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提醒我注意署名“老蠻評論”的文章《兩腳羊殤歌—2017，開不動的印鈔機》(見http://www.sohu.com/a/192628164_534679)，并希望聽到我的看法。上網查了一下，此文被廣泛轉載，可見其影響力之廣。

　　下面是我的回復。  

　　您提供的文章已閱讀，我的看法如下：

一、此文的核心邏輯

　　(一)貨幣信用的基礎

　　貨幣之所以能被社會成員接受，靠的是其信用。早期的貨幣信用建立在貴金屬的基礎上，而英鎊、美元的信用建立在政府信用的基礎上。

　　(二)人民幣信用基礎的演化

　　1、1986年至1994年，人民幣的信用建立在中國政府的信用上。而中國政府的信用不被接受，導致黑市價格盛行。“到1993年，中國經濟終于走到了崩塌邊緣”。

　　2、1994年到2008年，人民幣的信用逐漸建立美元信用的基礎上，人民幣的發行量主要取決于央行的外匯儲備量(央行自有資產中，外匯占款的比重從1994年的24.2%一路上升，到2008年達到77.2%)。其間，“2001年底我大中國加入世貿，算是徹底打開國門，并完全放棄了主權貨幣地位。”。于是“外資的涌入解救了中國，資金鏈瀕臨崩塌的央行獲得了龐大的外匯輸入，就此變得財大氣粗。”“人民幣獲得了美元的完全信用加持，牛氣沖天，匯率不斷升值”。

　　3、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美聯儲推出了大規模的QE計劃，也就是大規模印錢，向金融系統補充流動性，但依然不夠應付災難。”“美元就此大規模回流”，央行資產中外匯儲備占比2014年3月達到峰值83.32%，此后一路下滑，到2017年8月跌倒61.35%。這對人民幣的信用基礎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文章的以上論述，基于1986年至2013年的“央行歷年資產表”。我去查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從2010年開始提供“貨幣當局資產負債表 (年底余額)”，起始年份為2008年。國家統計局網站從2007年開始提供“貨幣當局資產負債表 (年底余額)”(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中國人民銀行網站從1999年12月開始，逐月提供“貨幣當局資產負債表”。不知此文中1999年以前的數據來自何處，或許作者經其它渠道獲得。我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網站提供的數據，作出的央行資產主要結構演化圖如下：

　　數據告訴我們，央行資產中：

　　外匯占款比重1999年12月為39.78%，此后一路上升，到2014年4月達到其峰值83.32%;此后一路下滑，到2017年8月降到61.96%。

　　對存款貨幣銀行債權比重為43.49%，此后一路下滑，到2007年1月降到5%以下;直到2014年8月，都維持在5%附近，此后明顯回升，到2017年8月已達24.82%。

　　對政府的債權占比大體維持在5.2%附近，其間有兩次大的波動。一次是從2000年12月的4.02%急升至2001年2月的7.54%。此后波動下降至2007年5月的1.94%，到2007年12月又急升至9.65%。此后緩步下降至2017年8月的4.4%。

　　對其他金融機構債權占比1999年12月為10.84%，到2000年10月急升至23.17%。這期間金融業最大的事件是國家成立了中國華融、中國長城、中國東方、中國信達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分別接收從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剝離出來的不良資產。此后占比下滑，到2005年4月降至10.45%。

　　到2006年5月又波動上升至17.98%。其背景是2004年建行、中行剝離不良貸款超過2000億元2005年，工行進行剝離，共處理不良貸款超過7000億元。此后占比一路下滑，到2017年8月為1.82%。

　　(三)2008年后央行的應對措施與實效

　　失去了美元信用的加持，作者看到了一個危險的信號，央行的貨幣發行沒了龍頭，導致貨幣乘數(M2/央行總資產(即基礎貨幣量))持續上升。

　　作者指出“像美國這樣可以向全世界發行紙幣，并以其貨幣信用支撐起全球外貿的國家，貨幣乘數也不過是長年保持在3左右”，而中國的貨幣乘數已于2015年7月超過4，進入危險區域。現在已經在4.65到4.75之間波動了半年之久，這是個極為危險的局面。

　　央行并不是沒有看到這個危險，2013年在貨幣乘數接近3.5時。

“我國開始緊縮銀根，央行開始減少向商業銀行的借款，并通過一系列窗口指導，嘗試打壓銀行的貸款沖動，并多次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壓制地方債務擴張的沖動。到2013年底，央行對商業銀行的借款占總資產的比值下降到了4.1%。然而，這一次根本談不上嚴厲的金融調整，卻引發了非常嚴重的后果：2013年中，錢荒爆發了。”

“2013年的整個六月份，中國金融市場一片風聲鶴唳，股市暴跌，債市暴跌，所有人都在追問，錢到底到哪里去了?很簡單，被各類政府債和國企債借去了，沉淀到了不能創造現金回報的市政工程、基礎建設里去了。(注：這個分析說明作者對貨幣循環一知半解。貨幣不是鋼筋水泥，不可能“沉淀”到市政工程、基礎建設里去。那些支付原材料的貨幣成了供應商的銷售收入，支付工資的貨幣則轉化為社會購買力，為另一些資本家提供利潤。可以說市政工程、基礎建設不能盈利，卻不能說貨幣“沉淀”在它們中了。這些貨幣事實上最后沉淀在資本家們的逐利資金中去了。)

