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中國困境的政治經濟學觀察》第二編 宏觀調控觀察 第七章 蹊蹺的藥方

　　媒體報道：中國發(fā)展高層論壇2011年會的主題為“經濟發(fā)展方式轉變中的中國”。2011年3月19日，吳敬璉先生在會上警告：用舊體制去執(zhí)行經濟發(fā)展方式的轉型，中國會面臨“類似58年大躍進的嚴重經濟問題”(見董琳«吳敬璉擔憂中國出現1958年大躍進式嚴重問題»中國經濟網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10321/3707636.shtml)。這讓筆者大惑不解，今天的中國，無論經濟體制還是社會結構都與1958年大相徑庭，怎么能與之扯上關系?

　　為準確理解吳敬璉先生的原意，筆者查找了不同記者的相關報道，發(fā)現報道的基本觀點一致，都源于他2010年8月23日在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雙月學術報告會”上所作的一次報告«對如何走出宏觀經濟兩難困境的思考»，原刊于《中國發(fā)展觀察》。(注：下文中未注明出處的吳敬璉先生原話，均引自此報告,報告全文見附錄)

　　7.1 宏觀經濟政策選擇：兩難的困境

　　報告以“宏觀經濟政策選擇兩難困境及其由來”開篇。宏觀經濟政策選擇的兩難困境盡人皆知：2009年為應對金融危機，當局采取了極為寬松的貨幣政策和激進的財政策，以“擴需求、保增長”。吳敬璉先生在報告中指出，這種高強度的刺激政策導致“一方面，資源和環(huán)境超支的惡果進一步顯現;另一方面，貨幣超發(fā)，資產負債表的再杠桿化問題非常突出，導致資產泡沫和通貨膨脹風險加大。”

　　為此，到了2010年第二季度，“開始采取緊縮措施，隨之而來的是經濟明顯下滑，房地產市場搖搖欲墜，加上地方財政問題，一旦嚴重化，銀行的不良資產就可能增加。也就是說，宏觀經濟政策既不能緊又不能松。松了，則資產泡沫和通貨膨脹問題加劇;但一緊，增長速度就會下來，而且‘半拉子工程’會大量出現，銀行不良資產會增加。房地產業(yè)在我們經濟增長中不正常地起了太大的作用，而它的一動一靜又影響了整個宏觀經濟。既不能松又不能緊，這就是兩難困境。”

　　報告對兩難困境的描述符合事實，當局的財政、金融政策走在刀刃上，“左右不是人”。作為經濟學家，最基本的學術職能是深入分析陷入這一困境的根源，據此方可提出應對之策。那吳敬璉先生是怎么分析的呢?

　　7.2 貨幣循環(huán)：“飲鴆止渴”還是“抱薪救火”?

　　吳敬璉先生的分析是：

　　“為什么會出現這一困境?癥結就在于過分倚重短期政策。”

　　“我們驅動經濟的辦法就是擴大需求，只要能夠把需求擴大了，它就能夠把增長的速度拉起來。”

　　“這是一個短期分析的框架，采用政府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短期調節(jié)手段擴大需求，維持短期的經濟增長”

　　“但是，他(注:指凱恩斯)從來沒有說這種框架可以做經濟的長期分析。從長期來看，經濟發(fā)展還是要靠市場的綜合調節(jié)。”

　　可見吳敬璉先生認為，問題的癥結在于將凱恩斯主義這種短期手段當作了長期政策。導致凱恩斯主義政策的是“有效需求不足”，這是一個貨幣現象，并非社會上真的缺乏需求，只是買不起罷了。問題的癥結在貨幣循環(huán)，財政金融政策調控的對象亦是貨幣循環(huán)。因此理解經濟困境，進行政策分析，其基礎在于貨幣循環(huán)分析。

　　第一編第一章已經深入分析過，在我們現實的經濟系統(tǒng)中，貨幣至少扮演兩類角色：一類是追逐最終消費品;一類追逐利潤，企望“以錢生錢”。過去三十年來，經濟系統(tǒng)中要素配置的核心原則是“利潤極大化”，即經濟決策的主要基礎是評估資本盈利的可能性與風險。除了最終消費者的購買行為外，推動每一個交易環(huán)節(jié)的都是利潤動機，都通過利潤將一部分貨幣轉化為逐利資金。各環(huán)節(jié)參與者所得的利潤，歸根結底來自最終消費者支付的貨幣。于是，這兩類貨幣間的平衡關系，決定了貨幣循環(huán)系統(tǒng)的動態(tài)特征，進而決定了整個經濟系統(tǒng)的運行。

　　統(tǒng)計數據和邏輯分析均證實，利潤極大化機制的長期后果必然是三大失衡：

　　1.財產性收入與工資性收入失衡;

　　2.產能與內需失衡;

　　3.追逐利潤的貨幣與祭獻利潤的貨幣失衡。

　　這三大失衡必然導致經濟危機。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以超額發(fā)行貨幣作為危機爆發(fā)時的應急之策，但利潤極大化機制使這三大失衡成為經濟的體制性特征,這迫使各國經濟管理當局將這一短期政策當作長期政策，結果導致第四大失衡：貨幣發(fā)行量與可交易財富失衡。這就是“兩難困境”的根源。

　　既然凱恩斯主義只是“短期分析框架”，吳敬璉先生自然不贊成依賴凱恩斯主義。他提出的長期政策選擇是“要靠市場的綜合調節(jié)”。他沒有論述所謂“市場的綜合調節(jié)”到底是什么，但利潤極大化無疑是市場調節(jié)的核心機制，也是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原動力。利潤極大化在每一次交易中都力圖將一部分追逐最終消費品的貨幣轉化為利潤，成為逐利資金的積累源。全社會數十年的積累過程，造就了上述三大失衡----這正是導致凱恩斯主義的根源。

　　張維迎恰當地稱凱恩斯主義為“飲鴆止渴”（張維迎《徹底埋葬凱恩斯主義》2009年2月8日在亞布力中國企業(yè)家論壇上的演講）。然而，不飲鴆止渴有何出路？如果不向經濟系統(tǒng)注入超量發(fā)行的貨幣，有效需求不足導致的利潤萎縮勢將導致大范圍的企業(yè)破產和民眾失業(yè)，危及現行的社會經濟體制。正是利潤極大化機制導致的客觀壓力，迫使財政、金融管理當局不得不長期實行凱恩斯主義。吳敬璉先生指望靠“市場的綜合調節(jié)”來解決問題，簡直就是抱薪救火。飲鴆止渴尚有一時之效，抱薪救火無異于直接跳崖。

　　哪吳敬璉先生關注的“從長期來看”希望何在?凱恩斯先生答道：“The long run is a misleading guide to current affairs. In the longrun we are all dead.”(John Maynard Keynes, 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 1923, Ch. 3)(別管長遠，只看眼前。從長期看我們都死了。)嗚呼!

　　7.3 混亂的“經濟增長模式”分析

　　為了給抱薪救火找出理由，吳敬璉先生提出“出路在于轉變經濟增長模式”。作為經濟學家，要顯得言之成理，只能回避貨幣循環(huán)問題，另找由頭。吳敬璉先生是這樣分析的：

　　“經濟增長就是生產的增長，它是主要生產要素在起作用，主要生產要素有四個：一是自然資源，二是技術，三是資本，四是勞動。”

　　這是主流經濟學中生產函數理論的思路，對這一思路的荒謬，前一章已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吳敬璉先生是贊成“以人為本”的(見吳敬璉 周瑞金«關于拆遷問題的三點意見» 南方周末 第1348期2009年12月)，然而，將“勞動”(也就是全國絕大多數人口)與資本之類并列，可見吳敬璉先生的心目中，“以人為本”意味著人與資本一樣，都是資本家賺錢的手段--“要素”而已，因而可用同樣的尺度來度量、交換，也需按同樣的原則加以利用，

　　在他看來現有經濟增長模式的癥結在于：

　　“原來我們所依靠的是自然資源(土地)和資本的投入。如果這兩個要素占主要地位，要想增加消費就不太可能。”

