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中國困境的政治經濟學觀察》第一編《貨幣循環(huán)觀察》第七章 “逼宮”—到底是誰在逼誰？

7.1“逼宮”：難解之謎

　　媒體廣泛報道：由于杭州房價持續(xù)猛漲，炒房之風甚囂塵上，杭州已連續(xù)發(fā)生多起“逼宮”開盤事件。2009年12月2日傍晚六點左右，杭州九堡某樓盤的現場售樓處前突然有多人自動排隊，至晚上8點左右已聚集上百人。該樓盤原定12月5日開盤，昨天尚未領出預售證，但在眾多排隊者“逼宮”之下，開發(fā)商不得不于當晚群發(fā)短信給此前登記的意向客戶，通知他們前來排隊等待放號。

　　事實上，杭州房價已達歷史最高位。據杭州透明售房網11月17日數據，上城區(qū)、下城區(qū)、江干區(qū)、拱墅區(qū)、西湖區(qū)這五城區(qū)的商品房住宅預售均價已到達20,317元/平方米(《杭州房價已達歷史最高位 現在買房怎么降低風險》2009年11月19日 錢江晚報)。如此高位的房價，賣得如同當年搶購大白菜。如此強大的購買力，何愁內需不旺?

　　然而，查一下《中國統(tǒng)計年鑒2010》可發(fā)現：在2009年，杭州在崗職工平均工資43946.59元/年。為買一間70平方米的住房，這位“平均水平的杭州職工”即使不吃不喝，也需要32.36年。不吃不喝是不可能的，由年鑒數據可算出2009年杭州的人均“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為26426.50512元/年，為收入的60.13%。如果扣除這一部分，他買房需要積攢81.17年，而一個人的工作年限不過30-40年。

　　國家統(tǒng)計局總經濟師姚景源給出了另一個解釋：雙方父母和祖父母為獨生子女購買婚房的“第三方埋單”現象，扭曲了房屋的市場價格(《父母為子女買房扭曲中國房價》2009年10月19日第一財經日報)。

　　看來，姚景源認為房屋購買力中應加入4-8個人的儲蓄。作為國家統(tǒng)計局的總經濟師，他當然應知道，2009年杭州居民人均儲蓄不過38,354元/人。第二編第二章2.3節(jié)將通過分析統(tǒng)計數據指出：居民儲蓄中相當大一部分不來自居民的貨幣收支盈余，這部分存款高度集中于富有群體，市民的多數遠達不到平均值。即便按均值計算，8個“平均水平”的老人，其全部儲蓄可買24.71平方米的房子，如果只有4個老人，就只能買12.36平方米。而且，如果他們這樣做，老人們的余年中將無分文積蓄可恃。國家統(tǒng)計局的總經濟師竟給出如此荒誕的解釋，無怪乎公眾對官、學兩界達人們的信任降到了冰點。

　　顯然，杭州居民的平均支付能力不足以解釋火爆到“逼宮”的房屋購買力。

7.2“房奴”：門檻何在？

　　作為房地產的外行，筆者的疑惑顯然會貽笑大方。事實上，這些房子根本就不是給“平均水平”蓋的。北京華遠集團董事長任志強多次強調過這個觀點。2009年12月，他再次表示只有高收入者才有資格購買商品房，而中低收入群體的居住問題應靠經濟適用房或者廉租房來解決。(《任志強：只有高收入者才配購買商品房》新華網12月6日)

　　杭州的“逼宮”顯示了那里高收入者強大的購買力。媒體總在強調“房奴”的悲情，事實上這個社會的大多數人，想當“房奴”都沒有資格。那什么人有資格當“房奴”?

