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原教旨主義當休矣
中國的御用經濟學界充斥著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在他們數十年如一日的鼓噪下，其政治綱領終于在2013年被塞入了號稱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的中央文件：“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其同義語是“讓利潤極大化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誰都知道，這正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的本質特征。一個經濟體，無論它如何自我標榜，只要具備這個特征，就是資本主義經濟體。
在這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取得“決定性”勝利的一年，一場震動全國的“錢荒”，為這“勝利”抹上了一筆滑稽的油彩。
“明斯基時刻”----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歸宿
2009年“四萬億”的后遺癥，導致商業銀行表內信用高度膨脹，商業銀行表外業務及“影子銀行”迅速擴張，積累了越來越多的風險，這迫使當時的央行試圖打壓風險偏好，以“引導信貸資金支持實體經濟，把穩健的貨幣政策堅持住、發揮好，合理保持貨幣總量”（2013年6月19日國務院常務會議）。
而央行收緊貨幣的舉動立刻引發了金融圈內的地震。2013年6月20日，銀行間隔夜回購利率最高達到史無前例的30%，7天回購利率最高達到28%。而這兩項利率的長期均值往往不到3%。“四處是借錢聲，資金價格一再沖破想象，做了這么多年交易員，如此‘盛況’前所未有，市場幾乎失控了。”（《2013年6月份銀行大鬧錢荒》中國行業研究網 2013年6月26日http://www.chinairn.com/news/20130626/113357217.html）
引發這場危機的是商業銀行表內表外信用的高度膨脹。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當局一直重視這一隱患。四年過去后的今天，問題是否緩解了？讓我們看看央行的統計數據。
圖1：金融機構各項貸款
數據顯示，金融業表內信用，仿佛被一股強大的力量推動，持續呈指數增長。進一步觀察這信用增長與經濟體量增長間的關系：
圖2：各項貸款/GDP
2008年前，各項貸款/GDP還在105%上下波動，而2009年的“4萬億”之后，卻呈現出快速單邊上揚的態勢。到2016年已經升到143.26%。而這個時期，正是當局大講“低增長”、“新常態”的時期。GDP增速下降，而相應的各項貸款卻增速高企，這樣的態勢根本不可能成為“常態”，其邏輯歸宿只能是戛然而止。中國經濟竟然走到這一步，其玄機何在？
靠利潤極大化機制配置資源，意味著由追逐利潤的動機來推動經濟機器運轉。于是任何投資決策，主要基于對盈利可能性與虧損風險的評估，而其他因素的作用，微不足道。如此運行三十余年，逐利資金高速積累，而為之提供利潤的社會消費能力卻相對下降。于是資本家掙錢越來越難，越來越多的投資陷入微利甚至虧損的境地。越來越多的企業資金鏈緊張，不時有企業資金鏈斷裂、老板跑路。為了維持經濟機器運轉，宏觀調控當局不得不一再放松銀根（即所謂“量化寬松”），以防出現大面積的企業破產、工人失業、社會動蕩。結果導致了整個社會信用膨脹。以至于有人警告“‘明斯基時刻'即將到來”（《“明斯基時刻”即將到來》中國金融智庫http://www.zgjrzk.com/news/201708/424106.html）
明斯基將融資方式劃分為三類：
1. 對沖性融資--投資產生的現金流足以償付所欠債務的本息。
2. 投機性融資--投資產生的現金流只能償還利息，無力還本。（美國國債早就陷入了這一狀態）
3. 旁氏融資--投資產生的現金流連利息也不能償還，維持資金鏈全靠借新債還舊債。
一旦經濟體陷入旁氏融資的境地，銀行資金將被迫越放越多，債務人債務越借越多。為了避免倒債，無論銀行還是債務人都別無選擇。這是個自我強化的正反饋，直到泡沫破滅----“明斯基時刻”就此到來。