　　“當生產主要靠資本的時候，資本所有者在整個收入分配中就會占很高的比重;當生產主要靠自然資源投入的時候，自然資源的所有者在整個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比較大。”

　　這個邏輯很高明：我們現在的經濟增長模式主要依賴資本，資本家自然“在整個收入分配中就會占很高的比重”。吳敬璉先生忽略了當局“招商引資”時強調的主要優(yōu)勢：大量廉價而高素質的勞工。作為優(yōu)雅的經濟學家，媒體對血汗工廠的廣泛報道也自然不入他的法眼。只需將勞動與資本列入同一范疇，就可以作出“生產主要靠資本”的判斷，連證據都無需提供。

　　三十年前，中國被稱為“絕對平均主義”。正是對利潤極大化機制保駕護航的政策取向，使當時的準資本家們得以運用“杠桿效應”，“空手套白狼”實現其資本的原始積累。從歷史的視角看，是政策取向導致了私人資本的迅速積累，導致了資本家在經濟系統(tǒng)中的強勢地位。至于“資本在生產中的作用”，按照市場經濟的正統(tǒng)理論，社會平均利潤率引導著資本的走向，高于平均利潤率的領域，會吸引資本進入，反之則促使資本退出。所謂“生產主要靠資本”是一個邏輯上無法求證的偽命題。

　　至于自然資源，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guī)定：

　　“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自然資源，都屬于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規(guī)定屬于集體所有的森林和山嶺、草原、荒地、灘涂除外。”“農村和城市郊區(qū)的土地，除由法律規(guī)定屬于國家所有的以外，屬于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于集體所有。”

　　注意，憲法里將“國家所有”等同于“全民所有”，那“自然資源的所有者”從何而來？又憑什么在整個收入占有較大比重？然而現實中，確實有人靠握有自然資源而獲得巨額收入。作為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邏輯上有兩個選擇：或者捍衛(wèi)憲法原則，分析違憲現象的根源，提出治理對策；或者主張修改憲法以適應現實，并論證其理由。有趣的是，吳敬璉先生計不出此，卻給出了“生產主要靠自然資源投入”的判斷，并以此論證“自然資源所有者”理應在整個收入占有較大比重。

　　想不到吳敬璉先生對現有增長模式的分析竟如此混亂。邏輯上更混亂的是：當今困境的癥結在于貨幣循環(huán)阻滯。而吳敬璉先生的分析卻陷在生產函數理論的思路里，這個思路根本不涉及貨幣循環(huán)，豈非隔靴撓癢？作為曾經的“馬克思主義者”，吳敬璉先生當然知道馬克思的分析思路，然而他在文中寫道：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為什么資本主義要滅亡，因為在他生活的年代，資本主義的經濟增長主要靠的是資本投入，結果就使得最終需求不斷萎縮，最終導致經濟危機。”

　　“就在1883年馬克思去世前后發(fā)生了第二次產業(yè)革命，此后西方國家的增長模式轉入到現在的經濟增長模式，其最大特點就是不再依靠資本投入來驅動，而主要是靠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來推動。”

　　眾所周知，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歸結為“平均利潤率遞減規(guī)律”。我們的經驗證明，資本積累導致單位資本對應的利潤基礎萎縮，平均利潤率必然下降，事實上，越來越多的老板感到掙錢越來越難。這是貨幣循環(huán)領域的問題，與生產力無關。其實，經濟學家們早就意識到從長期看資本投入必然會導致報酬遞減，靠資本投入推動經濟增長遲早會碰到天花板。

　　在這樣的經濟機制下，該如何維持經濟體的持續(xù)增長?熊彼得與索洛冀望于“創(chuàng)新”與“技術進步”，冀望于它能提高要素利用效率，從而推動經濟增長。“創(chuàng)新”與“技術進步”能否提高經濟學意義上的“要素利用效率”，至今沒有共識。20世紀80年代末，美國學者查斯曼(Strassman)調查了292個企業(yè)，結果發(fā)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這些企業(yè)的IT投資和投資回報率(ROI)之間沒有明顯的關聯(lián)。索洛將這種現象稱為“生產率悖論”(productivityparadox)：“計算機無所不在，除了在生產率統(tǒng)計方面(Computers everywhereexcept in the productivity statistics)”。(Solow.Robert M.(1987)"We`d Better Watch Out",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v,July 12)索洛悖論其實是指“IT產業(yè)無處不在，而它對生產率的推動作用卻微乎其微”。

　　二戰(zhàn)后到70年代和90年代后半期是美國20世紀經濟增長的黃金時期。據主流經濟學界評估，在整個世紀的頭60年里，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約為50%。從60年代以來，美國領導了全球的信息技術革命，技術進步對經濟的影響應該非常明顯。但自7O年代開始，技術進步對增長的貢獻明顯下降。尤其是在1970—1980年，技術進步對增長的貢獻下降到不足10%，在1985—1995年也相當低。(見許晶華《新古典增長理論50年：起源、發(fā)展和問題》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8年第6期 No.6，2008)

　　主流經濟學界用生產函數理論分析產出的變化。前一章的分析表明，影響產出的除了生產力外，還有貨幣循環(huán)領域與生產關系領域的因素。生產函數理論無視所有這些因素，只用要素投入來解釋產出，其結論高度可疑。

　　熊彼得與索洛的研究正是基于“生產函數”。如果說貨幣循環(huán)涉及的是“生產關系”，那生產函數涉及的只是“生產力”。靠對生產力領域的研究去解決生產關系領域的問題，往輕了說也是邏輯混亂。然而就是這樣的思路成了“新古典主義”的基石，成了當今世界經濟學的主流，也統(tǒng)治著我國的經濟學界，不背熟其中的教義，經濟學科的學生就無法畢業(yè)。

　　面對萎縮的國內利潤源，在不根本改變經濟運行機制的前提下，邏輯上有三條備選出路：或者靠增發(fā)貨幣為逐利資金提供利潤，或者制造一個虛幻的籠子將這些逐利資金裝起來，或者向海外謀求新的利潤空間。

　　事實上，這三條路都有人走過。

　　巨額投資，其實主要來自銀行貸款。這些貸款中許多成了呆壞賬，一度造成各大商業(yè)銀行的“技術性破產”，靠政府注資、將呆壞賬轉移到“資產管理公司”，才走出困境。作為借款者的各公司，其實是逐利資金擁有者。從整個經濟體的層面看，呆壞賬的主要根源是利潤源萎縮。政府救銀行的過程歸根結底是印鈔票撒給逐利資金擁有者，以形成他們的利潤。

　　注意到以GDP為尺度衡量，工資總額的下降幅度遠小于投資總額的上升幅度（見第一編第一章1.4節(jié)圖1.9），這暗示我們，逐利資金的高速積累主要不是依靠壓低工資，而是依靠銀行的超額貨幣發(fā)行--銀行對逐利資金的直接補充。

　　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嘯，明明是因為消費者的支付能力不足引爆了危機，而所有國家的救市措施都是向逐利資金的擁有者撒錢。其根源就在于龐大的逐利資金根本將不可能從實體經濟中獲得足以推動其投資的利潤。一萬元錢灑給消費者，其中只有一定的比例(比如20%)，會轉化為逐利資金擁有者的利潤，而撒給逐利資金擁有者，則全部轉化為其利潤。正是這種效率的差異決定了各國政府的決策。

　　從局部看，這種補充改善了逐利資金擁有者的資產負債表，掩蓋了本已存在的呆壞賬，可以刺激新的投資，帶來一時的繁榮。但從長期看，它進一步加劇了整個經濟體中逐利資金與利潤源的失衡，無異于飲鴆止渴。

　　持續(xù)地注入超出可交易財富的貨幣，經濟體中的貨幣向逐利資金高度集中，勢必使逐利資金的擁有者成為焦躁的“老虎”，哪里能聞到利潤的氣息，資金必然蜂擁而至；哪里顯出風險的信號，資金必然望風而逃。這就是“貨幣需求函數不穩(wěn)定”的根源。

