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文章提出“誰勝誰負”、“誰戰勝誰”的問題，集中地體現了他在社會主義事業這個問題上想些什么和做些什么，展現了他自覺思考和深入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狀態和精神世界，是毛澤東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思想和實踐的精髓，涵蓋了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諸方面，是共產黨人正確觀察和認識——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社會的切入點，是制定社會主義發展戰略和政策策略的出發點。毛澤東社會主義革命理論思想的許多內容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是開創性的，為馬克思主義造就了一系列新的生長點，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寶貴財富。

　　關鍵詞：毛澤東  社會主義革命  誰勝誰負  誰戰勝誰

　　1957年2月，毛澤東發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告誡全黨和全國人民：“在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1] 同年3月，毛澤東還講了一段意思相同的話：“在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斗爭，還要經過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2] 毛澤東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創始人和奠基人。他是怎樣看待自己所從事的這個剛剛起步的事業呢？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文章里提出的“誰勝誰負”、“誰戰勝誰”的問題，集中地體現了他在社會主義事業這個問題上想些什么和做些什么，展現了他自覺思考和深入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狀態和精神世界，是毛澤東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思想和實踐的精髓。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正如鄧小平說的那樣，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發生的北京政治風波，特別是蘇東劇變，蘇聯亡黨亡國，給中國人民“上了一堂大課”。[3] 而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全國人民反腐敗斗爭進行得艱難曲折，使人們在事實和經驗中受到了社會生活的啟發和教育，覺醒并認識到毛澤東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思想，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寶貴財富。

　　一、一個從理論變為現實的戰略問題

　　1953年，美國及其領導的聯合國軍不得不承認在朝鮮戰場的軍事較量中失敗于一個剛剛誕生的貧困的新中國，不得不承認和面對社會主義陣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崛起這樣一個事實。這一空前的局面，極大地教訓了資產階級政治家，迫使他們開始認真思索并調整對待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略策略。是年初，即將就任新一屆美國國務卿的杜勒斯，在國會聽證會上發表令整個資本主義陣營耳目一新的演說，提出要對美國的國際戰略作重大而徹底的調整，認為要戰勝已經崛起的社會主義國家和陣營，“可以用戰爭以外的方法達到”，“要摧垮社會主義對自由世界的威脅，必須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他告誡那些以為武力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同仁，“不相信精神的壓力、宣傳的壓力能產生效果的人，就是太無知了”。[4] 但是，對于美國資產階級的這個重大戰略舉動，社會主義國家當時卻沒有迅速地做出反應。

　　1956年召開的蘇共二十大，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引發了一系列政治風波。毛澤東敏銳地發現，并在社會主義陣營里第一次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1958年、1959年，杜勒斯又連續三次闡述“和平的演變”，更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著手制定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的戰略方針。

　　1959年11月，毛主席在杭州同周總理、彭真、王稼祥、胡喬木等同志參加的小型會議上，把他寫的美國杜勒斯在1958、1959年三次講話的批注印發大家。第一個批注說：“美國不僅沒有打算放棄實力政策，而且作為實力政策的補充，美國還企圖利用滲透、顛覆的所謂‘和平取勝戰略’擺脫美帝國主義‘陷入無情包圍’的前途，從而想達到：保存自己(保存資本主義)和逐漸消滅敵人(消滅社會主義)的野心”。第二個批注指出：“這表明美帝國主義企圖用腐蝕蘇聯的辦法，陰謀使資本主義在蘇聯復辟，而達到美帝國主義用戰爭方法所達不到的侵略目的。”第三個批注指出：“由于全世界社會主義力量日益強大，由于世界帝國主義力量越來越陷于孤立和困難的境地，美國目前不敢貿然發動世界大戰。所以，美國利用更富有欺騙性的策略來推行它的侵略和擴張的野心。美國在標榜希望和平的同時，正在加緊利用滲透、腐蝕、顛覆種種陰謀手段，來達到挽救帝國主義的頹勢，實現它的侵略野心的目的。”在11月12日的會上，毛主席對杜勒斯的講話和他寫的批注做了說明：這三個材料都是關于杜勒斯講對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問題的。

　　毛主席認為，赫魯曉夫的言論是屬于杜勒斯講的“和平演變”的性質的，我們的方針是：我們現在這個復雜的國際環境中采取的方針是硬著頭皮頂住，硬著頭皮頂住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赫魯曉夫，一方面是對艾森豪威爾。頂上五年到十年。對美國還是要全力揭露，用事實，要有說服力。我們不說赫魯曉夫，也不影射赫魯曉夫。我們只揭穿美國的欺騙，揭穿美國的所謂“和平”。[5]

　　蘇共二十大和匈牙利事件暴露出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毛澤東針鋒相對地提出了防止和平演變的戰略，并付之行動。但是無論國際還是國內，相當一批共產黨人并不認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這樣一個政治判斷。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我黨一位老資格的著名理論家就認為，在蘇聯和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誰戰勝誰的問題，兩條道路的問題就基本解決了，以后的問題，已經不是誰戰勝誰、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的問題”。由于對國內國際和平演變和反和平演變的戰略較量有完全不同的估量，由此在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理論等許多方面產生一系列分歧和起伏跌宕的黨內斗爭。

　　彈指一揮間，三十年過去了。1989年，北京發生了建國以來最露骨、最激烈的“打倒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反革命暴亂”。[6] ——鄧小平這樣定性這場尖銳而徹底的階級斗爭，是多么的正確啊！事實勝于雄辯。這個震驚世界的歷史事件，是當代中國社會關系和階級矛盾真實面目的大暴露。它的真實性和嚴重性絕不遜于建國以來任何一件大事，對其后的中國政治發生著巨大而深遠的影響。1990年，月刊《真理的追求》創刊號發表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逄先知同志的力作《回顧毛澤東關于防止和平演變的論述》。[7] 這篇在當時頗有影響的文章，反映了中國思想界政治上的敏銳性和思想上的主動性，表現了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堅持毛澤東防止和平演變的理論思想并在實踐中行動起來了。

　　但是直到這時，在社會主義陣營里，在我國多數人眼里，和平演變的問題還不是一件確鑿的事實，充其量只是一種科學假說。

　　可是不久，從1989年秋到1991年冬，兩年的時間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劇變，蘇共亡黨亡國，資本主義在蘇東全面復辟，西方帝國主義長期實施的和平演變，已經成為世界上每一位共產黨人必須嚴肅面對的活生生的現實。歷經了幾十個春秋，歷史終于證實了毛澤東防止和平演變的戰略思想是那樣的高瞻遠矚，他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開展的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偉大實踐是多么的英明！

　　在東歐、蘇聯的馬克思主義政權如多米諾骨牌接連倒下的時候，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中國巍然屹立。原因是什么呢？其中一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毛澤東就領導中國共產黨進行了防止和平演變和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不懈斗爭，對全黨和全國人民反復進行了防修反修的思想教育。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那時就與蘇聯現代修正主義集團劃清了界限，拉開了距離。這種經年累月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身上培養起來的政治上、思想上的警惕性、敏感性和斗爭性，潛移默化，歷久彌堅，已經深深地浸透到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精神生活和思想意識中，其作用和意義是難以估量的。在后來八九十年代國內國際發生的政治風浪中，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防修反修的警惕性、敏感性和斗爭性，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釋放出來，發揮出抗拒和平演變的巨大力量，使得由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共同掀起的顛覆社會主義國家的禍水，不能掀翻中國這條社會主義的航船。

　　階級和階級斗爭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時時在進行的客觀事實。無論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我國，還是東歐蘇聯的變化，再次把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多樣性和曲折性表現得一覽無余。正如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明確指出的那樣：“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理論工作是不能離開現實政治的。我這里說的政治，是國內外階級斗爭的大局，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現實斗爭中的根本利害。不能設想，離開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計革命斗爭的實際發展，能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家、理論家。”[8] 鄧小平明確地告訴人們，他在經濟問題上講了一些話，“都是從政治角度講的”。他把“發展經濟”確定為“一個政治目標”。[9] 鄧小平的論述告訴了我們這樣一個道理，在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歷史時期——社會主義社會中，社會生活和社會實踐的各種形式如政治、經濟、文化等，都是在這樣或那樣的階級關系和階級交往中進行的，不存在脫離了階級關系的單純的獨立的經濟建設和文化生活，而馬克思主義本身及其發展更是離不可國內外的階級斗爭。

　　有階級就有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階級斗爭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中須臾不能離開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如同列寧所說，“階級斗爭的原則是社會民主黨全部學說和全部政策的基礎。”[10] “階級關系——這是一種根本的和主要的東西，沒有它，也就沒有馬克思主義。”[11] 無疑，“只有承認階級斗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12] 歷史的曲折性和復雜性常常向人們展示了這樣一種社會現象和說明了這樣一個道理，在歷史上，許多革命的、先進的、科學的、正確的東西，有時是通過某種間接的、扭曲的方式表現出來，發展起來的。在現實生活中，形式與內容的背離，現象和本質的沖突，原因與結果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需要人們仔細地加以辨認和區分。正像馬克思在《資本論》指出的那樣：“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會直接合而為一，一切科學就都成為多余的了。”[13] 毛澤東防修反修的實踐和理論也是在歷史的曲折中進行和發展起來的，有的時候，有的方面，甚至是通過某種看似扭曲的方式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從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理論思想，并取得了十分寶貴的實踐成果和理論成果。階級斗爭學說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最高科學，只有經過長期地、艱苦地學習和實踐，才能逐步理解和掌握。毛澤東做出的防修反修的路線、方針、政策和許多實際行動，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是開創性的，為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增添了許多前所未有的內容。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毛澤東論斷“蘇聯的黨和國家的領導現在被修正主義者篡奪了”，“蘇聯被修正主義者統治了”，[14] 即認為和平演變在蘇聯成為了事實。因此毛澤東不僅把防止和平演變，把防修反修當作理論來研究，而且作為全黨的一項重大實際工作付之行動，進行了多種形式的政治思想的教育。毛澤東的思想方法和領導方針一貫是這樣的：“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沒有事先的計劃和準備，就不能獲得戰爭的勝利。”[15]“所謂預見，不是指某種東西已經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現了，在眼前出現了，這時才預見；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遠，就是說在地平線上剛冒出來一點的時候，剛露出一點頭的時候，還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時候，就能看見，就能看到它的將來的普遍意義。”思想上理論上的科學預見和實踐上工作中的積極主動，是毛澤東的一個特點，也是毛澤東的一個過人之處。毛澤東的一些想法、提法和做法，往往使人感到具有某種巨大的“前瞻性”，又一時難于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在毛澤東的工作中，你看不到那種東一榔頭、西一棒子的救火隊式的應急行為，看不到那種頭疼醫頭，腳疼醫腳，臨渴掘井，疲于應付的忙亂現象，而是將問題解決于萌芽狀態。由于毛澤東有這種見微知著的觀察能力和判斷能力，所以他總是能在人們想不到的地方發現問題，提出問題，把工作主動地做在前面，主動地開拓工作的局面。無疑，沒有這樣的戰略眼光和行為能力，列寧不能成就十月革命，毛澤東也不能成就中國革命，不會開辟出社會主義的道路。

