛澤東的兩個女兒至今保持著毛澤東時代的質樸敦厚作風，成為自食其力的普通勞動者，生活寧靜而又淡泊。毛澤東留給她們的精神遺產，卻讓她們受用終身。

　　周恩來1970年1月22日給毛澤東等的信中說：北京和上海籌辦“五七”藝術學校，臨時籌委會1970年1月21日報告中提議，江青為藝校榮譽校長，謝富治（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北京市革委會主任）為榮譽政委。毛澤東在給周恩來的信中說：“江青不必任名譽校長。”[23]

　　周恩來以身作則，對自己、親屬嚴格要求的事例枚不勝數。1984年4月，鄧穎超曾以自己為例，教育侄輩們：“我做了名人之妻，你們的伯伯是一直壓我的。他（指周恩來——筆者注）死后我才知道，人家老早就要提我做副委員長，他堅決反對。后來小平同志告訴我說，就是你那位老兄反對。”新中國成立后定工資時，蔡大姐（蔡暢當時是婦聯主席，鄧穎超是副主席）是三級，鄧穎超知道周恩來的作風，鄧穎超按部長級待遇不定四級而定到五級，報到周恩來審批時，又給壓到六級。“國慶十年上主席臺，他看到名單有我，又畫掉了。因我是名人之妻，他一直在壓我。”

　　[24]鄧穎超講這些事的用意，是在教育后輩，要嚴格要求自己，廉潔奉公。她深有感觸地說：“你們是名人的侄兒侄女，也同樣難。你們只有好好嚴格要求自己謙虛謹慎，做好本職工作。”

　　1968年，周恩來的侄兒周秉德和與侄女周秉建先后赴延安和內蒙古插隊。由于表現好，1970年經當地群眾推薦，按照正常手續，二人分別應征參軍。但周恩來認為他們搞特殊化，讓二人辦了離隊手續，到農村插隊勞動。周恩來沒有子女，但撫養過一些烈士遺孤。對這些烈士子女，他既關懷備至，又嚴格要求。1953年5月24日，他視察北京101中學時，以清朝八旗子弟為例，告誡干部子女們不要特殊化，不要脫離勞動，不要脫離群眾。[25]

　　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注意謙虛謹慎，勤儉節約。體現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謙虛謹慎的文件有：1951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發布故意制止動員群眾向中央寫致敬信、發賀電和送禮的指示；1957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關于禁止用個人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業等名字的通知；1958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干部參加體力活動的決定；196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關于黨內同志之間稱呼問題的通知等。

　　周恩來兩袖清風，一塵不染，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其高風亮節，全世界景仰。他規定了十條家規：一、晚輩不準丟下工作專程來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順路時去看看；二、來者一律住國務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隊買飯菜，有工作的自己買飯菜票，沒工作的由他代付伙食費；四、看戲以家屬身份買票入場，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許請客送禮；六、不許動用公家的汽車；七、凡個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別人代辦；八、生活要艱苦樸素；九、在任何場合都不要說出與總理的關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按照周恩來的要求，他們進京探望伯父伯母，都得住國務院招待所，都得買飯菜票到食堂就餐，有工資收入的還得自己付錢。同伯父伯母一起照相，每人只能拿到一張相片，目的是防止他們拿照片去炫耀自己，滋長特殊感。

　　如果說周恩來有十條家規的話，劉少奇外出時對工作人員有“四不準”規矩：一、每到一地，不要人家接送；二、到任何地方，不準請客吃飯，鋪張浪費；三、不準向人家要東西，人家送上門來的也要婉言拒收；四、參觀時不要前呼后擁地陪同，有個向導引路就行，不要影響地方負責同志的工作。王光美曾經回憶：1961年，劉少奇到湖南農村搞調查，告訴隨行的工作人員說：要以普通勞動者的身份出現，一切輕裝簡行，只要兩部吉普車就行了。天遇大雨，泥濘路滑，劉少奇步行回到住處。住處是破舊房屋，窗戶敞開，用布遮擋風雨。他們自帶油鹽柴米，自己起伙，劉少奇和大家吃一樣的粗茶淡飯。1964年，劉少奇到濟南視察。招待飯菜很豐盛，他要求撤下去換上便飯。