　　金融系統(tǒng)“創(chuàng)新”造就的股市和衍生品市場，其實就是用來裝這“老虎”的“籠子”，將整個經濟系統(tǒng)制造的、遠超過可交易財富的逐利資金裝起來，防止它跑出來造成經濟危機。

　　逐利資金擁有者的要求有兩個層次：最好能賺得利潤，起碼不要賠本。然而在貨幣存量與可交易財富迅速失衡的大背景下，從宏觀上看，這根本做不到。這導致了微觀層面激烈的競爭：看誰聚斂貨幣的速度能超過貨幣貶值的速度。“老虎”們在這里追逐的主要不是實體經濟創(chuàng)造的利潤(對其龐大的胃口而言，這根本不值一舔)，而是相互撕咬。用經濟學的文雅術語，叫“對已有財富的再分配”。

　　伺候逐利資金這焦躁的“老虎”絕非易事，問題的關鍵不在于為其找到真實的財富----這是不可能的;而是使它相信：有可能掙得利潤，而且是高額利潤，至少從宏觀上能保障資金的安全，一旦發(fā)生損失，要能使它相信是自己操作失誤或運氣欠佳，決不能使其懷疑，這“籠子”其實是皇帝的新衣。

　　做到這一點的前提是：“籠子”維護者的智商比“老虎”高出一個數量級。而在現實的經濟體中，利益驅動使逐利資金能吸引一流人才，維護“籠子”的工作只能吸引二流人才。于是我們看到，次貸危機之前，能嗅出風險的是高盛，而非美聯(lián)儲。

　　同樣，在中國的資本市場上，最受尊敬的不是雄踞于奧林匹克山顛的經濟學大師，而是高善文。他靠多次準確預見股市的走勢而在資本市場贏得了聲譽，而他依憑的理論基礎根本不是主流經濟學。在2006 年4月7 日的主題報告《貨幣過剩與資產重估》中，他從逐利資金與實際資產的失衡開始自己的分析。而且對資產的定義，從盈利能力轉向“稀缺性”，換而言之，他認識到資本市場的拼搏，其目標并非真實的利潤，而是與貨幣貶值速度賽跑。“籠子”與“老虎”間這樣的智力水平對比，使“老虎”根本就不相信“籠子”的真實性，“老虎”們“玩的就是心跳”。

　　在現有的運行機制下，要避免“籠子”被擊碎，唯有從經濟體外部獲得利潤，這才能有效地應對內部的失衡，這是西方經濟史清楚表明的。所有的先發(fā)工業(yè)化國家都曾面對嚴重的內部經濟失衡，并導致社會動蕩，都竭力向外擴張以獲取外來利潤，無論是早年的殖民主義還是后來的“全球化”，都服務于這個目標。其差異僅在于手段的直接還是間接;粗野還是文雅。即使文雅如今天的美國，其最終倚恃的也是全球最龐大的戰(zhàn)爭機器。

　　這里我們看到，做為前“馬克思主義者”，吳敬璉先生告別馬克思的地方：不是因為馬克思的分析與事實相悖，而是他歪曲了馬克思的分析思路，用生產函數理論替代了對貨幣循環(huán)的分析，似乎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不依賴于貨幣循環(huán)，資本家不掙利潤。似乎生產力的提高可以自動解決貨幣循環(huán)的癥結。

　　在歪曲馬克思分析邏輯的基礎上，吳敬璉將資本主義的未來寄托于“技術進步”與“中產階級”：

　　“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到現在，‘垂而不死’，原因就是在19世紀末期，西方國家的經濟增長模式發(fā)生根本性改變，主要是依靠技術進步來提高的。由此就產生了一個新的社會現象——“中產階級”的出現和壯大。”

　　因此，我們需要觀察“技術進步”和“中產階級”這兩個時髦的領域。

　　7.4 “技術進步”?

　　主流經濟學家對“技術進步”寄以厚望，它甚至成了經濟管理當局政策選擇的基石之一。邏輯上可以討論，技術進步能否夠提高生產率。但它卻與貨幣循環(huán)的癥結無關，它不涉及貨幣向資本積累的經濟機制。又怎能克服貨幣循環(huán)系統(tǒng)的問題?

　　哪資本主義“垂而不死”的根源何在?吳敬璉敏銳地點出了“19世紀末期”。在這個時代，對馬克思理論最大的質疑在于：理論上最具備無產階級革命條件的國家—西歐、北美，均未爆發(fā)這樣的革命。相反這里成為第二國際的溫床，面對帝國主義戰(zhàn)爭，那里的工人階級在“民族主義”的旗幟下，加入本國軍隊，充當各國資產階級的炮灰而相互廝殺。

　　其實恩格斯早就注意到西方國家工人階級的資產階級化傾向。1858年，恩格斯在10月7日給馬克思的信中說：

　　“英國無產階級實際上日益資產階級化了，因而這一所有民族中最資產階級化的民族，看來想把事情最終導致這樣的地步，即除了資產階級，還要有資產階級化的貴族和資產階級化的無產階級。自然，對一個剝削全世界的民族來說，這在某種程度上是有道理的。”(轉引自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1882年，當考茨基向恩格斯詢問英國工人的政治態(tài)度時，得到了這樣的答復：

　　“您問我：英國工人對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這和他們對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樣。這里沒有工人政黨，有的只是保守黨和自由激進黨，而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們共享英國的殖民地壟斷權和英國在世界市場上的壟斷權。”(恩格斯«1882年9月12日給考茨基的信» 轉引自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恩格斯是個嚴謹的學者，當他稱英國是“剝削全世界的民族”時，決非“憤青”的情緒化之言。事實上英國經濟學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這樣描述1865年的英國：

　　“北美和俄國的平原是我們的玉米地;芝加哥和奧得薩是我們的糧倉;加拿大和波羅的海是我們的林區(qū);澳大利亞有我們的牧羊場，阿根廷和北美西部大草原有我們的牛群;秘魯送來白銀，南非和澳大利亞的黃金流向倫敦;印度人和中國人為我們種植茶葉，我們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種植園遍布東印度群島。西班牙和法國是我們的葡萄園，地中海是我們的果園;我們的棉花長期以來栽培在美國南部，現已擴展到地球每個溫暖地區(qū)。”(«The Coal Question - An Inquiry Concerning the Progress of the Nation,and the Probable Exhaustion of Our Coal-Mines »出版社：London: Macmillan and Co.，第一次出版時間 1866年)

　　正是外部資源的流入，使英國資產階級有條件減輕對本國工人的剝削，正是大范圍的殖民地貿易，使英鎊成為國際貨幣，使英國可以超量發(fā)行貨幣而不至于造成通貨膨脹。杰文斯的描述揭示了英國“紳士風度”的另一面：它建立在對廣大殖民地半殖民地殘酷壓榨的基礎上。

　　于是對馬克思理論的質疑也出現了另一面：在理論上基本不具備“無產階級革命”條件的俄國和中國，大學者普列漢諾夫和陳獨秀基于正統(tǒng)的馬克思理論，都懷疑本國能否實現“無產階級革命”。而現實是，正是在俄國和中國爆發(fā)了二十世紀最為暴烈，也最具歷史影響力的革命。

　　吳敬璉先生主張靠技術進步來解決經濟困境，從歷史經驗看，這無異于指望依靠技術優(yōu)勢來獲取國際貿易的壟斷地位，在國際化的產業(yè)鏈中占據最豐厚的“利潤池”，借以汲取外部資源；使國內貨幣的覆蓋范圍超越國界，以維持超發(fā)的貨幣與可交易財富間的平衡。當年的英國不過1000萬人，使其國民資產階級化的代價是：包擴4-5億中國人在內的廣大地區(qū)人民淪為“苦力”。

　　而今中國有13億人。使13億人資產階級化，需要多少外部“苦力”？他們在那里？當今已經資產階級化的民族就有7-8億人，他們早已武裝到牙齒，虎視眈眈地盯著我們。我們?yōu)樗麄兩a價廉物美的產品，以低得可憐的價格掙來一堆外匯，還要換成他們的國債，讓使他們可以濫發(fā)鈔票而不至于通貨膨脹，讓他們可以維持11.8倍于我的軍費，可以在我們的家門口舞槍弄棒。