如果圖2顯示的2009 年后的走勢持續下去，還本付息的壓力越來越大，而GDP產生的利潤卻越來越不足以支付貸款本息。預示“明斯基時刻”將步步逼近。1929年、2008年的美國就陷入了“明斯基時刻”，1929年的危機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2008年的危機至今未渡過，美國四處窮兵黷武、整個世界烽煙四起就是明證。
事實已經發出了明確警告：市場原教旨主義已經將經濟體引向了危局。在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理論框架中，根本不存在擺脫危機的途徑。
高企的銀行信貸本質上是債務，而這巨大的債務遠超出現實經濟體能償付的可能性。邏輯上唯一的途徑是賴賬----將這債務降至現實經濟體能承受的規模。金融業管這叫“縮表”----縮小金融業的資產負債表。問題是，資產負債表擴張時，相關債權人與債務人間訂立了契約，縮表意味著債權人賬面財產凈損失。三十余年的利潤極大化，使全社會的金融債權高度集中在占全社會人口不到1%的人群中，他們正是因為積累了巨量的逐利資金而得以獲取所謂“財產性收入”，從而高居于絕大多數社會成員之上，成為經濟生態中的掠食者。他們能容忍這樣的損失嗎？
一旦勾銷這個集團（占社會人口不到1%）的部分債權，就相當于實踐了當年馬克思的預言：剝奪者被剝奪。別忘了當年朱镕基的感慨：“為什么越富的人越不交稅呢？這是不正常的”。（《個稅制度劫貧濟富？朱镕基質疑富豪為何不交稅》南方網訊2002-07-02 http://news.southcn.com/hotpersue/200207020751.htm）這個連個人所得稅都不肯交的強勢集團能容忍剝奪其債權嗎？而不剝奪其債權，社會有出路嗎？
于是人們看到，這個集團與社會的整體生存，處于正面對立、無法調和的態勢。這正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必然歸宿。
“新常態”?“新經濟”?“新時代”？
面對日益放緩的經濟增速，當政治家、經濟學家們熱衷于鼓吹“新常態”時，另一些人卻在展望“新經濟”。其實整個人類歷史就是“新經濟”不斷替換傳統經濟的歷史，而所謂“常態”，回頭看不過是過眼煙云。
在氏族公社的新石器時代，人類發明了陶、瓷、銅、鐵等非自然材料，而這類新材料的出現，在擴大人類生產力的同時，逐步瓦解了氏族公社----因為生產力的擴大產生了超出維持社會成員生存的所需剩余產品。歷史告訴我們，這一社會形態更替經歷了上萬年的過程，以至于在一兩代人之間，根本不可能感受到這種更替。然而比起生物界上百萬年、千萬年才能感受到的演化，人類社會的這一演化已經快得不可思議了。
更替的結果，人類進入了以農、牧業為基礎的階級社會。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人類發現了煤炭和石油等新能源，它遠超出傳統的人力、畜力。新能源的出現使工、商業高速發展，于是工商文明取代了農耕、游牧文明。這一更替，從全球看，經歷了數百年的過程，但在某些地區，卻在數代人間完成。如在中國，大致從鴉片戰爭到如今。如此迅速的社會變革，帶來了巨大的社會動蕩和無盡的苦難。
工商文明的生產方式就是資本主義，而市場原教旨主義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圣經，在資產階級眼中，它神圣不可侵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幾百年間，依靠遠超出人力、畜力的能源，生產力以更高的速度發展，當機械一步步強化人力后，計算機、網絡又開始強化人類的智力，直至大數據、人工智能進入社會生產、生活領域，人們才意識到，又一個根本性的社會變革已經迫在眉睫。考諸技術進步的步伐，考諸歷史經驗，這次變動很可能在數十年間完成。而絕大多數人們還在試圖適應所謂“新常態”，還沉浸在眼前的是非得失之中，看不到社會性質巨變的前景，更談不到未雨綢繆、長遠規劃了。
在向前展望之前，不妨先向后看，思考一下導致當今困境的貨幣與利潤極大化機制。黑格爾有句名言眾所周知：“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它其實說出了一個簡單的道理：任何一個事物的產生、發展和存在，必然有其原因。