　　假定一個人一生的工資收入中，有1/3用于買房，1/3用于日常消費，1/3用于應付養(yǎng)老及不時之需(即，這只是一個生活無虞但不可能“以錢生錢”的人)。在杭州買一間70平方米的住宅(均價20,317元/平方米，即錢江晚報2009年11月19日報道的水平)，共需142.2萬元，這意味著此人一生的貨幣總收入在426.7萬元以上。假設他工作40年，則平均年收入在10.7萬元以上，即杭州人均工資的2.92倍以上。

　　由于事實上工資分布向高層傾斜，其結果是，平均值大于中位數。即平均工資以上的人少于平均工資以下的人，而且兩極分化越嚴重，兩者差距越大。超過平均工資2.92倍的人，顯然是人口中的極少數。

　　注意，2009年年收入10.7萬元只是當房奴的“門檻”，火爆的“逼宮”提示我們，強大的購買力另有來源。

7.3“房托”：購買力還是噱頭？

　　2009年四月開盤的杭州嘉里·樺楓居，計劃開盤房源僅三百一十套，但十日起開始接受預約登記時，成為VIP的客戶已經達五百多個。于是完成了二百余組客戶的排號后，現場發(fā)生混亂。一些排隊的購房者稱，隊伍里不乏有名民工模樣的人，“穿著打扮都不像是來買房的”，也有十多個學生模樣的人，“即便家長出錢買房，應該也是個別吧。我看這是開發(fā)商的一種噱頭。”有專家質疑“雇人排隊搶房，制造熱銷景象”。(《杭州某樓盤取消開盤遭質疑 房托排隊搶房》2009-04-14 中國新聞網)

　　其實在杭州，這并非今年的創(chuàng)新，2005年就發(fā)生了耀江·文鼎苑花錢雇民工排隊買房的事件，一時間鬧得沸沸揚揚。有記者試圖調查真相，發(fā)現“這些排隊買房的人都說自己是民工，因為有人出錢雇他們排隊，領到的號子可以賣100元到400元。至于老板是誰，沒人肯說。”

　　至于對此舉的評價更是兩極分化，一方面斥之為“無恥”、“好笑”、“可悲”、“卑鄙”;另一方面卻認為“只要能把人吸引進來，把房子賣出去，你我就不得不佩服。”“只要能賣掉，管人家用什么手段，只要不違法”。(《真相調查：“文鼎苑”有否雇民工排隊買房》2005年10月27日 今日早報)

　　然而，即便存在“房托”，這些民工自己是沒有購買力的。無論“房托”們表現得多熱鬧，也無法將“房奴”門檻外的人群變成購房者，而他們才是人口的多數。房價節(jié)節(jié)升高的原因，只能到真實的購買力中尋找答案。

7.4“炒房客”：溫州的名片

　　“房奴”資格線附近的人們，畢竟是為自己居住買房，他們似乎沒有動機將房價炒高，但炒房是明顯存在的現實。

　　“小板凳、帳篷……似乎就在一夜之間，杭州又出現了徹夜排隊買房的火爆場面，這種場面對于蔣偉來說，已經見怪不怪。

　　來自溫州的蔣偉正是樓市‘發(fā)燒友’中的一員，這位資深的炒房客在半年前還在猶豫要不要拋出手中的一套杭州房產，但不到半年，他就迅速改變了主意，不僅沒有拋出，反而又在杭州的九堡購進了兩套商品房。

　　今年5月17日早晨，位于杭州近郊九堡的某樓盤開盤。當他趕到現場時，樓盤銷售處已經擠滿了人，甚至有人已經提前一天在排隊，由于‘僧多粥少’擔心排不上號，他花錢買了一個號。‘200塊一個號，火爆的行情也肥了黃牛。’蔣偉表示。”

　　“‘那種場面，讓人真無法形容，買房子就像買白菜一樣，去晚了還沒得挑。’蔣偉說，他那次排隊近3個小時才能進入售樓大廳挑選房源，可這個時候，自己中意的房源已經被人挑走了，‘沒辦法，只能隨便挑了一套。’”

　　“蔣偉在溫州的一些資金富裕的親朋好友，行動也和他出奇的一致，在忙著奔跑于全國各地尋找房源無果后，他們還是把目光集中在了杭州——這個他們曾經征戰(zhàn)過的浙江的最美麗的城市。蔣偉說，據初步統(tǒng)計，從今年4月份開始，僅他的這個圈子就在杭州買入了10套以上的房產，總金額超過2000萬元。”