　　多年來，筆者在與革命老前輩交談，告訴我，在毛澤東指揮下，你會不由自主地快馬加鞭，奮蹄緊追，總是滿懷革命豪情，把它貫徹到工作中和行動中。在毛澤東領導下，如果你不去主動地加強理論學習和調查研究，你會感到落后了。你會處處感到毛澤東是在帶領人們前進，感到一種無處不在的監督和催促，從沒有失去領導的感覺，沒有那種群眾迫切呼喚領導的情緒，或者推著、趕著領導行進。這是什么呢？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能力、凝聚能力和組織能力，即我們今天所說的“執政能力”的集中表現。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社會主義的大旗至今不倒，不能不說與那時毛澤東的勤奮工作，與那時進行的、在我們今天看來是付出了一些代價的政治思想教育有著密切關系。

　　二、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

　　1957年3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新的社會制度還剛剛建立，還需要有一個鞏固的時間。不能認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來就完全鞏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鞏固。要使它最后鞏固起來，必須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堅持經濟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還必須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進行經常的、艱苦的社會主義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教育。除了這些以外，還要有各種國際條件的配合。在我國，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斗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斗爭，還要經過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16] 在6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是這樣講的：“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說來，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余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斗爭并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無論在全人口中間，或者在知識分子中間，馬克思主義者仍然是少數。因此，馬克思主義仍然必須在斗爭中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在斗爭中才能發展，不但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也必然還是這樣。”既然“誰勝誰負”、“誰戰勝誰”的問題還沒有解決，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尤其是“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誰勝誰負的斗爭，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資產階級和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的影響還要在我國長期存在，作為階級的意識形態，還要在我國長期存在。”“如果對于這種形勢認識不足，或者根本不認識，那就要犯絕大的錯誤，就會忽視必要的思想斗爭。”[17]

　　為什么是社會主義國家提出了“誰勝誰負”、“誰戰勝誰”的問題，而不是資本主義國家呢？明明是勝利了，打敗了國民黨反動派，消滅了地主階級，改造了資產階級，怎么還沒有解決“誰勝誰負”、“誰戰勝誰”的問題？根據什么認為“誰勝誰負”、“誰戰勝誰”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呢？

　　薄老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以簡潔的文字概述了那時的國內外形勢：“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大反斯大林，引發了國際上一股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浪潮。波蘭、匈牙利事件接連發生。1957年，國內極少數資產階級分子趁黨整風之機，向黨發起進攻。”[18] 可以說，毛澤東提出“誰勝誰負”、“誰戰勝誰”的問題，不僅根據當時國內階級斗爭的動向，更是深入觀察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實際情況，特別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表現出來的階級斗爭的實際情況，為全面而深入地認識社會主義社會提供了極其豐富的經驗材料。在毛澤東看來，類似的事情也會在我國發生。

　　在公開發表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里，毛澤東增加了對我國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分析，特別是用十分明確的、毫不含糊的語言提出“誰勝誰負”的問題，是全文的精髓之一。正是這樣的修改，使這篇文章的理論思想具有了更廣闊、更高遠的歷史目光和更透徹、更深邃的時代精神，是照耀著人們認識和開拓社會主義航向的燈塔。

　　遠的不說，我國發生的八九政治風波和蘇共亡黨亡國的事情，和平演變從一種思想理論變為現實的世界歷史，一覽無余地證明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斗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斗爭，還要經過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文章里做出的這樣一種理論分析、政治判斷和事實描述，在經歷了國內外幾十年來一波又一波驚心動魄的歷史風浪后，在和平演變成為鐵一般確鑿的世界歷史面前，難道我們對“誰勝誰負”、“誰戰勝誰”的問題還存有任何一點懷疑、猶豫、僥幸和幻想嗎？“誰勝誰負”、“誰戰勝誰”的問題涵蓋了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諸方面，是共產黨人正確觀察和認識——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社會的切入點，是制定社會主義發展戰略和政策策略的出發點。

　　馬克思指出，一個時代所提出的問題主要的困難不是答案而是問題，問題就是時代的聲音，是時代的格言，是表現時代自己內心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19] 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文章里提出的“誰勝誰負”、“誰戰勝誰”，就是這樣一個反映時代聲音的問題。這是一個戰略問題，以最鮮明最直白的語言表現了新生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相互關系。關于社會主義，難道還有比無產階級要保衛政權和資產階級要復辟更為重要的問題嗎？蘇東劇變揭示了這樣一個道理，“誰勝誰負”、“誰戰勝誰”的問題闡明了——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期間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問題和基本特征，是我們觀察和認識社會主義的燈塔。

　　社會主義不僅是個國內問題，更是個國際問題。毛澤東觀察和研究社會主義，不僅注意本國的情況，也注意各社會主義國家的情況。所以提出“誰勝誰負”、“誰戰勝誰”的問題，不僅是針對我國的，也是針對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筆者從一位研究階級斗爭問題頗有造詣的老同志那里聽到這樣一種分析，即過去我們講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斗爭，往往自覺或不自覺地把國際范圍里的階級斗爭排除在外，只把國內的階級斗爭問題放在視野之內。實際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凡是講到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存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都不是只講國內，同時還講國際。列寧沒有在國內全部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經驗。不管斯大林當時說的合乎不合乎實際，但是他在理論上說清了一個問題，那就是蘇聯國內消滅了階級以后，資本主義的包圍仍然存在，蘇聯一國社會主義的勝利，不是最后勝利。在一個國家內戰勝了資產階級，但是沒有在世界范圍里戰勝資產階級的情況下，就不能宣布社會主義已經取得了最后勝利。因此，斯大林說，恩格斯講的國家消亡，是指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取得勝利以后，國家開始消亡。蘇聯這樣的國家，還處在帝國主義的包圍下，不能說蘇聯的國家開始消亡了。與此相應的，共產黨也提不上消亡的問題。這樣的分析是深刻的，中肯的。

　　列寧、斯大林經歷了一個時期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他們的思想中或深或淺地產生了在奪取政權后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誰勝誰負的斗爭并沒有徹底解決的理念。中國思想界熟悉列寧和斯大林的這樣一些話：“在無產階級進行了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之后，在一國內推翻了資產階級之后，這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在很長時期內，依然要比資產階級弱，這只是因為資產階級有很廣泛的國際聯系，還因為在這個推翻了資產階級的國家里，小商品生產者自發地、經常的使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復活和再生。”“無產階級專政是新階級對更強大的敵人，對資產階級進行的最奮勇和最無情的戰爭，資產階級的反抗，由于資產階級被推翻（哪怕是在一個國家內）而兇猛十倍；資產階級的強大不僅在于國際資本的力量，在于它的各種國際聯系的牢固有力，而且還在于習慣的力量，小生產的力量。這是因為世界上可惜還有很多很多小生產，而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由于這一切原因，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不進行長期的、頑強的、拼命的、殊死的戰爭，不進行需要堅持不懈、紀律嚴明、堅定不移、百折不撓和意志統一的戰爭，便不能戰勝資產階級。”[20] “只要資本主義包圍存在……就一定會有復辟的危險即資本主義制度在我國恢復的危險。”[21] 毛澤東多次引用過列寧斯大林的這些話。如果說我們過去對這些話曾經有過疑慮，那么在經歷了蘇東劇變之后，它的真理的價值就充分顯露出來了。

　　主動地認識和科學地借鑒世界各國歷史特別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是馬克思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必須經常鍛煉的基本功。早在19世紀70年代，恩格斯分析和總結德國工人運動時說了這樣一段話：“德國的實踐的工人運動也永遠不應當忘記，他是站在英國和法國的運動的肩上發展起來的，它能夠直接利用英國和法國的運動用很高的代價換來的經驗，而在現在避免它們當時往往無法避免的那些錯誤。”[22] 毛澤東就是這樣一位不但善于科學地鑒別正反歷史經驗，而且善于運用正反歷史經驗的馬克思主義教育家、思想家、戰略家。這也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顯著特點。蘇聯的歷史，蘇聯的風風雨雨，簡直就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識別真假馬克思主義和真假社會主義的一面照妖鏡。自十月革命以來，難道還有比這個前車之鑒更真實、更深刻、更生動的社會主義教科書嗎？

　　有了東歐蘇聯這樣的反面教員作“指點”，我們黨變得更深刻，更警覺。早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發生之后，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就及時地提醒全黨：“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人民，同時教育了蘇聯的一些同志，也教育了我們中國的同志……我們就要從這些事情中得到教育。這類事情是題中應有之義，永遠也會有的。”[23] 經過近八年觀察和分析國內外的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實際情況，1964年毛澤東進一步指出：“如果我們和我們的后代不能時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眾的覺悟，社會主義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級領導權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里，而被修正主義者所篡奪，則我國還可能要走一段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24] 看來，毛澤東確實從匈牙利事件中接受了教育，增長了才干，而那些事件的當事人（政黨、國家）已經作為失敗者被趕出了歷史的舞臺。

