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那飄在天邊的烏云
被驗證的預警
2016年10月，對我國高企的M2，北大國發院院長、教育部長江學者、孫冶方經濟學獎獲得者、國務院特貼專家姚洋教授進行了愚蠢到無恥的辯護。促使我核查了央行的貨幣發行數據，發現2015年7月以后，準貨幣的增速持續下滑,且成愈演愈烈的態勢；而活期存款的增速則異常飆升，從2015年3月的2.19%升至2016年7月的29.09%。這一危險的信號促使我于同年11月寫下了《危險的征兆》(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67-1011210.html)一文。文中指出：
“準貨幣增速加速下行、而活期存款增速高速飆升，意味著有大量的存款在短期內被動用。
活期存款增速上一次高速飆升是在2009年1月到2010年1月之間，其背景是4萬億的巨額‘投資’和準貨幣的增速的同步高升。”
而這一次的背景是富豪移民潮和房地產的巨幅波動。“富豪和高官無疑是近40年來政經體制的最大獲益者。而今這個群體大規模動用其存款，要么用于移民，要么在天價上拋錢搶地購房。這說明了什么？”
“這個政經體制的最大受益者富豪、高官群體們，大量持有準貨幣而不將其拋棄，是因為他們還相信這個金融體系的穩定性。一旦這個信心動搖，它們會毫不猶豫地將手中的準貨幣轉換為任何自以為能保值的對象。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這是一個典型的崩塌過程，許多王朝的貨幣系統都是這樣垮掉的，離我們最近的案例就是國民黨政府的法幣-金圓券系統。這一過程中，通貨膨脹將如野馬崩騰，社會底層大眾將呼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社會將陷入大動亂。
因此，圖05顯示的征兆值得高度重視，但愿它不是類似事件的先兆”
以后的事實證明，我的“但愿”既主觀又幼稚。
在今年3月18日到20日，3天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央行副行長、外管局局長潘功勝透露：：“去年一年中國企業在海外收購了很多足球俱樂部。如果說，收購有利于提升中國的足球水平，我覺得是好事。但是，情況是這樣的嗎？有很多企業，在中國的負債率已經很高了，再借一大筆錢去海外收購。有一些則在直接投資的包裝下，轉移資產。”（《潘功勝批：部分企業借收購足球俱樂部轉移資產》2017-03-20 金融界）
潘還直接點了一批企業的名字，都是些響當當的大牌子，如：萬達、蘇寧、中信等16家。
資金大幅外流的同時，是外匯儲備的明顯下降。2014年6月外匯儲備為3.99萬億，到2017年1月跌破3億大關，跌幅超過1/4。
在同一個論壇上，中國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警告：不少資金流向了房地產，如果搞不好的話，就很可能會形成泡沫，我們將嚴加防范，將會一步一步的，穩妥的，來進行調整。（《張高麗：引導資金流向實體經濟嚴防房地產泡沫》2017年03月19日證券時報網）
然而，幾乎同時，微信上流傳著一篇《清華畢業生：房價并不貴，社會很公平》，宣稱“房價還要漲20年。”“任志強對房價的預言都被證實了。”另一篇《新階級通論：收割者與時間戰場》則直言：“人民幣信任度屢創新低，排列在房產、美元、食品之后。這年頭連老太太都不敢存錢了，幾乎全民押注人民幣持續貶值，紛紛用資產來和央行對賭，去拼命購買無法印刷的土地。”“中產們恐慌了，選擇用房地產捍衛階級。”
事實證明，這個社會的上層精英集團對人民幣的信心已經動搖，這動搖的信心已經化為瘋狂的行動。
金融耶？經濟體制耶？