社會分工的產生，使生產者和消費者逐漸分離。由此產生了生產與消費間如何匹配、對接的問題。一開始是“日中為市”、“以物易物”、“交易而退”。由于生產者甲和乙的產品往往不能相互需要，只有在更大的范圍內交換方可實現需求與生產的匹配。于是對“一般等價物”的需求出現了，大家都用自己生產的產品去換得一定量的“一般等價物”，再用此去換得自己所需的產品。在中國最早扮演這“一般等價物”的是貝殼，其影響之深遠，與財富有關的漢字多含偏旁“貝”。貨幣正是由此產生的。在分工日益深化的社會中，成員們為了獲取自己所需的財富，都會努力獲取這一般等價物，而在交易過程中行成的價格，則成為原始信息，引導社會成員調整生產的品種與數量。
可見貨幣是人類社會最偉大的發明之一，它推動了生產的社會化。然而在社會成員追逐貨幣的過程中，必然使一些人手中的貨幣遠超過其消費所需，而另一些則缺乏貨幣。于是后者需向前者借錢并付息，前者則進入了“以錢生錢”的境界。這就是資本和利潤的來源，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來源。當社會演化到這一階段時，推動經濟體運轉的，是商人的逐利動機。商人們追逐的已經不再是用一般等價物交換消費品，而是貨幣本身。于是貨幣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其目標不再是交易媒介，而是“以錢生錢”。高度集中的貨幣導致了巨型企業的誕生和生產力的大發展。“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資本主義創造的生產力不僅僅是量的膨脹，也是質的革命。毋庸諱言，計算機、網絡、大數據、人工智能等，都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物。
大數據和人工智可在幾乎是全球的范圍內，為互不相識的生產者和消費者建立交換的通道，基于巨量的交易信息，可得出更可信、更穩定、更實時的供需變動信息。于是，貨幣扮演的歷史角色受到了威脅。計算機網絡中的某種信息組合正在逐步取代“一般等價物”的某些功能。這樣的技術背景，預示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
于是我們看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制造使自己難于生存下去的危機時，同時為新的時代奠定了技術基礎。
視野：從技術革命到社會演化
基于網絡、大數據、人工智能的技術性討論如火如荼。原因很簡單，技術層面的討論只要“大開腦洞”就成。但很少有人意識到，這一輪技術革命勢必導致社會性質的變革。
但有一個人是例外，那就是大資本家馬云。2001年6月，在由浙商總會和上海市浙江商會聯合舉辦的“2016世界浙商上海論壇暨上海市浙江商會成立三十周年大會”上，馬云說：
“馬克思主義講到的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到底哪個好？我認為這個觀念我們過去的一百多年來一直覺得市場經濟非常之好，我個人看法未來三十年會發生很大的變化，計劃經濟將會越來越大。為什么？因為數據的獲取，我們對一個國家市場這只無形的手有可能被我們發現。中醫的醫生在沒有發現X光和CT機之前我們是沒辦法把肚子打開來看一看，所以中醫的號脈，望、聞、問、切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指揮系統，但是X光和那個出來以后，發生了天翻地覆，相信數據時代我們對國家和世界的經濟、數據明確的掌握，就像世界經濟我們將會有一個X光機和CT機，所以30年以后將會有新的理論出來。”（《馬云：未來30年計劃經濟會越來越大》2016年11月20日 第一財經日報）
2017年5月，在貴陽數博會上馬云再談計劃經濟：