　　毛澤東是一位嚴肅負責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戰略家。他說“誰勝誰負”、“誰戰勝誰”這番話，決非一時之興，空穴來風。在毛澤東看來，“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斗爭，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才能解決。幾十年內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幾百年的時間才能成功。在時間問題上，與其準備短些，寧可準備長些；在工作問題上，與其看得容易些，寧可看得困難些。這樣想，這樣做，較為有益，而較少受害。”[25] 這是戰略家才能說出來的話，也體現出一個戰略家的眼光和作為。這樣做，符合人類社會幾千年來科學研究的歷史。任何偉大的科學成果，無不經過了幾十次、幾百次、甚至上千次的失敗后才取得的。為了防范風險，取得經驗，必要的時候就得勒緊褲腰帶，付出一筆可觀的學費。北京八九政治風波和蘇東劇變，雄辯地證明了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思想所具有的視穿千秋的歷史眼光和時代精神，折射出毛澤東——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政治家、戰略家所具有的敢于實踐、勇于探索的科學勇氣和戰斗品格。

　　我們學習《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篇文章，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關于階級斗爭的學說，理解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理解毛澤東提出的“誰勝誰負的問題”，不能局限于一個國家，不能局限于我們國內。國內的階級斗爭，是國際范圍的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歷史時期兩個階級、兩條道路斗爭的一個部分。國內階級斗爭與國際階級斗爭是不能分割的。它們密切聯系，相互激蕩。我們今天經常談論的全球化這種現象和這個問題，首先的和基本的不是別的什么全球化，而是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全球化，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激烈斗爭的全球化，是政治斗爭的全球化。蘇東劇變就是這樣一種全球化的結果。它從世界的范圍和時代的高度，提出并警告世界各國的共產黨人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誰要是輕視了或者看不到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全球化在本國的表現，就一定會成為全球化的犧牲品。

　　在和平演變問題從理論變為現實的世界歷史過程中，馬克思主義與現代修正主義進行了激烈的交鋒，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斗爭進行得如火如荼。在這場震撼世界的戰斗中，在這片廣大的戰場上，毛澤東站在斗爭的第一線，他是最勇敢的戰士，最崇高的旗手，最偉大的思想家、理論家、戰略家。認識真理和把握真理絕不是一件輕松隨意的事情。而偉大的真理是要經過長期的、痛苦的、反復的磨難才能顯露出來，才能被人們逐漸領悟到。毛澤東提出的“誰勝誰負”、“誰戰勝誰”的問題，就是這樣一個深刻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的真理。

　　在階級斗爭問題上，無論是毛澤東的理論思想、斗爭實踐，還是經驗教訓，對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來說都是一筆極其寶貴的、特別豐厚的財富，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也是世界人民今后繼續進行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和防止和平演變斗爭的取之不盡的思想源泉和偉大力量。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必須樹立起這樣一種堅定不移的思想認識，科學地總結和運用毛澤東的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和防止和平演變的理論思想和經驗教訓，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思想界一項必須經常進行的思想任務和工作任務。

　　三、怎樣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那么怎么辦呢？從哪里下手解決這個問題呢？毛澤東認為，“就我國的情況來說，現在的階級斗爭，一部分是敵我矛盾，大量表現的是人民內部矛盾”，這個問題的焦點在于“怎樣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1957年1月，他告訴并要求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怎樣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是一門科學，值得好好研究。”[26]

　　毛澤東把“怎樣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看作是一門科學，嚴肅對待，認真研究。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文章里，毛澤東就“怎樣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作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為這門新的科學開辟了一條全新的思路，第一次提出了一系列解決問題的辦法。

　　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首先就要正確區別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然后根據不同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分別處理。工人階級是社會主義社會的領導階級，共產黨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執政黨。那么作為這個社會的統治階級和執政黨怎樣識別和判斷這個社會的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呢？如同一個醫生，首要的是判定出病情，治療的方法也就隨之產生了。在確定什么是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這個事關階級和階級斗爭問題的大是大非上，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文章里，毛澤東提出了這樣六條標準：“(一)有利于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而不是不利于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三)有利于鞏固人民民主專政，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專政；(四)有利于鞏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制度；(五)有利于鞏固共產黨的領導，而不是擺脫或者削弱這種領導；(六)有利于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國際團結，而不是有損于這些團結。”這六條標準不是隨意定出來的，而是“根據我國的憲法的原則，根據我國最大多數人民的意志和我國各黨派歷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張”。在“這六條標準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兩條”。毛澤東還作了進一步的解釋：“提出這些標準，是為了幫助人民發展對于各種問題的自由討論，而不是為了妨礙這種討論。不贊成這些標準的人們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見來辯論。但是大多數人有了明確的標準，就可以使批評和自我批評沿著正確的軌道前進，就可以用這些標準去鑒別人們的言論行動是否正確，究竟是香花還是毒草。這是一些政治標準。為了鑒別科學論點的正確或者錯誤，藝術作品的藝術水準如何，當然還需要一些各自的標準。但是這六條政治標準對于任何科學藝術的活動也都是適用的。在我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里，難道有什么有益的科學藝術活動會違反這幾條政治標準的嗎？”[27] 正是有了這樣的標準，全國各階級各階層的人們才能夠正確地區別和判斷什么是人民內部矛盾，什么是敵我矛盾，從而正確地對待和開展各種形式的階級斗爭。

　　毛澤東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制定出“我們今天辨別香花和毒草”，“判斷我們的言論和行動的是非”的標準，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都是開創性的，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偉大的歷史性貢獻。正像薄老指出的那樣：“《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毛主席在社會主義時期寫下的最主要的著作之一。它運用唯物辯證法科學地分析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正確地提出和闡述了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為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它的發表，不僅是50年代中期我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而且我認為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它仍然顯示著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力量，對于促進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仍然具有重要指導意義。”[28]

　　《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經發表，就立即在兩個陣營——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思想界引起高度關注，引發了一系列評論。那么世界各國是怎樣看待毛澤東的這篇文章：“外國輿論指出，‘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演震動了全世界’，‘這篇文章公布剛幾日就已成了整個世界注意的中心’。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許多報刊都相繼轉載了《正處》的全文或摘要，并紛紛發表評論，大都給予《正處》以高度的積極的評價，認為它是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重要文獻。英國《曼徹斯特衛報》在一篇社論中指出：‘這篇講話對世界共產主義的影響可能比赫魯曉夫的秘密演說來得大。因為毛澤東的講話完全是在積極地提出新的思想和政策，而赫魯曉夫主要是消極地貶斥過去。’”

　　——“《正處》發表后，盡管蘇聯官方仍然否認蘇聯存在人民內部矛盾，特別是領導和被領導的矛盾，但許多理論工作者表現了極大的興趣。蘇聯哲學博士斯捷潘年發表評論，稱贊‘毛澤東同志文章的原理：社會主義社會的統一不排斥矛盾’，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他說：‘毛澤東同志的講演是在深刻地概括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豐富的新經驗的基礎上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典范。’哲學博士祖努索夫指出，毛澤東報告中所論述的領導和群眾的關系問題，從來沒有人作過這樣辯證的全面的分析。”

　　——“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委員、《人民論壇報》總編輯卡斯曼說：中國現在在發展馬克思主義。在毛澤東同志的報告里，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情況下的應用。報告的貢獻在于，它提出了以前一個時期內由于教條主義束縛而沒有人提出的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矛盾的問題。”

　　——“捷共中央政治理論刊物發表署名的長文《中國共產黨在解決新的問題》，其中指出：‘及時認識到社會變化的歷史意義，及時認識到在新情況發展中人民內部矛盾出現的必然性和正確地解決這些矛盾的必要性，通過說服教育的道路來領導各社會階層前進——這一切都保證了，中國將在不長的時期內變成一個強大的、日益繁榮的社會主義國家。’”

　　——“匈牙利黨的機關報發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的社論，認為毛主席的講話是‘以新的觀點，創造性的方式，照耀著整個工人運動的理論和實踐的講話’。社論還著重指出，區別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在匈牙利有著重大的意義。”

　　老前輩薄一波同志這樣評價《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第一，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第一次創立了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學說。……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建立系統的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學說的，毛主席是第一人。……這樣，毛主席把對社會主義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升華到新的理論高度，為鞏固、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提供了理論指南。

　　“第二，在社會主義革命史上第一次把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作為人民內部矛盾(實踐上早已這樣做了，只是第一次作理論說明)。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是資產階級，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普遍原則。毛主席和我們黨沒有教條式地理解這個原則，而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根據中國的歷史條件，把資產階級分為兩部分。對于官僚資產階級，作為三大敵人之一，采取推翻和沒收的政策；而對于民族資產階級則作了獨特的處理，始終把工人階級跟它的矛盾作為人民內部矛盾來對待，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第三，正確地提出和論述了中國工業化道路的問題。……在《正處》中，把正確處理‘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關系問題’上升為‘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強調‘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并舉’。實踐證明，毛主席提出的這條工業化的道路，是符合我國實際情況的，是非常正確的。……還須指出，所謂工業化的道路，決不只是工業本身的問題。從社會關系上說，它還是如何正確處理工人和農民之間這個最大的人民內部關系和矛盾的問題。”[29]

　　薄老的分析好啊！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文章有這樣一個顯著的特點，既有深入的理論分析，又有實際操作的具體辦法，因而在思想和實踐兩個方面都具有強烈的現實指導性。這也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鮮明特點。

　　四、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斗爭，還要經過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隨之就產生了這樣一個問題，社會主義社會（在時間上）到底有多長？