張高麗在上述場合中還指出：實體經濟是經濟發展的根基。我國的實體經濟工業產品有220多種產量在世界上第一。但是我們的自有品牌在世界100個品牌當中，我們只有華為一個。所以，要對實體經濟進行改造，進行更新換代，進行創新發展。怎么改造呢？一句話，引導資金流向實體經濟。（《張高麗：引導資金流向實體經濟嚴防房地產泡沫》2017-03-19 央視財經頻道財經綜合報道）
似乎問題的根源是金融業與房地產業。問題真的那么簡單嗎？金融業與房地產業真的可以為當今的經濟困境負最終責任嗎？
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方向被當局凝煉成一句話：“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說白了就是以利潤極大化作為社會資源配置的首要機制，就是貨幣擁有者追逐以錢生錢，天然合理。
中國在這條道路上走了近40年，且有強大的行政權力為之保駕護航，利潤極大化機制的效率空前。其結果逐利資金高速積累，而為其提供利潤的消費資金卻相對萎縮。正是這日積月累的變化導致了金融業從匯集社會資金為實業提供融資，轉向了虛擬經濟、泡沫經濟、房地產。
數據告訴我們，1985年，最終消費支出為準貨幣的5.86倍，足以提供它所需的利潤；此后，這個比值持續下降，到了2009年，這個比值已降到42.86%。換而言之，一元錢的準貨幣，對應的最終消費支出不到4毛2分9。對實體經濟企業而言，銷售利潤率達到20%就是高利潤了。2009年，全部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的利潤總額/總產值只有6.30%。全社會平均，實體經濟的銷售利潤率應不足10%。這意味著一元錢準貨幣對應的利潤源不足4分錢。這4分錢中還包括企業股東的利潤，銀行靠貸款債權能得到的，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銀行得到的部分還要給存款人付利息（2008年到2011年，一年期存款每元年利息最低2.25分，最高4.77分）。余下的部分才是銀行的收入，用于支付運營成本和自我積累。這樣的態勢，使銀行難于靠存貸利差經營下去，而這一態勢還在持續惡化中。
這一趨勢被銀行系統稱為“金融脫媒”，視為“大兵壓境”；而時任證監會主席尚福林則視其為機遇，稱要“順應金融脫媒趨勢，加速資本市場改革創新”（《尚福林：順應金融脫媒趨勢加速資本市場改革創新》新華網2008年01月12日）。
正是這兩個因素，使銀行越來越依賴非貸款業務和表外業務，整個金融業則在“改革、創新”的旗號下，將資本市場推向了瘋狂。
進一步思考，這一態勢根源何在？
我在《貨幣循環觀察》（見：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67-790379.html）中已經用統計數據詳細證明：資本利潤極大化導致了資金循環的三個失衡，它迫使宏觀調控當局長期實施凱恩斯類的金融政策，這又導致貨幣的持續超量發行。于是實體經濟能創造的有限的利潤源，根本不可能為巨量的逐利資金提供起碼的利潤，這迫使金融從業人員另辟蹊徑。邏輯上唯一可行的道路，就是緊盯已經存在的巨量的逐利資金，將其中的一部分變為財務報表上的利潤。這就是所謂的“金融創新”。
由于這種利潤不來自社會可支付的購買力（即所謂“有效需求”），只能來自逐利資金本身，于是一方的盈利必然由另一方的虧損來支付。這種逐利資金擁有者間的對賭，隨著逐利資金的膨脹而愈演愈烈，直到成為金融業的“正業”，而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業務倒淪為“偏師”。可見，使金融業走到今天地步的，正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只要這個大方向不變，金融業就不可能回歸“引導資金流向實體經濟”的方向。