“未來的三十年會把很多今天看來很可能的事情變成了不可能，會把很多不可能的事情變成了可能。……。去年我提了一個觀點，我說由于大數據時代的出現，我們對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將進行重新定義，我們在過去的五六十年，大家認為市場經濟要比計劃經濟好很多。但我個人覺得，未來三十年，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將會被重新定義。我這個觀點在國內得到了很多的經濟學家一致批判，大家覺得我是胡說八道。這里我自己先告訴大家，我指的計劃經濟不是那時候蘇聯的計劃經濟，也不是中國剛開始的計劃經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最大的差異是，市場經濟有一只無形的手，我想問大家，如果這只無形的手你愿意摸到，你愿意做計劃嗎？在大數據時代，特別是萬物互聯的時代，人類獲得數據的能力遠遠超過大家想象，人類取得對數據進行重新處理以及處理的速度的能力也遠遠超過大家，不管是AI也好，MI也好，我們對世界的認識將會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所以，我想說明的一個問題，由于大數據讓市場變得更加聰明。由于大數據，讓計劃和預判成為了可能。”（《馬云又談計劃經濟了，但這次談的有些不一樣》2017年05月30日第一財經網）
注意，馬云的判斷基于“數據的獲取”。當年批判計劃經濟時，一個重要的論據是：經濟活動廣泛分布于社會各角落，計劃部門不可能獲取及時而真實數據。而今網絡、大數據、人工智能從技術上解決了這個問題。但馬云強調：他講的計劃經濟“不是那時候蘇聯的計劃經濟，也不是中國剛開始的計劃經濟。”他的邏輯是：掌握了大數據就能“摸到”那只“無形的手”，就能“讓計劃和預判成為了可能”，就能“讓市場變得更加聰明”。
至于由誰來掌握大數據，馬云避而不談。其實看看現實，這個問題的答案，大家心知肚明。質而言之，馬云心目中的計劃經濟，就是用大數據武裝起來的市場經濟，這數據和計劃、預判能力當然是掌握在馬云們的手中。這不是筆者的無端揣度。由柳傳志、馬云、馮侖、郭廣昌、史玉柱、沈國軍、錢穎一、蔡洪濱、邵曉鋒等頂尖資本家和著名學者等共同發起創辦了一個“湖畔大學”，馬云任首任校長。他稱：湖畔大學要有四為——“為市場立心、為商人立命、為改革開放繼絕學，為新經濟開太平。”（《湖畔大學第三屆開學典禮馬云：湖畔要有“四為”》2017-03-2712:35，搜狐http://it.sohu.com/20170327/n484977849.shtml）
圖3：湖畔大學成立儀式上，首任八位校董
http://www.tmtpost.com/219025.html
統計數據和邏輯分析早已確證，由利潤極大化機制配置社會資源，必然導致貨幣集中于極少數成功的資本家手中，必然使社會資金循環陷入困境。這正是導致計劃經濟思想的現實根源。如果基于大數據的計劃、預判能力掌握在馬云們手中，只能使資本家中極少數成功者更高效地聚斂貨幣，而大多數中小資本家只能漸次破產，淪入打工者的隊伍。從全社會看，逐利資金會更加高速積累，而為之祭獻利潤的消費資金會更快萎縮，社會矛盾會加速激化。
有趣的是，馬云的言論引起了中央黨校反共教授蔡霞的反應，雖然她聲稱：“我不是針對馬云這個人發言”。她的結論是：“計劃經濟必然實行極權專制，計劃經濟體制的本質是極權統治體制。”（《蔡霞：極權控制是計劃經濟的本質》2017-07-15搜狐http://www.sohu.com/a/157346825_481566）回避經濟分析，靠揮舞政治帽子嚇人，這是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的慣用伎倆。
蔡霞是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教授、法學碩士，1985年起從事政黨政治研究，主要研究方向：政黨意識形態、執政黨建設。這個法學、意識形態領域的“專家”，也敢對經濟領域的問題下判斷，可見主流學界不堪到了何種地步。《共產黨宣言》指出：“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而蔡霞稱“市場經濟的實質是人的權利和自由。”（同上）誰都知道，市場經濟的制度基礎是私有制。如果蔡霞是個自由撰稿人，她可以愛說什么說什么。而作為共產黨中央黨校的教授，如此反對共產黨的理論基礎，其政治操守與政治論理何在？當然蔡霞可以堅持自己的觀點，但請離開共產黨，更不要賴在中央黨校教授的職位上。不妨去看看馬云們是否會豢養你。
計劃經濟：從1.0版到2.0版
