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中國困境的政治經濟學觀察》 第三編 兩極分化觀察

　　曾幾何時，中國被稱為“絕對平均主義”的國度，而今社會分化已成為不爭的現實。然而，這分化是怎樣展開的，到了什么程度，其慣性前景如何?猶如云山霧罩。

　　第一章 資金流量視角觀察

　　自1998年起，«中國統計年鑒»中開始公布歷年«資金流量表(實物交易)»，到2010年為止，國家統計局網站公布的«資金流量表(實物交易)»覆蓋的年份從1992年至2008年，共17年。(見國家統計局網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觀察這17年的資金流量表，輔以其他統計數據，可以清晰地回答這一問題

　　1.1資金流量表

　　當前我國的統計體系基于西方國家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簡稱SNA)。SNA體系有兩個鮮明的特征：

　　其一是“產業”的概念泛化。

　　它將一切社會活動都視為“產業”，不但農業、工業、建筑業、交通運輸業和商業飲食業是“產業”，衛生事業、教育事業、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體育事業也是“產業”，連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也是“產業”----第三產業。“公共管理”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職責，SNA體系是政府引入的，這是否意味著政府已經自視為這個行業中的“公司”之一?“社會組織”顯然包括共產黨，由共產黨執政的政府引入的統計體系，將“社會組織”視為行業，它背后的邏輯是：各個政黨、協會、學會、聯誼會都是這個行業中的不同“企業”，它們間的關系與其他行業中各企業間的關系沒有質的區別。不知執政黨是否認同這一邏輯，但肯定有人會歡迎它。

　　其二是“價值”概念的塌縮。

　　一個社會的經濟運行歸根結底是建立在實物流的基礎上，社會之所以需要這些實物流，是因為它們有“價值”。然而，“價值”卻是一個難于把握的概念，更不用說度量了。古今中外無數的學者在討論“價值”，至今莫衷一是。馬根瑙(H. Margenau)注意到，一個人或一群人的實際行為能夠統計地度量，它們揭示了人所做的和所要做的東西，他稱其為“事實價值”。

　　建立“一般均衡論”的瓦爾拉斯(Walras)其實就是試圖發現“事實價值”，他首先用“效用”代替價值，作為分析的基礎，在效用遞減的假設下，建立起了“一般均衡原理”以說明價格的形成。由于價格是可以統計的，可視為社會的“事實價值”。此后經濟學家們擺脫了令他們苦惱的“價值”，在價格的基礎上建立起自己的理論大廈。甚至“價值”這個詞的定義，也轉為“價格乘以交易量”----根本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價值”了。

　　在這個新定義下，貨幣量就是價值，一切經濟行為，歸根結底是追求貨幣的積累。

　　而SNA體系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SNA體系的核心指標GDP,就是各廣義“行業”“增加值”(即新增貨幣量)--的總和。從治國的角度看，對整個社會的糧食、鋼鐵、機床、計算機等等的生產-消費平衡當然需要心中有數。但從資本家的角度，這些都是手段，賺錢才是目的，當然首先要關注貨幣流。在第一編第一章里，我們已看到，現在的貨幣循環已經遠遠超越了實物循環，已經有了自己獨特的邏輯與機制。

　　統計系統在這樣的視角下，觀察到的本質上是交易量。制假、販假、販毒創造交易量，因此損害健康;這又為醫療產業制造了需求，也同樣創造交易量。污染環境的企業在創造交易量;治理污染同樣是商機，也在創造交易量。最徹底的莫過于凱恩斯：政府出錢，請人買工具去挖下一個“大坑”，然后再請人把這個“大坑”填起來。兩者都在創造交易量，都能促進GDP的增長，是應對經濟危機的良方。