在這樣的態勢下，房地產業由于其金融屬性，必然淪為虛擬經濟的有機部件。當局正確地強調“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而在當前的分配格局下，絕大多數人口的貨幣收入連當房奴資格都沒有，其住房需求根本不可能轉化為有效需求。而占人口極少數的高收入群體，已經擁有多套房，在滿足居住需求之外，還出租房屋以牟利，成為房東。于是購房成為投資，看看中國的資本市場，投資焉能不“炒”？現在隨著高收入集團對中國貨幣體系信心的動搖，房子又演化為他們保值的工具，于是房地產再度瘋狂。然而房地產的瘋狂必然導致金融體系的崩潰，當局必然不擇手段地防范之。于是新一輪最嚴厲的調控措施出臺，地產商和炒房者哀鴻遍野。
房地產瘋狂地上竄下跳，其根源在于宏觀調控當局與上層富有集團的博弈。上層富有集團持有天量的逐利資金，其所需的利潤已經遠超出實體經濟所能供養的范圍。這饑渴的逐利資金只好狼奔豕突，四處尋機。于是演出過“糖高宗”、“豆你玩”、“蒜你狠”、“姜你軍”、“豬八戒”的風波。但這些賭場畢竟有限，無法容納如此之多的逐利資金。房地產市場比它們大得多，于是多次上竄下跳，成了逐利資金最大的對賭場所。
對宏觀調控當局而言，這天量的逐利資金沖到哪里就在哪里造成危機，成了地道的“籠中虎”，在缺乏利潤這個“飼料”的條件下，如何造籠挖坑，將老虎圈起來，成為令人頭疼的難題。于是宏觀調控當局與上層富有集團陷入了相互博弈的局面。一方追逐金融系統不崩盤，另一方追求手里的逐利資金保值增值。而M2遠大于實體經濟能供養的體量，決定了二者必定是零和博弈，不是宏觀調控當局在事實上廢掉過剩的逐利資金，就是龐大的逐利資金沖垮金融體系。
于是，在這個社會的上層，出現了不可調和的對抗性矛盾。
狗咬狗：上層集團內部矛盾激化
高收入集團對中國貨幣體系信心的動搖，值得高度重視，它顯示了危機的深化。這危機深化一方面導致了社會上層與底層間矛盾日趨激烈，這已以為許多“群體性事件”和高企的“維穩費用”所證實；另一方面則是上層集團內部矛盾激化，形成了狗咬狗的局面。而社會上對此知之甚少。山東于歡案揭開了這類爭斗上覆蓋的帷幕之一角。
在資本媒體的鼓噪下，于歡案被定格在“倫理+司法”的框架中。于歡被渲染為仗義護母的英雄，警方、法院則成了千夫所指的敗類。然而隨著真相被一層層揭開，人們看到了導致這一案件的社會機制。
于歡的母親蘇銀霞是山東源大工貿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源大工貿的經營范圍是：減速機、汽車配件、軸承鍛件、雙軸強力攪拌螺旋送料防反風濕式噴漿機、JC3煤礦機械性防爆柴油機混凝土攪拌運輸車加工、銷售；鋼材、板材、鐵精粉購銷。這是一家典型的鋼貿和礦貿企業，還附帶著配件和礦山機械。蘇銀霞的丈夫為冠縣地稅局負責人，利用職權之便，劃撥部分土地，開辦蘇的“源大工貿”。蘇的女兒也是一家公司的法人代表。這個家族以“源大工貿”的名義非法吸收公眾存款上億元。可見在當地，這個家庭屬于官商一體的豪強。
蘇銀霞的對立面高利貸老板吳學占，靠在賭場放水起家，后以地產公司做外衣，依靠高息攬儲、高息放貸逐步壯大。是冠縣四家高利貸公司之一。據蘇銀霞丈夫于西明舉報，吳學占非法集資、放高利貸和暴力討債，以房地產公司偽裝高息攬儲，招攬社會閑雜人員進行放高利貸及討債業務，參與東古城水泵廠拆遷，在冠縣人民醫院參與醫療糾紛處理，對處理不滿人員進行威逼利誘、恐嚇，在縣城加油站無正規手續、參與交通局查車，東古城醫院未中標對施工企業尋釁滋事，操縱冠縣敬老院項目，冠縣公安局、檢察院、縣醫院、鎮政府和其他部門多人在吳學占處高息存錢，充當保護傘，吳學占另一個身份是充當官員打手兼滅火隊。可見吳學占屬當地官匪一家的黑社會集團。
兩造都是當地高層，都是能呼風喚雨的角色，為何斗得你死我活？
蘇銀霞從事的鋼貿、礦貿行業正屬于當局竭力維護的“實業”。東方證券曾發報告指出，在2008年前，銀行對鋼貿商的信貸并不激進，主要用于支持正常的貿易活動。但是在2009年以后，銀行拿著錢找貸款人的罕見現象在全國上演，鋼貿行業成了銀行追逐的重要客戶。2009年正是溫家寶內閣為救市而拋出4萬億投資的時段。當時的媒體對這4萬億充滿積極的期待。