　　(《杭州樓市搶樓潮重現北京房價漲到令開發(fā)商害怕》 2009年07月31日 第一財經日報)

　　“溫州炒房團”所到之處，房價飆升。根據杭州本地媒體報道，位于杭州濱江新區(qū)的樓盤——藍色錢江，開盤當日前來買房的幾乎全是溫州人，售樓小姐形容他們“一不看房，二不問面積，三不管戶型，只要有房就下單，一買就是一個單元，有的一下子可以買下三十幾套”，一名遠在西班牙的溫州人居然一個電話就買下兩套價值1000多萬元的遠郊排屋。(同上)

　　2008年，曾有媒體報道“溫州約有10萬人在全國各地炒樓，而動用民間資金高達1000億元。”(《溫州炒房客大撤離：奧運前售光各大城市房源》2008-06-20 財富時報)

　　看來真正推高房價的不是房奴，而是炒房客。

7.5從“萬萬年”到“一蓬煙”

　　眾所周知，溫州人精明、勤奮、肯吃苦。在GDP掛帥的30年中，他們如魚得水，積累了大量的財富。那進入本世紀后他們?yōu)槭裁催x擇了炒房?

　　溫州中小企業(yè)促進會會長周德文對CBN記者表示，在溫州，以外貿為主的服裝行業(yè)等輕工產業(yè)的產能已經開始出現過剩，有些企業(yè)不可能再繼續(xù)擴大產能，一般不會有大投入，通過多年“起早摸黑”積累起來的實業(yè)資本急需尋找一個穩(wěn)妥的投資渠道。

　　前述炒房客蔣偉并不諱言，他的圈子中就有來自傳統(tǒng)產業(yè)的資本。他表示，在溫州，“丈夫經營實業(yè)、妻子炒房”并不是傳聞，而是隨處可見的實實在在的案例，“這到后來，就發(fā)展成了‘太太炒房團’”。(《杭州樓市搶樓潮重現北京房價漲到令開發(fā)商害怕》 2009年07月31日 第一財經日報)

　　“溫州模式”的核心就是放手發(fā)展私有經濟。在“親商”政府的“保駕護航”下，利潤極大化原則暢行無阻，資本積累速度奇高。溫州中小企業(yè)發(fā)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認為，溫州民間流動資本6500億--7500億元，另有1.2萬億元投入到固定資產上。(《溫州模式走到十字路口》 2009年08月06日 第一財經日報)

　　資本追逐的是利潤源。利潤極大化使工資性收入相對于財產性收入持續(xù)下降，社會購買力相對于產能持續(xù)下降，利潤源相對于逐利資金必然萎縮。于是高速積累起來的巨額資本就成了渴求利潤而不可得的“老虎”。為了維持經濟運轉，經濟管理當局不得不超額發(fā)行貨幣，于是貨幣的增長速度遠超出可交易財富的增長速度，通脹的陰影一直在資本擁有者心中徘徊。

　　證券分析師高善文的“資產重估”論，就代表了逐利資金擁有者在這個大背景下的視角與思路：貨幣相對于資產在持續(xù)貶值，此時合理的目標不是經濟學家們定義的利潤(從整體上看，這是不現實的)，而是與貨幣貶值的速度賽跑。為此，“資產”被重新定義為“稀缺性”，所謂投資，就是將手中的貨幣換為具有“稀缺性”的東西，以規(guī)避貶值的風險。(高善文《貨幣過剩與資產重估》2006 年4月7 日)

　　多年來，溫州資本靠海外市場彌補內需的不足，使利潤極大化原則得以維系。突如其來的全球金融危機敲斷了這這一重要支柱，使問題急劇惡化。利潤源急速萎縮，使大量的資本處于“蟄伏”狀態(tài)，逐利資金不贏利就會貶值，資本尋找出路的沖動急速膨脹。