　　一個理性的企業，必須時刻關注自己的資金流量。于是資金流量表成為企業的基本財務報表之一，反映一個企業的資金流動態。企業的經濟活動由生產性活動和非生產性活動組成。在主流經濟學中，用生產函數理論解釋生產活動：生產的凈產出源于勞力與資本的投入。所以反映凈產出的增加值，由勞動所得(勞動者報酬)和資本所得(營業盈余)構成。在現實的經濟活動中，政府對生產性活動征稅(生產稅)，故實際的資本所得(營業盈余)為增加值減勞動者報酬減生產稅。可見生產性活動的凈產出由勞動、政府和資本三分。

　　站在企業經營的視角觀察，企業的經濟活動除生產性的之外，還包括非生產性的部分。其原因在于，自有資本有可能不滿足生產所需，于是需要使用外部資本，并為此付出代價，由此形成財產性支出;同理自有資本亦可能讓渡給他人使用，并因此獲得收入，此即財產性收入。可見財產性收支是資本擁有者集團，依據資本所有權對營業盈余的內部再分配。營業盈余加上財產性收支盈余，才是本企業業主的初次分配總收入。

　　主流理論告訴我們：初次分配注重效率，是按貢獻分配。資本、勞力按自由市場的原則結合，以追求最大的利潤。而再分配則注重公平，再分配的目標在于遏制收入差距擴大，防止社會分裂，以維持穩定。再分配在資金流量表中表現為經常轉移收支。在經常轉移項下包含收入稅、社會保險繳款、社會保險福利、社會補助和其他經常轉移五個子項。理論上，再分配能使高收入的個人、階層、行業或機構的一部分收入轉化為社會的收入，并使低收入階層成為收入再分配的主要獲益者。初次分配總收入經再分配的調節，即成為企業主(資本擁有者)的可支配總收入。

　　基于此，統計局公布的«資金流量表(實物交易)»將整個國家劃分為5個子系統(“企業”)：非金融企業部門、金融企業部門、政府部門、住戶部門和國外部門。換而言之，在它眼中，國民經濟由上述5個不同“企業”構成。«資金流量表(實物交易)»展示了資金在這5個部門內部和部門之間的流動，使我們可以觀察各部門、各行為主體的相對經濟地位及其演化。

　　1.2 收入分配格局演化：縱向視角產業資本收入分析

　　資金流量表本來是為企業設計的基本會計報表之一。在國民經濟的上述5個部門中，非金融企業部門的運行與其基本原理最接近。所不同者在于，這里已經抹去了單個企業間的行業、區域、規模之類差異，統統合并為一個巨型“企業”。其核心特征是運用資本與勞力兩大類要素，生產物質與服務，并通過資金分配將其分配到全社會各類成員。

　　這種生產--分配活動的組織者是企業主，企業主的核心動機是利潤極大化。在17年的過程中，這一動機明顯影響著生產與分配。

　　數據顯示，增加值的分配格局見圖3.1：

　　圖3.1：非金融企業增加值分配結構演化 數據來源：

　　數據顯示，這17年間，在非金融企業部門的增加值中，勞動者報酬所占分額明顯下降，而資本所得份額明顯上升。“勞動者報酬/營業盈余”的演化過程見圖3.2，總體上，這一過程呈指數函數迅速下降。17年間從1992年的1.28降到200年的0.89，雖然2002年回升到1.16，但2008年又降到0.89。

　　圖3.2：非金融企業“勞動者報酬/營業盈余”演化過程

　　圖3.3為“勞動者報酬/生產稅凈額”的演化過程，它表征了在非金融企業部門凈產值分配格局中，勞動者與政府相對地位的演化。17來，這一比值大體沿著指數曲線下降，反映了勞動者地位相對于政府的明顯弱化。1992年這一比值為2.54，2001年降到1.34，此后有緩慢的回升，到2008年僅為1.59。

　　圖3.3：非金融企業部門“勞動者報酬/生產稅凈額”演化過程

　　至于企業主集團與政府間的平衡見圖3.4。1994年是企業主集團最強勢的年份，這一年資本份額是政府份額的2.15倍，此后不斷下降，到2003年降至1.23倍。奇怪的是到2004年竟一舉回彈至1.79，以后就在此附近小幅波動。