資金緊張的局面一直持續到6月底，央行終于撐不住了，放棄了緊縮銀根的做法，繼續向商業銀行提供大規模借款，以吊住銀行的命。”

“到12月份的時候，央行又嘗試了一把，當月央行對商業銀行的借款規模下降到13148億，結果立竿見影：錢荒第二次發作，資金拆借利率當場暴漲到6月份的水平，全國人民都被這連續兩次錢荒嚇尿了褲子。央行自此再也不敢嘗試緊縮政策，”

　　為了解除“商業銀行這種一停止供水就會隨時暴斃的狀態”，當局嘗試了多種手段。

　　其一是在股市制造“國家牛市”。

“從2014年底開始，一場股市的國家牛市被強行吹了起來。銀行不計成本的借錢給券商，讓券商拿去借給股民，讓他們融資炒股。無數資金跟風而至，拼命的在股市加杠桿。”結果“到了6月12日，上證指數漲到歷史最高點5178點”，“到6月18日，噩夢開始，千股跌停盛大開演。從那一天開始，幾乎每天都是千股跌停，一直持續到8月底，整整跌足兩個半月，上證指數跌到3000點左右”。

　　其二是房地產“去庫存”運動。

“2015年底，央行對商業銀行的借款總額2.66萬億。此后，為了讓商業銀行有足夠的資金投入到房地產領域，央行徹底打開了人民幣的水龍頭。到2016年底，央行對商業銀行的借款規模暴漲到8.47萬億，增幅高達318%。”結果老百姓“拿出終身積蓄，拿出養老金，拿出棺材本”沖進房地產市場。

　　作者指出：

“我國大致是從1998年開始逐步放棄此前的福利分房制度，啟動商品房改革，步入商品房時代，因此一直到1998年，我大中國國民的收支結余的大部分都可以作為棺材本存起來。98年之后，一切都變了，購房逐漸成為我大中國國民最大的支出項目，沒有之一。”“1998年，中國剛剛開始恢復商品房供應的時候，當年度城鎮居民收支結余的18.9%被拿去買了房，”“2010年的當年度購房負擔水平就達到了80%。高達8成的居民收支結余流入房地產領域”。“在被房地產吞噬了超過9成的當年度居民收支結余，超過8成的累計結余之后，我國的老百姓，已經沒有任何余力承受高物價的沖擊了。”

　　其三是工業領域的供給側改革。

“2016年初開始，在行政強制命令以及銀行資金的強行推動之下，工業原材料價格啟動了在劇烈波動中上漲的模式。”“原材料價格上漲，一定會向下游延伸，并導致整個工業領域的成本上升。”“下游的企業面對這股浪潮根本就無心應戰，紛紛的選擇直接關門了事，這無疑將會增加失業并進一步降低國人的消費能力。如果這種情況持續下去，那就是無以倫比的通縮與蕭條。越來越多的企業將會無法承受成本上升而銷售不暢帶來的經營壓力而破產，從而加劇蕭條的到來。”

　　(四)作者的結論——“最后的殤歌”

　　上述三大應對措施的失效，導致了作者極度悲觀的結論。

“央行當前最主要的印錢手段：向商業銀行提供借款，然后商業銀行再把這些錢貸款給居民買房，或者給企業經營。現在房地產的泡沫已經到了極限，居民的棺材本已經被吞噬了超過8成，貸款買房的能力已經被榨干了，”“在目前的原材料的漲價浪潮之中，企業面臨著巨大的經營壓力，根本就不掙錢。”

“我們這么一條一條的分析下來，我大中國剩下的唯一的選擇，竟然是QE：央行印錢，去購買我大中國政府發行的國債。然后政府拿錢去投資，去開辦國企，去經營項目，也就是以我大中國自己的國家信用，來為人民幣背書。人民幣搖身一變，從依靠美元信用加持，變成所謂的主權貨幣。”“1980年代我大央行這種借錢給國有商業銀行再貸款給國企的行為，與直接購買國債事實上并沒有區別。到了今時今日，沒想到30年一個輪回，擺在我大中國面前的，竟然又只剩下這一條路。”

“回歸1980年代的模式，這無疑將會給中國經濟帶來深入骨髓的沖擊。首要的條件，就是我大中國必須重新建立自上而下的國有經濟體系，能夠覆蓋從生產到供應的全鏈條。”

“私營企業將如何自處?它們將無從獲得央行的支持，它們只能在接下來的重新洗牌中排隊破產。然而，私營企業事實上提供了這個國家過半的城鎮勞動崗位。2015年中國城鎮就業人數40410萬，其中國有及集體單位就業人員僅6801萬，占比只有17%;而私營企業個體工商戶的就業總人數，高達28077萬，占比高達69%。就目前這樣的局面，無視私企的死活，將資源全部集中到政府和國企身上，回歸1980年代模式，這將會極大的考驗我大中國的治理能力和矛盾壓制能力。我大中國政府將必須為了占比不足兩成的城鎮國有單位人口，而堅決打壓占比近七成的私企員工和個體戶的生存訴求。國企員工能吃香喝辣，而企業員工則一個個的失業，在絕望之中慢慢餓死。我無法想象這種國家治理模式將如何推行并獲得最終的成功。”