如此絶決地反對計劃經濟的不只是蔡霞。2015年11月5日第六屆財新峰會上，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李劍閣稱：有些人“用虛無縹渺的、遙不可及的、過時的、陳舊的政治口號和概念”，“煽動一些不健康、不理性的社會情緒來阻礙或者反對改革”。“更有甚者，有人甚至要把中國拉回到計劃經濟”。（《李劍閣：否定市場化改革是對黨的路線方針的最惡意曲解》2015年11月05日財新網http://topics.caixin.com/2015-11-05/100870749.html）在李劍閣看來，共產黨的建黨宗旨是“虛無縹渺的、遙不可及的、過時的、陳舊的”，卻不敢正面進行坦誠、開放的學術爭論。而是指望于“鄧小平曾多次果斷、嚴厲地制止了將意識形態的爭論引進經濟領域。”（同上）說白了就是指望實行學術領域的資產階級專政，以堵悠悠之口。
在人類歷史上，相對于市場經濟，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個新生事物，它必然弱小、粗糙，必然犯下這樣那樣的錯誤。它遭到挫折甚至失敗，是不可避免的。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數千年私有制的繼承者，它自身也有數百年的發展史，已經相當成熟。
自馬克思以來150年的歷史，就是一個貌似強大但老朽體制和以一個弱小而新生體制間的斗爭。人類能否走出危機，就看這斗爭的結果。
當年蘇聯和中國的計劃經濟無疑是極為初步和幼稚的，不妨稱之為“計劃經濟1.0版”。但這樣一個萌芽狀態的計劃經濟讓這兩個國家在短短二三十年間，從貧窮落后的農業國發展為門類齊全的工業國。蘇聯成了抗擊法西斯德國的主力，而中國則結束了列強隨意入侵、予取予求的歷史。當初與中、俄處境類似的大國還有印度，它走了英國的道路，至今連種姓、強奸、公共衛生等問題都解決不了。至于走美國道路的菲律賓，至今仍靠“菲傭”立國。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那弊竇叢生的計劃經濟，當今市場經濟的擁躉們只能在蔣委員長留下的遺產上搞市場經濟。若此，中國充其量只能與印度、菲律賓、印尼為伍。別說成為世界第二經濟體，鬧不好還真會被肢解為七八塊，就像日本人和陳水扁期望的那樣。
今天，技術進步使現存的生產力能輕易養活全球人口，并使人類得到遠比任何歷史時期都更全面的發展；但同時，它帶來的破壞力能輕易毀滅整個人類。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一方面使各國國內矛盾高度激化，經濟危機愈演愈烈；一方面使國際政治陷入無政府狀態，烽煙四起早就成了這個星球的“老常態”。
天堂還是地獄，升華還是沉淪？這是人類不得不面對的選擇。只要人類繼續陷于私有制，社會動蕩和戰爭就不可避免。要避免這樣的前景，就必須正視《共產黨宣言》的聲明：“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成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假裝遺忘或故意回避它，所謂“共產黨人”的理論自信就是一句空話。
然而消滅私有制是一個歷史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堅韌不拔的理論探討和前赴后繼的實踐探索。蘇聯、中國早期的計劃經濟（計劃經濟的1.0版），雖然失敗了，卻留下了寶貴經驗教訓，值得深刻地反思與探討。
一個需要深思的問題是：由誰來做計劃？
馬云講的計劃本質上是企業計劃，而且側重于跨國公司的計劃。這樣的計劃早已有之。以“計劃、規劃、預算系統”和“系統分析”改造美國國防部的麥克納馬拉，就來自福特汽車公司。在哪里他從事統計、分析、控制工作。麥克納馬拉癡迷于數字式量化管理，對數字有一種著魔般的癡迷。如果一個問題能用數字加以直觀的說明，他便會覺得輕松自在。
其實，計劃還有更小的主體。每一個消費單元都在自覺不自覺地進行計劃：合理安排自己的收支，以實現自己的目標。