　　馬克思對這個問題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列寧斯大林也沒有。但是他們分析社會主義的一系列觀點，使人可以感覺到社會主義社會不會是很短的：“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整個歷史時代，只要這個時代沒有結束，剝削者就必然存在復辟希望，并把這種希望變為復辟行動。”[30]“不應該把無產階級專政，把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看作瞬息即逝的時期……而應該把它看作充滿國內戰爭和國外沖突、頑強的工作和經濟建設、進攻和退卻、勝利和失敗的整整一個歷史時期。”[31] 于是，人們對這樣一個“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的從“前者變為后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對這樣“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32] 做過各種各樣的猜測。

　　如果說這個問題在五十年代還沒有引起各社會主義國家的關注，那么到了六十年代，毛澤東已經高度重視這個問題了，不僅下很大的功夫從理論上闡述這問題，而且下很大的力量教育全黨和全國人們高度重視這個問題，并在工作中加以具體的安排和落實。經過幾十年的艱苦教育，特別是有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發生的北京政治風波，九十年代初蘇東劇變，人們終于接受了鄧小平重新提出這個問題和這樣一個事實：“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決不能掉以輕心。”[33] 照此算來，就算有二十代人的光景，社會主義社會也需要經歷四五百年，才能過渡到共產主義。

　　社會主義社會到底有多長，不是個一般性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到社會主義時代的一個非常非常重大的實踐問題和理論問題，是關于社會主義發展的戰略問題。對這樣一個實實在在的重大戰略問題，如果沒有一個清醒地、明確的、堅定的認識，共產黨人就如同患了高度近視眼，不可能制定出一套科學的完整的政策和策略，其結果必然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在1961年11月召開的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赫魯曉夫在他所做的《關于蘇聯共產黨綱領》的政治報告里，大言不慚地說“在二十年之內我們將基本建成共產主義社會”。[34] 在時間這個問題上，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幻想并頑固堅持的“土豆燒牛肉的共產主義”，已成為歷史的笑柄，也注定了他們今天的失敗。

　　社會主義社會為什么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呢？是什么原因使社會主義社會成為一個相當長的社會呢？這是由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兩方面的基本內容和基本特點決定的。毛澤東首先是從經濟建設方面認識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長期性：

　　——1956年，毛澤東同來參加八大的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團談話，提出了這樣一個時間表，“關于中國的前途，就是搞社會主義。要使中國變成富強的國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時光。”[35]

　　——1958年底，從大躍進的失誤和挫折中毛澤東認識到，“我們搞革命戰爭用了二十二年，曾經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勝利。搞社會主義沒有耐心怎么行？沒有耐心是不行的”。[36]

　　——1960年，毛澤東同斯諾的談話，告訴他，“中國的變化主要是在革命方面，這方面是基本變化了。至于建設方面，現在才剛剛開始。”“根本改變中國的經濟面貌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37] 1961年，毛澤東同來訪的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談話，“在我國，要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我估計要花一百多年。”[38] 這樣算下來，光是在我國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就至少需要五代人以上。

　　——1962年初，毛澤東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性問題做了這樣的分析，“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后，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他鄭重地告訴全黨，“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在中國，五十年不行，會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時間。”毛澤東指出，“由于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于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他要求全黨在思想認識上，“把時間設想得長一點，是有許多好處的，設想得短了反而有害。”[39] 毛澤東這樣講，是明確告訴大家，不要幻想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就能建成強大的社會主義社會，起碼需要五六代人的不懈努力，因此全黨要為搞好國家的經濟建設做好持久戰的長期準備。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斗爭”，不僅是個經濟建設問題，也是個政治問題；不僅有建設的內容，也有社會主義革命的內容；不僅僅是一個國內問題，更不是社會主義社會自身的單方面問題，而是一個國際問題，世界問題。社會主義的發展和資本主義的滅亡是同一個世界歷史進程的兩個方面，如同手心手背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國內階級斗爭和國際階級斗爭的密切性和復雜性，特別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蘇聯現代修正主義斗爭，即社會主義革命的艱巨性和復雜性，使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社會的長期性有了更深刻、更全面、更實際的體察和認識。

　　——1960年3月，毛澤東把一份外交材料批示給全黨，要求全黨同志冷靜看待當前國際上一些西方國家的帝國主義分子，一些國家的反動派和半反動派，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修正主義分子和半修正主義分子掀起的反華浪潮，由此要“想一想我們的任務，想一想我們的工作，想通這個所謂大反華問題的性質和意義，作出充分的精神準備，準備著世界上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長期地但是間歇地反對我們”。[40]

　　——1961年，毛澤東告誡全黨，“為了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為了建成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現代科學文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為了實現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則需要一個更長的歷史時期。”[41]

　　——1962年8月，毛澤東通過分析國內的社會形勢，對社會主義的長期性問題提出了這樣一個新的更長的時間表，“一小部分生產隊陷于瓦解狀態，這是農業集體化運動的一個曲折，這種曲折是不可避免的。不但過去有，現在有，將來幾十年幾百年內，也是還會有的……農村中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之間的斗爭，還將繼續一個很長的時期，可能要繼續幾十年到幾百年。”[42]

　　——1963年5月，毛澤東進一步地闡述了這種看法，“任何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即使在實現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以后的幾十年內，甚至幾百年內，都不能說，那里已經完全沒有像列寧所反復痛斥過的資產階級食客、寄生蟲、投機倒把者、騙子、懶漢、流氓、盜竊國庫者這類分子，也不能說，社會主義國家已經不需要或者放棄列寧所提出的‘清除這些由資本主義遺留給社會主義的傳染病、瘟疫和潰瘍’的任務。”“在社會主義國家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才能逐步解決。”[43]

　　——1964年，毛澤東確定了這樣的觀點和立場，“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斗爭，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才能解決。幾十年內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幾百年的時間才能成功。在時間問題上，與其準備短些，寧可準備長些；在工作問題上，與其看得容易些，寧可看得困難些。這樣想，這樣做，較為有益，而較少受害。”[44]

　　既然是“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斗爭”，那么社會主義社會有多長，就不僅決定于社會主義自身如何，也同樣決定于資本主義將如何，不僅決定于我們自己怎樣，也決定于我們的敵人將怎樣。無疑，對手的強大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同樣也決定著社會主義的長期與否。因為“誰戰勝誰”的問題不僅是我們高度關注的問題，也是我們的對手高度關注的問題。在我們一心一意、全神貫注地建設社會主義的時候，我們的對手在想些什么，干些什么呢？

　　1960年，毛澤東把這樣一本書的摘錄轉發給政治局的同志閱讀。書名是《關于共產主義我們必須知道些什么》，于1958年10月在美國出版，作者是美國心理學家哈里和波娜羅·奧佛斯特里特夫婦。杜勒斯臨死前曾將這本書介紹給艾森豪威爾。該書的基本內容是：（一）資本主義同共產主義勢不兩立；（二）赫魯曉夫的和平競賽“是一場帝國主義戰爭”；（三）談判“必須從實力出發來進行”；（四）美國共產黨“是為法律所不允許的”。書中有這樣一段話：“從共產黨人的觀點來看，出席會談的代表所代表的不僅僅是他們的國家。更深刻地說，他們代表的是階級斗爭的某一方；而這在任何基本意義上說并不是可以協商的斗爭。其所以不能協商，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是因為：在資產階級沒有被消滅之前階級斗爭是不會產生和平的；而這個階級‘決不會自動地放棄絲毫的權力和特權’。因此，會議桌——即使管它叫做和平桌——也不過是進行戰爭的另外一個場所罷了。”在這段話旁，毛澤東加了著重號，并寫下了這樣一句批語：“說得對。”[45] 是啊，資產階級思想家的政治立場和政治觀點是多么的鮮明而堅定啊！他們的階級斗爭頭腦是多么的清醒而明確啊！他們講政治真是講到了家啊！令人欽佩。

　　1962年3月25日美國《華盛頓郵報》刊登了記者羅伯茨的文章，題目是《西方在逐漸明白共產黨的分裂的影響》。文章說：美國政府只是在過去幾個月才開始認識到中蘇分歧包含的“嚴重危險和大好機會”。目前需要的是制訂“最成熟的美國的政策”。美國應準備找尋“同共產黨政權利益一致的某些方面”，并謀求建立一個日益接近于我們在成立聯合國時所預見到的那一種世界。美國必須對各國共產黨國家加以區別，不是把它們當作一個清一色集團的一部分，要采取步驟，對蘇聯執行在“堅定的基礎上奉行友好”的政策，繼續孤立中國。西方有必要繼續改進它的軍事地位，以便轉而幫助赫魯曉夫，支持他向毛澤東提出的論點。西方應參加共產黨內部關于馬列主義前途的討論，不應只限于進行“消極的批評”。[46] 讀者不難看出，當我們試圖利用帝國主義集團內部矛盾的時候，對方也在積極地觀察和利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分歧和矛盾。而帝國主義的政治上的傾向性，也足以使我們能較為正確地判斷真假馬克思主義。

　　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

　　國際資產階級在這場事關“誰勝誰負”、“誰戰勝誰”的你死我活的斗爭中，念念不忘階級斗爭，他們的階級斗爭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是那么的堅定而徹底，而且已經先我們共產黨人一步做出了戰略決策。這是我們共產黨人必須高度關注的，并要以極大的力量做出針鋒相對的對策。否則的話，我們被人家暗算了，還稀里糊涂，還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蘇聯共產黨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就是這樣一個十足的蠢材，墮落成共產主義事業的叛徒。無疑，作為新生的社會主義要最終戰勝目前力量強大的資本主義，“在時間問題上，與其準備短些，寧可準備長些；在工作問題上，與其看得容易些，寧可看得困難些。這樣想，這樣做，較為有益，而較少受害。”遺憾的是，像毛澤東這樣的明白人，像毛澤東這樣頭腦清醒、態度堅決、戰略明確、行動果斷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家實在是太少了！這就是為什么不是在“熱戰”即第二次世界大戰，而是在“冷戰”即“和平演變”的戰斗中，一經交手，國際無產階級就敗下陣來，東歐蘇聯的共產黨人打了個損失慘重的大敗仗。憑此一役，社會主義社會就不能不經歷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