這4萬億主要投向鐵、公、基，帶動了對鋼鐵行業的強大需求。然而這種行政救市手段只能暫時維持經濟機器的運轉，其代價則是政府債務激增。導致危機的三大失衡非但不能緩解，反而愈演愈烈。終于，這樣的救市維持不下去了。
國內鋼材價格從2011年-2015年持續大幅下跌。2015年11月的數據顯示，濟南地區多個鋼鐵品種價格比2014年7月下跌近40%。2015年鋼貿行業處于崩盤狀態。有媒體報道，據不完全統計，自2011年起，鋼貿行業因債務問題有超過10人自殺、300多人入獄、700多人被通緝，導致的壞賬規模近100億美元。2012年至2015年。全國至少60%的鋼貿商都被洗牌退出了鋼鐵行業。
資料顯示，源大工貿自2015年前后因經營困難即四處舉債，涉及商業銀行、擔保貸款、租賃和高利貸等渠道。相關法律文書顯示，蘇銀霞曾向多家銀行機構進行貸款。2014年從招商銀行拿到1000萬元，2016年1月22日，源大工貿向浦發銀行聊城分行借款788萬元，至2016年9月2日，需還本息合計808萬元。
作為實業資本家，蘇銀霞在這種系統性危機面前，毫無自衛能力。但資本家的本能驅使其奮力掙扎，結果掉進了高利貸的陷阱。2014年7月和2015年11月蘇銀霞從吳學占處分別借來100萬元和35萬元，約定月利息10%----這是典型的高利貸。
而當地官匪一家的黑老大吳學占，自然不會放過任何一個落網的犧牲者。其實吳學占并非僅是滿臉橫肉的兇殘之徒，他更是一個典型的資本家。他貸出的資金來自高息攬儲，要能在儲戶面前保持信用，就必須維持本金的安全和高額的利息。而現實的經濟環境并不能支撐這樣的借貸循環。于是高利貸必然依賴暴力催債----這已經是盡人皆知的常識。在一個資本主義的經濟體中，高利貸者是標準配置----不可或缺的元器件。資本積累越有效，單位資本對應的利潤源就越快萎縮，資本的平均利潤率就越快降低，就會驅趕越來越多的資本家陷入困境，從而失去在商業銀行的信譽，為茍延殘喘，只能轉向高利貸者。這就是高利貸業之所屢打不絕，主流經濟學界不時為高利貸張目的經濟大背景。由此，高利貸業的發達程度，是我們觀察經濟體危機程度的一個重要窗口。
這次吳學占與蘇銀霞的對決，不過是經濟體危機冒出的一縷青煙。它告訴我們經濟危機已經使上層集團的內部矛盾激化。于歡案這一縷青煙表征的，不過是上層集團內部矛盾激化的一個微不足道的側面。
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中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部長楊曉渡警告說：
“資本希望在掌握經濟權力之后謀取政治上的權力，這是十分危險的。”（《監察部部長楊曉渡：資本希望謀取政治權力是十分危險的》中國青年報 2017-03-20）
這才是上層集團內部矛盾的主流。
為何“日日拱卒”
縱觀中國歷史，上層集團歷來都是產官學一體化，但以官為主導的。（《另類史鑒---對中華傳統文明的觀察》第二章2.2節對此做了詳細的分析，有興趣者可以參看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67-800234.html）在改革的輿論引導中，哈耶克的主張“財富控制權力”被當作真理與方向，大力宣揚。按照這一主張，政府和軍隊應為富豪看家護院，成為其團丁、鄉勇。而中國的現實被視為政府控制富豪，是改革不徹底的主要特征和根源。
現政府在富豪們眼里是共產黨一黨獨裁，雖然這個富豪集團是在共產黨的呵護下成長壯大起來的，其中許多人自己或其父輩就曾是共產黨的官員。源于其現實地位，哈耶克的主張成了他們合乎邏輯的目標。這就是他們鼓吹多黨制、議會制、憲政民主的根源。為實現這一目標，他們已經鍥而不舍地“日日拱卒”多年。