　　圖3.4：非金融企業部門“生產稅凈額/營業盈余”演化過程

　　由此可見，在生產性活動的直接分配中，勞動者相對于資本擁有者和權力擁有者均處于不斷弱化的過程之中。而官僚集團相對于資本集團在1992-2003年期間處于不斷強化的態勢，而此后對資本集團做了較大的讓步。由于正式就業的勞動者主要就業于非金融企業部門，而生產性活動的直接分配決定了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所以，這是初次分配中，勞動者處于弱勢的基本原因。

　　對產業資本集團而言，其投入生產的資本既有自有資本，又有借貸來的資本，對后者需償付利息或紅利，此即財產性支付;同時其自有資本的一部分也會讓渡給其他人使用，由此獲得利息或紅利，此即財產性收入。兩者的收支盈余即構成財產性凈收入。來自增加值的生產性收入加上財產性凈收入即為產業資本集團的初次配收入。

　　財產性支付與收入的演變過程見圖3.5。

　　圖3.5：非金融企業部門財產性收支演化過程

　　數據顯示：在1992之1997年，財產性支出占到營業盈余的四成左右，可見此時非金融企業對非自有財產依賴之重。從1998年到2004年，財產性支出占營業盈余的份額明顯下降，這意味著產業資本對非自有資產的依賴迅速下降。回顧圖3.2顯示的資本相對于勞動的強勢，正是這種強勢，使產業資本集團迅速積累起自有資本，日益擺脫了對外部資本的依賴。其結果使財產性支付凈額(收支之差)相對于初次分配總收入急劇下降(見圖3.6)。

　　圖3.6：非金融企業部門財產性支付凈額演化過程

　　這一過程表明，隨著自有資產的高速積累，產業資本集團對金融資本集團的依賴性明顯降低，他們有更大的余地進行內部融資。大量企業集團和財務公司的涌現，是這一過程的必然結果。數據提示我們，截止到2004年，產業資本集團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原始積累”過程基本結束，此后他們主要的憂慮不再是如何獲取資本，而是如何為過剩的資本尋找獲利空間。這一演化給金融企業部門帶來了深刻的沖擊，正是在2004年，金融界感受到了“金融脫媒”，靠存貸款利差生存的銀行業發現自己面對著危機。

　　初次分配總收入經再分配調整即為可支配總收入，它在資金流量表中表現為經常轉移凈支出。標榜“公正”，實為“維穩”的經常轉移凈支出，其占非金融企業部門初次總收入的份額演化如圖3.7。它從1992年的26.35%，降到2005年的9.32%，此后略有回升，2008年僅為12.02%，收縮了一半以上。

　　圖3.7：非金融企業部門經常轉移凈流出/可支配總收入

　　產業資本集團的經常轉移支出包括收入稅、社會補助和其他經常轉移三項，其演化見圖3.8。除了收入稅隨著產業資本集團收入提高而增長外，其他兩項17來基本維持在原有水平上。收入稅是政府強制征收的，其他兩項由產業資本集團自己決定，其走向反映了產業資本集團對“維穩”支出極不情愿的意向，可見其眼光之狹隘、短視。

　　圖3.8：非金融企業部門經常轉移支出分項目演化

　　綜上，非金融企業部門企業主的各層次收入演化見圖3.9。數據顯示了兩個同步發展的過程，其一是非金融企業部門企業主自有資金的迅速積累，致使對外部資金的依賴下降，導致初次分配總收入越來越接近營業盈余；其二，轉移支付日漸弱化，導致可支配總收入越來越接近初次分配總收入。