　　可以說，毛澤東的時間表，科學地揭示了“誰勝誰負”、“誰戰勝誰”的問題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題，是我們觀察和考慮社會主義社會一切問題的切入點和出發點。共產黨人必須以這個“幾百年”的時間表來認識和安排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等一系列工作。這樣一個時間表，是科學社會主義的一個新內容，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一個偉大的發展和貢獻。

　　五、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

　　在一份關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的參考資料里，看到了這樣一種觀點：這些年，凡是去過俄羅斯的同志，都對昔日一個強大的可以和美國抗衡的蘇聯，走到今天這種境地，有一種深深的惋惜和感慨。有的同志說，在走什么道路的問題上，俄國人給我們當了兩次老師，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告訴我們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蘇聯解體一聲鐘響，告訴我們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

　　蘇東劇變是二十世紀最重大的歷史事件。雖是異國他鄉的事情，可我們中國人在思想上感情上割不斷，理還亂。這種“深深的惋惜和感慨”，實際上是在一代中國人的心里，不斷燃起一個表面上沉寂已久的話題——中蘇論戰。無疑，蘇東劇變使得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國內外圍繞階級斗爭問題而展開的討論，變得豁然明朗了。俗話說得好，事實勝于雄辯，真理是依靠實事而存在的。有了北京政治風波，特別是蘇共亡黨亡國這樣重大的歷史教訓和歷史經驗，人們今天有條件深入反思毛澤東當年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反對蘇聯現代修正主義這個既是政治的、哲學的，又是實踐的重大問題。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和防止和平演變的問題，是當今一切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人必須認真對待的最重大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對于這個問題的態度是區別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試金石。

　　1956年初，蘇共召開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全盤否定斯大林，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掀起了巨大風波，引起了毛澤東深深的思索。4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長篇理論文章《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我黨表達了對于蘇共二十大的某些不同看法，可以說，由此打響了防修反修的前哨戰。

　　這年11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講了這樣一番寓意精深的話：“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哥穆爾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這把刀子殺蘇聯，反所謂斯大林主義。歐洲許多國家的共產黨也批評蘇聯，這個領袖就是陶里亞蒂。帝國主義也拿這把刀子殺人，杜勒斯就拿起來耍了一頓。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丟出去的。我們中國沒有丟。我們第一條是保護斯大林，第二條也批評斯大林的錯誤，寫了《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那篇文章。我們不像有些人那樣，丑化斯大林，毀滅斯大林，而是按照實際情況辦事。”“列寧這把刀子現在是不是也被蘇聯一些領導人丟掉一些呢？我看也丟掉相當多了。十月革命還靈不靈？還可不可以作為各國的模范？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的報告說，可以經過議會道路去取得政權，這就是說，各國可以不學十月革命了。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就基本上丟掉了。”[47] 對于這樣如此復雜的歷史事件和重要歷史人物，毛澤東寥寥數語，通俗、簡明、生動地揭示了中蘇兩黨分歧的實質——“十月革命還靈不靈”。

　　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是十月革命的學生，是十月革命精神的實踐者和繼承者，對于十月革命的態度關系到中國革命的道路，關系到中國革命的歷史結果，是個大是大非的問題。毛澤東堅持這樣一個信念：“我們始終強調要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辦事，要講‘任何國家’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內容’都是一樣的，這就和修正主義者對立起來了……俄國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分裂，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準備了十月革命的勝利。如果沒有布爾什維克同孟什維克的斗爭，同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斗爭，十月革命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列寧主義是在反對一切修正主義和機會主義的斗爭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沒有列寧主義，也就沒有俄國革命的勝利。”從這時起，一場捍衛十月革命的原則，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戰斗開始了。

　　防修反修是一場特殊的戰斗。那么特殊在哪里呢？從思想理論上講，雙方的分歧具有根本的性質。從政治關系和國家關系講，它屬于人民內部矛盾，與我們同帝國主義的矛盾具有根本的區別。

　　六十年代初，中蘇兩黨的矛盾公開化，演變成世界范圍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里的一場大爭論，大論戰。從1962年11月到1963年3月，先后有44個兄弟黨按照蘇共的調子，通過由中央發表聲明、決議和告黨員書，或者在自己和別國的黨代表大會上發表講話，或者在報紙和刊物上發表文章等種種方式，攻擊了中國共產黨。他們指責中國共產黨犯了許多錯誤，給中國共產黨扣上了“教條主義”、“左傾機會主義”、“冒險主義”、“托洛茨基主義”、“民族主義”、“宗派主義”、“分裂主義”、“軍國主義”、“假左派”、“假革命”等等許許多多帽子，并且宣傳說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已經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的主要危險。對此，中國共產黨一方面繼續堅持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聲明》所提出的革命原則，強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主要危險依然是修正主義，或者說右傾機會主義；一方面為了維護宣言和聲明所規定的兄弟黨、兄弟國家關系的準則，維護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運的團結，一共寫了七篇文章回答攻擊者，其中點名批評的只有意共陶里亞蒂、法共多列士和美共白勞德三家。而對于蘇共的許多文章和言論，中國共產黨這時都還沒有直接回答。此后，蘇聯報刊上反華言論越來越多，越來越升級，從1963年的7月中旬到10月末三個多月的時間里，僅中央一級的報刊上發表攻擊中國共產黨的評論、文章和其他形式的材料就有700多篇，這個數字還沒有包括他們轉載其他兄弟黨反對中國黨的文章在內。后來，赫魯曉夫提出要停止論戰，但是在他說這話后的半個月里，又有38篇反華社論和文章在蘇共中央和地方的報紙上連續發表。蘇聯的各種刊物從10月底到11月下旬就發表了65篇此類社論和文章。對于蘇聯這時和以后攻擊性的言論，從1963年9月到1964年11月的一年中，中國黨只是發表了九篇評論文章，以及一篇《赫魯曉夫是怎樣下臺的》文章作為小結。[48]

　　在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生分裂以后，毛澤東在聯合世界上左派黨反對修正主義時，一直既堅決反對作為主要危險的修正主義，也注意反對教條主義。他始終堅持《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的革命原則，即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全世界無產者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逐步實現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完全勝利，建立一個沒有帝國主義、沒有資本主義、沒有剝削制度的新世界。如果不這樣做，就會犯修正主義或者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他強調要嚴格遵循《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所規定的獨立、平等的兄弟黨關系的原則。如果不這樣做，盲目地接受別人所強加的意志，機械地照抄別國共產黨的綱領和策略，那就要犯教條主義的錯誤。在毛澤東看來，背離了這些原則，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就會沿著修正主義、分裂主義的道路越走越遠。

　　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這場斗爭的親歷者、革命老前輩吳冷西，在耄耋之年撰寫了《十年論戰》，詳細地記述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有史以來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1956年到1966年——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論戰，為后代留下了一份極其寶貴的歷史記錄。

　　著名的“九評”是怎樣一些文章呢？一本書名是《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的論文集，收錄了“九評”的全部文章及相關文章共十六篇。“九評”是評什么呢？是評1963年7月14日《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因為，蘇共的這篇《公開信》開篇即說：“蘇共中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向你們寫這封公開信，以便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的來信闡述自己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最重要問題的立場。”[49] 這樣，蘇共就把此前還是雙方在內部討論的問題和分歧向世界公開了。這樣，中國共產黨不能不對蘇共的《公開信》所闡述的“最重要問題的立場”，特別是蘇共提到的我黨的“來信”——《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詳細地敘述中國共產黨的立場和觀點，共寫了九篇評論文章，全部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和紅旗雜志編輯部的名義在《人民日報》發表。這九篇文章是：

　　1963年9月6日《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1963年9月13日《關于斯大林問題——二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1963年9月26日《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三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1963年10月22日《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四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1963年11月19日《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五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1963年12月12日《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六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1964年2月4日《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七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1964年3月31日《無產階級革命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八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1964年7月14日《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1964年10月14日深夜，蘇聯駐中國大使契爾沃年科要求緊急會見中共中央領導人，通知當天蘇共中央撤銷赫魯曉夫領導職務的決定。

　　由于蘇共新領導不放棄赫魯曉夫的思想路線，繼續搞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是年11月21日，《人民日報》刊登了《紅旗》雜志社論《赫魯曉夫是怎樣下臺的》，只講赫魯曉夫，對蘇共新領導一句話也不談，算是對赫魯曉夫這樁公案作了個小結。這篇社論指出，赫魯曉夫搜羅了歷來所有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反馬克思主義觀點，拼湊了一整套所謂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全民國家、全民黨的修正主義路線。他對帝國主義實行投降主義，用階級調和論來取消和反對各國人民的革命斗爭。他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實行分裂主義，用大國沙文主義來代替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他在國內極力瓦解無產階級專政，企圖用資產階級的思想、政治、經濟和文化來替換社會主義制度，走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針對蘇共中央的公報和《真理報》關于赫魯曉夫下臺的原因是由于所謂健康和所謂領導方法、領導作風等等，而完全不談他的修正主義錯誤，社論指出，11年來，赫魯曉夫做盡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壞事，列舉了赫魯曉夫的12項罪狀。社論說，赫魯曉夫的這一切政策，根本危害了蘇聯人民的利益，危害了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利益。像赫魯曉夫這樣一個人物之所以垮臺，絕不是由于什么年邁、健康惡化，也不只是由于他的工作方法和領導作風的錯誤，而是由于他推行修正主義總路線和對外對內的一系列錯誤政策的結果。指出赫魯曉夫下臺是一件大好事，是全世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堅持反對修正主義斗爭的偉大勝利，是現代修正主義的一次大破產、大失敗。

　　關于赫魯曉夫這樁公案，當時毛澤東這樣說過：“我們沒料到赫魯曉夫這么快就垮臺……我們不過發表九篇文章嘛！他們連篇累續幾千篇文章，也不見得對我們有什么損害。因為真理不在他們那邊，真理在我們這邊。你文章再多，也動不了我一根毫毛，而我們只有九篇文章，就把赫魯曉夫打倒了。可見修正主義的基礎是脆弱的。只要我們堅持斗爭就可以取得勝利。”[50]