　　把我們引導到這般的境地的著名學者，如果做起了當年的英國夢，就應該分析論證其可行性與實際的道路。順便提醒一下，分析時別忘了，歷史事實是，列強們壟斷國際貿易的第一步不是靠技術，而是靠“無敵艦隊”，靠炮艦政策。在資本主義工商文明標準下的“落后國家”，追趕“先進國家”，唯一成功的經驗是國家資本主義，而非自由資本主義。比較一下德國、日本與印度、拉美就明白了。

　　如果沒有這樣的夢想，就應該用完整清晰的邏輯和確鑿的證據，論證技術進步如何能解決貨幣循環(huán)的死結。

　　7.5 從傳統(tǒng)視角看“中產階級”

　　面對社會對兩極分化的憂慮，主流經濟學家曾大談所謂“中產階級”，稱社會中貧困和富裕者皆應是少數，大多數人口是“中產階級”，這樣的“棗核型”結構能導致社會的穩(wěn)定。直到2011年4月4日，許小年還在媒體上發(fā)文«我們需要棗核型社會結構»，稱：“穩(wěn)定的結構是兩頭小、中間大的棗核型，即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社會。”。

　　中國是否存在兩級分化，至今沒有共識。對廣大公眾而言，這是個一目了然，不言自明的事實;而主流學者們要么回避這個話題，要么根本否認存在兩極分化。如中國社會科學院前副院長劉吉就直言：

　　“社會差距是好事，中國根本不存在兩極分化”(朱紅軍《劉吉：社會差距是好事中國根本不存在兩極分化》2007-2-8 南方周末)。

　　觀察社會分層是研究社會結構的基礎。傳統(tǒng)的社會學、政治經濟學都從生產資料占有的角度觀察社會分層，“階級”的概念即由此而來：“階級是在生產關系中處于不同的地位的人們的集團，其中一個集團由于占有生產資料因而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

　　這一視角有悠久的歷史，正如馬克思指出的：

　　“至于講到我,無論是發(fā)現現代社會中階級的存在還是發(fā)現這些階級間的斗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敘述過這種階級斗爭的歷史發(fā)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對這些階級作過經濟的剖析。”(馬克思《給魏德邁的一封信》1852年3月5日)

　　1926年，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就是從這個視角分析中國的，他把中國當時的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產階級”，與地主階級、買辦階級、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等并列分析。在中國的土地改革時期，就根據土地占有量劃分了地主、富農、中農等階級，而其間的界限是在調查的基礎上人為確定的。

　　從這個視角觀察問題，需要了解生產資料所有權在國民中的分布狀態(tài)。然而《中國統(tǒng)計年鑒》中沒有相關的數據。在經濟現實中，私人資產已經大幅度提升，導致了為富人理財的“私人銀行業(yè)”迅速膨脹。為了找到自己的市場所在，這個行業(yè)必須摸清資產在國民中的分布。到2009年，兩份相關的分析報告出現在網上。其一是《2009中國私人財富報告—中國私人銀行業(yè)：坐看風起云涌》(招行與貝恩公司2009年3月30日);其二是《中國財富管理市場—為中國高端客戶度身打造最佳價值定位》(美國波士頓咨詢公司(BCG)2009年11月)。

　　招行報告關注的是“個人總體持有的可投資資產”，所謂“可投資資產”是個人投資性財富的總量，它包括個人的金融資產和投資性房產。其中金融資產包括：現金、存款、股票(指上市公司流通股和非流通股，下同)、債券、基金、保險、銀行理財產品、離岸資金和其他投資(商品期貨、黃金等)等;不包括自住房產、非上市公司股權及耐用消費品等資產。

　　這里的“可投資資產”大體覆蓋了對“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權，欠缺的是“非上市公司股權”。這是筆者到目前為止找到的、最接近“生產資料”私人所有權分布的數據。

　　而波士頓報告關注的是“包括所有家庭而不只是富有家庭的管理資產額”。所謂“管理資產”包括：現金存款、貨幣市場基金、直接或間接持有通過管理投資的股票、以及在岸和離岸資產。不包括投資者的自營企業(yè)、住宅和奢侈品投資。不知其是否包括招行報告中提及的“保險、銀行理財產品”和“其他投資(商品期貨、黃金等)”。

　　總體上，兩個報告關注的對象高度一致，大體覆蓋了對“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權。兩者的數據有差異，但走勢一致。在找不到更嚴謹的數據條件下，這兩個報告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基礎，讓我們可以從前述視角對社會的分層做一個粗略的觀察。本書第三編第二章將正面分析這兩個報告及其數據，這里先引述分析結論：

表2.1：社會各階層特征

　　與之相對應的是“無產者”群體，他們占國民的99.77%，卻僅占生產資料的15.1%。人均占有生產資料微乎其微，只能靠“工資性收入”為生。

　　“有產者”群體的行為受“利潤極大化”原則的指導。結果占國民的99.77%的“無產者”群體的就業(yè)空間，受制于“有產者”群體的盈利空間。而“利潤極大化”導致資本相對于“工資性收入”高速膨脹，導致社會購買力越來越難于滿足實業(yè)資本的胃口。受制于實業(yè)領域日益有限的盈利空間，資本越來越轉向“虛擬經濟”，導致“無產者”群體就業(yè)空間的進一步萎縮—結果就是經濟學中的悖論：資本與勞力的雙過剩。

　　計算、分析顯示，盡管兩個報告的數據不同，但得出了一個共同的結論：不到1%的人口占有了幾乎全部“可投資資產”，亦即控制了幾乎全部生產資料。在這樣的局面下，所謂“中產階級”占人口的比重微乎其微，占資產的比重亦微乎其微。從資本的視角看，相對于大資本家，他們那點資本還不夠一舔；相對于全體國民，他們不過是一小撮。在利潤極大化機制下，社會兩極分化過程只會持續(xù)，“中產階級”的大多數必然降到小資產階級乃至無產階級中，只有極少數人有機會升入大資產階級之列。指望這個意義上的“中產階級”，何異于指望鏡花水月？

　　7.6 從時髦視角看“中產階級”

　　而今毛澤東的視角不時興了，對“中產階級”出現了各種時髦的定義。“中產階級”已經不再是一個嚴謹的學術概念了。

　　其中最搞笑的可能是王朔，他說：“中產階級不見得要從經濟收入上劃分，安于現狀的，尊重既有社會等級和道德規(guī)范的都可在觀念上列入中產階級。”(見 «中國中產階級真相» 科學投資2003年第6期)按照這個標準，只要安分守己就是中產階級。當年，大多數農民都安分守己，也都可以據此劃入“中產階級”，然而紅軍、解放軍一來，他們卻成群結隊地加入了這支無餉可發(fā)的軍隊，成了讓蔣介石頭痛的“人海戰(zhàn)術”中的一員。

　　王朔是個小說家，不能用學者的標準要求之。學者吳敬璉是這樣定義“中產階級”的：

　　“各國現代化過程中社會結構的一個重大變化，是以各類專業(yè)人員為主體的新中等階層(新中產階級)的崛起和取代傳統(tǒng)社會中的權貴階層，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的進展，這種趨勢在中國社會中也開始表現出來。包括技術人員、經理人員、教學科研人員以及公共機構工作人員在內的專業(yè)人員的隊伍不斷壯大……”。(吳敬璉«中國該如何面對中產階級?»鳳凰網2007年09月04日 http://news.ifeng.com/opinion/detail_2007_09/04/1368831_0.shtml)

　　吳敬璉使用了一個殘缺不全的定義，只定義了“中產階級”的“主體”—“各類專業(yè)人員”，并具體舉例為：“技術人員、經理人員、教學科研人員以及公共機構工作人員”。這個定義跟本沒有涉及國民的生產資料占有狀態(tài)。現實中，這些人員的多數靠工薪為生，而非靠財產性收入為生。吳敬璉的定義還不如網民們的定義更接近事實--“小資”。

