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偉大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毛澤東,行有余力的詩詞活動,使他以詩人的氣質,獨領風騷。他一生讀詩、寫詩、用詩、評詩,關心詩的發展,可以說,詩是他革命實踐和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先后兩次題寫“詩言志”,上承先賢,下啟來者,具有傳承性、開拓性和實踐性的意義,為我們今天詩歌的創作與發展,開拓與創新,提供了寶貴的借鑒與基本的遵循。
詩言志,是個古老話題,也是現代圭臬,被稱為我國歷代詩論的“開山綱領”。語出《尚書·堯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說文解字》說:“詩,志也,志發言,從言寺聲。”《毛詩序》將“詩言志”說得更為清晰明白:“詩者,志之所以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典籍的這些記述,說明“詩”“志”與情感的關系,同時說明詩與歌(唱)與舞是同源的。歷代類似“詩言志”的論述很多,人們對“志”的解釋多傾向于志向、意志、情感等等。詩,以“志”為第一要義。毛澤東對“詩言志”要義的把握,自有他的獨到處,我們從他的兩次題詞及若干詩詞活動中,便可體會到他對“詩言志”這三個字的繼承與闡釋。
(一)
1945年9月,毛澤東在重慶與國民黨蔣介石談判期間。詩人、報告文學家,即30年后寫《歌德巴赫猜想》《地質之光》的作者徐遲,急切地想見到毛澤東,特別想就詩的問題請教。他當時已收藏8首毛澤東詩詞,視為至寶,反復吟誦。吟誦之余,但覺得詩詞中有個別字詞有疑點,是誤傳誤抄,還是另有原因?反復思考不得其解。于是他拿著一本精美的上面有葉淺予畫的戴愛蓮的舞姿、馬思聰描畫的音樂符號的冊頁,去找喬冠華,懇切地說:“麻煩替我請求毛主席在這冊頁(空白頁)上面為中國詩人,或為大后方詩人題幾個字,好嗎?”喬冠華笑著接過冊頁,說“可以試試,你希望題什么字?”徐遲想了想,說:“我希望毛主席能給予詩人以指示,我們這個時代的詩人應該怎樣來創作?”約一個星期后,徐遲接到喬冠華送來的冊頁,迫不及待地打開一看,一張空白頁上面題著三個墨跡猶新的大字:“詩言志”,下面簽名“毛澤東”。后來,徐遲在《重慶回憶》一文中深情地寫道:“只這三個字,然而有著多么豐富的含意。詩言志,本是中國古典詩歌的一個基點。詩言志三個字,現今得到了新的內容:言的是人民之志。這是他給予詩人的最有啟示性的指示。從這以來,在詩歌工作上,我們是遵守著毛主席的這個指示的。”
毛澤東給徐遲寫“詩言志”的題詞12年之后,1957年1月,《詩刊》創刊。編委們(徐遲是編委之一)寫信請毛澤東題詞,毛澤東又一次題寫:詩言志。毛澤東于12日給詩刊主編及各位負責同志回信,并寄送了自己18首舊體詩詞。信中說:“遵囑將記得起來的舊體詩詞,連同你們寄來的八首,一共十八首,抄寄如另紙,請加審處。”“這些東西,我歷來不愿意正式發表,因為是舊體,怕謬種流傳,貽誤青年;再則詩味不多,沒有什么特色。既然你們以為可以刊載,又可為已經傳抄的幾首改正錯字,那末,就照你們的意見辦吧。”“《詩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長發展。詩當然應以新詩為主體,舊詩可以寫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為這種體裁束縛思想,又不易學。這些話僅供你們參考。”這封信,人們早已熟悉。其口氣之親切,態度之和靄,內容之厚重,文字之精煉,為人稱道。
(二)