　　陳云幾十年主持中央財經委員會的工作，大半輩子與錢和物打交道。從他手中經過的錢物難以計量，但是，他從不亂花國家的錢。陳云有“四不準”家規：不準坐公家為陳云配備的專車，不準看送給陳云的文件，未經允許不準進陳云的辦公室，不準家人團聚時向陳云打聽黨和國家的大事。他對干部子女的要求也很嚴。

　　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教育干部和家屬廉潔政治，并身體力行，堪稱楷模。對此，鄧小平感觸頗多。1978年6月2日，鄧小平說：“我們的毛澤東同志、周恩來同志以身作則，嚴于律己，艱苦奮斗，幾十年如一日，成為我黨我軍優良傳統和作風的化身。他們的感人事跡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中，發生了多么巨大和深遠的影響!不僅影響到我們這一代，而且影響到子孫后代。”[26]

　　注釋：

　　[1]參見莫里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后毛澤東的中國》下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1—332頁。

　　[2]參見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來》，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7頁。

　　[3]馮景元：《讀毛澤東的家庭生活賬》，《光明日報》報業集團主辦：《文摘報》2002年10月10日第1版。

　　[4]李敏：《我的父親毛澤東之爸爸的簡樸生活》，《生活時報》2001年4月17日、20日。

　　[5]羅炎卿：《毛澤東對腐敗深惡痛絕》，《黨史文苑》1993年第6期。

　　[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538頁。

　　[7]參考高路主編《共和國元勛風范記事》，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參考劉武生《周恩來的廉潔自律》，《人民日報》1996年1月8日。

　　[8]李敏：《我的父親毛澤東之爸爸的簡樸生活》，《生活時報》2001年4月17日、20日。

　　[9]王凡、劉東平：《三年困難時期的中南海》，《黨史博覽》2000年第8期。

　　[10]劉武生：《周恩來的廉潔自律》，《人民日報》1996年1月8日。

　　[11]王凡、東平：《紅墻醫生：我親歷的中南海往事》，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頁。

　　[1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第362頁。

　　[1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第527頁。

　　[14]同上書，第621頁。

　　[15]參見《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1、345、343、370、371、369、366、364、360頁。

　　[1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第32頁。

　　[17]同上書，第32—33頁。

　　[18]同上書，第306頁。

　　[1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第308頁。

　　[20]同上書，第325頁。

　　[21]同上書，第341頁。

　　[22]毛澤東是這樣講的：“當然你如果說我不派他去朝鮮戰場上，他就不會犧牲，這是可能的，也是不錯的。但是你想一想，我是極主張派兵出國的，因為這是一場保家衛國的戰爭。我的這個動議，在中央政治局的會上，最后得到了黨中央的贊同，作出了抗美援朝的決定……要作戰，就要有人，派誰去呢？我作為黨中央的主席，作為一個領導人，自己有兒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又派誰的兒子去呢？人心都是肉長的，不管是誰，疼愛兒子的心都是一樣的。如果我不派我的兒子去，而別人又人人都像我一樣，自己有兒子也不派他去上戰場，先派別人的兒子去上前線打仗，這還算是什么領導人呢？”（毛岸青、邵華：《又是秋風秋雨時——緬懷我們的岸英哥哥》，《人民日報》2000年11月7日第11版。）

　　[2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頁。

　　[24]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來》，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7—378頁。

　　[25]周恩來教育干部子弟說：你們如果特殊化，脫離了群眾，人民是不會答應的。他講了八旗子弟的故事，八旗子弟祖先都是清朝立有戰功的開國功臣，自小騎馬射箭，能征善戰，以后帶兵滅了明朝，建立起清帝國，可是到了八旗子弟就不行了。他們從小嬌生慣養，不騎馬，要坐轎，整天提著鳥籠東游西逛，游手好閑，坐吃俸祿，不勞而獲，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甚至成了一群大煙鬼。后來，在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面前，他們束手無策，一敗涂地，屈膝投降。

　　[26]《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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