　　吳敬璉對“技術進步”的期望與“中產階級”緊密相關：

　　“那么增加消費有什么辦法?一個是增加就業(yè)，另一個很重要的手段就是促進技術進步。知識、技術的所有者是專業(yè)人士，如果他們的比重增加就會增加專業(yè)人員、所謂“白領”的收入，而白領邊際消費傾向比資本所有者高得多。”

　　這個論證的隱含假設是：擁有知識和技術就能成為“專業(yè)人士”。而現實是，大學畢業(yè)后就業(yè)都困難，成為“專業(yè)人士”難度更大。在利潤極大化機制下，就業(yè)機會取決于資本盈利的機會，無利可圖，那個老板會雇人?不排除一個新技術造就一個新企業(yè)，帶起一批新富人的可能性。但對整個社會而言，總就業(yè)量受制于總需求量，總需求量受制于社會購買力，這是個貨幣循環(huán)問題。除非改變貨幣循環(huán)機制，否則，一個企業(yè)因技術進步而興起，必然導致其他企業(yè)因技術相對落后而衰敗，不會提高整個社會的就業(yè)容量。

　　事實上，在資本主導下的技術進步，一定不會違背控制總成本這個原則，其結果是“機器替代人”，于是，新增一個“專業(yè)人員”崗位，往往減少許多簡單勞動崗位。一個專業(yè)人員的工資可能遠高于簡單勞動崗位的工資，但資本家算總賬一定要使總收入的增量高于總成本的增量，結果相對于產能，全社會工資總額更可能是下降而非增加。

　　這里我們看到吳敬璉先生的一個重要技巧：用微觀分析的思路代替宏觀分析。在主流經濟學家們的言論里，這個技巧被反復運用。在利潤極大化的大背景下，微觀合理性有助于改善個體在競爭中的地位，卻無助于改善宏觀上的貨幣循環(huán)。用微觀視角替代宏觀視角，甚至用商業(yè)營銷語言替代學術分析語言，到底是出于視野卑下，還是故意為之？

　　至于被吳敬璉隱藏在“中產階級”中的“經理人員”，上市公司多年只圈錢，不分紅者所在多有，以至于被稱為“鐵公雞”(見朱寶琛«鐵腕治理“鐵公雞” 監(jiān)管層力促多項分紅新政出臺» 證券日報 2011年03月24日)，這樣的“經理人員”與吸血鬼何異?一度甚囂塵上的MBO說白了是“經理人員”瓜分國有資產的盛宴。稱這些人為“中產階級”，以為他們不同于“權貴階層”，簡直就是笑話。在他們的勢力范圍內，其專制獨裁不亞于歷史上任何權貴者。所謂“民主”不過是他們向社會要求權勢的口實。他們治下的員工，有幾個敢跟他們講“民主”的?你還要不要端我的飯碗了?將“經理人員”與“技術人員”、“教學科研人員”混為一談，也不怕低了他們的名頭!

　　其實，他們的專制傾向有制度性的根源，無論在哪個行當，有可能扮演資本家和“經理人員”角色的絕對是國民中的極少數。只有這極少數人有能力追求利潤極大化，有能力扮演“理性經濟人”的角色，而這一角色能否成功，端視其能否剝奪勞動者的理性選擇的空間。于是在高端行業(yè)，勞動者感受到的是饑餓紀律，是“女生當作男生用，男生當做畜牲用”;而在低端行業(yè)，勞動者就只能服從棍棒紀律了。黑窯事件、13連跳事件，將利潤極大化機制血淋淋的這一面暴露在了全社會面前。

　　吳敬璉引證道：“正如科斯所說：最能激勵創(chuàng)新、激勵創(chuàng)造性發(fā)揮的訣竅就是，他對社會的貢獻和他本人所取得的報酬差別越小作用越大。”導致全球金融危機的，正是經理人員的“創(chuàng)新”，“經理人員”的貢獻就是利潤極大化，他的“貢獻”越大越能推動整個社會的貨幣循環(huán)失衡。吳敬璉先生心目中理想的“經濟增長模式”，就指望擴張這樣一個說不清、道不白的“中產階級”，這樣的模式能將中國引向何方?

　　7.7 藥方：政府、企業(yè)與市場

　　前“馬克思主義者”吳敬璉用一大堆似是而非的時髦理論來掩蓋當前經濟系統(tǒng)的癥結--貨幣循環(huán)阻滯。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他的改革思考：“十三大提出，政府調節(jié)市場，市場引導企業(yè)。第一句話還有爭議。政府怎么調節(jié)市場，含義是什么?第二句話沒有爭議，企業(yè)由市場引導的，不是由政府引導的。”

　　企業(yè)一詞在英語中為“enterprise”，它由兩個部分構成，“enter-”和“-prise”，前者具有“獲得、開始享有”的含義，可引申為“盈利、收益”;后者則有“撬起、撐起”的意思，引申為“杠桿、工具”。兩個部分結合在一起，表示“獲取盈利的工具”。

　　“利潤極大化是企業(yè)經營的基本目標”，多年來，這既是主流的理論，也是基本的現實。“企業(yè)由市場引導的，不是由政府引導的”這是典型的自由資本主義。統(tǒng)計數據告訴我們，正是這個理論指導下的基本現實，導致了我們今天面對的貨幣循環(huán)困境：資本的高速積累和社會有效需求的相對低下。

　　然而吳敬璉認為問題的癥結在于企業(yè)還不夠自由，政府管得太多。他以“大家”的名義提出四條意見：

　　“第一，政府保持了太多對土地、信貸等重要資源的配置權力。

　　第二，以GDP增長速度為主的政績考核標準。

　　第三，財政體制缺陷(以生產型增值稅為主的收入結構，重要公共服務的支出責任過度下移等)，促使各級官員不能不追求物質生產部門的高速增長。根據英國經濟學家的研究，在中國最重要的支出責任一個是社會保障，一個是義務教育，這兩個支出責任70%在縣。

　　第四，市場沒有發(fā)揮作用，要素價格扭曲，特別是生產資料的價格扭曲鼓勵資源浪費。”

　　政府確實有重大的缺陷，以GDP增長速度為主的政績考核標準和社會保障、義務教育的長期滯后是其明顯的表現之一。作為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本應分析這現象的原因，只有事實判斷清楚，才可能提出合理的對策。然而，他到此為止，轉而講起了“破”、“立”問題：

　　“我們感到前面講的是‘破’的不夠，而這五年在執(zhí)行‘十一五’規(guī)劃的時候，真正感到‘立’的不夠。”“這兩年，有個非常不好的現象是向舊體制回歸。對此，我們需要打破阻力，一定要擋住，不開倒車，切實往前推進改革”

　　回避對事實判斷的探究，急于推出自己的國策建議，難免讓人疑惑。如果吳敬璉先生引證的“英國經濟學家的研究”符合事實，那社會保障和義務教育欠賬源于地方財力不足。原因何在?在私有化導向的三十幾年中，地方國企紛紛陷入困境，然后在“陳賣光”和MBO卷起的大潮中，基本上都“產權明晰”成了資本家的私產，為數不多的國企，大多是央企。靠“陳賣光”們和MBO誕生的新生資本家，與官僚系統(tǒng)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其中一些人就是前官僚，恰如吳敬璉先生是前“馬克思主義者”一樣。指望這樣的體系能保障地方財力，豈非白日做夢?