“我只能眼睜睜的聽著那兩腳羊殤歌一聲聲的奏響。而你們，對此一無所知的你們，正做著歲月靜好的迷夢，一步步的走向黑暗。”

二、對文章的分析

　　之所以用如此大的篇幅梳理此文的基本邏輯，并大幅引用其原文，是因為非如此不足以確切地理解作者的思想。

　　作者熟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歷程，也熟知主流經濟學的教義，雖然他不客氣地稱主流經濟學家為“裝逼派經濟學家”，稱他們的文章是“垃圾”。但他分析中國經濟的理論框架依然是主流經濟學。

　　(一)關于貨幣信用

　　此文整個分析的基石是貨幣信用，此文的作者認為這方面有兩個“大神”。

　　其一是1717年的英國科學家牛頓，他提出金幣可以不足值，但需以政府信用保證可足值兌換貴金屬。在作者看來，“將政府信用與貨幣發行相捆綁，這恰恰是牛頓爵士在經濟學領域做出的突破性貢獻。”“這種貢獻對人類社會的意義，不比發現萬有引力定律來得小。”

　　其二是二戰之后的美國經濟學家、布雷頓森林體系之父哈里·懷特。在他的推動下，“美國政府向全世界承諾，1盎司黃金=35美元，美國政府以國家信用擔保兌換。”哈里·懷特于1948年逝世，“人類自此失去了最后的經濟學大神”。

　　視這二位為“經濟學大神”，證實了作者“老蠻”不了解中國經濟史。

　　中國早期的貨幣主要是貝、銅、鐵幣(貴金屬更多用于帝王的賞賜，而非用于交易媒介)。貝、銅、鐵都有某些使用價值，即貨幣本身是人們愿意持有之物，學者們稱這樣的貨幣為“足值貨幣”。由于“足值貨幣”本身就是財富，這導致它的標定價必須等于其自身的價值，自唐到明初，我國的貨幣主要是銅錢，人們早已發現“錢重則私銷，錢輕則私鑄”(《清史稿·食貨志·錢法》)，當銅錢的面值高于銅材時，民間就會鑄錢牟利，反之就會銷錢鑄器，雖嚴刑峻法而不可禁。這種現象在歷史上反復出現。兩宋時期，鑄錢成本遠高于銅錢面值，結果民間大量銷錢鑄器，此類記載在兩宋文獻中不勝枚舉。連筆者都體驗過類似的局面，上世紀60年代通脹時期，就有人搜集硬幣，用來鑄勺子之類出售，搞得硬幣奇缺。

　　可見，“足值貨幣”與“交易媒介”的功能存在內在的沖突。作為“交易媒介”，它需要在經濟體中不斷地流通---所以有“通貨”之稱，而作為財富本身，它將被囤積，其結果則是通貨緊縮。而我們的先輩早就認識到了這一點。

　　北宋整個國家沒有統一的幣制，當時地方行政單位分為13“路”，4路專用鐵錢，陜西、河東則銅鐵錢兼用，各個貨幣區又嚴禁貨幣外流。四川以鐵錢為主，鐵錢重而值低，如一匹羅要二萬個錢，重一百三十斤，這嚴重阻礙著商旅。宋初，成都出現了“交子鋪戶”，專門經營現錢保管業務。存款人把現錢交付給鋪戶，鋪戶則給存款人以紙質憑證。當存款人持證提現時，每貫付給鋪戶30文錢的利息，即付3%的保管費。這個憑證被稱為“交子”。

　　用可以隨時變現的“楮券”從事大宗交易，顯然比笨重的鐵錢方便。于是發行和兌換交子漸成一個行業，許多商人聯合成立專營發行和兌換交子的交子鋪，并在各地設分鋪。這個行業必須隨時、隨地無條件兌換，于是信用成了行業的立身之本。

　　交子的面額，原來是存錢時填寫，隨著業務量的擴張，變為印刷有統一面額和格式的“楮券”。為保障無條件兌換，理論上需要有與發行總額相等的現錢，但隨著交子的信用建立，商人間的相互支付越來越多的直接用交子。于是交子鋪戶在經營中發現，一部分被保管的現錢幾乎永遠也無需動用。這意味著交子的發行量可以大于鋪戶擁有的現錢。于是鋪戶擁有的現錢成了“準備金”，而交子成了紙幣。準備金與發行總額的比率則成了“準備金率”。中國人發現“準備金率”時，牛頓爵士的先輩還是盎格魯·撒克遜土人，先后被丹麥海盜和法國的諾曼底公爵征服。

　　這種由民間發行的紙幣，被稱為“私交子”。紙幣承擔著全社會的交易中介職能，需要有最高的信用保障。而民間業者，或者因為道德風險，或者因為經營風險，難免信用破產，導致大范圍的危機。

　　北宋景德年間(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張泳對交子鋪戶進行整頓，剔除不法之徒，專由16戶富商經營。至此“交子”的發行正式取得了政府信用的“加持”。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設益州交子務，以本錢36萬貫為準備金，首屆發行“官交子”126萬貫，準備金率為28%。這是世界上第一次政府直接為紙幣提供信用基礎。

　　馬可波羅于至元十二年至二十九年在元朝任職，令他詫異的是“以區區一小塊紙片，竟可以買到各種各樣的商品。”“一個人不論到達大汗領域內的什么地方，他都發現紙幣通用，可以拿來做貨物買賣的媒介，有如純金的貨物那樣。”(《馬可波羅游記》)可見基于政府信用的紙幣，那時就已經廣為流通。這樣廣泛的流通，基于社會對政府的信任，而政府信用又基于何處?