　　毛澤東親自指導了“九評”的寫作，對每一篇都作了精心的閱讀或修改。在論戰期間，毛澤東在黨內還發表一系列十分精彩的頗有歷史遠見的講話和批示。比如：

　　——1960年，毛澤東就指出了現代修正主義的一些特征：“現在有一種傾向，就是說話、寫文章都盡量合乎帝國主義和敵人的口味。其結果是敵人舒服，自己的階級被蒙蔽。這是欺騙群眾和欺騙各國共產黨的行為。”蘇聯修正主義者“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個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堅決同帝國主義斗爭。他們把自己和斯大林區別開來，是要得到帝國主義的賞識。”[51]

　　——在1963年修改周揚的一篇報告中，毛澤東揭露了現代修正主義者的面目：“現代修正主義者們有三怕：一怕帝國主義，二怕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即他們所說的‘教條主義’），三怕革命人民。他們膽小如鼠，對于他們所稱為‘教條主義者’的人對他們的批評所作的反批評不敢讓他們本國的人民看到，嚴密封鎖，就像封鎖‘瘟疫’一樣。”“現代修正主義的代表人物，都是政治上的崇美派，在他們的全部政策中所實際遵循的，也就是美國牌的實用主義哲學。”[52]

　　——在《關于斯大林問題——二評蘇共中央公開信》，毛澤東開篇就提出：“斯大林問題，是一個世界范圍內的大問題，曾經引起了世界各國一切階級的反響，至今還在議論紛紛。各個不同的階級，代表各個不同階級的政黨或政治派別，意見不同。估計在本世紀內，這個問題還不可能作出定論。”果不其然，自那時以來，關于斯大林問題至今爭論不休，特別是一切修正主義分子“時時刻刻感覺到斯大林的陰魂不散，在威脅著他們”。[53] 戈爾巴喬夫搞政治改革從斯大林問題下手，結果把黨和國家搞得家破人亡。再比如，毛澤東指出：“只要階級斗爭存在，戰爭總有一天不可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在全世界范圍內，局部戰爭沒有斷過。美國帝國主義現在的戰略是，在準備大戰的條件下，搞局部戰爭，連鎖反應，一個一個地吃掉我們。”[54]

　　——在《在戰爭和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五評蘇共中央公開信》，深入揭露了現代修正主義恐美、崇美的特征：“自從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以后，戰爭與和平問題一直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現代修正主義路線的主要分歧。”“世界上最大的騙局，莫過于把世界和平的敵人，說成是愛好和平的使者。”“事實很清楚，帝國主義仍然是現代戰爭的根源，當代侵略和戰爭的主要力量是美帝國主義。”[55]

　　——毛澤東還頗有遠見地揭示了一切修正主義者企圖與帝國主義搞戰略協作的可悲下場：“赫魯曉夫訪美，他和艾森豪威爾都給對方臉上擦粉，但比較起來，美國人倒是有原則、有分寸些。赫魯曉夫得意地說什么‘戴維營精神’的劃時代意義，但是一九六○年二月三日艾森豪威爾在記者招待會上卻說，他不知道‘任何戴維營精神’。赫魯曉夫和王明一樣，自己擦脂抹粉，送上門去，結果被人家一個巴掌打了出來。”[56] 戈爾巴喬夫步赫魯曉夫的后塵，提出什么“全人類的利益高于一切”，搞什么“公開性”的政治改革，自以為有了政治資本，主動與老布什總統搞“冰島會談”，提出蘇美戰略協作，真是瞎了眼睛，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成為歷史的諷刺和笑談。

　　限于篇幅，我們不能在這里做更多的摘錄。

　　中蘇論戰，把雙方的理論水平、思想文采、戰術謀略和社會經驗來了一番全面的比較和展示。赫魯曉夫被“論”得節節敗退，身敗名裂。蘇聯是列寧主義的故鄉。但是蘇聯共產黨由于錯誤地批判斯大林而未能繼承列寧主義，走上了亡黨之路。而毛澤東高舉列寧主義的旗幟，堅持斯大林的偉大歷史功績和寶貴思想遺產，從而站在了歷史巨人的肩上，取得了理論與實踐的主動權，不僅在這場批判現代修正主義的斗爭中所向披靡，而且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在以“九評”為代表的中蘇論戰中，雙方在思想上理論上展開了一次全面的、深入的交鋒。“九評”是歷史的產物，當然不會句句是真理。但是不論怎樣，從赫魯曉夫下臺，到蘇共亡黨蘇聯亡國，表明了蘇聯修正主義徹底破產，為當年的論戰做出了最為客觀公正的歷史評價。我們完全可以自豪地說，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斗爭已經證明，“九評”的基本思想和基本觀點是正確的，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直到現在也沒有過時，也沒有失去它的現實意義。從那時以來，在當今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九評”仍然堪稱馬克思主義系統揭露和批判修正主義的教科書和大辭典，特別是對蘇共的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全民國家、全民黨等一系列修正主義觀點的分析和批判，在各國共產黨人面前，樹起了一面辨別修正主義特征的照妖鏡，成了一切修正主義者十分害怕的難以逾越的理論高山。

　　六、為了黨和國家長治久安

　　封建王朝的興衰更替，周而復始，構成了幾千年來舊中國歷史演進的一條線索。我們的先人很早就用“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歷史智慧啟迪后代。中華民族很早就形成了“創業難，守成更難”的憂患意識。1945年，國民參政會參政員黃炎培與毛澤東交談，分析中國歷朝歷代不能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怪圈，提出了中國歷代“興亡周期律”這樣一個尖銳而現實的問題，希望中國共產黨能夠找到徹底擺脫這一歷史現象而永遠造福中國人民的新路徑。如果說那個時候對這個問題的考慮，更多地還囿于國內視野，那么在社會主義建立后，這個問題就發展成一個重大的國際問題了。

　　國際資產階級提出了“和平演變”的戰略。那么他們要“演變”的對象是誰呢？“演變”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資產階級政治家也是很講究實際的，很有眼光的。他們深知，開創社會主義事業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人都是久經鍛煉的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者，是“演變”不動他們的。他們把“演變”的對象確定在社會主義國家后來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因為第三代以后的人已經遠離革命和建設的創業年代，是開始享受前輩艱苦創業成果的人，缺乏與帝國主義、資產階級長期斗爭的社會政治經驗，對高質量生活的追逐，使他們辨認“糖衣炮彈”的能力大大地弱于革命前輩。而“和平演變”的目的不是別的什么，而是復辟資本主義，回到國際資本主義的懷抱。經過一番努力，美國的這個頗有遠見的戰略舉措在蘇聯初見成效。——這就是那時毛澤東發現和指出的，“蘇聯的黨和國家的領導現在被修正主義者篡奪了”，“蘇聯被修正主義者統治了”。

　　這種結果和現實，使毛澤東更切實地認識到：“已經被推翻的反動階級，還企圖復辟。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存在著階級和階級斗爭。這種階級斗爭是長期的、復雜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我們的專政工具不能削弱，還應當加強。”[57] 根據社會主義國家發生的實際情況，1963年5月，毛澤東再次提出并強調：“在社會主義國家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才能逐步解決。”[58]

　　和平演變和防止和平演變的斗爭，是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共產黨人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互較量、彼此斗爭的焦點，是兩軍對壘的第一線。這場斗爭的一個重大領域就是爭奪接班人。無疑，這種尖銳的爭奪戰，事關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毛澤東對此做出了強烈反應。

　　于是，怎樣保持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長治久安，就成了一個不能不提上全黨議事日程的重大問題。毛澤東認真思考這樣一個問題，“蘇聯出了修正主義，我們也有可能出修正主義”，向全黨提出了“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怎樣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的問題。[59] 中國共產黨里一批具有強烈革命使命感、責任感的政治家，從蘇聯的問題中一葉知秋，深入思考“和平演變”的問題，主動提出了若干防患于未然的措施。他們與毛澤東想到一起了。

　　1963年1月，中共山西省委向全省轉發了中共晉中地委報送的關于昔陽縣干部參加勞動已形成社會風尚的考察報告。這個調研報告說，1959年以來，昔陽縣大隊和生產隊干部參加勞動一年比一年多，補貼工分一年比一年少。縣、社負責干部帶頭參加勞動。據統計，去年縣級機關下鄉干部在生產隊所做勞動日，每人平均62個，公社干部每人平均82個。干部帶頭參加勞動，使干群關系像魚水一樣密切，帶動了廣大社員積極參加集體勞動，有助于改變農村的貧困面貌。報告還介紹了中共昔陽縣委在干部參加勞動方面所采取的七項有效措施。中共山西省委將這個報告批轉給全省的同時，報送給中央。3月，毛澤東閱讀了中央即將轉發給全黨的這個報告后，把原擬寫的題目“中央轉發一個調查材料：昔陽縣干部參加勞動已形成社會風尚”，改寫為“山西省昔陽縣，縣、社、大隊、生產隊四級干部全體參加生產勞動的偉大范例”。在中央批示給全黨的這個文件里有這樣的話：“干部參加勞動，是黨的優良傳統之一，是黨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一項極為重要的政策。認真貫徹執行這項政策，對于農村工作來說，其重要性是很明顯的。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對于人民公社各級干部參加勞動問題已經作出明確規定，可是直到現在，不少地方還沒有認真貫徹執行。有的縣委和公社黨委對這一規定的重大意義認識不足，甚至認為大隊和生產隊干部補貼工分不得超過生產隊工分總數百分之二的規定，根本行不通。應該請他們好好讀一讀昔陽縣的經驗。昔陽縣的經驗證明了：這項政策能否得到正確執行的根本關鍵，恰恰在于縣委和公社黨委是否有決心，是否以身作則。”[60]