　　聰明的吳敬璉先生將矛頭一轉，指向了中央財政：“重要公共服務的支出責任過度下移”。中央財政當然有值得檢討之處，然而走到哪里都能看到囂張的富豪、闊綽的官僚和破敗的學校與貧困的大眾。社會公共資產的私有化，才是造成地方財政窘迫，靠賣地維持的主要根源。

　　中央財力是遏制分裂勢力，抵御外部入侵的基礎。先讓地方財力陷于被富豪綁架的困境，迫使地方政府追逐GDP增長速度，靠賣地度日;再向中央財力發(fā)難，吳敬璉先生意欲何為?2010年，借助日本核事故而炒起的鹽荒再次證實，資本爆炒商品是自由資本主義的常態(tài)，資本邏輯是“有錢不賺王八蛋”。幸好鹽業(yè)控制在政府手中，中央政府靠行政手段迅速平息了恐慌。如果鹽業(yè)掌握在私人企業(yè)手中，如果政府行為受制于私人資本的逐利動機，他們又豈能放棄這聚斂貨幣的大好時機?而這對國民意味著什么?網友們生動地答道：“鹽荒子孫”。這與“大核民族”成一佳對。

　　在吳敬璉看來：“實現經濟發(fā)展方式轉型有體制性的障礙，這個“體制性的障礙”主要的問題在于政府保持了過大的資源控制的能力、資源配置的權利”。(見董琳«吳敬璉擔憂中國出現1958年大躍進式嚴重問題»中國經濟網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10321/3707636.shtml)

　　作用最大的“資源配置”莫過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第一篇第一章1.1節(jié)圖1.5顯示，在投資主體中，國有經濟的比重一直在下降，1992年后，服務于社區(qū)就業(yè)的集體經濟和社會底層的個體經濟也在下降。惟獨以利潤極大化為宗旨的“其他經濟”（包括股份合作、聯(lián)營、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迅猛擴張。饒是如此，吳敬璉先生仍然抱怨：“政府保持了過大的資源控制的能力、資源配置的權利”，莫非讓資本家控制整個經濟，才能令吳敬璉先生滿意？在這樣的狀況下，貨幣循環(huán)只會迅速鎖死，“保持宏觀經濟的穩(wěn)定”根本無從談起，而這卻是吳先生留給政府的職責。到時我們的著名經濟學家會不會以“無能”為由，要求更換執(zhí)政者?

　　由此看來，主流經濟學界關于“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教義深可懷疑。

　　7.8 學者的“普世價值”

　　為了讓市場自由到理想的境界，吳敬璉先生給政府開的藥方中，設置了諸多限制。這些看起來頭頭是道的戒律，綜合起來就是一句話“財富控制權力”(哈耶克語)。據說這是對社會最有益的狀態(tài)，這個判斷能成立，以下兩個前提至少需要滿足其一：或者，私人資本均以天下安危為己任;或者所謂“看不見的手”能有效遏制私人資本的逐利動機。考諸現實，若相信前者，非迂即偽;若相信后者，如何解釋資本的指數增長與社會消費能力的相對萎縮?事實上，連亞當•斯密對此也不托底，在出版《國富論》(1776年)之前，他先出版了《道德情操論》(1759年)。

　　然而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卻宣稱“經濟學不講道德”，這句話犯了眾怒。曾有主流經濟學家回應，經濟學本身的性質決定了經濟學家是“道德中性的”。此言意味著經濟學家們將自己的專業(yè)定位于“科學”—回答事實判斷問題。

　　致力于事實判斷的科學，其學術規(guī)范是“真實”。這要求科學家不被價值傾向左右，不陷于“主義”之爭，徹底地直面現實，用完整清晰的邏輯、確鑿的證據，揭開復雜現象間的因果關系。而今的圣之時者們愛講“普世價值”，對科學家而言，直面現實，一切論證只基于事實與邏輯，就是科學家的“普世價值”。與之相悖者，可以是政客、官僚、商人、策士、喉舌、訟棍……，唯獨不能稱為“學者”。有趣的是，這些角色那個都比學者掙錢多、勢力大，卻都有動機將自己打扮成“學者”。政客、官僚要打扮成“學者型官員”，商人要打扮成“儒商”，為此不惜購買甚至偽造學歷，似乎一紙證書就能讓他們變成學者。或許，這就是他們的“普世價值”?

　　學者作為具體的個人，難免有價值偏好，比如馬克思就公開宣稱，他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前“馬克思主義者”吳敬璉先生而今偏好何種價值，站在那個立場，鐘情什么主義，是他的自由，別人無由置喙。但以學者的面貌出現，就必須遵循科學家的“普世價值”。馬克思對無產階級的關切與推崇，從未成為他的論據。他的論據只來自事實與邏輯。在他的理論中，無產階級的歷史地位是論證的結果而非起點。恩格斯則不避諱指出英國工人階級資產階級化的事實，沒有一絲“為尊者諱”的意識。所以，包括資產階級學者在內的學術界，都不能不承認他們是本來意義上的學者。

　　然而吳敬璉先生的論證，回避完整清晰的邏輯，攪亂不同領域的問題，混淆微觀與宏觀，回避基本的事實與證據。由此作出的“事實判斷”與科學的學術規(guī)范不相干；據此提出的國策建議，背后明顯是資本家集團的私利，卻要包裝成社會公共利益。這樣的工作與其說是事實判斷，不如說是價值辯護。其成效如何?不妨上網看看公眾的評論，這很難不讓人想魯迅對梁實秋先生的評價：“乏”，和古人的詞：

　　“莫聽先生，引入深山百丈坑。”(宋·朱敦儒«減字木蘭花»)

　　附錄：吳敬璉：對如何走出宏觀經濟兩難困境的思考

　　本文來源于《財經網》　 2010年10月07日 01:00

　　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從短期來看相當不錯，2009年我們采取“擴需求、保增長”的政策取得了成效，成為危機后回升最早的國家，超額實現了保增長的任務。

　　與此同時，這樣高強度的刺激政策，消極影響也不可小視。一方面，資源和環(huán)境超支的惡果進一步顯現；另一方面，貨幣超發(fā)，資產負債表的再杠桿化問題非常突出，導致資產泡沫和通貨膨脹風險加大。由此，產生了宏觀經濟政策選擇上的兩難困境。

　　現在我們就面臨一個問題，刺激政策要不要退出?不退出，資產泡沫問題和通貨膨脹問題就變得越來越嚴重，泡沫一破裂，國家經濟就會出現困難。中國明顯存在這方面的危險。2009年年底，中國率先走出了困境，大家很樂觀地認為沒有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但是今年頭10個工作日銀行貸款就放了1萬億，政府也覺得這樣有問題;到了第二季度，開始采取緊縮措施，隨之而來的是經濟明顯下滑，房地產市場搖搖欲墜，加上地方財政問題，一旦嚴重化，銀行的不良資產就可能增加。也就是說，宏觀經濟政策既不能緊又不能松。松了，則資產泡沫和通貨膨脹問題加劇；但一緊，增長速度就會下來，而且“半拉子工程”會大量出現，銀行不良資產會增加。房地產業(yè)在我們經濟增長中不正常地起了太大的作用，而它的一動一靜又影響了整個宏觀經濟。既不能松又不能緊，這就是兩難困境。

　　為什么會出現這一困境?癥結就在于過分倚重短期政策。通常，人們用“三駕馬車”的說法去分析我們經濟的問題。所謂三駕馬車，就是投資、消費和出口，這三駕馬車中，消費本來就不足，出口狀況也不理想，所以總需求就不足。我們驅動經濟的辦法就是擴大需求，只要能夠把需求擴大了，它就能夠把增長的速度拉起來。

　　三駕馬車的思路來自凱恩斯主義理論，這一理論認為經濟發(fā)生不平衡的原因是總需求不足，因此，就用擴需求的辦法來解決。對凱恩斯來說，這是一個短期分析的框架，采用政府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短期調節(jié)手段擴大需求，維持短期的經濟增長。但是，他從來沒有說這種框架可以做經濟的長期分析。從長期來看，經濟發(fā)展還是要靠市場的綜合調節(jié)。所以，依靠單純的短期政策來解決中長期經濟問題，如果依據是凱恩斯主義的分析框架，那就是對凱恩斯主義的一種誤讀。

　　短期問題其實是受制于長期問題。我們不僅要解決短期問題，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用短期的政策來贏得時間，從而解決長期發(fā)展與增長問題，這樣才能保證長治久安。

　　出路在于轉變經濟增長模式

　　其實，解決長期問題關鍵在于選擇一個有效的經濟增長模式。所謂有效經濟增長模式，就是在各種生產要素中，技術和知識在經濟增長中發(fā)揮更為重要的作用。

　　經濟增長就是生產的增長，它是主要生產要素在起作用，主要生產要素有四個：一是自然資源，二是技術，三是資本，四是勞動。

　　原來我們所依靠的是自然資源（土地）和資本的投入。如果這兩個要素占主要地位，要想增加消費就不太可能。我們常常說，現在需要改變消費和儲蓄結構，提高消費在GDP中的比重。但是怎么才能提高?往往就是希望依靠政策支持，因為消費結構取決于生產要素的結構。

　　當生產主要靠資本的時候，資本所有者在整個收入分配中就會占很高的比重；當生產主要靠自然資源投入的時候，自然資源的所有者在整個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比較大。自然資源和資本主要是由誰來占有的?