還是這個徐遲,距毛澤東給《詩刊》編委的信21年之后,毛澤東已逝世兩年了,即1978年,在新華社國內記者業務訓練班上,被請來講課,他以《報告文學寫作漫談》為題,給記者們講了一課。講到得意處,他說:“我有兩句詩:‘詩崇毛主席,文拜馬克思。’我說這話好像有點不害臊,不過我是這樣想的,就這樣說。”由此可見,題寫過“詩言志”的詩人毛澤東,在詩人徐遲心目中的分量與地位。
毛澤東給《詩刊》編委們的信、題詞及隨寄的自己創作的18首詩詞,其表達的意思是多層次多方面的,綜合起來看,至少有以下幾點:一是新詩與舊詩的關系。“詩當然應以新詩為主體,舊詩可以寫一些”;二是現代與傳統的關系。舊體詩束縛思想,又不易學, “不易在青年中提倡”。這里說的新詩,現代,是指詩歌內容應該是新時代的新實踐,新的表現形式;三是詩應有“詩味”。毛澤東對自己以前的詩詞不愿意正式發表,原因是詩味不多,沒有什么特色。這些說法當然是毛澤東的自謙之詞,但其中說明詩必須有“詩味”與“特色”,這關系到詩的藝術性及審美特殊性的問題;四是再次強調“詩言志”的問題。詩言什么“志”呢?他自己的18首詩詞,是不是言“志”的示范?認真研讀,不難回答。同時,解除了徐遲在重慶收藏的8首毛澤東詩詞的若干疑點。如《沁園春·長沙》中“張廖閣,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這個“張廖閣”,叫他百思不得其解。毛澤東隨信寄來的18首詩詞,改正了傳抄中的錯字,原來“張廖閣”是“悵寥廓”之誤。
毛澤東在《詩刊》創刊號上首次正式發表的18首詩詞,寫在他青壯年時期。“指點江山,激揚文字”。這個時期,是他開創“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醖釀與初創期。詩詞在馬背上哼成,沐浴著槍林彈雨。宋代愛國詩人陸游描摹他心目中的英雄吟詠道:“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毛澤東正是這樣“橫槊賦詩意飛揚”的英雄。“上馬哼詩詞,下馬破頑敵”。意氣風發,少年壯志,氣吞萬里如虎。志者,氣也,人的氣節、氣概、雄心壯志之謂。一次,毛澤東與哲學家們談話時說:“司馬遷對《詩經》品評很高,說詩三百篇皆古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大部分是風詩,是老百姓的民歌。‘發憤之所為作’,心里沒有氣,他寫詩?”作詩明志,抒憤言情。毛澤東首發的這18首詩詞加上他后來的詩詞,行世的一共70來首,都是“發憤之所為作”,體現出他的高尚情操、雄偉胸襟、民族氣節、大國氣象——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
(三)
作家、詩人梅白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1957年7月4日,在廬山,毛主席對王任重、劉建勛和我說:“我今天有一點點空閑,請你們三位共進晚餐如何?”我們當然都很高興。于是我隨王、劉到毛主席的住處吃飯。席間,主席興致很高,除說了國內國際的一些事以外,還談到了《紅樓夢》。主席談吐很隨便。這時,他又談起了詩,并念道:“遇事虛懷觀一是,與人和氣察群言。”接著問我:“你曉得這是哪個的作品?”我說:“是不是明代楊繼盛的詩?”主席高興地笑了:“是的,這是椒山(楊繼盛的號)先生的名句,我從年輕時候就喜歡這兩句,并照此去做。這幾十年的體會是:前一句‘遇事虛懷觀一是’,難就難在‘遇事’這兩個字上,即有時能虛懷,有時并不怎么虛懷。第二句 ‘與人和氣察群言’,難在“察”字上面。察,不是一般的察顏觀色,而是虛心體察,這樣才能從群言中吸取智慧和力量。詩言志,椒山先生有此志,乃有此詩。這一點并無驚天動地之處,但從平易見精深。這樣的詩,才是中國格律詩中的精品。唐人詩曰:‘邑有流亡愧俸錢’,這寥寥七字,寫出古代清官的胸懷,也寫出了古代知識分子的高尚情操。寫詩,就要寫出自己的胸懷和情操,這樣才能引起讀者的共鳴,才能使人感奮。”