　　圖3.9：非金融企業部門企業主的各層次收入演化

　　金融資本收入分析

　　金融企業部門由從事金融中介以及與金融中介密切相關的輔助金融活動的各類金融機構，如中央銀行、商業銀行、其他金融機構和保險公司組成。金融機構在調劑社會資金中處于特殊地位，在籌集和調劑社會資金過程中起著核心作用，是社會資金運動的中樞。聯合國1993年SNA認為，金融服務一般包括兩類業務活動：

　　一類是金融中介活動，即各種金融機構通過如吸收存款或發放貸款、發行或購買債券等各種方式吸納和投放資金，充當資金融通的中介角色;

　　另一類是輔助性金融活動，主要包括各種金融機構所從事的匯兌、結算、金融租賃、證券交易、外匯交易、投資管理以及信息咨詢等。

　　輔助性金融活動的服務產出,與非金融企業的生產原理相同，可按相同方法統計。麻煩在于金融中介活動，由于不是直接收取服務費、而是通過利差獲得收入，SNA將“金融中介服務產出”定義為：通過金融中介活動得到的應收財產收入與應付的利息之差，但不包含金融中介機構利用自有資金投資所獲得的財產收入。

　　金融業總產出就等于上述兩類服務產出之和，再扣除中間投入，即為金融企業的增加值。

　　金融企業部門的增加值初次分配格局見圖3.10。數據顯示，金融企業部門的勞動者所得份額非但未如非金融企業部門那樣遭到顯著的壓縮，反而在波動中穩步微升。1992年為22.54%，到2008年為29.1%，最低年份就是1992年，最高年份是1996年(45.35%)。可見在三方博弈中，金融企業勞動者的地位遠強于非金融企業的“同行”們。

　　圖3.10：金融企業部門增加值初次分配演化

　　圖3.10所示的演化格局，最引人注目的是資本與政府間的博弈，圖3.11為政府所得/資本所得，它顯出一個Ω形態，1992年到1996年數據在0.336附近波動，此后直到2000年，政府相對于資本處于明顯的強勢，使這一比值升至2.41，隨后，資本又處于強勢，迫使這比值迅速回落，2003年后，它在0.239附近波動，直到2008年。

　　圖3.11：金融企業部門增加值中政府所得/資本所得演化

　　與非金融企業類似，金融企業也可能因自有資產不足而需要使用外來資產，對此需償付利息或紅利，此即財產性支付;同時其自有資本的一部分也可能讓渡給其他人使用，由此獲得利息或紅利，此即財產性收入。財產性收支占營業盈余的比重見圖3.12。與圖3.4顯示的非金融企業部門對比，金融企業部門因資產借入、借出導致的財產性收支，其相對規模遠大于非金融企業部門。自1992年至1998年，財產性收支與營業盈余之比，從4升到18以上，此后降到2-3之間。而在非金融企業，這個比值最高不過0.4267。可見財產性收支對金融企業部門的運行影響之巨大。

　　圖3.12：金融企業部門財產性收支演化

　　17年來財產性收支相抵后的凈收入見圖3.13：

　　圖3.13：金融企業部門財產收入支相抵后的凈收入演化

　　17年的累計凈收入為-894.92億元，即金融企業部門的財產性收支總體上處于虧損局面。

　　鑒于經濟體量擴張，圖3.13不足以客觀表征金融企業部門財產性收支穩定性的演化態勢，為此用當年財產性支出為尺度，度量每年的盈虧，得圖3.14。數據顯示，歷年財產性收支的相對盈虧，在一個向下傾斜、且幅度迅速擴大的通道內波動。如果不改變當前的趨勢，到2020年，波動通道上沿將為13%，下沿將為-19%，平衡位置將為-3.17%。這種下行且發散性震蕩的態勢，勢將導致金融系統運行向高度不穩定發展，并嚴重危及實體經濟的運行。