　　是年4月，中共浙江省委編印了題目是《一批干部參加勞動的材料》，批給全省各級干部閱讀和學習。5月，毛澤東看到這份材料后，批示到全黨：“浙江省這七個材料，都是很好的。文字也不難看，建議發到各中央局，各省、地、縣、社，給干部們閱讀。可以從中選兩三件向識字不多的干部宣讀和講解，以便引起他們的注意，逐步加深廣大干部，特別是縣、社、大隊、生產隊四級干部對于參加生產勞動的偉大革命意義的認識，減少許多思想落后的干部的抵抗和阻力。”那么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現實意義在哪里呢？毛澤東寫下了這樣的話：“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是使無產階級能夠和廣大勞動群眾聯合起來，實行民主專政的可靠保證。”為什么呢？毛澤東指出，對全黨和全國人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不但包括階級斗爭問題，而且包括干部參加勞動的問題，而且包括用嚴格的科學態度，經過試驗，學會在企業和事業中解決一批問題這樣的工作。看起來很困難，實際上只要認真對待，并不難解決。”只有到人民群眾中經過一番這樣的實踐，“使我們的干部成為既懂政治、又懂業務、又紅又專，不是浮在上面，做官當老爺、脫離群眾，而是同群眾打成一片、受群眾擁護的真正好干部。”不然的話，由于階級斗爭的復雜性和長期性，就可能像蘇聯那樣，“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請同志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么危險的情景啊！”這是一位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高瞻遠矚，先見之明。我國的八九動亂和蘇東的劇變，鐵證了毛澤東當年的這番肺腑之言，鐵證了在社會主義國家“誰勝誰負”、“誰戰勝誰”即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還遠沒有解決。

　　1963年9月，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寫信給向毛澤東，提出了中組部關于加強地委以上各級領導核心和培養第一把手接班人的問題。信中說到，今年以來，“我們和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組織部對中央管理的干部進行了了解，對地委以上各級領導核心的情況做了調查。地委以上各級領導核心的基本狀況是好的。但是，有一部分單位的領導班子很不健全，很不精干，戰斗力不強，特別是第一把手的接班人還銜接不上……接班人問題，已經是當前一個十分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為了使地委以上各級領導核心真正成為健全的、精干的、具有高度指揮作戰能力的司令部，從而帶好整個干部隊伍，勝利完成各項任務，中央組織部提出：一、調整、交流和提拔一部分干部，把地委以上各級領導核心充實和加強起來。要使這些單位既要有勝任全面工作的第一把手，又要形成比較齊全、團結一致的領導班子；既要有久經鍛煉的、經驗豐富的老骨干，又要有后起優秀的新生力量。二、進一步加強對各級領導干部的培養提高工作。首先，要把各級領導核心的學習搞好。第二，所有的領導干部都必須經常地深入群眾，蹲下來，進行調查研究，不斷地增加實際經驗，提高工作水平。第三，培養新生力量和接班人，是各級領導干部的一項重要任務。第四，加強對各級領導干部的監督……”[61] 毛澤東隨即把這個報告批轉給鄧小平，要中央書記處討論。

　　1964年5月，時任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的宋任窮就農村黨支部培養接班人的問題給黨中央、毛澤東寫了一個報告，題目是“匯報一個有政治遠見的黨支部”。報告說，據遼寧省蓋平縣太陽升公社何屯大隊黨支部書記李銘新匯報，經過“四清”運動，該支部十分重視培養接班人的問題，認為這是能否好好把住江山的大事。為此，他們對全大隊的男女青年逐個進行分析，從中挑選出十四名品德優、有文化的積極分子，作為支部的重點培養對象。支委分工對他們進行個別培養，并根據條件分別安排他們擔任一定職務，經常吸收他們列席黨的一般性會議，聽黨課，學習毛澤東著作。經過這些辦法的培養教育，他們的階級覺悟、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不斷得到提高。十四人中已有六人具備了入黨條件。支部決定把這項工作經常抓下去。報告說，何屯大隊黨支部書記的匯報提出了農村政治工作、黨的建設和社會主義建設中一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我們準備在東北地區再次提出加強教育青年的問題，使大家進一步認識培養接班人的重要意義，不斷總結這方面的經驗；同時，要求各級黨委在進行過系統社會主義教育并整頓過黨組織的地方，幫助黨支部根據實際情況，采取適當辦法，對培養接班人做出規劃和安排。在這個報告的后面，還附有中共營口市委整理的關于蓋平縣太陽升公社何屯大隊黨支部培養接班人的情況簡報。[62] 毛澤東把這個報告立即印發給正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的全體同志。

　　從我們黨的基層支部書記到高級干部，自覺表現出來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責任心和憂患意識，深深地觸動著毛澤東，也是他思考了許久的一個重大問題。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6月16日，毛澤東提出了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問題，并就這個問題系統地闡述了革命接班人所應具備的五個條件：

　　“蘇聯出了修正主義，我們也有可能出修正主義。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怎樣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條：

　　“第一條，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馬列主義，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說，要搞馬列主義，不搞修正主義。

　　“第二條，要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為中國人民大多數謀利益，為世界人民大多數謀利益，不是為少數人，不是為剝削階級，不是為資產階級……沒有這一條，不能當支部書記，更不能當中央委員……

　　“第三條，要能夠團結大多數人……

　　“第四條，有事要跟同志們商量，要充分醞釀，要聽各種意見，反對的意見也可以讓他講出來。要講民主，不要‘一言堂’……

　　“第五條，自己有了錯誤，要作自我批評……不要總是以為自己對，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總是認為只有自己才行，別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沒有自己，地球就不轉了……”

　　毛澤東向全黨鄭重提出：“接班人的問題還是要部署一下。要準備好接班人。”并進一步指出，“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63] 可以說，這是毛澤東向全黨發出了一個重大而明確的政治號召，有無一大批堅強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事關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長治久安。

　　“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怎樣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是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的一個新問題。這個在當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論戰里產生的問題，對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理論思想與實際工作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無疑，這時毛澤東提出要“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絕不是一兩個人，而是要培養千百萬，因為只有這樣，黨和國家才能經得起大風大浪的顛簸和沖擊，才能撐得起整個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高樓大廈。

　　在培養和鍛煉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問題上，毛澤東提出了一系列非常寶貴的思想和堅決的措施。比如，毛澤東提出，“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這個大風大浪是什么呢？就是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這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那么怎樣學會在“風浪”中搏斗呢？毛澤東指出，“真理是跟謬誤相比較，并且同它作斗爭發展起來的。美是跟丑相比較，并且同它作斗爭發展起來的……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較，并且同它作斗爭發展起來的。禁止人們跟謬誤、丑惡、敵對的東西見面，跟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東西見面，跟孔子、老子、蔣介石的東西見面，這樣的政策是危險的政策。它將引導人們思想衰退，單打一，見不得世面，唱不得對臺戲。”“我勸在座的同志，你們如果懂得唯物主義和辯證法，那就還需要補學一點它的對立面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康德和黑格爾的書，孔子和蔣介石的書，這些反面的東西，需要讀一讀。不懂得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沒有同這些反面的東西作過斗爭，你那個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是不鞏固的。我們有些共產黨員、共產黨的知識分子的缺點，恰恰是對于反面的東西知道得太少。”1957年，毛澤東果斷地采取了一個措施，“決定擴大發行《參考消息》，從兩千份擴大到四十萬份，使黨內黨外都能看到。這是共產黨替帝國主義出版報紙，連那些罵我們的反動言論也登。為什么要這樣做呢？目的就是把毒草，把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擺在我們同志面前，擺在人民群眾和民主人士面前，讓他們受到鍛煉。不要封鎖起來，封鎖起來反而危險……發行《參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種牛痘’，增強干部和群眾在政治上的免疫力。”[64]

　　毛澤東提出“要搞馬列主義，不搞修正主義”。那么怎樣才能學到馬列主義呢？毛澤東從自己一生學習馬列主義的實踐中體會到，“學習馬克思主義，不但要從書本上學，主要地還要通過階級斗爭、工作實踐和接近工農群眾，才能真正學到。”[65]

　　在學習馬克思主義這個問題上學什么和怎么學，毛澤東有獨到的認識和方法。在他看來，“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讀了要消化。讀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66] 所以他一貫“反對注入式教學法”，注重和提倡“要把精力集中在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要求自己的親屬，“階級斗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如果“階級斗爭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學畢業”？[67]

　　《共產黨宣言》闡明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和基本觀點：“人類的全部歷史（從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解體以來）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即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之間斗爭的歷史。”[68] 列寧運用這一基本原理，為建設強有力的無產階級政黨確立了一個明確的指導思想：“階級斗爭的原則是社會民主黨（俄共在1918年正名前的名稱—筆者注）全部學說和全部政策的基礎。”[69] “階級關系——這是一種根本的和主要的東西，沒有它，也就沒有馬克思主義。”[70] 毛澤東繼承和貫徹了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思想。1964年6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并講解了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必須具備的五個基本條件。[71] 第一條必須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這是理論，也是方向。他指出：學習馬列主義就是學習階級斗爭，最重要的是到實際中學，這是一門主課。[72]

　　馬克思主義是以研究現實問題為中心而展開的，是要革命，要批判的，因此“不批判唯心論，就不能發展唯物論，不批判形而上學，就不能發展辯證法。”毛澤東領導我黨與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展開了長達十年的公開論戰，教育了全黨和全國人民，培養和鍛煉了我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人才和理論隊伍。那個時期的中蘇論戰，對培養和奠定當代中國共產黨人、中國人民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思想意識起了巨大的作用。

　　比如，毛澤東提醒全黨要注意防范這樣一些問題，在蘇聯東歐，“我們還要看到這么一個問題，就是這個社會里的高薪階層是有危險性的”；“不強調政治掛帥，反復強調物質刺激，引導人走向個人主義。”[73]