　　在此背景下，溫州炒房團的舉動令國人側目。北京、上海、杭州、重慶、廣州、深圳等地都能看到它的實力與手筆：“一出手就是一棟樓”。

　　除了炒房，任何被視為具有“稀缺性”的東西，都可能是其目標。山西的煤礦、新疆的棉花，黃金、白銀、甚至鎳都被溫州富豪大炒特炒。

　　務實的溫州人以實業(yè)起家，民諺云：“種田錢，萬萬年；手藝錢，數十年；生意錢，眼面前；機會錢，一蓬煙。”長期以來溫州人靠家庭工業(yè)發(fā)財，對股市敬而遠之，而今成為聲名遠播的炒家，這種轉變傳遞出什么信息？

7.6唯生產力論：不歸之路？

　　由實業(yè)家而來的溫州富豪變?yōu)槌醇遥@暗示我們：三十年來促成大量財富“涌流”的生產關系正在走向自己的反面。迫使這種生產關系中的主要受益者，于今也不得不撲向“一蓬煙”的“機會錢”。

　　長期以來，唯生產力論是理論界、學界事實上的主流思想。學者們總是力圖回避生產關系領域的研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效率優(yōu)先”、“親商”、“保駕護航”就是這種思想的政策外化。即使在實踐中陷入困境，依然指望靠“技術”和“創(chuàng)新”來解決問題。

　　鄧小平指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可見在他心中，技術依然是生產力層面的因素。“創(chuàng)新”之所以名噪天下，源于熊彼得，他用“創(chuàng)新”來解釋利潤的合理性，以批駁馬克思。統(tǒng)計數據和邏輯告訴我們，利潤極大化必然導致一系列的失衡，使經濟系統(tǒng)的運行無以為繼，這是宏觀貨幣循環(huán)層面的問題。而熊彼得的分析根本不涉及宏觀的貨幣循環(huán)，又何以指導我們擺脫困境?

　　與唯生產力論相應的另一口號是“藏富于民”，它顯得非常人性化。然而這“民”指的到底是什么?即便富庶如杭州，“民”的主體連當“房奴”的資格也沒有。而那些出手闊綽的富豪們，只占人口的極少數，其“富二代”之囂張已令世人側目。用“民”這個籠統(tǒng)的詞匯將早已兩極分化的人群混為一談，在學術上是不誠實的，由此不可能提出任何真問題，充其量只能是某種意識形態(tài)的說教。

　　當年香港房市暴跌，意氣風發(fā)的炒房客們高舉“負資產”的標語上街游行，將港府逼到進退維谷的位置上：維持房價吧?如此高入云霄的房價還能怎么上升?不維持吧?房價持續(xù)升高是炒房客得以發(fā)財乃至生存的前提，如果聽任其破產，標榜“以民為本”的港府又豈敢得罪自己的票倉?其實，宋代的辛棄疾就描繪過當年政府的處境與心態(tài)：“莫射南山虎，直覓富民侯”。(辛棄疾《水調歌頭•落日塞塵起》)

　　炒房炒到“逼宮”的地步，表面上看，是炒家在逼房地產商，其實是生產關系將由“實業(yè)家”發(fā)跡的富豪逼成“炒家”，在前邊等待他們的只是民諺中的“一蓬煙”。“負資產”早晚會爬上媒體頭版的通欄標題，那時進退維谷的將是誰？

　　務實的杭州政府沒工夫琢磨這些不著邊兒的事，它信仰“清談誤國，實干興邦”，忙于尋找學習的榜樣。

7.7“杭州拉高標桿學迪拜”

　　不要以為這是筆者的杜撰，這是長江日報2008年9月2日頭版的標題。從當地報刊連篇累牘的高調報道中可知：

　　“去年(2007年)，浙江大學一位教授給王國平(杭州市委書記)寫信稱：‘迪拜這座沙漠之城，崛起速度之快，令人震撼，值得一學。’”

　　“2007年底，王國平書記應阿聯酋迪拜市政府、越南國家工商會和馬來西亞國家旅游局邀請，率杭州市代表團訪問了阿聯酋、越南、馬來西亞三國。

　　“回國一段時間內，王國平書記幾乎逢會必提迪拜，明確要求盡快組織赴迪拜開展學習培訓、經貿洽談、旅游促銷活動。”