有意思的是：引爆于歡案的，是在資本媒體《南方周末上》發表的、名記者王瑞峰的報道《刺死辱母者》。這篇報道選擇性地隱藏/夸大事實，熟練地使用煽情筆法，吸引了大批圍觀者。本來是上層集團內部的狗咬狗，被描繪為弱勢群體被害，司法卻保護加害者。一時間整個司法系統都遭到了社會的蔑視甚至仇恨。
從表面看，這是于歡的辯護律師殷清利與王瑞峰勾結的結果：一方試圖靠輿論挾持司法；一方渴望揚名立萬。但我總懷疑問題不那么簡單。此文能在《南方周末》上發表，肯定通過了其審編系統。通常這種涉及具體人員與單位的事件，報社都會核實后方發稿。事實是，發表這種帶有明顯偏向性的報道，《南方周末》干了不止一次，說它沒責任，恐怕無人相信。《南方周末》的偏向性有個共同的方向----引發社會對體制的不滿與憤怒。同是資本媒體的《鳳凰評論》也配發了評論《辱母殺人案：不能以法律名義逼公民做窩囊廢》，暗示中國是一個“一個救助不了弱者又不允許弱者自救的社會”，它“以法律名義逼公民做窩囊廢”，其煽動性昭然若揭。
南方-鳳凰集團就這樣代表上層富有集團向社會“日日拱卒”，瓦解官方與百姓的聯系。極端諷刺的是：南方-鳳凰集團及其代表上層富有集團，正是官方這幾十年政策培植起來的，官方真可謂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觀察、理解這股勢力，需要更寬廣的視野。
從國內看，上層富有集團的崛起來路不正，得不到社會的認可。“赦免原罪”的輿論造了多年，公眾對這個集團的觀感卻越發惡劣。以至于通鋼事件中，工人打死資本家的走狗，全社會居然一片叫好。從此，這個集團深知，自己不可能被人民饒恕。只有徹底瓦解現行體制，擺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統，使中國陷入四分五裂、軍閥混戰的局面，他們的原罪才可能蒙混過關。
從世界看，所有靠利潤極大化機制配置社會資源的國家，都陷入了同樣的困境，在資本主義體制下，不可能靠內部的力量擺脫之。只有某個國家先倒下，其貨幣體系崩潰，才能為尚未倒下的國家贏得喘息之機。最希望中國倒下的，顯然是美、日。這些年美、日對中國的所作所為已經證實了這一點。越來越多的人們已經看清，它們一直試圖通過其操控的學術界、傳媒界、娛樂界、NGO搞亂中國社會。
上述兩股勢力目標相同，不合流才怪。于是人們看到了“日日拱卒”。
以俄為鑒
這“日日拱卒”有效嗎？
坦率地說有效！
事實上，官方在民間的信用已經低到危險的地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們的先輩揮汗撒血建立起的社會共識已經蕩然無存。這年頭流行的是精致的利己主義、是笑貧不笑娼、是娛樂至死。傳媒基本掌握在西化份子手中。在這個名義上的共產黨國家里，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已經被主流學界和傳媒邊緣化甚至妖魔化。王瑞峰的煽動性文章一發表，網絡上立刻掀起一陣狂潮。
一些人欣賞普京，認同他以強硬手段對付里通外國的反對派。然而，普京事實上走的是資本主義道路。“赦免原罪”在中國喧囂多年，至今不敢公開實施，而在俄羅斯已經是政策了。政策規定，俄羅斯境內憑自愿原則申報國外的財產、銀行帳戶、有價證券，以及外企機構或外企控股機構的股票。如違法違規情況發生在截止日期前，不會被追究責任。普京還把資本特赦的期限延長半年至2016年7月1日。
與“赦免原罪”并行的，是對兩極分化的視而不見甚至包庇縱容。俄羅斯1.43億人口中，110位富豪持有全國35%的財富。相比之下，93.7%成年人的全部家當不足1萬美元。其貧富差距在世界范圍內也屬于首屈一指。
這條公開的資本主義道路導致了官商勾結，其結果必然腐敗盛行。
俄羅斯反對黨領袖納瓦里內公開了一份報告和無人機拍攝的畫面。顯示梅德韋杰夫在俄羅斯國內外至少有四處豪宅，兩座葡萄酒莊，三處位置優越的地產和兩艘很可能以總理夫人的名字命名的游艇。