　　馬可波羅看到的紙幣，是元中統鈔。以金、銀為準備金，“每鈔貳貫倒白銀壹兩，十五貫倒赤金一兩”，為保證紙幣的社會信用，在首都和各“路”(大體類似于現在的省)設立“平準庫”，確保鈔銀兌換。紙幣稍有壅滯，則“出銀收鈔”。為了建立紙幣的信用，主事“諸老講究扶持，日夜戰戰兢兢，如捧破釜，惟恐失墜。行之十七八年，鈔法無稍低昂。”(《元史新編·食貨志》)這樣謹慎的政策，節制了中統鈔的發行，培育了其信用。

　　可見宋元時期，中國就發現貨幣不必用貴金屬制造，只要保障紙幣可隨時兌換貴金屬，紙幣就可流通無礙。與之相比，晚了好幾百年的“大神”牛頓爵士，還在面對金幣是否應“足值”的問題。

　　我們先輩對貨幣的認識雖然遠領先于英、美的“大神”們，但也并未得到究竟。他們還停留在貴金屬本位論上---紙幣是兌換貴金屬的憑證。這個思路將紙幣的信用建立在“稀缺性”的基礎上--用貴金屬的稀缺性來遏制濫發紙幣。那些恢復“布雷頓森林體制”的主張，背后就是這一理念。

　　這一理念可行，其必要前提是，貴金屬的生產、發行量與社會的交換需求匹配。而歷史經驗表明，這是不現實的。我國自唐代以來，主要的貨幣是銅錢。我國是銅礦稀缺的國家，稀缺性一方面保障了銅錢的價值，但另一方面，卻導致了通貨緊縮--“錢荒”。明隆慶元年(1567年)之后，西方殖民者用南美的白銀與中國交換茶葉、紡織品、瓷器等，白銀的流入，緩解了銅荒，然而到了1830年，西方開始轉向金本位制，被淘汰的大量劣質白銀涌入中國，導致了通貨膨脹。(見韓毓海《明清500年興亡》)

　　可見靠貴金屬的稀缺性來保證貨幣的信用，是不現實的。那貨幣的信用到應底建立在什么基礎上?回答這個問題先應搞清人們持有貨幣的目的。

　　主流經濟學的答案是:交易媒介。如果這就是人們持有貨幣的全部目的，答案就簡單了，以物價指數為央行吞吐貨幣的準則，央行控制貨幣發行量的唯一準則是保障物價指數穩定。上世紀90年代，新西蘭最早試驗“通貨膨脹目標制”，以預訂的通貨膨脹率目標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根據通貨膨脹率與預定目標的差距來決定貨幣發行量的收縮與擴張。此后加拿大、英國、瑞典、芬蘭、智利、韓國、波蘭、巴西、匈牙利、羅馬尼亞等國家都紛紛效仿。其隱含的理念就是視貨幣為交易媒介。

　　然而，人們持有貨幣的目的并不僅是作為交易媒介。研究貨幣史的學者們發現，早在銅錢時代，無論是官家還是富商大賈，“具有積貯銅錢的驚人偏好”。(葛金芳、常征江《宋代“錢荒”成因再探》湖北大學學報 哲社版(武漢)，2008.2)這些被積貯的銅錢，退出了流通領域，導致交易媒介的匱乏，中唐至明中葉里屢屢發生“錢荒”，尤以兩宋為甚。官家和富商大賈“積貯銅錢”其實與今天的積累資本動機相同。這些人不再靠掙錢養家糊口，以錢生錢才是他們的目的。將這批貨幣視為交易媒介，無疑是牛頭不對馬嘴。

　　當今的在統計體系中，貨幣發行總量被稱為M2，它被分解為三個部分：流通中的現金M0、活期存款、準貨幣(其它存款)。檢驗統計數據，發現大體滿足費雪公式，因而可以被視為交易媒介的只有流通中的現金M0;而準貨幣(其它存款)根本不滿足費雪公式，銀行需為其付息，因而必須將其貸出，以贏得利息。從而，它本質上是以錢生錢的逐利資金。作為逐利資金，它要求的“信用”是社會平均利潤率的基本穩定。

　　于是我們看到，被視為貨幣發行總量的M2，其實包含兩個不同的部分，其一是交易媒介，其信用建立在物價指數穩定的基礎上;其二是逐利資金，其信用建立在社會平均利潤率穩定的基礎上。所謂政府信用，其實就是能否提供這兩個穩定。顯然，除了政府，沒有那個主體有能力、有義務提供這兩個穩定，而政府就能提供這兩個穩定嗎?