　　“王國平認為，……迪拜卻創(chuàng)造了‘無中生有’的奇跡，成為了‘沙漠中的綠洲’，杭州就是要學習迪拜，做“無中生有”的文章。”

　　“市領導許勤華、洪航勇、朱金坤、張建庭、許邁永，以及市有關部門、開發(fā)區(qū)和區(qū)、縣(市)黨政主要負責人，還有杭州的企業(yè)家代表，也正各自奔向阿聯酋迪拜……。組織如此強大陣容，遠赴萬里之外的異國他鄉(xiāng)開展學習培訓活動，這在杭州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面對迪拜這一新標桿，市委、市政府拿出了這樣的膽識和勇氣。”(見《杭州拉高標桿學迪拜》長江日報 2008-09-02 頭版、《臺灣中時集團訪問杭州 王國平答臺灣記者問》2008-06-16杭州網、《杭州：迪拜，不虛此行》2008-05-20杭州日報)

　　迪拜是靠房地產起家的典型，其實圈內國人中早就有人精通此道。當年的北海就演過“無中生有”的喜劇，幾乎全國各地都有資金被吸引到那里炒地皮。可惜流年不利，絢麗的泡沫遇上了宏觀調控，留下一堆爛尾樓。如果當時北海的泡沫已經大到“不能破滅”的地步，中央政府只好挽救它。其結果將是局部挾持整體：以整體失衡加劇的代價使局部得以“無中生有”，“率先實現先代化”。而無論當局救市靠的是加稅、漲價還是印票子，終歸是大眾為富豪買單。

　　可見北海-迪拜之道要旨有三：

　　其一，講一個漂亮的故事，要漂亮得足以吸引逐利資金。這不算太難，任何地區(qū)、任何時代，總有利令智昏的人，只要將盈利可能性講得栩栩如生，不愁沒人自投羅網;

　　其二，讓先投入者獲利，“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這比講故事更有說服力。投入者自然滾滾而來，用后來者的投入支付先行者的利潤，就此車輪滾滾，走上指數增長的坦途;

　　--你這不是“龐氏騙局”嗎?

　　“龐氏騙局”?小兒科。好好聽著，最關鍵的要訣在第三條：要盡早將全局經濟體系的安危綁架在手，使“項目”成為“不可破產者”。策劃者是高手還是庸才，端在于此。北海炒作，未能綁架全局安危，使當局者決心壯士斷腕；而迪拜則能迫使阿布扎比投資局和阿聯酋央行出手相救。結果，一個下地獄，一個上天堂。真正的高手其實在華爾街，他們不但綁架了美國，也綁架了全世界，又有誰指責他們玩的是“龐氏騙局”？

　　學迪拜的杭州當然學到了其中的精髓，2008年房價出現下行的態(tài)勢，政府馬上出臺《關于杭州市房地產市場健康穩(wěn)定發(fā)展的若干意見》，其主要措施是：對房地產商“增加有效的信貸投入”，對購房者減免各項稅費，對可能的突發(fā)事件建立處理機制，對輿論加強宣傳引導。其目標在于“營造房地產業(yè)發(fā)展的良好社會氛圍”。

　　此舉引發(fā)了全國的強烈非議，王國平就此回應：

　　“一旦杭州樓市大落、房價大跌，土地市場必將進入不景氣周期，政府土地出讓收益會大幅減少，相應地城市建設、城市管理和民生保障資金也會大幅減少，最終受害的還是老百姓。”“更嚴重的是，資產縮水、失業(yè)增加、公共服務減少，最終必然嚴重影響社會穩(wěn)定。”

　　此外媒體還報道：

　　“個人購房貸款余額達1077億元。一旦杭州樓市大落、房價大跌，這些家庭的資產就會大幅縮水，部分貸款購房的家庭甚至會變?yōu)?ldquo;零資產”、“負資產”，并可能因此引發(fā)大量“斷供”事件，甚至拖垮銀行。”(《杭州市委書記稱房價大跌最終受害者是百姓》2008年10月23日浙江在線)

