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中國困境的政治經濟學觀察》第一編《貨幣循環觀察》

第一編 貨幣循環觀察

　　現代主流經濟體系有個鮮明的特征：高度深化的分工。它極大地提高了生產效率，同時使生產與消費完全脫離，每個人的生產99%以上是為別人，每個人的消費99%以上依賴別人。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就是今天的現實。

　　這個特征帶來了一個嚴重的問題--交換。高度深化的分工，造就了幾乎無以計數的產品種類與職業、工種。如何使每一種產品的生產滿足其需求?如何有效地分配資源，使整個經濟平穩運轉?人們試驗過各種方法，其中最典型的是“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所謂“計劃經濟”就是由行政系統來分配資源，所謂“市場經濟”則是由貨幣交易來分配資源。現實的經濟體并非純粹的理論模式，即使在主要的“計劃經濟”中也保留著貨幣。只有被妖魔化了的“紅色高棉”曾廢除過貨幣，而那是一個遠遠談不上分工深化的社會。

　　事實上，當今的主流經濟體中，貨幣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貨幣循環順暢是經濟體健康運行的必要前提。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告訴人們，主流經濟體的貨幣循環問題嚴重。但問題的癥結何在?

第一章 三大失衡

　　多年來，金融界熱衷于討論“流動資金過剩”、“利率陷阱”、“貨幣需求函數不穩定”、“迷失的貨幣”等，結果卻莫衷一是，也無助于發現并預防金融危機。這暗示我們，問題或許出在“視角”上。貨幣循環是一個動態系統，從系統動力學的視角看，系統的行為取決于子系統間的關系，而子系統的劃分應依據其功能的差異。

　　哪貨幣有功能的差異嗎?

1.1視角：兩類貨幣

　　主流經濟學告訴我們，貨幣的經濟職能是交易媒介，由此可以導出“貨幣中性”這個著名的命題：流通中的貨幣數量只影響經濟體中的價格水平,不會影響就業、產出等實際經濟變量。

　　作為交易媒介，其擁有者心中的標的是欲購買的商品。交易者出售自己的產品或勞動以獲取貨幣，再用所得貨幣購買所需商品。無數這樣的過程建立起生產者與消費者間的聯系，并通過價格變化向生產者和消費者傳達供需信息。

　　然而事實上還有另一類貨幣擁有者，他們心中的標的是利潤。他們用已有的貨幣購買可出售的商品，再出售這些商品以求貨幣增殖。其目標是“以錢生錢”—靠現有的貨幣聚斂更多的貨幣。

　　在現實的產業鏈中，除了最終消費者的購買行為和勞動者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外，推動每一個環節交易的都是利潤動機，各環節參與者所得的利潤，歸根結底來自最終消費者支付的貨幣。于是我們看到，同為貨幣，其實有不同的目標，在系統中扮演不同的功能。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經濟系統持續運行，其先決條件必然是：逐利資金與提供最終利潤的消費資金，在數量上相互匹配。消費資金偏多將導致產能不足，供不應求；而逐利資金偏多將導致產能過剩、需求不足。短期失衡可以設法調整，而長期單方向失衡勢將危及整個經濟系統的可持續性。

　　鑒于主流經濟理論對現實的經濟運行缺乏說服力和預見能力，讓我們先直接觀察統計數據，對貨幣循環獲得直觀的認識，在此基礎上，再展開理論上的探究。

　　困難在于，我們的經濟統計系統不是從這個視角設計的，因而不存在直接反映這兩類貨幣的統計數據，我們只能利用現有的統計數據，間接觀察這兩類貨幣的演化歷程。由于經濟體量在增長，價格水平在變化，直接觀察統計數據，難于看出問題的癥結。代表經濟體量的GDP是一個可用的尺度，用這同一尺度度量不同的統計數據，有助于觀察不同貨幣演化趨勢的差異。

1.2 購買最終消費品的貨幣

視角一：居民的貨幣收入

　　居民的貨幣收入是購買力的基礎。觀察這基礎有幾個統計數據：其一是工資總額，其二是城鎮居民家庭全部年收入，其三是農村居民家庭現金收入。其中工資總額自1952年起即有完整的逐年數據，而城鄉居民家庭收入分別由城調隊、農調隊入戶抽樣調查得出人均值，再乘以城鄉人口得出，但可得數據不如職工工資總額完整。這三組數據見圖1.1：