　　(二)利潤極大化——貨幣穩定的死敵

　　《2017，開不動的印鈔機》一文盛贊美國的國家信用，“美國之所以能在1971年取消美元錨定黃金的制度之后，依然維持著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唯一的原因，就在于美國依然強大，依然富有強烈的進取精神。它依然是全世界尖端科技的帶領者，流行文化的傳播者，它的士兵訓練有素身經百戰，在最短的時間內能出現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而中國只是在“完全放棄了主權貨幣地位”，“人民幣獲得了美元的完全信用加持”后，才“牛氣沖天，匯率不斷升值”的。

　　然而，如此美好而可靠的美國國家信用，卻在2007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后瓦解了。使依賴美國國家信用的中國金融界，落得個靠山山倒，靠水水流的下場。依靠美國國家信用，不過是魯迅所說的“他信力”，美國國家信用的瓦解，迫使我們自己去尋找物價指數穩定和社會平均利潤率穩定之基。

　　在資本主義經濟體中，利潤極大化是配置社會資源的核心機制。用時髦的術語，就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導致社會的資源配置決策，原則上必須也只需考慮盈利的可能性和虧損的風險。這樣的機制長此運行，勢必導致逐利資金持續膨脹，而為之提供利潤的社會購買力則相對萎縮。統計數據證實了這一點：

　　全社會最終消費支出是一切利潤的終極源泉，1985年最終消費負擔的逐利資金為自己的17%，而到了2015年這個負擔率升到了276%!統計數據顯示，它還會依慣性直線上升。勿怪乎1985年生產任何東西都能掙錢，而今卻到了行行賠本的地步。

　　在這樣的大趨勢下，社會平均利潤率根本不可能穩定，逐步下滑才是必然的。而作為逐利資金的準貨幣，在這過程中膨脹為貨幣發行量M2的主體，作為交易媒介的流通中現金則萎縮到不值一提的地步。這導致主流經濟學中關于貨幣的全部理論淪為一堆廢話。

　　由此，指望貨幣發行量M2的價值穩定，根本是癡人說夢。只要社會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亦即靠利潤極大化機制配置社會資源，任何政府都無法保證貨幣的穩定，換而言之，政府根本無法為貨幣提供持久的信用。

　　文章作者“老蠻”羨慕的，英國政府、美國政府的信用，都經不住歷史的檢驗，歲月真是把殺豬刀啊。在所有存在過的貨幣系統中，英鎊、美元是穩定期最長的，前者得益于殖民主義;后者得益于全球化，都是將本幣的覆蓋范圍向全球擴張，從越來越大的外圍地區獲得資源和利潤，以緩解內部矛盾積累的速度。然而擴張終有限度，一旦無法繼續擴張，矛盾就會迅速積累，最終拖垮這個貨幣系統。所以，當英國成為“日不落帝國”、美國完成其“全球化”時，轉折點就來臨了。

　　這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的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 Heel)，是經濟危機的癥結所在，它決定了資本主義經濟體不可能持久穩定運行。由此，指望政府為貨幣穩定提供持久的信用，成了鏡花水月

　　(三)喪鐘為誰而鳴?

　　《2017，開不動的印鈔機》文中揭示的中國經濟遇到的一切困境，均可溯源于這個癥結。逐利資金與利潤源的持久失衡，導致實體企業經營艱難，企業倒閉、老板跑路早已不是新聞。為了保障就業、維持社會安定，當局只能如當年的羅斯福新政一般，大興公共工程。而這不可能盈得當期賬面利潤，卻不得不為此發行大量的貨幣。

　　統計數據告訴我們，單位GDP(當年價)對應的貨幣發行量呈持續上升的態勢，2003年貨幣當局就意識到這一態勢的嚴重性，此后5年努力降低單位GDP(當年價)對應的貨幣發行量。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斷了這一調整，這一比率從2008年的151.31%躍升到2016年的208.31%。其間2013年又進行了一次弱弱的調控，結果引發了全國性嚴重的錢荒，當局不得不放棄。事實證明，持續地超發貨幣，是這架經濟機器運轉的必要前提。

　　由于資本積累的速度明顯超過社會購買力的增速，使需求不足成為資本主義經濟體的常態。失衡積累起來就導致一次次的經濟危機，主流經濟學教義主張任危機爆發，以消除多余的資本，使經濟恢復正常。然而經濟體不是教科書中的“孤立體”，它是社會系統的一個子系統。經濟危機導致的老板跳樓、工人失業、社會動蕩、激進思潮涌動不是統治者能夠承受的。于是凱恩斯主張政府干預，通過超發貨幣以平衡供需，這就是著名的凱恩斯主義。凱恩斯將其視為應急的短期措施，但在需求不足這個常態下，凱恩斯主義變成了經濟調控當局的長期政策，于是另一個失衡在更長的周期中積累起來：貨幣與可交易財富的失衡，如上圖所示。

　　當實體經濟已經不可能為這些多余的貨幣提供起碼的利潤時，它們勢必要自尋出路。人們觀察到的，就是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瘋狂。在這兩個市場中，逐利資金已經不在是追逐教科書中描述的利潤，而是逐利資金擁有者在相互撕咬，甲方的“利潤”就是乙方的虧損，所以有人稱之為“賭博資本主義”。

　　當全球的資本主義經濟體都走到這一步時，資本主義又還剩下壽命幾何?作者“老蠻”顯然感受到了這危機，他發現：

“我們這么一條一條的分析下來，我大中國剩下的唯一的選擇，竟然是QE：央行印錢，去購買我大中國政府發行的國債。然后政府拿錢去投資，去開辦國企，去經營項目，也就是以我大中國自己的國家信用，來為人民幣背書。人民幣搖身一變，從依靠美元信用加持，變成所謂的主權貨幣。”