俄羅斯媒體尋根溯源后發現，這些財產大多來源于俄羅斯多個著名寡頭的“贈與”和“捐獻”，其中莫斯科州的豪宅就是2015年度俄羅斯首富烏斯馬諾夫的禮物。
包括烏斯馬諾夫和米歇爾森在內的寡頭“新貴”們向幾個涉事的基金會分別捐款數百億盧布，艾利謝耶夫所在的俄氣銀行則向這些基金提供了多筆低息貸款。更微妙的是，有數筆土地交易是在2008-2011年由梅德韋杰夫在任期間的總統辦公廳突然低價賣給這些全無名氣的小公司的，其中一筆交易的售價僅為市價的約3%。
如果順著這些線索繼續深究下去，還可以發現傳媒新寡頭烏斯馬諾夫與俄羅斯安全部門（特別是謝欽）合作無間，而米歇爾森控股的Sibur公司另有一個年輕的小股東名叫沙馬洛夫——據2016年多家媒體求證，沙馬洛夫的真實身份是普京二女婿。
這些信息迅速激怒了俄羅斯的年青人。
3月26日，在俄羅斯反對黨的帶領下，從俄羅斯最東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哈巴羅夫斯克開始，隨即是新西伯利亞、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基洛夫和薩馬拉發生了抗議游行，幾個小時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街頭出現萬人集結，紅場和冬宮又一次擠滿民眾。
抗議的口號有：
“十億美元，億萬富翁”，“梅德韋杰夫下臺”，“俄羅斯不需要普京”！
這次游行的核心力量幾乎都在三十歲以下，甚至還有十五歲左右的初中生參與。事實證明，資本主義道路和對腐敗的容忍，是普京的軟肋。普京乞靈于俄羅斯強烈的民族主義傳統。他的承諾是：“給我二十年，還你一個強大的俄羅斯。”這打動了飽受蘇聯解體之苦的人們，以至于普京幾乎成俄羅斯民族主義的象征。
然而民族主義解決不了資本主義制造的根本性矛盾，彌合不了愈演愈烈的兩極分化。這自然成為敵對勢力眼中的阿里斯基之踵。這次全俄大游行，就是一個嚴重的警告。無論這一關普京能否渡過，普京政權的致命傷已經暴露在世人面前。
中國十八大以后強力反腐，對比俄羅斯的經驗，有先見之明，顯然是完全必要的。它在竭力修補一條極可能被敵對勢力利用的縫隙。然而，腐敗的根源是以利潤極大化機制配置社會資源。在這一機制下，賺錢是一切社會行為的原動力。官僚系統擁有巨大的權力，它已經用行動證實了其對金錢的渴求與不擇手段。因此，只要繼續走資本主義道路，繼續以利潤極大化機制配置社會資源，腐敗就會前赴后繼，春風吹又生。
對中國政府而言，更危險的是，在資本主義道路上生長起來的上層富豪們，已經不再需要現政府這個保護殼了，這個殼已經成為它們的桎梏。沖出這個殼，就會羽化而登仙；沖不出這個殼，就會被悶死。這決定了他們的政治選擇和行動方向。
由此，中國面對一場劇烈的對決。它既關系到上層富豪們能否延續其三、四十年來的輝煌，又關系到美、日能否擺脫衰亡的危機。這兩股勢力勢必合流，全力搏命。如果它們勝了，國家將分裂，將再次淪入晚清后的慘烈局面。
百年輪回？
百年前的1917年，是民國六年。這一年北洋政府陷于府院之爭，段祺瑞出走；張勛的辮子軍入京擁戴滿清復辟。
同年的俄羅斯則發生了震驚世界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
站在兩國上層統治集團的立場看，這是個艱難的時期。
在太平天國運動和捻軍的打擊下搖搖欲墜的清政府，最終亡于新生的資產階級。而新生的資產階級在不同西方國家的支持下，為其主子圈占、維護各自的勢力范圍，中國就此陷入任人宰割的分裂局面。
俄羅斯的羅曼諾夫王朝，以暴力瓦解原有的村社結構，扶持新生資產階級快速趕超西方列強。為此不惜讓廣大農民淪為一無所有的無產者，成為資產階級生產函數中的“要素”之一（可自由雇傭/解雇的勞動力）。當遇到農民的激烈反抗時，啟用斯托雷平強力鎮壓，將絞架布滿俄羅斯，以至于俄羅斯人將絞索稱為“斯托雷平的領帶”。鎮壓成效昭彰，社會一片安寧，資本主義的經濟與學術蓬勃發展。以至于這個時期被稱為“白銀時代”----僅次于希臘神話中的“黃金時代”。