　　目前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的過程中，存在一定的差價，差價主要由各級政府支配。根據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農村部的計算結果，這個差價在20-30萬億，還有人說是40萬億。

　　另外，資本的所有者主要是國家，然后是私企。在收入結構上，一定是資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收入占的比重越來越大，而這些要素擁有者的消費傾向都是比較低的。

　　所以，依靠自然資源和資本投入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不改變，或者經濟發(fā)展方式不改變，要提高消費的比重是相當困難的。當然有一種辦法就是增加國家收稅然后補貼給老百姓。但這又會出現稅收負擔增加的問題，此漲彼消，并不能從根本上起到拉動消費的作用。

　　那么增加消費有什么辦法?一個是增加就業(yè)，另一個很重要的手段就是促進技術進步。知識、技術的所有者是專業(yè)人士，如果他們的比重增加就會增加專業(yè)人員、所謂“白領”的收入，而白領邊際消費傾向比資本所有者高得多。所以，只有這樣才能夠保證充分就業(yè)，提高技術、知識、信息在生產中的作用，才能夠增加普通勞動者和專業(yè)勞動者的收入，最終提高整個消費在經濟中的比重。

　　其實，最早對此做出分析的是150年前的馬克思。我們很多搞政治經濟學的人有一個很悲哀的事情，就是自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權威，但是完全忘了馬克思是怎么分析的，只是記住了一個結論，并不斷地重復結論。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為什么資本主義要滅亡，因為在他生活的年代，資本主義的經濟增長主要靠的是資本投入，結果就使得最終需求不斷萎縮，最終導致經濟危機。另外，勞動者收入相對地甚至絕對地下降，同時造成了階級斗爭的尖銳化。上述兩個基本規(guī)律導致馬克思得出了“資本主義的喪鐘就要敲響了”的結論。

　　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到現在，“垂而不死”，原因就是在19世紀末期，西方國家的經濟增長模式發(fā)生根本性改變，主要是依靠技術進步來提高的。由此就產生了一個新的社會現象——“中產階級”的出現和壯大。所謂的中產階級就是白領，其人數、地位、收入水平都大幅提高，使得西方國家到了20世紀中期以后社會雖然有很多動蕩，但是不像19世紀那樣風雨飄搖了。

　　我們要解決長期經濟問題，根本問題在于想辦法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經濟發(fā)展方式轉變的要點就在于提高技術、知識、信息這些生產要素在整個經濟增長中的地位。關于轉變經濟增長模式，我在“十一五”的時候，寫過一本書叫《中國增長模式抉擇》，這里面總結了一下。比照西方國家的增長模式轉換的歷程做了一個表：

　　我們現在所謂的經濟發(fā)展方式或者是經濟增長方式，或者是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是在這個表的第二和第三、四之間完成。西方國家早期的增長模式就是主要靠資本積累，發(fā)展資本密集型的重化工業(yè)。但是在19世紀的60、70年代，造成了嚴重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以至于使得資本主義面臨危機。

　　然而，就在1883年馬克思去世前后發(fā)生了第二次產業(yè)革命，此后西方國家的增長模式轉入到現在的經濟增長模式，其最大特點就是不再依靠資本投入來驅動，而主要是靠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來推動。到了50年代以后，技術進步和效率的提高主要又是靠信息技術。作為一個后起的國家，我們可以迎頭而上，但面臨的任務是從早期靠投資來拉動的增長模式轉向靠技術進步、信息化帶動的增長模式轉變。

　　現在看來，特別是今年以來應該達成了一個共識。2月3日中央黨校舉辦的省部級領導干部研討班上，胡總書記做了一個很重要的講話，提到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刻不容緩。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在這個講話里他50次提出了要加快經濟發(fā)展方式的轉變。可見，黨中央已經看到了問題不但非常重要而且刻不容緩。在十七大以后，把轉變增長方式的口號改為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形成了黨代會的決議，而不是像“九五”計劃、“十一五”規(guī)劃是作為政府來抓、來實施的事情。但是，當轉變發(fā)展方式成為全國人民的奮斗目標以后，很多地方列出10條以上的轉變目標，但在實際工作中往往不太清楚到底要轉變什么、到底要抓什么。我認為，核心還是轉變經濟增長模式，也就是在各個生產要素中降低對資金、自然資源投入的依賴性，要靠技術進步、知識、信息帶動經濟發(fā)展。

　　這里順帶說一下出口問題。出口是由投資派生出來的。出口導向是東亞國家的發(fā)明。東亞國家都要提早實現工業(yè)化，所以在高速增長時期都是靠投資推動的，但是很快就會發(fā)現問題，投資驅動的結果是或遲或早會出現金融危機。東亞國家很巧妙地利用了美國等發(fā)達國家儲蓄不足的情況，用出口導向的政策來彌補國內需求的不足，這就維持了東亞國家?guī)资甑母咚僭鲩L。我國在改革開放以后也是這樣，特別是在1994年外匯改革以后，出口導向政策用得很成功。但是正如日本后來發(fā)生的問題一樣，其他采用出口導向的國家如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也出現了同樣的問題。要避免東亞國家出現的問題，就要轉變增長模式，要轉向依靠技術進步，提高效率和增加產品的附加值，這是需要把握住的核心點。

　　那么，轉變發(fā)展方式要從哪入手?

　　第一，對于主要靠加工工業(yè)的發(fā)展來支撐高速增長的大部分沿海地區(qū)，要轉變增長模式和經濟發(fā)展方式，就要依托現有制造業(yè)的產業(yè)鏈盡量向“微笑曲線”兩端延伸，發(fā)展服務業(yè)，即產業(yè)服務化。但不是說所有企業(yè)一下子就延伸到頭了，甚至還需要有做代工的企業(yè)。比較典型的有兩個：一個是富士康，它轉型以后還是做代工；另一個是臺積電，它不做設計，只做芯片加工。但是，前后兩種代工并不一樣。最近很多報刊發(fā)表文章說中國還是需要簡單加工業(yè)，這是對富士康的誤解。富士康和臺積電都是臺灣掌握專利授權和專有技術最多的企業(yè)。

　　第二，培育戰(zhàn)略性新興產業(yè)。這和前面一條不是絕然分開的。在傳統(tǒng)產業(yè)里面，只要在一個技術上突破就很快會從舊的加工業(yè)中脫穎而出。我本來對于我們掌握新技術的能力也沒有強烈的意向和信心，但是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到各個地方去調研，發(fā)現我們接近世界前沿的技術很多。做了一些研究后發(fā)現，這不是一個偶然現象，因為外國人早就發(fā)現，雖然我們教育質量還是有問題，但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yè)人員數量最多;根據歐盟的報告，從2004年開始我們的研發(fā)費用也超過日本，列世界第二位，加上改革使得我們的體制機制得到進步，把生產力解放出來了以后，這種新技術使我們不斷地進步。

　　但是讓我們感覺很失望的是，這種新技術往往在產業(yè)化過程中比較艱難，大部分企業(yè)都沒有很好地利用。但技術突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特別是2008年出現金融危機以后。根據經驗，每一次金融危機過后市場經濟都會有很大的調整，大調整的一個結果就是一定會或大或少地出現技術革命。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既然有一定的技術條件，又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并且有很好的制造業(yè)基礎，在一些產業(yè)面臨著革命性發(fā)展的時候就出現一些機會，就是能夠構建起我們自己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新興產業(yè)。我們最近調研發(fā)現，有幾個產業(yè)是有希望的，一個是信息通信產業(yè)，再就是新能源汽車中的動力電池。