“私營企業將如何自處?它們將無從獲得央行的支持，它們只能在接下來的重新洗牌中排隊破產”。

　　一句話，自由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到了盡頭。這使“老蠻”悲觀萬分，稱：

“我只能眼睜睜的聽著那兩腳羊殤歌一聲聲的奏響。而你們，對此一無所知的你們，正做著歲月靜好的迷夢，一步步的走向黑暗。”

　　注意，所謂“兩腳羊”出自對金滅北宋慘況的記載：

“自靖康丙午歲(公元1126年)，金狄亂華，六七年間，山東、京西、淮南等路，荊榛千里，斗米至數十千，且不可得……人肉之價，賤于犬豕，肥壯者一枚不過十五千，全軀暴以為臘。登州范溫率忠義之人，紹興癸丑歲泛海到錢塘，有持至行在猶食者。老瘦男子謂之饒把火，婦人少艾者名之下羹羊，小兒呼為和骨爛。又通目為兩腳羊。”(宋·莊綽《雞肋編》)

　　可見在作者看來，資本主義的盡頭是人相食的地獄。

三、沉舟側畔

　　通觀全文，對以美國為首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老蠻”流露出向往與惋惜之情。看到中國走不通這條道路后，流露出極度悲觀的情緒。或許是受制于情緒，雖然他以“經濟數據狂”自詡，卻沒能作進一步的理性分析。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所謂經濟危機本質上是金融危機，不涉及生產力、技術、社會的客觀需求等因素。危機的癥結在以利潤極大化機制配置社會資源。這就是進一步分析的起點。

　　在現代經濟中，分工高度深化，生產高度社會化：每個人的生產99%以上供他人消費，其中許多是供生產的中間環節所需;每個人的消費99%以上由他人生產，消費者根本不可能認識生產者，尤其是中間環節和原材料的生產者。在這個意義上，“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已經是社會現實。

　　這帶來一個深刻的問題：如何解決生產與消費間的匹配。從歷史上看，分工帶來交換，交換產生了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貨幣擴大了交換的范圍，提高了交換的效率。而且，不同社會成員的消費需求千差萬別并隨時間變化，生產要滿足社會需求，就必須能敏銳地探知社會消費需求結構及其演化動向。以貨幣來呈現消費需求是最便捷的方法。對每個社會成員而言，他的選擇是在資源(可支配貨幣)有限的條件下，達到其效用極大化;對消費品生產者而言，是在資源(產能、流動資金、原材料等)有限的條件下，最大限度地滿足消費需求，并保障生產的可持續性。這樣的企業必須依利潤極大化原則來配置資源。這一過程中形成的價格和銷售量，是反映社會需求演化和產能與需求差距的最原始的信息。因此，在最終消費領域，應由貨幣扮演交易媒介，以保證這一信息源。

　　然而，社會還有許多其他領域需要配置資源，如國防、治安、環保等等。在這些領域不可能有交易，因而無法形成價格。但這些領域對資源的需求是真實而必要的，對這些領域的資源配置，就不應由利潤極大化機制完成。

　　還有一些領域，雖然邏輯上可歸于個人消費，但其投資不可能在短期內實現賬面利潤。如交通網的建設與運營。它本質上是社會的超前整體投資，如果靠交通收費來平衡資金流，將使交通網的建設極為緩慢，有些地區的交通網甚至根本不可能建成。而交通網的建設對區域的均衡發展、社會的內聚力乃至國防安全極為重要。通訊網、電網的建設亦有類似的性質。因而，向這個領域配置資源，盈利可能性只能是需考慮的因素之一，而且不能是主要因素。

　　城鄉基礎設施服務于整個社會，其中有的(如道路、公共綠地、公共廣場、垃圾處理設施、上下水系統等)難于于向個人收費，因而不可能在交易過程中產生價格。有的涉及社會成員的均等權益(如地下水、消防系統、治安設施)不應向個人收費。對這個方向的資源配置不可能依賴利潤極大化機制。

　　教育、醫療、住房的市場化已經給社會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教育本質上不是個人消費，而是國民素質的發展。國家只有對全體青少年提供均等的教育機會，從全體青少年中篩選出最優秀的人才，培養為社會各領域下一代的領路人，才能保證社會的健康發展;只有對不同智商、情商的青少年因材施教，才能培養出下一代高素質的建設者。因此青少年獲得的教育機會，絕對不應受到其家庭富裕程度的影響。而教育產業化的本質，恰恰是靠家庭的經濟實力配置教育資源。它不但埋沒了一大批潛在的英才，更成為階級地位的固化機制，最終導致社會撕裂。因此，在教育領域絕不能搞市場化、產業化。

　　醫療與住房關系到社會成員的基本生存條件，從而關系到社會的長治久安。自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的市場化導致的社會問題，已經是盡人皆知。醫療領域的市場化導致的醫德敗壞，直接推動了全社會的道德淪喪。住房領域的市場化已經使房地產業成為中國經濟體的痼疾，更使住房成為壓在普通百姓頭上的大山。

　　文化娛樂領域被視為理應市場化，它由個人消費，完全可以向消費者收費。但看看我們的大眾傳媒，已經淪為資本家掙錢的工具。靠秀臉蛋甩屁股一夜暴富的“小鮮肉”被捧成了青年人的偶像，而為中華崛起做出杰出貢獻的功臣們卻默默無聞。為了盈利，無底線地迎合受眾的低級趣味。迎合低級趣味的結果，毒害了整整一代青年，使精致利己主義、笑貧不笑娼、容忍甚至主動順應潛規則、乃至崇洋媚外成為常態。社會應該容忍這樣的市場化嗎?