　　圖1.1：工資總額與城鄉居民現金收入

　　數據顯示，工資總額占GDP的份額從建國初年的10%升至1961年的23%，此后，降到15% 左右，并一直維持到1991年，然后逐年下降，到2004年僅為10.6%， 此后微幅回升，到2007年為11.3%。

　　農村居民全部現金收入占GDP的比重，1980年為19.8%，到1985年升至32%，然而此后持續而迅速下降，到2007年僅為14.4%。統計口徑中，農村居民全部現金收入既用于消費支出，也用于生產支出，可見過去20多年，農村居民的最終消費支出能力明顯下降。

　　城鎮居民家庭全部年收入占GDP的比重，1985年為20.8%，到2003年上升到34.9%，此后維持在35%附近。

　　將城鄉居民收入相加，即得全部居民的現金收入，它占GDP的比重自1991年的55.1%降至1996年的44.5%，正是這一年出現了嚴重的內需不足。此后到2002年逐步回升到51.8%，然后再次下降。(見圖1.2)這暗示我們，所謂消費能力不足，主要是農村人口支付能力不足。

　　圖1.2：全部居民的現金收入

　　令人疑惑的是：城鎮居民家庭全部年收入與工資總額的走勢相反。事實上，城鎮居民家庭全部年收入中既包括工資性收入，也包括財產性收入。后邊的第三編第一章通過對17年資金流量表的分析，表明絕大多數勞動者就業于非金融企業部門和居民部門的家庭小生產。他們的勞動報酬占初次分配總收入的比重，17年來持續下降。這與工資總額的走勢相同。這部分資金主要用于消費。可見城鎮居民的消費基金很可能如工資總額的走勢所示，也呈相對下降之勢。

　　至于城鎮居民家庭全部年收入中財產性收入部分，第三編第二章的分析指出，它集中在不到1%的人口手中(見圖3.102、圖3.103資產所有權分布曲線)，這部分資金主要用于“以錢生錢”。

　　另一方面，工資性收入也存在兩極分化的趨勢，上下層之間、行業之間的分化明顯，低收入者的工資主要用于消費，而高收入者的工資，有相當部分用于“理財”—追逐“以錢生錢”，至于那些年薪數百萬甚至上千萬的人，工薪的絕大多數不可能用于消費。可見消費資金的走勢可能比工資總額的走勢更下傾。

視角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間接觀察購買最終消費品的貨幣，另一個視角是“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見圖1.3)

　　圖1.3：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GDP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占GDP的比重，1988年為49.5%，此后高速、持續下降，到2008年僅為36.1%，為有統計數據以來的最低。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反映的是已成交的交易，而邏輯上影響成交量的既有支付能力，也有支付意愿。如何觀察支付能力的演化?央行的貨幣統計提供了一個視角。

視角三：流通中的貨幣M0

　　第三個觀察視角是金融統計數據。貨幣當局根據流動性的強弱，用逐層嵌套的方式定義貨幣種類：其核心是流動性最強的“流通中的貨幣”M0，M0加上“活期存款”為M1，M1加上“準貨幣”(其他存款)為“廣義貨幣”M2。根據這個定義公布的統計數據，筆者查到的起始年為1985年，但M0的可查數據能追溯到1952年。(見圖1.4)

　　圖1.4：流動中的貨幣M0/GDP

　　M0主要被用于現金交易，在很大程度上間接反映了購買消費品的貨幣。數據顯示，建國初年，M0僅占GDP的4.1%，那時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87.45%，農村基本上是自產自食、自給自足，需要的貨幣很少;即使在城市，居民自我服務的成分也遠高于今天。直到1978年，M0僅上升為GDP的5.8%，表明社會分工進展緩慢。事實上今天人們已經離不開的許多行業、工種，當時尚未出現，當年居民家庭必備的許多技能現已成為陳年往事。