　　現在轉變發(fā)展方式的情況怎么樣呢?中央號召以后，各省、市、縣都做了部署，采取了新的措施，但是效果差別很大。我接觸到的一些地方，蘇州、無錫、常州“十一五”早期就開始行動了。但是他們首先就遇到一個問題：當地大多是外資企業(yè)，而且研發(fā)機構都在境外。當然，技術的溢出效應是不可阻擋的，可是它首先遇到的困難就是沒有承接的項目。而本土企業(yè)利用三年時間的發(fā)展，逐步進入了研發(fā)創(chuàng)新過程，使得產品變得有技術含量、有知識含量。所以，這三個地方在這一次金融危機情況下與別的地方比更具有生機。

　　還有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qū)是“九五”計劃以后做的，已經出現了初步成效。廣東定了幾個發(fā)展重點，一個是先進的信息通信產業(yè)，一個是電動汽車，一個是LED照明(半導體照明)。就先進的信息通信產業(yè)而言，他們覺得自己有兩個短板，一個短板是核心芯片沒有，另外一個就是液晶屏問題。為此，它就采取措施把短板補起來，最近取得突破性進展。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還停留在一般號召上，有些地方出現一哄而起、趕浪頭、同構化等值得注意的苗頭。不少的省級規(guī)劃、地級市的規(guī)劃、縣級市的規(guī)劃基本上是將發(fā)改委或者中央領導同志的報告換成了自己的，都發(fā)展什么戰(zhàn)略新興產業(yè)，如新能源等，但這個地方的優(yōu)勢是什么、怎么能夠揚長避短想的少。本來是很好的設想，因為一哄而上，最后產業(yè)出問題了，光伏產業(yè)，風電就是這樣。我們的領導機關提出有保有壓，剛剛是保的產業(yè)，過兩天就變成壓的了。反復出現這樣一些問題，我們就要總結，其中有一個關鍵性問題就是，要明確實現產業(yè)轉型是靠市場的力量來推動的，還是沿襲過去政府主導的老路?

　　關鍵是切實推進改革

　　過去走的老路對現在的影響很深。如果繼續(xù)走老路，它就免不了像過去那樣，由政府去審核攻關的項目，政府組織力量，政府指定研發(fā)單位，政府指定產業(yè)化責任機構。

　　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不是一個新問題。上世紀80年代初，中央提出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轉變。“九五”計劃提出要實現“兩個根本性轉變”，一個是增長方式的轉變，一個是體制的轉變。到了“十一五”再次提出“實現增長方式從資源投入驅動到效率提高驅動轉變”，或者是“由粗放型到集約型的轉變”。講了二十多年還是沒有轉變過來。“十一五”規(guī)劃綱要制定之前有一個大討論，提出癥結在于存在“體制性障礙”。大家討論的意見歸納起來，主要有四條：

　　第一，政府保持了太多對土地、信貸等重要資源的配置權力。

　　第二，以GDP增長速度為主的政績考核標準。

　　第三，財政體制缺陷（以生產型增值稅為主的收入結構，重要公共服務的支出責任過度下移等），促使各級官員不能不追求物質生產部門的高速增長。根據英國經濟學家的研究，在中國最重要的支出責任一個是社會保障，一個是義務教育，這兩個支出責任70%在縣。

　　第四，市場沒有發(fā)揮作用，要素價格扭曲，特別是生產資料的價格扭曲鼓勵資源浪費。

　　另外，我們感到前面講的是“破”的不夠，而這五年在執(zhí)行“十一五”規(guī)劃的時候，真正感到“立”的不夠。“立”什么呢?就是有利于或者是鼓勵創(chuàng)新和創(chuàng)業(yè)的制度環(huán)境還有待建立。30年來中國人的技術創(chuàng)新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這些先進技術的產業(yè)化進程步履維艱，有的技術干脆還沒有開始產業(yè)化就夭折在搖籃里，有些企業(yè)成了小老頭樹，就是長不大。這就是制度環(huán)境不佳導致的結果。而現在的技術發(fā)展非常快，幾個月、一年、兩年，你不能夠做強，人家就超過去了。一些很好的技術，如七、八年以前，合肥科大訊飛的語音合成技術在世界語音合成比賽上獲得第一名，曾經有德國專家對此產業(yè)鏈感嘆不已。但是，這么多年過去了，這個公司做不大。大概是三、四年以前，普通手機上都有可以讀短信的語音格式。如果在一個好的制度環(huán)境下，這個語音合成技術就可以發(fā)展成一個非常大的產業(yè)。

　　像這種情況還不算太糟糕的，糟糕的是碰到了壟斷，甚至于干脆就把創(chuàng)新給扼殺了。因此，不僅是要有一個良好的經濟環(huán)境，還要有一個良好的法治環(huán)境和社會輿論環(huán)境。硅谷精神里有一條叫容許失敗。當然最根本的，正如科斯所說：最能激勵創(chuàng)新、激勵創(chuàng)造性發(fā)揮的訣竅就是，他對社會的貢獻和他本人所取得的報酬差別越小作用越大。

　　總而言之，不管是破除制度性障礙，還是建立一個有利于創(chuàng)新和創(chuàng)業(yè)的環(huán)境都有賴于改革。只有堅持改革才能消除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的體制性障礙，只有推進改革才能建立有利于發(fā)揮創(chuàng)新精神的經濟社會基礎。這兩年，有個非常不好的現象是向舊體制回歸。對此，我們需要打破阻力，一定要擋住，不開倒車，切實往前推進改革。

　　政府如何在轉型中正確地發(fā)揮作用

　　21世紀以來，我們的改革推進的比較慢。這中間，不管是改革還是創(chuàng)造環(huán)境，還是推進轉型，政府確實是一個關鍵性因素，其如何發(fā)揮作用是一個重大問題。要真正讓政府發(fā)揮自己在推進轉型中的作用，前提是要推進自身改革。但必須明確的一個核心問題是，政府在增長轉型上的重要作用是提供公共產品，企業(yè)才是技術創(chuàng)新的主體

　　十三大提出，政府調節(jié)市場，市場引導企業(yè)。第一句話還有爭議。政府怎么調節(jié)市場，含義是什么？第二句話沒有爭議，企業(yè)由市場引導的，不是由政府引導的。

　　具體來說，就有一個問題，作為一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應該做什么?現在中央要求轉變增長方式，各級政府都重視起來了，過去許多不作為的地方政府開始作為了，比如一些地方政府過去受人指責，廠家說政府不作為，但是現在出現的問題就不是原來的不作為，而是為所不當為。這個比較普遍的問題有五條。

　　第一，指定技術路線。這對產業(yè)的實質危險性很大。最大的教訓還是日本，當年日本通產省和日本廣播公司在整合高清技術電視的時候，認定了一條可模擬式，結果因為美國發(fā)明數字式而使得日本大量的資本和研究力量的投入全部泡湯，而且人類進入了數碼時代。

　　第二，不要用行政指定、評定的方法去決定誰是先進企業(yè)，誰是先進個人。

　　第三，不要違法設立行政許可和市場準入。本質上說，從事什么職業(yè)，從事什么活動，這是每一個公民的基本權利，如果說為了公共利益需要禁止某一些人進入，那么需要通過立法來規(guī)范。所以市場經濟原則叫非禁即入，沒有法律明文禁止都可以自行進入。

　　第四，不要利用行政權力壟斷市場與民爭利。

　　最后，政府不要介入“競爭后”的企業(yè)活動，補貼本地企業(yè)。

　　當然，政府需要有所為。

　　第一，提供良好的法治環(huán)境;保持宏觀經濟的穩(wěn)定;提供基本社保、良好的教育體系和科研體系尤其是基礎科研體系;

　　第二，用公私合作（PPP）的方式提供共性技術和組織競爭前開發(fā)；

　　第三，按照外部性大小，用補需方的方式對節(jié)能、環(huán)保產品進行補貼；

　　第四，做好規(guī)劃和協(xié)調工作。

　　(作者系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本文是作者8月23日在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雙月學術報告會”上所作的報告，本刊根據錄音整理，略有刪節(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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