　　電子商務的迅速發展，為整個商業的社會化創造了條件。據電商從業人員透露，電商數據顯示，從整個社會看，許多需求關系的穩定性遠超出了人們的想象。這是可以理解的，電商規模越大，匯集的數據越大，雖然個體消費高度隨機，但巨量個體消費的總和，卻相當穩定。概率論中的“大數定理”描述的就是這種情況。正是這樣的體驗，讓馬云意識到：未來30年計劃經濟將會越來越大。

　　但目前的大型電商平臺均掌握在私人資本甚至外資手中，讓私人資本依靠電商平臺，去追逐利潤極大化，只會使全社會的貨幣循環陷入越來越深的陷阱而不能自拔。因此，巨型的電商平臺須歸屬社會公器，以為社會的經濟計劃提供實時而可信的數據。從現在起就需研究、規劃、設計轉軌之途。

　　現實的社會經濟體中，最強大的利潤極大化機制存在于金融領域。2011年12月的環球企業家高峰論壇上，民生銀行行長洪崎表示：“企業利潤那么低，銀行利潤那么高，所以我們有時候利潤太高了，有時候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大家有一點為富不仁的感覺”。(四川新聞網-成都晚報2011年12月02日)

　　而金融領域的核心功能本應是輔助社會資源配置。事實證明，當金融領域致力于利潤極大化時，一方面導致對社會需求變化的超調反應，形成一次次“過熱”、“過冷”;另一方面，社會需要而不可能交易、無法形成價格、因而不可能形成利潤的領域，勢將長期缺乏資源;更重要的是，金融領域以錢生錢的能力超強，會導致逐利資金迅速膨脹，惡化整個經濟環境。

　　因此，指導金融領域的原則，只能是社會的整體利益。它一方面是社會生產能力與實際的物質條件吻合;一方面是社會各方面需求(如居民各種消費需求、社會運轉與發展所需的各種功能(教育、安全、生態、交通、區域間平衡等))的平衡。一句話，金融領域必須站在整個社會的立場上，謀求系統整體利益的極大化，絕不能由資本利潤極大化來指揮。

　　為實現這一原則，金融領域必須歸屬社會公器，不能私有化。

　　綜上，在生產領域，越靠近居民最終消費的領域、越是需求不穩定的領域，利潤激大化的作用越強，以探求、適應居民需求變化的動向;越是遠離居民最終物質消費的領域、越是需求穩定的領域，就越不需要資本利潤極大化;在可能形成價格的領域，可以考慮發揮利潤極大化機制的作用，在不可能形成價格的領域，就不能依賴利潤極大化機制。在物質領域有部分空間可容納利潤極大化機制;在精神領域絕不能容忍利潤極大化機制的控制。

　　主流經濟學的信條是：用市場和利潤極大化機制來解決社會資源配置問題。上述分析揭示出這是何其的簡單化而脫離現實。整個社會的要素配置是一個非常復雜而巨大的課題，貨幣、市場、利潤極大化機制只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工具之一，其適用范圍是有限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將其作為解決問題的主要、甚至唯一手段，不過是商人的宗教。當年的孫中山都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提出了“節制資本”的主張。

　　現實的經濟危機已經顯示了這商人宗教的破產，它將整個人類置于兇險莫測的境地。此刻，僅僅為商人宗教的破產而悲鳴，無法避免“兩腳羊”的命運，只有直面現實，用理性之光向前探尋，才是我們的出路。在世界所有古老文明中，中華文明最鮮明的特征之一，是依靠自己的理性探尋，而不是依賴對神的信仰。今天的我們更須繼承祖先的精神遺產，開展無畏的探索。

四、病樹前頭

　　觀察人的機體，其精妙、合理令人嘆為觀止。這是上千萬年演化的結果(自人猿相揖別算起)，其實在這之前，已經經歷了漫長的生理演化歷程。與之相比，人類社會的形成不過在10萬年前，它經過了若干階段的演化，每一次都使社會面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所謂“文明社會”不過發生在約1萬年前，當前的資本主義社會只有約500年的歷史。與人類機體的演化歷程相比，人類社會的演化還處于初級階段。資本主義淪為“病樹”，不過是社會演化的低級階段暴露出其癥結，不代表人類就要滅亡，相反它推動人們進一步探索人類共同生存的合理模式。

　　問題的關鍵在于社會資源的配置。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于個體本位，認為社會是由個人這種無差異的“原子”組成的，每個原子追求自己的利益，社會利益自然就在其中了。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表達的就是這一理念。考諸生物界，它類似于黏菌團----一堆同質的黏菌聚在一起，相互提供生存環境。顯然，今天的社會根本不類似于黏菌團。高度深化的分工導致了千差萬別的工種、職業、行業、領域……。其間的配合精密細致，一旦出現不協調，就會引發大小災難。它更類似于人的機體。