　　圖3.14：金融企業部門財產性凈收入/財產性支出演化

　　資金流量表中顯示實際發生的財產性收入與支出，分為三個分項之和：利息、紅利、其他。分項觀查察，利息收支占17年累計財產性支出的96.45%、收入的99.51%，為絕對多數。圖3.15展示了它們17年來的演化過程。

　　圖3.15：金融企業部門利息收支演化

　　其次是投資的紅利收支。紅利占17年累計財產性支出的0.33%、收入的0.49%;微乎其微。2004年后利息收支呈現急劇加速的態勢，但即使在比例最高的2008年，紅利收入也僅相當于利息收入的1.72%。此外，還有含義不明的“其他”項，支出占17年累計財產性支出的3.22%，收入為0。可見存貸款業務是金融企業的最大業務。

　　各分項收支平衡見圖3.16：

　　圖3.16：金融企業部門財產性收支分項目平衡演化

　　數據顯示，17年間累計，“利息”收支盈余2,970.49億元，“紅利”收支盈余198.70億元，“其他”收支虧損4,064.09億元。正是這個含義不明的“其他”項目，吞噬了“利息”、“紅利”項目下的全部盈余，并導致了894.92億元的凈虧損。

　　統計定義，營業盈余加上財產性收支盈余等于金融系統的初次分配總收入。而已知財產性收支盈余這17年來有正有負，故初次分配總收入有時大于有時小于生產性收入，其構成見圖3.17。

　　圖3.17：金融企業部門初次分配總收入構成演化

　　經常轉移為對初次分配總收入的再分配，經此調整即為可支配總收入。金融企業部門的經常轉移支付包括收入稅、社會補助、其他支出三項。其中收入稅演化見圖3.18：

　　圖3.18：金融企業部門收入稅/初次分配所得演化

　　可見高收入的金融資本，實際的收入稅率顯著下降，2003年竟降到不可思議的7.46%。2008年回升到26.7%，仍比1992年的55.68%低一半以上。

　　至于社會補助支出，僅存在于1999年之前，占初次分配總收入的比重，最高年份(1995年)僅0.59%，微不足道。

　　引人注目的是“其他”項，金融企業部門的“經常轉移收入”中只含“其他”一項。2003年以前，“其他”項下的支出等于收入，可見此時“其他”僅是金融部門內部的轉移。2004年及以后，“其他”項下收大于支，表現出社會對金融企業部門凈的補貼，從2004年至2008年，“其他”項下的凈補貼總額為1,111.30億元。筆者無法查知“其他”項的準確定義。公開媒體曾報道，2004年中國銀行啟動股份制改造，開始大量剝離不良貸款，2004年6月，四大國有資產管理公司一齊參與了由央行及財政部主持的競標，其中僅信達資產管理公司以賬面資產50%的名義價格，競得中國銀行、建設銀行總計2787億元不良貸款。不知此類交易反應在資金流量表的那一項，是否與經常轉移項下的“其他”有關，望識者賜教。

　　數據告訴我們，金融企業部門的“經常轉移凈支出”主要取決于收入稅，但由于“其他”項下的凈收入，它比收入稅的下降更明顯(見圖3.19)。可見在這17年中，金融企業部門的再分配機制比非金融企業部門削弱得更厲害。

　　圖3.19：金融企業部門經常轉移凈/初次分配總收入

　　綜上，金融企業部門企業主的各層次收入見圖3.20。由圖可看出三個特征：

　　其一，營業盈余自1992年至2000年呈下行態勢，此后高速增長。

　　其二，財產性收支多年虧損，導致這些年份初次分配總收入低于營業盈余。

　　其三，隨著時間推移，再分配力度明顯削弱。到2004年幾近于無，此后才緩慢回升，但仍低于90年代前半期。

　　圖3.20：金融企業部門各層次收入演化

　　政府所得分析

　　政府行為距企業行為差異更大，政府部門的主要職能是利用征稅和其他方式獲得的資金向社會公眾提共公共服務;通過稅收和轉移支付，對社會收入和財產進行再分配;通過公共投資活動，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基礎設施。