　　看，杭州的房地產不但綁架了銀行，也綁架了政府，甚至綁架了社會。高，實在是高。

7.8從“率先”到“逼宮”

　　其實，熱衷于房地產的城市何止北海、杭州?全國的大城市那個不是這樣?許多人將其歸之于地方財政需求，甚至歸之于腐敗。這年頭講話要有證據，筆者不可能獲得相關憑證，對此不能置喙。但筆者注意到，這些地方有一個共同的口號“率先實現現代化”。迪拜在一片沙灘上都能做到，我們何以不行?

　　“率先實現現代化”的背后，是“非均衡增長”理論。這是理論界、學界的另一個主流思想。它表現為“梯度發(fā)展”戰(zhàn)略、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政策、財政“分灶吃飯”和由此而來的各地區(qū)間GDP競爭。“率先實現現代化”就是這一競爭中強勢者的心聲。

　　筆者分析了2007年的胡潤富豪榜上榜者的地域分布(見圖1.46)，發(fā)現上榜者集中的地區(qū)，正是在GDP競賽中領先的地區(qū)，是最熱心“率先實現現代化”的地區(qū)，同時也是房價高企的地區(qū)。可見不但國民出現了兩極分化，區(qū)域也出現了兩極分化。然而從全國范圍看，這些“率先實現現代化”的富豪聚居區(qū)，不過是汪洋大海中的歷歷孤島。

　　圖1.46：2007年胡潤榜上榜者分布----地市級行政區(qū)

　　社會經濟體系是一個動態(tài)系統(tǒng)，它在不斷運動的同時，必須保持許多關鍵的平衡，否則就會走向解體。當年批判均衡論的一個最有力的論據是：經濟現實中均衡是偶然的，而不均衡是普遍的。這當然是事實，然而由此得出的邏輯結論本應是：必須時刻關注系統(tǒng)對均衡的偏離，建立起維持均衡的穩(wěn)定機制。

　　而我們的學界卻將“非均衡增長”當作國家的發(fā)展戰(zhàn)略。其政策取向就是：用行政手段將資源、貨幣與特許權引向特定的地區(qū)，人為地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些先富之人成了老板，而廣大地區(qū)的國民就只好離鄉(xiāng)背井，去給這些“先富”們打工。“先富”地區(qū)靠這些異地打工仔的血汗“率先實現現代化”，至于打工仔的未來，則與“先富”們無關——勞力不過是要素，利潤極大化原則要求“先富”們以盡可能低的代價獲取，以盡可能高的效率利用之。于是有了血汗工廠、有了勞動派遣制度、有了黑窯奴工。至于“先富帶后富”，在“先富”們看來，那又不是我喊出的口號，誰喊的你找誰去。“先富”的理論家溫柔一些，給了窮光蛋們一個充滿希望的稱謂--“待富者”，您就耐心地“待”著吧。(厲以寧 2008年11月13日 在強國論壇答網民)

　　理論家的溫柔有作用嗎?就在厲以寧溫柔創(chuàng)新的次年，社科院2009年《社會藍皮書》調查發(fā)現：公眾在收入差距上的公平感明顯下降。任何關注網絡輿情的人都能注意到，極端憤怒的言論越來越多。現實中，所謂“群體性事件”愈演愈烈，社會顯出明顯的分裂態(tài)勢。

　　這里我們看到了兩個幾乎無法溝通的群體，一個是“率先實現現代化”的“先富”們，一個是國家廣大地區(qū)不得不外出打工的國民。兩者沒有共同的利益，沒有共同的價值標準，沒有共同的行為準則，甚至沒有共同的語言。

　　當年最令孫中山痛心的，是國民成了一盤散沙。而今在唯生產力論和非均衡發(fā)展理論的指導下，社會價值觀從整體觀轉為個體主義，國民被重新消解為一盤散沙，各層面的矛盾高速集聚。由此觀之，到底是誰在逼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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