　　對人體而言，需解決兩類決策。

　　一類是體內資源的配置，為每個器官和細胞提供所需的生存環境，包括營養物質、氧、酸堿度、排除代謝產物等。還包括各種生理參數的調節，如血壓、血糖、血鈣、體溫等

　　一類是外部資源的獲取，包括尋找食物、水源、適宜的氣溫、躲避捕食者、應對災難、尋找更適宜的棲息地等。

　　經過漫長的進化，前一類決策已經高度程序化，由植物神經系統來完成，后一類決策則是創造性的問題，由大腦皮層完成。

　　與之對照，人類社會同樣面臨這兩類決策。經濟體內大多決策數屬第一類：將已有的或可直接獲得的資源配置到社會的各個方面。前已述及，這類決策中只有一部分可以靠貨幣+市場+利潤極大化機制解決。事實上隨著產能的提高和大數據+人工智能的發展，這一空間還在逐步縮小。

　　貨幣+市場+利潤極大化機制的產生的條件是：有限資源的分配。當產能充分發展，已經足以滿足每一個人的需求時，社會就不再需要靠貨幣+市場+利潤極大化機制來分配資源了。比如，2015年我國鞋類總產量為140億雙，全年鞋類出口98.7億雙(2016年全球鞋業暨體育產業發展趨勢論壇《2015中國鞋業運行分析》)。如此巨大的產能絕對超過了全國人口對鞋的需求。當年全球人口也就72.8億，中國的產量幾乎能為全球每一個人提供兩雙鞋。在這樣的條件下依靠貨幣+市場+利潤極大化機制的來解決鞋的生產與分配問題，只能是一方面導致鞋價大跌，制鞋企業的資金流枯竭，老板跑路;一方面大量資源浪費。事實上，在制造業內，這樣的案例比比皆是。

　　2004年以來，抑制產能過剩一直是官方宏觀調控的一項重要內容。2005年11月、2009年的8月26日還專門就產能過剩問題舉行國務院常務會議。2013年國務院更發布《關于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的指導意見》。此后歷年都有各行業產能過剩的報道，涉及的行業包括：鋼鐵、水泥、平板玻璃、煤炭開采、煤化工、光伏太陽能、多晶硅、風電設備、電解鋁、造船、大豆壓榨、大型鍛件、氮肥、磷肥、農藥等等。這表明了靠貨幣+市場+利潤極大化機制配置資源導致的一個根深蒂固的問題--生產的無政府主義，資本家們為追逐利潤，不顧宏觀態勢，盲目擴張產能，最后浪費社會資源，引發金融危機。

　　在這些產能嚴重過剩的行業，理性的出路是：由社會從整體上控制產能的分布。根據實際需求確定產量。網絡、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為此提供了可行的技術手段。

　　醫療、住房關系到社會成員的基本生存條件。機體對每個細胞必須提供基本的生存環境，缺此，細胞就不可能組成肌體。因此，醫療、住房必須由社會整體規劃、提供。否則社會將缺乏內聚力。將這兩個領域交給資本家，其社會惡果至今還在困擾我們的社會，教訓不可謂不深刻。

　　對國防、治安、環保、交通網、通訊網、電網、城鄉基礎設施、教育、科研、傳媒、輿論等領域的資源配置，類似于機體的第二類決策。它影響著社會的發展方向，甚至社會的安危。將這種決策付諸資本家的牟利動機，必將危及整個社會的生存。

　　這個領域的資源配置決策是否合理，首先要基于深入嚴謹的調查研究，相關學術領域的發展程度是決策合理性的基礎。一個理性的社會，必須大力發展相關的學術研究。否則就只能聽憑官僚們拍腦袋或資本家們的鉆營。

　　由于這類領域的資源配置不涉及個人交易，不可能產生價格信息，也不可能帶來利潤，因而不能用資本家的財務報表來進行決策和評價。從本質上說，它不能在貨幣+市場+利潤極大化機制的框架內進行。

　　這類決策依然是資源約束條件下的極值問題。

　　其約束條件有四類：

　　其一、相關物質資源的稀缺性，如鋼鐵、水泥、化工材料、農、林材料、水資源、土地資源等等。

　　其二、能源的稀缺性。

　　其三、技術能力的邊界。

　　其四、對象內在的各種比例關系，如投入產出關系等。

　　其目標函數應是社會的整體、長遠利益。對這方面的研究遠未深入。現實中的決策往往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哪里問題嚴重了，就像那個方向投入資源;甚至由利益集團的博弈來決定實際的資源配置。可見這是個需要大力發展的研究領域。

　　這類資源配置，類似于大腦皮層的工作，社會正是在這類工作中，逐漸形成社會的整體理性;回顧數千年的文明史，人類在階級、種族的嚴酷爭斗中摸索前進，西方而文藝復興，帶來的僅是小集團乃至個人的理性。而今資本主義工商文明的全球化將全人類緊緊地捆在了一起，再不發育出全社會的整體理性，人類就只有在內斗中毀滅。

　　對這個問題的進一步討論，應是另一組文章的任務。它本質上是對未來新文明的研究。這個新的文明，基于社會的整體理性。社會整體理性必須掌控社會的公權力，于是公權力的公有化就成了這個新文明的基石。這是又一個巨大而遠未深刻研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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