　　從1978年到1993年，隨著社會分工的深化，作為交易媒介的貨幣需求增加，M0占GDP的比重迅速上升，達到了峰值16.6%。此后，M0的大趨勢是下降，到2008年降到11.4%，低于1986年的水平。而這期間社會分工的深化并未停止，因此只能解釋為購買最終消費品的貨幣萎縮。

　　通過上述多角度的觀察，可見不遲于90年代初，購買最終消費品的貨幣即開始了相對萎縮。

1.3 “以錢生錢”的貨幣投資與固定資產存量的所有者構成

　　邏輯上，逐利資金的重要來源是資本利潤，而其主要出路是投資。因此先來觀察投資與固定資產存量的演化。在《中國統計年鑒》中，1979年前，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只有國有企業的數據，此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經濟類型分劃幾經調整。據此，整理出前后口徑一致的分劃，各投資主體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所占的份額如圖1.5：

　　圖1.5：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主體演化

　　事實上1979年前并非僅有國有經濟(那時叫“全民所有”)投資，但苦于沒有權威數據，無法計入。另一方面，筆者的主要目的是估計當今的社會固定資產存量的擁有者構成，由于以下原因，忽略當時非國有經濟投資導致的誤差應該不至于明顯影響對目前格局的估計：

　　1、當時非國有經濟投資量與國有經濟相比很小，它們更多是靠人力而非資本維持生存。而一些地方政府建立的所謂“大集體”企業，事實上與國企行為類似。

　　2、當時的總投資量與后來相比很小。按1952年不變價格計，1979年總資產為3,122.63億元，而到2009年為130,004.41億元,是1979年的41.63倍。因而前期投資構成對當今社會固定資產存量的擁有者構成的影響很小。

　　3、前期投資構成的影響隨著折舊逐步減弱。

　　下面估算全國固定資產存量及其主體構成的演化。

　　張軍、章元測算，1952年全國固定資產存量為800億元(復旦大學經濟學院 張軍 章元《對中國資本存量K的再估計》《經濟研究》2003年第07期)。《中國統計年鑒》提供了以后歷年的固定資產投資。由此可估算歷年固定資產存量的所有者構成。

　　具體計算按“永續存盤”法估算。歷年投資均按1952年價換算(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提供的可用數據，1952—1978年用國民收入平減指數，1979—1991年用國內生產總值平減指數，1991年后用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換算)。折舊率仿照宋海巖等的方法，取法定折舊率3.8%加上當年經濟增長率(1978年前按國民收入計算，之后按國內生產總值計算)。(宋海巖等 «改革時期中國總投資決定因素的分析» 世界經濟文匯 2003年 第1期)。所得結果見圖1.6：

　　圖1.6：全國固定資產存量主體構成演化

　　據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數據：2004年底：在全國企業的實收資本中，國家資本占48.1%，而我們上面估算的結果：2004年國有經濟占48.02%，這從旁印證了估算結果大體合理。

　　逐利資金

　　數據顯示，30多年來分額增長最大的是“其他”經濟體，包括：股份合作、聯營、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營、其他等主體,2009年已占到全國固定資產存量的43.12%，位居第一。如果加上外資及港澳臺資，共占52.06%。這些資本毫無疑問，以利潤極大化為首要目標。

　　個體經濟為謀生經濟，集體經濟要兼顧社區就業和利潤極大化。30年來，這兩部分經歷了從有限發展到明顯衰落的過程。1992年，個體經濟達其頂峰，占固定資產存量的20.51%;1997年，集體經濟達到其頂峰，占15.49%。此后兩者明顯衰落，到2009年，個體降至8.00%，集體降至7.30%，兩者合計僅15.30%。

　　國有經濟則經歷了明顯的衰退過程，到2009年占全國固定資產存量的43.12%。“國有經濟”的收益應該屬于全社會，似乎不可能去追逐利潤極大化。但2003年5月22日，時任國資委黨委書記的李毅中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指出，對國企領導人的考核內容主要有兩項，第一項是經濟效益指標，比如利潤、凈資產收益率；第二項是資本運營的目標，比如資產保值增值率。這說明，國有企業經營的核心目標已經是圍繞資本、圍繞利潤極大化展開。

