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論界，存在腐敗正負效能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腐敗正效能論認為，腐敗是社會革命的替代品，可以減少社會體制變遷的動蕩。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學界流行過腐敗具有正效能的“腐敗潤滑劑”之說。此論源于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他在1968年寫有《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研究現代化與腐敗的關系，提出著名的“腐敗潤滑劑”之說，“對于一個相對沒有腐化的社會(如一個傳統規范仍十分強有力的傳統社會)來說，一定程度的腐化會成為一種受人歡迎的潤滑劑，可減少現代化道路上的阻力。……在某些情況下，一定的腐化有助于政黨的壯大，從而對政治發展有推動作用”[1]。“同一般小集團政治活動或庇護主義政治活動一樣，腐化給某些集團以直接的、特定的、具體的利益。如果杜絕腐化，這些集團完全可能背離該政治體系。因此，腐化與改良一樣具有維持政治體系的功能。腐化是改良的替代物，腐化和改良又同是革命的替代物。腐化有助于減少集團要求改變政策的壓力，正如改良可以減少階級要求改變結構的壓力一樣。”[2]他的腐敗具有正效能的“腐敗潤滑劑”之說在中國經濟學界獲得一些贊同。有經濟學家認為，腐敗起到了推動中國市場化改革進程的潤滑劑作用。國內理論界曾譯介尋租腐敗論，認為計劃管制導致了尋租腐敗現象。尋租腐敗論的信奉者與現代化腐敗論的信奉者相類似，學術主旨并非是為了消除腐敗，而是將腐敗發生的根源歸結于計劃經濟體制，借此動搖計劃經濟體制存在的合理性基礎，以服務于計劃經濟體制轉軌市場經濟體制的強烈訴求。此論忽視了計劃經濟體制在新中國建設奠基期發揮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為中國社會主義的一切進步奠定了物質基礎。古今中外，尚沒有靠腐敗完成社會體制變遷的成功案例。以腐敗手段實現的體制，不會是一個贏得民心的廉潔體制。為了消解計劃經濟的合法性基礎，得出腐敗是社會發展的潤滑劑之論，違背了基本常識和古今中外的歷史事實。

　　與之相反的觀點是腐敗負效能論，認為腐敗具有敗壞社會風氣，瓦解政權的基礎，破壞社會穩定的負效能。習近平指出：“如果任憑腐敗問題愈演愈烈，最終必然亡黨亡國。我們黨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提到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來認識，是深刻總結了古今中外的歷史教訓的。中國歷史上因為統治集團嚴重腐敗導致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當今世界上由于執政黨腐化墮落、嚴重脫離群眾導致失去政權的例子也不勝枚舉啊!”[3]黨的二十大報告堅持了中國共產黨堅定不移地反對腐敗的一貫主張，將腐敗視作“危害黨的生命力和戰斗力的最大毒瘤”,旗幟鮮明地劃清了與腐敗正效能論的界限，鮮明地表達了共產黨反對腐敗的堅定立場和態度。

　　“腐敗是危害黨的生命力和戰斗力的最大毒瘤”,提醒人們應該從政黨生命力和戰斗力的角度認識腐敗的本質。社會大眾和理論界普遍認為，貪污受賄就是腐敗，這就混淆了腐敗本質與表現的區別。事實上，貪污受賄，這是腐敗的表現，而不是腐敗的本質。腐敗一詞，出自古籍里的“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4],是指多年豐收的糧食堆積久放，導致變質無法食用。原本作為生物學用語的腐敗，在當代轉化為政治學、社會學和黨建學用語，一般是指某個組織和政黨，因思想、組織的內在結構發生變異，導致其原本強大功能的衰減，失去其應有的活力。腐敗可以表現為不作為的懶政惰政、驕奢淫欲、精神萎靡，也可以演化為貪污受賄等嚴重腐敗犯罪。人類社會幾千年的王朝史，證明了客觀上存在著毛澤東和黃炎培談論的舊史難以逃脫的政權興亡周期率的支配力。歷代王朝興亡更替，周期治亂。如果統治階級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戰斗力，有效解決了社會基本矛盾，維持了社會生產和擴大再生產，保持社會安定，王朝生命周期將得以延續。如果統治階級漠視社會規律提出的必然要求，窒息社會發展的活力，無法組織社會生產或擴大再生產，或者不思進取，毫無斗志，倒行逆施，窮奢極欲，耗費巨額人力物力，加重人們的經濟負擔，民怨沸騰，完全破壞了王朝正常運行所必需的社會內部平衡，整個社會被逼入絕境，歷史規律將召喚新的力量改朝換代，新生力量將蛻去舊王朝阻礙社會歷史進步的僵硬外殼，成為歷史規律必然要求的執行人。孟德斯鳩的《羅馬盛衰原因論》和中國先賢們的《阿房宮賦》《過秦論》,揭示了羅馬和秦朝一旦失去王朝初始時的活力而逐漸走向衰亡的多幕悲喜劇。

　　跳出治亂興衰的歷史周期率，是數代中國共產黨人的不懈努力與奮斗。中國共產黨反對腐敗的態度是一貫的。第一次大革命高潮時，許多投機腐敗分子，鉆進共產黨隊伍來，貪污腐化，給黨造成很惡劣的影響。1926年8月4日，黨中央專門發出堅決清洗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務須不容情的洗刷出黨，不可令留存黨中，使黨腐化，且敗壞黨在群眾中的威望。”[5]在黨內，陳云最早將黨風問題提升到黨的生死存亡的高度。1980年11月，陳云提出“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6]的著名論斷。黨的十五大報告提出“反對腐敗是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嚴重政治斗爭”[7]。黨的二十大報告重申“黨風問題關系執政黨的生死存亡”,明確認為“腐敗是危害黨的生命力和戰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敗是最徹底的自我革命。如果說面對黃炎培提出的如何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問題，毛澤東給出了第一個答案，就是采取“讓人民來監督政府”“人人起來負責”的民主方法，那么，新時代的共產黨人在全面從嚴治黨實踐中給出了第二個答案，這就是采取借以提高黨的生命力和戰斗力的自我革命的方法。

　　正是著眼于跳出治亂興衰的歷史周期率，克服腐敗，提高黨的生命力和戰斗力，黨的二十大報告在黨的建設部分，做出“建設堪當民族復興重任的高素質干部隊伍”和“增強黨組織政治功能和組織功能”的部署。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必須有一支政治過硬、適應新時代要求、具備領導現代化建設能力的干部隊伍”[8],“注重在重大斗爭中磨礪干部，增強干部推動高質量發展本領、服務群眾本領、防范化解風險本領。加強干部斗爭精神和斗爭本領養成，著力增強防風險、迎挑戰、抗打壓能力，帶頭擔當作為，做到平常時候看得出來、關鍵時刻站得出來、危難關頭豁得出來”[9]。各級黨組織要持續整頓軟弱渙散基層黨組織，把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有效實現黨的領導的堅強戰斗堡壘，激勵黨員發揮先鋒模范作用。

　　注釋：

　　[1]塞繆爾·亨廷頓:《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69頁。

　　[2]塞繆爾·亨廷頓:《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第64頁。

　　[3]《習近平關于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5頁。

　　[4]司馬遷:《史記》卷三十《平準書》,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420頁。

　　[5]本書編委會:《中國共產黨反腐倡廉文獻通典》第1卷,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79頁。

　　[6]《陳云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頁。

　　[7]《江澤民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頁。

　　[8]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6頁。

　　[9]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第66—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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