這段談話中,毛澤東再次強調“詩言志”,認為“有此志,乃有此詩”。“寫詩,就要寫出自己的胸懷和情操”,這些話,對“詩言志”的含義作了準確而通俗的解釋。他引用唐人詩句“邑有流亡愧俸錢”,其意思是,自己管轄的城邑(地區)內有百姓流亡(流離失所),沒能把百姓安定下來,愧對國家給予的俸祿。詩出韋應物的《寄李儋遠錫》詩,全詩是:“去年花里逢君別,今日花開又一年。世事茫茫難自料,春愁黯黯獨成眠。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聞道欲來相問訊,西樓望月幾回圓。”這首詩,表現了詩人對民生疾苦的關懷。毛澤東從中讀出“古代清官的胸懷,古代知識分子的高尚情操”,這里明確地告訴我們:寫詩的人在言志,讀詩評詩的人也是在言志。
參加毛澤東這次晚餐和談話的幾個人,均非等閑之輩。梅白是作家、詩人,在荊門市(原荊門縣)做過縣委書記,曾任湖北省委秘書長;王任重,時任湖北省委書記,有中南“三才子”之一的美譽;劉建勛,早年讀高中,參加革命,曾任廣西黨委書記、河南省委書記。他們在一起談詩論詩,非一時興起,而是表明詩的滲透力和流向,說明他們愛詩,以詩言志。談話自然是以毛澤東為主體,他們多是在旁聆聽,不時參與討論。
(四)
“詩言志”三字,毛澤東賦予了十分豐富的內涵。他擺脫了學究的腐儒氣,寫詩、讀詩、用詩,將鮮活的人的情感、精神、意志,聯系起來,貫通一氣。如此,算不算逼近了“詩言志”三字的核心意義呢?
1958年2月,小女兒李訥患病住院,毛澤東2月3日致信安慰,信中說:“害病嚴重時,心旌搖搖,悲觀襲來,信心動蕩。這是意志不堅決,我也嘗嘗如此。病情好轉,心情也好轉,世界觀又改了,豁然開朗。意志可以克服病情。一定要鍛煉意志。……為你的事,我此刻尚未睡,現在我想睡了。詩一首:青海長云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斬樓蘭誓不還。這里有意志。”信中引錄的詩,是唐代詩人王昌齡的《從軍行》之四。王昌齡,盛唐邊塞詩人,擅長七絕,名重一時。這首詩以雪山孤城為背景,著力表現金甲磨穿、身經百戰的戍邊戰士以身許國的決心和力克強敵的堅強意志,讀來慷慨悲壯,氣吞萬里。毛澤東稱“這里有意志”“意志可以克服病情”,是一個詩人兼詩論家對“詩言志”的詮釋。
1959年8月6日,毛澤東致信大女兒李敏,信中引錄李白《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一詩中的句子,勉勵女兒:“登高壯闊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黃云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這是李白的幾句詩。你愁悶時可以看點古典文學,可起消愁破悶的作用。”這里也是說的“詩言志”,而且還涉及到詩的審美及其社會功能問題。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如引錄上述李白的詩贈廬山會議常委諸同志,題寫魯迅詩贈外國朋友等等。
詩歌界評說毛澤東是位詩歌方面的全才,沒有絲毫拔高他。中國是詩的國度。他生前被陳毅元帥和詩人們推為“詩國盟主”,是恰如其分的。
詩歌,產生于勞動人民改造社會與自然的實踐之中。自有人類,就有詩歌。我們今天讀到的古代詩歌,是文字記載的詩歌。毛澤東以詩歌創作詮釋“詩言志”,以讀詩、用詩、論詩詮釋“詩言志”,是在逼近“詩言志”的本意,實際上是在詮釋人、理解人,旨在弘揚人的最高本質——情與愛,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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