　　比如，考慮到新提拔上來的干部，生活在和平建設年代，缺乏與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各種派別打交道的政治經驗和社會經驗，尤其是和平時期帝國主義耍軟的一手，不容易識破他們兩手策略，毛澤東反復告誡黨內同志，在戰爭與和平的問題上，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國家之間達成某種協議是可能的，但是不會鞏固，“一是暫時的，同時是騙人的。骨子里頭還是爭奪為主。我看會打仗。總而言之，將來總有一天會要打的。爭奪的結果最后可能會武力解決……就是不要真正相信所謂的永久和平。這個社會制度不改變，戰爭不可避免，不是相互之間的戰爭，就是人民起來革命。”[74]“在階級存在的時代，戰爭是兩個和平之間的現象。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也就是說是和平的繼續。和平就是政治。”[75] 正是考慮到世界上戰爭與和平是交替出現的，毛澤東很早就提出并要求在安排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時必須做這樣的考慮：“這里存在著戰爭可以避免和戰爭不可避免這樣兩種可能性。但是我們應當以有可能挨打為出發點來部署我們的工作，力求在一個不太長久的時間內，改變我國社會經濟、技術方面的落后狀態，否則我們就要犯錯誤。”[76] 顯然，沒有這樣的準備和安排，就不能培養和鍛煉我們的干部，就談不上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

　　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在轉變為中國的民族形態——毛澤東思想的歷史進程中，遇到并克服了怎樣的艱難曲折呢？用列寧說過的一段話來說明這個問題是再恰當不過了：“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說：幾何公理要是觸犯了人們的利益，那一定會遭到反駁的。自然史理論觸犯了神學的陳腐偏見，引起了并直到現在還在引起最激烈的斗爭。馬克思的學說直接為教育和組織現代社會的先進階級服務，指出這一階級的任務，并且證明現代制度由于經濟的發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這一學說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經過戰斗，也就不足為奇了。”[77]

　　毛澤東帶領中國共產黨，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幟，在斗爭和前進的二十世紀里，經歷了與一切種類的剝削階級、剝削制度的較量——從握有最強大經濟力量、科技力量和軍事裝備的帝國主義，到國內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封建地主階級，到最野蠻、最落后的農奴主階級；經歷了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國內斗爭和國際斗爭；經歷了武裝斗爭和非武裝斗爭、戰場廝殺和談判桌上的角力、合法斗爭和非法斗爭、公開斗爭和地下斗爭、政治的經濟的和思想的理論的文化的斗爭；經歷了饑餓與險惡自然環境的煉獄；經歷了屢屢被逼到死亡邊緣，又一次一次死里逃生、重新集結起來進行戰斗，以弱勝強；經歷了嚴重的挫折和失敗，一直和自己的人民櫛風沐雨，生死與共。無論內外敵對力量多么強大，無論自己的錯誤多么嚴重、失敗多么慘痛，付出多么大的代價，都壓不垮，打不倒，騙不了，拆不散。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以豐富的政治經驗、崇高的道德品質，帶領著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警惕著內外敵人的收買、腐蝕、糖彈攻擊與和平演變。即使錯誤路線在中央占主導地位時，也能夠通過正確的黨內斗爭，糾正錯誤，用錯誤路線來教育黨員和人民，在教訓中更加團結，迅速地成熟起來。毛澤東帶領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實現了一次又一次革命的轉變，基本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領導人民群眾在國家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方面，從不能造一輛自行車開始而自己設計和制造出汽車、火車、輪船、飛機、衛星、導彈、核武器，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掃蕩千百年來困擾我們民族的腐敗、迷信、賣淫、吸毒、黑社會現象，結束了“東亞病夫”的歷史，提高了全民族的文化與健康水平，中國人在世界上站起來了。

　　毛澤東一生經歷并從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階級斗爭問題是認識毛澤東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切入點，是毛澤東思想的生長點，也是理解毛澤東的實踐和理論的要點和難點。這個問題，從思想界到普通群眾，對如何認識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思想存在著較大的爭議。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階級斗爭問題是現代社會科學的高峰，只有經過長期艱苦的努力，只有積累起較為豐富的社會實踐和理論素養，才能攀登上去。

　　與馬克思列寧一樣，毛澤東提出了有待后人解決的問題：“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它包含這樣兩個方面，一個是發揮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問題，中國共產黨有這樣“一種責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塊大地方，資源那么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么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所以，超過美國，不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應該。如果不是這樣，那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們對人類的貢獻就不大。”[78] 一個是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和防止和平演變的問題，特別是在經歷了蘇共亡黨亡國的歷史劇變，更成為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大課題。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口號一經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道路就豁然開朗了。毛澤東開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但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沒有結束，任重而道遠。因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斗爭，還要經過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

　　毛澤東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思想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寶貴財富，正如鄧小平指出的：“毛澤東同志在長期革命斗爭中立下的偉大功勛是永遠不可磨滅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后，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那樣，中國各族人民就還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之下，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么夸張。毛澤東思想培育了我們整整一代人。我們在座的同志，可以說都是毛澤東思想教導出來的。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這也絲毫不是什么夸張。毛澤東思想永遠是我們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最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和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原理，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發展。”[79]“毛澤東思想過去是中國革命的旗幟，今后將永遠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和反霸權主義事業的旗幟，我們將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前進。”[80]

　　（李偉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

[1]《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頁。

[2]《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3月)，《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頁。

[3]《我們有信心把中國的事情做得更好》(1989年9月)，《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5頁。

[4] 引自劉洪潮主編：《西方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略手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9頁。

[5] 參閱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1-1143頁。

[6]《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干部時的講話》(1989年6月)，《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3頁。

[7] 逄先知：《回顧毛澤東關于防止和平演變的論述》；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

[8]《堅持四項基本原則》(1979年3月)，《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頁。

[9]《我們的宏偉目標和根本政策》(1984年10月)，《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7頁。

[10]《小資產階級的策略》(1907年2月)，《列寧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頁。

[11]《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文獻》(1921年3月)，《列寧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2頁。

[12] 列寧：《國家與革命》（1917年8-9月）；《列寧選集》第2版第3卷第199頁。

[13]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3頁。

[14]《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7頁。

[15]《論持久戰》(1938年5月)，《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5頁。

[16]《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3月)，《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頁。

[17]《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頁。

[18]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9頁。

[19] 馬克思：《集權問題》(1842年5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頁。

[20]《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135頁。

[21]《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的工作總結》(1925年5月)，《斯大林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2頁。

[22] 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1970年第二版序言的補充》(1974年7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6頁。

[23]《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11月)，《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8頁。

[24]《在徐冰〈關于中央統戰部幾年來若干政策理論性問題的檢查總結〉上加寫的一段話》(1964年1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頁。

[25]《對〈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稿的修改》(1964年7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頁。

[26]《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月)，《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57頁。

[27]《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頁。

[28]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67頁。

[29]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95-601頁。

[30]《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2頁。

[31]《論列寧主義基礎》(1924年4月)，《斯大林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7頁。

[32]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1875年4-5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4頁。

[33]《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1992年1-2月)，《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頁。

[34] 轉引自《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1964年7月)，《關于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24頁。

[35]《吸取歷史教訓，反對大國沙文主義》(1956年9月)，《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頁。

[36]《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1958年11月)，《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1頁。

[37]《同斯諾的談話》(1960年10月)，《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217頁。

[38]《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1頁。

[39]《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頁。

[40]《關于反華問題》(1960年3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93、95頁。

[41]《對劉少奇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四十周年代會上的講話的修改》(1961年6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525頁。

[42]《對中央關于正確對待單干問題的規定草稿的修改》(1962年8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26頁。

[43]《對中共中央給蘇共中央的復信稿的批語和修改》(1963年5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80頁。

[44]《對〈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稿的修改》(1964年7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頁。

[45]《對〈關于共產主義我們必須知道些什么〉一書摘錄的批語》(1960年1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頁。

[46]《在一篇談中蘇分歧及西方對策的文章上的批注》(1962年4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頁。

[47]《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11月)，《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1-322頁。

[48] 參閱吳冷西：《十年論戰》；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

[49]《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1963年7月)，《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87頁。

[50] 吳冷西：《十年論戰》（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871頁。

[51]《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1958年11月-1960年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編，1998年，第96、797頁。

[52]《對周揚〈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戰斗任務〉講話稿的批語和修改》(1963年11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05、408頁。

[53]《對二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稿的批語和修改》(1963年9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69頁。

[54]《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1958年11月-1960年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編，1998年，第797頁。

[55] 人民報編輯部、紅旗雜志編輯部：《在戰爭和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五評蘇共中央公開信》；人民日報1963年11月19日。

[56]《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1958年11月-1960年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編，1998年，第797頁。

[57]《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毛澤東文集》第8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297頁。

[58]《對中共中央給蘇共中央的復信稿的批語和修改》(1963年5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80頁。

[59]《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1964年6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85頁。

[60]《為中央轉發昔陽縣干部參加生產勞動的材料擬的標題》(1963年3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65-267頁。

[61]《對中組部關于加強地委以上各級領導核心和培養第一把手接班人的報告的批語》(1963年9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62頁。

[62]《對宋任窮關于農村黨支部培養接班人問題報告的批語》(1964年5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74頁。

[63]《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1964年6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85-87頁。

[64]《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月)，《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351頁。

[65]《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3月)，《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3頁。

[66]《關于教育革命的談話》(1964年2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頁。

[67]《教育制度要改革》(1964年7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96頁。

[68]《共產黨宣言》(1848年2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頁。

[69]《小資產階級的策略》(1907年2月)，《列寧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頁。

[70]《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文獻》(1921年3月)，《列寧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2頁。

[71]《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1964年6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85頁。

[72] 1964年7月5日，毛澤東與毛遠新談話。高等教育部于是年11月9日轉發了這次談話紀要。

[73]《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1958年11月-1960年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編，1998年，第742、801頁。

[74]《同卡翁達、布邁丁談話內容的通報》(1974年2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79頁。

[75]《關于戰爭與和平的一段話》(1976年2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524頁。

[76]《對〈關于工業發展問題〉初稿的修改》(1963年9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48頁。

[77]《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1908年4月)，《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頁。

[78]《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1956年8月)，《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頁。

[79]《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頁。

[80]《堅持四項基本原則》(1979年3月)，《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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