　　邏輯上，國有企業還可能有兩個核心目標，其一是解決國民就業，其二是提供財政收入。

　　如果稱一類企業占社會資本存量的比重為資本強度，稱占社會就業的比重為就業強度，則就業強度/投資強度可用于評估就業在企業目標中的分量(見圖1.7)。

　　圖1.7：國有企業就業強度/資產存量強度

　　數據顯示，國有企業就業強度/資產存量強度最高為26.96%(1997年)，最低僅18.13%(2003年)。如果就業與資產大體對應，這個比值應在1附近，事實上它遠低于1。2007年以前，國有經濟一直是社會固定資產存量的最大擁有者，但它提供的就業機會最高不過占社會就業人數的19.15%(1981年)。此后這個比例一波一波地下降，1997年后更是飛流直下，到2009年僅為8.23%。可見就業不是國有企業的核心目標。

　　至于財政目標，2007年以前，«中國統計年鑒»的“國家財政分項目收入”表中，給出了“企業收入”和“企業虧損補貼”兩項，這兩項的收支者無疑均為國有企業。1979年前，財政從國有企業獲得的企業收入尚波動上升，可見財政收入無疑是國有企業的目標之一。但此后“企業收入”急速下滑，1986年降至42.04億元，僅為當年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投資的2.02%，從1994年起，不再向財政上繳資本利潤。與此同時，從1985年起，國有企業年年從財政領取巨額補貼(見圖1.8)。事實上對財政而言，如果不考慮各類企業都必須上繳的稅收，國有企業從1985年起，就是一個凈吸取資金而非提供資金的主體。

　　有論者曾以國企的納稅額為國企辯護，但在市場經濟中任何企業都應依法納稅，而稅后利潤則是企業業主的收入。國企號稱為“全民所有”，邏輯上應將利潤交給“全民”。2006年12月財政部發布《企業財務通則》(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令第41號)，于2007年1月1日起生效，要求國企上繳利潤。其中規定，中央企業紅利上繳比例為：

　　煙草、石油石化、電力、電信、煤炭五個資源性行業，上繳比例為10%，

　　鋼鐵、運輸、電子、貿易、施工等一般競爭性企業上繳比例為5%，

　　軍工企業轉制科研院所企業三年內暫不上繳。

　　試問，那家私營企業可以扣留90%以上的利潤不交給其股東？可惜的是，在2008年以后《中國統計年鑒》中沒有了“國家財政分項目收入”表，我們無法將圖1.8向后擴展，無法得知《企業財務通則》的實施情況。

　　圖1.8：財政收入中的企業收入與企業虧損補貼

　　由此可以判斷，財政收入也不是國企的核心目標之一。于是邏輯上核心目標只剩下唯一的可能：國企事實上的掌控者的利潤極大化。

　　于是，國有企業加“其他”企業加外資及港澳臺資企業，占社會固定資產存量84.70%的資本以利潤極大化為其核心目標。

　　資本以利潤極大化，追逐“以錢生錢”，產生“財產性收入”，邏輯上必然導致三大失衡。

1.4. 三大失衡

1、財產性收入與工資性收入

　　在《中國統計年鑒》中，只有«資金流量表»涉及財產性收入，但«資金流量表»僅覆蓋1992-2008這17年，且表中的“財產性收入”只涉及產權擁有者集團內部，對營業盈余的再分配。鑒于財產性收入的主要投向是投資，是追逐“以錢生錢”，同時投資規模本身也影響到財產性收入，可用投資總額的走勢來間接表征財產性收入的走勢。職工工資則表征著工資性收入。

　　為了便于比較，用表征經濟規模的GDP作統一尺度來衡量投資總額與職工工資收入(見圖1.9)。數據顯示，在1978年以前，兩者大體維持均衡，許多年份職工工資總額大于投資總額。1979年后，兩者間的差異持續放大，職工工資總額降到GDP的10%附近，而投資總額/GDP卻顯出指數增長的態勢。到2009年，已達GDP的65.95%。2009年的“救市”，投入4萬億大單，讓兩條曲線間的“剪刀差”更為刺眼。