　　政府部門由行政單位和事業單位組成。在中國的國民經濟核算中，政府部門由各種類型具備法人資格的常住行政事業單位組成，包括行政事業單位附屬的不具備法人資格的企業，但不包括行政事業單位附屬的法人企業，這類企業劃入企業部門。(參見：統計局 國民經濟核算司 趙春萍 «中國國民經濟核算中政府部門賬戶的編制方法»)

　　由此,政府部門的營業盈余是由事業單位和執行行政事業會計制度的產業活動單位的營業盈余構成。而政府部門的生產稅凈額主要是事業單位經營稅金。«資金流量表(實物交易)»中，政府部門增加值分配格局見圖3.21。其最明顯的特征是勞動者報酬占增加值的絕對多數，且17年來呈明顯擴張的態勢，從1992年的64.3%擴張到2008年的78.0%，最高的1999年竟高達95.4%。相應地，生產稅凈額從1992年的4.4%降至2008年的1.7%，最低的2003年竟達微不足道的0.3%。

　　圖3.21：政府部門增加值分配結構演化

　　政府部門同樣有財產的借入與借出，由此也會發生相應的代價與報酬，即財產性收支。政府部門財產收支的主要形式是各種利息收入和支出。政府部門的財產收入是政府部門的實際應收存款利息與對其在金融機構存款分攤的虛擬服務費之和。政府部門的應收存款利息是政府的財政存款與機關團體存款所獲得的利息(參見：統計局 國民經濟核算司 趙春萍 «中國國民經濟核算中政府部門賬戶的編制方法»)。數據顯示，政府部門的財產性收支，除2007年外，17年間總體上是虧損的。(見圖3.22)

　　圖3.22：政府部門的財產性收支演化

　　政府部門的初次分配總收入由營業盈余、財產性收支盈余和生產稅收入組成(圖3.23)。顯然，政府部門的初次分配總收入主要由生產稅構成，17年間平均占初次分配總收入的92.92%，最低為84.46%(1992年)，最高為99.76%(2000年)。

　　圖3.23：政府部門初次分配總收入構成演化

　　經常性轉移是政府部門進行再分配的主要手段，其意義在于“損有余以補不足”，從而遏制過大貧富差距，以保障社會穩定。因而原理上它不應是政府自己的收入來源，而是政府代社會進行的再分配。政府部門經常性轉移項下，支出占收入的比重見圖3.24。數據顯示：17年平均，經常性轉移項下，支出占收入的比重為58.4%，換而言之，有超過四成的經常性轉移收入成了政府的凈收入。

　　圖3.24：政府部門經常性轉移項下支出占收入的比重

　　從分項看，經常性轉移凈收入構成如圖3.25。2000年前，政府部門經常性轉移凈收入主要由收入稅構成，2001年以后，社會保險繳款的凈收入與收入稅大體相當。

　　圖3.25：政府部門經常性轉移凈收入構成演化

　　初次分配總收入加上經常性轉移凈收入即為政府部門的可分配總收入，由此政府部門各層次收入演化見圖3.26。

　　圖3.26：政府部門各層次收入演化

　　住戶部門收入分析

　　住戶部門由城鄉居民(包括個體工商戶)組成。他們向其他部門提供勞動，并獲得勞動者報酬，因而全社會勞動者報酬均匯聚到住戶部門。亦有部分居民“以家庭為單位從事生產活動，并獲得混合收入”(見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計算司 趙春萍 «資金流量表編制說明»)因而也與企業部門一樣，存在生產性活動和營業盈余。同樣，也存在財產性收支。這三者之和構成住戶部門的初次分配總收入，其構成見圖3.27。

　　圖3.27：住戶部門的初次分配總收入構成演化

　　數據顯示，在住戶部門的初次分配總收入中，17年平均，勞動者報酬占到89.16%，財產性凈收入占5.83%，營業盈余占5.01%。可見國民的生活來源絕大部分依賴勞動報酬。