在計劃經濟時期，至少有三個層次的計劃中心：國家、省、市縣。因此，將計劃經濟僅僅理解為“中央計劃經濟”是不符合實際的，也是行不通的。顯然，每個計劃中心都有自己的計劃范圍。原則上，這范圍取決于相應經濟活動本身的范圍。每一個消費中心不可能去干預其他消費中心的計劃，每個省縣市只能計劃自己轄區內的經濟活動，而中央計劃的核心在于保障整個國家經濟的穩定、平衡與發展。事實上，不同層級的計劃相互影響，因而需要相互反饋。在缺乏技術手段的年代，這是一個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于是有了“條條、塊塊”之爭，導致了計劃的低效與浪費。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為此提供了可行的技術手段。也提出了一個嚴肅的研究課題：基于大數據、人工智能，如何實施、協調各層級的計劃。
生理學對軀體的研究給出了有意義的啟發。生理學家們發現，軀體維持生存與發展需解決兩個層面的問題：
底層的是保障機體“內環境”（諸如糖、鹽、蛋白、脂、水、體溫等）的穩定，以保證每個細胞的生存環境。這主要由存儲-分配系統和植物神經系統構成的拮抗機制自動完成。
上層的是保障外環境的適宜，包括尋找食物、水源、適宜的氣候、避免傷害等，這主要由感覺器官和運動器官在大腦皮層的指揮下完成。
由此，社會的計劃功能亦可分為兩層，底層保障每個社會成員的生存環境，它應進化出一種自動的、程序化的調節機制。高層則為整個社會的生存發展籌謀規劃。底層功能應是分布式的、接地氣的；而高層功能應是集中式的、前瞻性的。
另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是：貨幣在經濟中的角色。
貨幣是作為交易媒介所需的“一般等價物”而出現的。在個人消費領域，由于存在十幾億甚至幾十億個計劃中心，他們各自的需求千差萬別，只能靠貨幣來實現他們的經濟計劃。換而言之，個人的計劃都只能基于貨幣的收入與支出。由此，在個人消費領域，市場將長期存在。天量的交易數據，成為整個經濟計劃最原始的數據基礎之一。
然而，商品交易必然由利潤極大化機制推動。我們已經看到，利潤極大化機制長期作用的結果就是逐利資金遠遠超出提供利潤的消費資金，這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死結。實踐告訴我們，現實的社會經濟體中，最強大的利潤極大化機制存在于金融領域。而金融領域的核心功能本應是社會資源配置。
事實證明，當金融領域致力于利潤極大化時，一方面導致對社會需求變化的超調反應，形成一次次“過熱”、“過冷”；另一方面，社會需要而不可能交易、無法形成價格、因而不可能形成利潤的領域，勢將長期缺乏資源；更重要的是，金融領域以錢生錢的能力超強，會導致逐利資金迅速膨脹，惡化整個經濟環境。
因此，金融領域的指導原則，只能是為社會的整體利益配置資源。對一個社會而言，需要配置資源的領域種類繁多。若用利潤極大化機制為所有領域配置資源，就需要所有的領域都能產生價格。而價格本質上是交易雙方博弈的產物。試問：國防、環保這樣的領域，交易雙方何在？如何產生價格？又如教育產業化的惡果至今仍在危害社會，用利潤極大化機制來配置教育資源已經被證明是取亂之道。
以是否能盈利作為社會資源配置是否合理的唯一判據，是典型的商人思維。許多分析家唱衰中國經濟，其邏輯即在于此。
牛津大學賽德商學院近期一份發表在《牛津經濟政策評論》的研究分析了中國的95個大型公路和鐵路基建項目。其結論是：過去三十年來，中國逾半基礎設施投資項目在“摧毀”，而非產生“經濟價值”，因為其成本比產生的效益更高。（見《“明斯基時刻”即將到來》中國金融智庫http://www.zgjrzk.com/news/201708/424106.html）
判斷為大型公路和鐵路基建項目配置資源是否合理，僅看其可贏利性，對中國這個國土遼闊、發展不平衡，區域差異巨大的國家，顯然是不可理喻的。向這方向配置資源，當然需要考慮合理的度，但這度卻不應是公路、鐵路的直接盈利能力。其對社會全局的意義在于促進遠距離的人、財、物交流，縮小地區間的差距，促進平衡發展，將整個國家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增強國家的凝聚力和國防能力等。因此向這方向配置資源，應考慮的首先是它在上述各方面的作用，其次是相關資源（如能源、鋼鐵、水泥、機械的產能等）的豐裕度。至于其直接盈利能力，只應是需考慮的因素之一，不是主要的因素，更不是唯一的因素。