　　圖1.9：投資總額與職工工資收入對比

2、產能與內需消費

　　投資激增必然導致產能高速擴張，間接觀察產能演變的一個視角是固定資產存量。在1.3節估算全國固定資產存量構成時，已經計算了固定資產存量總額，其結果見圖1.10。

　　圖1.10：產能與內需

　　數據顯示，1970至1976年,我國的固定資產存量相對于GDP,有一次高速增長;此后到1985年大體與GDP增速持平;1985年到1990年又出現了一次高速增長;到1994年發生了一次回調;1994年后是史無前例的十多年高速增長，到2007年我國的固定資產存量已經相當于當年GDP的1.84倍，而1985年僅為86.6%。

　　產能高速擴張的同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依然維持在GDP的40%左右，還略有下降。于是產能與國內消費能力嚴重失衡，只能靠出口維持生產。

3、追逐利潤的資金與追逐商品并祭獻利潤的資金

　　從資產角度看，各種金融資產都在追逐利潤，但它們的背后最終是各類存款即準貨幣。在央行的統計口徑中，貨幣供應量被分解為“流動中的貨幣(M0)”、“活期存款”和“準貨幣”三類，其中的“準貨幣”包括除活期存款外的各種存款，銀行必須為其支付利息，因而必須用它來賺利潤。它是各種逐利資金的國內總源頭。

　　從利潤源的角度看，所有的交易都由利潤推動，但這些利潤歸根結底來自最終消費支出。《中國統計年鑒》提供了農村居民、城鎮居民和政府的消費統計數據，它們的總和就是全社會追逐商品與服務的資金。在購買商品與服務的同時，它為逐利資金祭獻利潤，是各種利潤的國內總源頭。

　　圖1.11為兩者比例的演變。

　　圖1.11：社會消費支出合計/準貨幣

　　數據告訴我們，1985年，最終消費支出為準貨幣的5.86倍，足以提供它所需的利潤;到了2009年，這個比值已降到42.86%，對單位逐利資金對應的獲利空間而言，2009年它已經收縮到1985年的7.32%。事實上每一個生意人都感到，現在賺錢比當年難多了。最終消費已很難為準貨幣提供有吸引力的利潤率。如果維持目前的趨勢，利潤率還會繼續下降。

　　至于展開“救市”后的走勢，可惜統計局沒有公布最終消費支的月度統計數據，筆者只能觀察逐月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準貨幣(見圖1.12)。其缺點是，它只包含了商品，未包含服務。不過短期內，商品與服務在消費中的構成不大可能有明顯的變化，從這個角度仍可觀察演變趨勢。

　　圖1.12：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準貨幣(月度數據)

　　在月度數據的尺度上，我們觀察到以年度為周期的波動，但其趨勢線表征的平衡位置仍然顯出下行的態勢，無論是波峰還是波谷，大趨勢都是下行。自2008年12月的波峰后，下行幅度明顯超出了前兩年，到2009年3月，更下行到前所未有的低點。可見救市未能改變這一失衡擴大的大趨勢。

　　事實上，自1994年后，我國的利率已經大幅下降，到2006年后經濟過熱期間，貨幣當局曾試圖提高利率，但很快就不得不放棄，利率迅速降至底線。(見圖1.13)

　　圖1.13：一年期存款利率

　　表面上看這是因為國際經濟危機，究其實質，因國內利潤空間過小，根本無法承受較高的貸款利率。國際經濟危機只是一個觸發因素：海外利潤空間萎縮，大量企業立刻資金鏈緊張，只能靠貸款維持。為避免企業大量倒閉，危及社會安定，一直擔心通脹的央行只好降低利率，靠發鈔票維持企業的現金流。然而，受限于真實的利潤來源，降低利率也難于刺激實體經濟中的投資。這就是讓經濟學家們百思不得其解的“利率陷阱”。

　　由此，我們看到了經濟體的貨幣循環造成的三大失衡：

　　1.財產性收入與工資性收入失衡；

　　2.產能與內需失衡；

　　3.追逐利潤的貨幣與祭獻利潤的貨幣失衡。

　　讓我們進一步觀察，這三大失衡是如何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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