　　至于財產性收入所占份額(見圖3.28)，1994年達到最高點(9.27%)后即一路下滑，到2005年降至4.28%，雖然2007年在十七大報告中提出：“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但其增長卻顯出疲態，2008年比2007年還略有下降。可見我們的國民遠不到可以依賴財產性收入生存的地步。社會財富歸根結底要靠勞動創造，依賴財產性收入生存，本質上是依賴他人的勞動生存。所謂“發達國家”，其國民的收入相當大一部分可以依賴財產性收入，意味著其國民的生存相當程度上依賴其他國家人民的勞動。中國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讓中國人也依賴財產性收入為生，對世界和我們自己意味著什么？可能嗎？

　　圖3.28：住戶部門財產性收支演化

　　至于以住戶部門為業主的生產性活動，在初次分配總收入中規模最小，但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后明顯上升，這意味著以家庭為單位的小生產在擴大。其背景很可能是就業困難，人們不得不依賴家庭這個最原始的組織為生。以住戶部門為業主的生產性活動，其增加值分配構成見圖3.29。這樣的生產本質上是糊口經濟，營業盈余很少，也難于提供生產稅，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后其盈利傾向明顯增強，雖然遠不及金融與非金融企業，但已超過政府部門。唯這種轉化在2003-2004年一年間完成，令人懷疑是統計方法或口徑變化所致。

　　圖3.29：住戶部門增加值分配結構演化

　　對住戶部門而言，再分配既有資金流入，又有資金流出(見圖3.30)，反應了住戶部門內部的抽肥補瘦。圖中的“再分配流出/初次分配總收入”為“抽肥”部分的比重，它從1992年的3.8%增加到2008年的10.13%。“再分配流入/初次分配總收入”為“補瘦”部分的比重，它從1992年的7.57%增加到2008年的10.94%。17年間，“抽肥”的強度明顯增加，而“補瘦”未能同步增加。

　　圖3.30：住戶部門再分配資金占初次分配總收入的分額

　　“補瘦”與“抽肥”兩者的差額為外部對住戶部門的凈轉移支付，差額收縮意味著再分配主要在勞動者群體內部進行，隨著時間的推移，外部對住戶部門的轉移支付比重明顯下降（見圖3.31)。住戶部門“經常轉移的凈流入/可支配總收入”從1992年的3.63%降至2003年的0.41%，到2008年也就回升到0.8%。可見部門間（即不同群體間）的“抽肥補瘦”功能迅速萎縮。

　　圖3.31：住戶部門經常轉移的凈流入/可支配總收入

　　收入兩極分化主要是資本擁有者與勞動者間的分化。標榜“公正”，指望社會穩定的再分配卻主要盯著勞動者內部。在住戶部門可支配總收入中，由資本擁有者向勞動者提供的轉移支付卻從本來就少得可憐的3.63%降至微乎其微的程度，還呈現出指數下降的態勢。

　　綜上，住戶部門各層次收入演化見圖3.32。最顯著的特征無疑是初次分配總收入與可支配總收入曲線幾乎重疊，這表明所謂再分配基本局限在住戶部門內部，而收入兩極分化本質上是資本擁有者、權力擁有者與依賴勞力為生者間的分化，表現在資金流量表上，是前述非金融企業部門、金融企業部門、政府部門與住戶部門間的分化。而再分配對此間的分化幾乎沒有任何制約能力。

　　作為住戶部門收入的補充，家庭小生產的營業盈余比初次分配總收入小一到兩個數量級，而勞動報酬占初次分配總收入的絕對大多數，可見提高勞動報酬，是改善勞動者處境的根本。2004年后，家庭小生產的營業盈余明顯增加，可見勞動者越來越多地依賴被視為落后的小生產為生，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動向。

　　圖3.32：住戶部門各層次收入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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