這告訴我們，社會的資源配置，不能單純以“投資”的準則判斷。經濟學將“投資”定義為：特定經濟主體為了在未來可預見的時期內獲得收益或是資金增值，在一定時期內向一定領域投放足夠數額的資金或實物的貨幣等價物的經濟行為。這顯然是典型的商人邏輯。用這樣的邏輯支配全社會的資源配置，只能導致短視而局部化的行為。上個世紀中期獨步天下的美國經濟淪落到今天的地步，就是這種邏輯的必然結果----華爾街獲得了豐厚的投資利潤，而整個經濟體空心化，整個社會基礎設施嚴重老化，以至從到過中國美國游客到特朗普都驚呼“我們才是第三世界”。
由此，站在社會整體的角度，金融是配置資源的手段之一（而不是唯一手段）。同時金融業不能靠利潤極大化來驅動。社會資源的配置，一方面需把握社會生產能力與實際的物質條件的平衡；一方面需把握社會各方面需求間的平衡，如居民各種消費需求、社會運轉與發展所需的各種功能（教育、安全、生態、交通、區域間平衡等）。
由此，金融領域必須歸屬社會公器，不能私有化。
再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是：網絡與大數據的發展使得電子商務平臺已經發展到影響整個社會生活的地步，從而開始具有了“公器”的屬性。如果讓它長期握在私人資本（甚至是海外資本）的手中，整個社會將被私人資本控制。當年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曾說：“美國確實有科學，有技術，可惜抓在資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處就是對內剝削和壓迫，對外侵略和殺人。”這里，毛澤東提出了一個觀察問題的視角：科學技術抓在誰手里？為誰服務？對今天那些津津樂道于技術發展，指望科技興國的人們，難道不是一付清醒劑？
回顧從原始公社到階級社會的演化史，被私有化的首先是知識資源。中國的甲骨文，最早就是巫師們發明的，被用于記錄祭祀事務。正是擁有了知識優勢，他們才能逐步將公權力私有化，所以中國早期的政權都具有神權的特征。
由此，“公器”是否姓“公”，對計劃經濟而言是個生死攸關的問題。在人們經歷過的計劃經濟1.0版中，計劃權力實際上掌握在政府官員手中，而否定計劃經濟，進而化公為私，直至演化出大小“老虎”“蒼蠅”的也正是政府官員。這提醒人們，保障公權力姓公，是計劃經濟的基礎。沒有這個前提，所謂計劃經濟不過是國家資本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罷了，其走向變質、失敗是必然的。
其實毛澤東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他指出：“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這里論及的就是公權力是否姓“公”的問題。文化革命本質上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文革雖然失敗了，但這個問題依然存在，依然是整個社會無法回避的重大問題。
上個世紀存在了幾十年的計劃經濟1.0版不可避免地失敗了。但這不等于資本主義可以萬世長存。眼前的態勢鮮明地暴露了資本主義的不可持續性。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們無視現實的喧囂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本質上不是學者，而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傳教士、衛道士，所以連基本的學術規范都不顧，更別提公開、坦誠的學術辯論了。真正令人擔憂的，不是這些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們，而是“左翼”的學者們。對計劃經濟1.0版務實而深刻的剖析，進而總結經驗教訓的研究實在太少。基于當前的經濟技術現實，對計劃經濟2.0版的超前性預研更是寥寥無幾。計劃經濟2.0版與1.0版相比，應該有質的飛躍。我們前人犯過的錯誤、付出的代價，應當使我們這一代人更理智、更深刻、更務實。以為可以回歸計劃經濟1.0版，不是頭腦糊涂就是思想懶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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