就在這繁花似錦、令人陶醉的盛世，在幾乎沒有任何先兆的情況下，1917年2月，羅曼諾夫王朝轟然崩潰。事變的誘因微不足道：首都的幾家商店因進貨不足與交通不暢，造成面包脫銷，導致不滿的居民上街，立刻引發騷亂。派去鎮壓的首都衛戍部隊卻發生了嘩變，工人與士兵逮捕了政府大臣、將軍。僅僅七天，沙皇就退位了。正如當時任彼得格勒第一屆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委員的蘇漢諾夫所說：
“沒有一個政黨直接參加了革命的準備工作，當時誰也沒有把這一天當作革命的開始，這一天所發生的運動似乎與前幾個月的運動沒有區別，這種騷動在人們面前已經出現過幾十次了”。
事實證明，鎮壓無法消除迅速資本主義化造成的社會矛盾，應力深深地潛伏在俄羅斯社會底層。一旦接近“屈服應力”，發生社會大動蕩就是必然結果，所不確定者，僅具體的時間與形態而已。
在那個時代，無論中國還是俄羅斯，都沒有人把底層百姓當回事。上層集團在臺面上“你方唱罷我登場”，似乎是他們在主導歷史的走向。然而俄羅斯的十月革命將原有的社會上層掃蕩殆盡；在中國，則是一個窮棒子黨最終奪得了政權。
當時中國的窮棒子黨兩手空空，一無所有。與掌權的蔣介石集團對抗，無異于“叫花子與龍王比寶”（毛澤東語）。叫花子怎么就把龍王趕到幾個小島上去了呢？
3月27日真正的共產主義者馬賓去世，從馬賓身上能看到這個問題的答案。
1946年馬賓在東北農村工作，“與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勞動。瓜菜代啊，什么都行”。結果建立起了堅強的基層政權，無論走到哪里，老百姓都自發地保護他的安全。中共東北局以他為模范人物，軍旅作家劉白羽在《環行東北》一書中稱他為“唯群眾”的人。
解放后，他在鞍鋼任總經理，卻要求去蘇聯學習冶金專業。學成回國后，不能接受蘇聯式企業的廠長（經理）獨裁管理制，轉而推行政治掛帥、大搞合理化群眾運動，發動工人參與企業治理。通過這種辦法解決了很多問題。鞍鋼的這套做法被毛澤東總結提煉為《鞍鋼憲法》，還戲謔地說：“蘇聯有個‘馬鋼憲法’，中國有個‘馬賓憲法’”。
到北京后，他住在部長大院，卻喜歡跟許多小阿姨接觸，連管道檢修工人也要想辦法接近。他管這些人叫“基本群眾”，強調基本群眾是最要緊的，“共產黨員就是要聯系基本群眾，而不是去聯系那些大款”。
這就是窮棒子黨打敗國民黨的秘密！時刻站在基本群眾之中，與基本群眾融為一體，為基本群眾服務，就是窮棒子黨的力量之所在。
進城后正如馬賓指出的：“做官怎么會好呢？進城后一些領導人都住得很好，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的作風根本就沒有了。住到這里來還能干什么呢？”從窮棒子黨到執政黨，是一個嚴峻的考驗。毛澤東早就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提出了不做李自成的要求，為此多次搞運動，直至開展文化大革命。
而今的執政黨內，理解、認同共產主義的有多少？黨員中為“共產主義”而入黨的有多少？因“執政地位”而入黨的又有多少？一旦共產黨丟了執政地位，有多少人會離黨而去，謀求加入新的執政黨？看看從高層中抓出的一串串貪官，答案還不清楚嗎。
拋棄了基本群眾，象羅曼諾夫王朝、斯托雷平內閣、北洋軍閥、南京政府那樣沉醉于上層舞臺，就不再是窮棒子黨了。當西服革履、溫文爾雅地勾心斗角時，猛然聽到俄羅斯抗議人群中提起十月革命一百周年，高呼要二次革命時，不知是否看到了天邊那一片烏云？不知是否聽到了當年高爾基在《海燕》中的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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