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中國困境的政治經濟學觀察》第一編《貨幣循環觀察》第二章《利潤極大化、凱恩斯主義與第四大失衡》

　　2.1 “轉軌”：從“按比例，有計劃”到“利潤極大化”

　　1949年以后，中國經濟體系走上了“計劃經濟”的道路。社會要素配置的主要機制是各級經濟計劃，理論上遵循“有計劃、按比例”的原則。自上個世紀70年代末，“計劃經濟”的思想遭到一邊倒的批判，“有計劃、按比例”原則被視為保守、落后，而利潤極大化原則逐漸成為全社會配置資源的核心原則。不但個體戶、私有企業如此，連國有企業也在“保值增值”的壓力下轉而謀求利潤極大化。這就是學界大講特講的“轉軌”。問題是，“利潤極大化”何時成為我國經濟體系中要素配置的核心準則的?

　　“轉軌”前的中國經濟，基本上是政府操控的實體經濟，金融體系不過是實體經濟的會計、出納部門，因而金融與實體經濟關系密切。圖1.14是現金投放的增長率與GDP的增長率，數據顯示，1995年以前，兩者大體同步波動，兩者間存在弱相關性，控制現金投放量曾是政府調控經濟增速的重要手段;而1995年后，兩者的波動不再相關。可見對“轉軌”而言1995年是個重要的轉折點。

　　圖1.14：現金投放量增長率與GDP增長率

　　“轉軌”之前，金融資產主要集中在政府與國有企業手中，“轉軌”過程中城鄉居民存款在金融系統信貸資金來源中的比重持續上升，到1996年后升勢停止，這個比重開始緩慢下滑。這表明，1996年后一個明顯的轉變過程結束。(見圖1.15)

　　圖1.15：城鄉儲蓄存款/資金來源合計

　　銀行系統的作用在于將儲蓄轉化為投資，“轉軌”之前，我國的存款不敷投資之用，“投資饑渴”是當時學者們討論的熱點問題，表現在銀行系統就是大比例的“貸差”。“轉軌”讓這一比例持續下降，并于1994年發生逆轉，“貸差”轉為“存差”。此后“存差”持續擴大。(見圖1.16)這表明，銀行系統的存款越來越難于轉化對實體經濟的貸款了。

　　圖1.16：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平衡轉化

　　銀行系統與實體經濟的關系主要表現在對工、商業的貸款。圖1.17表現出銀行貸款在工、商業中的地位變化。

　　圖1.17：工、商業貸款與其行業規模的關系

　　歷史數據表明，1993年以前，商業貸款/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在60%到70%左右波動，而1993年以后，這項比例開始系統性下滑，1998年以后更是逐年高速下滑。至于工業貸款/工業增加值，1991年以前呈增長趨勢，1991年至1998年在50%左右波動，1998年后系統性下降。

　　這一趨勢被銀行系統稱為“金融脫媒”，視為“大兵壓境”;而時任證監會主席尚福林則視其為機遇，稱要“順應金融脫媒趨勢，加速資本市場改革創新”(«尚福林：順應金融脫媒趨勢加速資本市場改革創新» 新華網 2008年01月12日)。數據顯示：1998年是中國的“金融脫媒元年”。

　　據前經貿委國內貿易局的調查，1996年供過于求和供求平衡的商品占93.8%;1997年又進一步擴大為98.4%，供不應求的商品僅有10種，占1.6%;1998年則已沒有供不應求的商品，供過于求和供求平衡的商品達100%(見 萬國雄 «擴大內需的思考»中共成都市委黨校學報1999年第06期)。到1998年底，擴大國內需求已經成為政府的主要政策取向。

　　購買消費品并為逐利資金提供利潤，靠的是流通中的現金。圖1.18展示出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與流通中的現金的比值，數據顯示：1977年這一比值為7.45，即一單位的現金存量在一年內對應于6.18單位的社會消費品購買，轉軌過程中，這一比例持續下降，到1993年下降到2.43。此后在2-4之間波動。這表明消費與現金間的關系已于1993年完成“轉型”。

　　圖1.18：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流通中的資金

　　一系列數據表明，1994--1998年間，中國經濟已經完成轉型，已經從科爾內描述的“短缺經濟”轉型為內需不足的“主流”經濟，此后在這“主流”形態上已經運行了10年以上。

　　趙志耘等在測算中國全要素生產率時，利用11個指標建立了“市場化指數”，他們計算的結果見圖1.19。數據顯示，向市場經濟的轉軌于1994年基本完成。這旁證了我們的判斷。

　　圖1.19：1978-2009年中國市場化指數

　　來源：趙志耘等«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測算與解釋 1979-2009年»

　　財經問題研究第9期(總第334期)2011年9月

　　“主流”經濟體系的基本特征是資本利潤極大化。«中國統計年鑒»中，只有工業領域有相關數據，可供計算資本利潤率。其各種統計口徑中，覆蓋時間區間最長的是“全部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從1998年到2009年。這個口徑包含了中國工業資本的主體。圖1.20為全部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的資本利潤率。1998年以后，資本利潤率穩步上升，到2007年達到峰值，此后兩年開始微降。從旁印證了我們經濟體系追逐利潤極大化的努力及其成效，也表明利潤極大化過程遇到了天花板。

　　圖1.20：全部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的資本利潤率

　　可見，利潤極大化機制在中國經濟體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已達10年以上。讓我們進一步觀察它的運行機制及長期后果。

　　2.2 “利潤極大化”：機制與長期后果

　　“轉型”完成10年后，中國經濟面對的矛盾已經全面轉化，它們包括：就業壓力、內需不足、流動性過剩、中小企業失血、對出口的依賴、房地產與資本市場的瘋狂、通貨膨脹壓力……。這一切都源于“轉軌”后要素配置的首要機制——資本利潤極大化原則。

　　資本利潤極大化一方面要求降低成本，一方面要求擴大市場占有率。

　　前者導致社會工資總額相對于GDP下降(見第一章圖1.1)，相對于擴大的產能，社會公眾購買力日漸不足。這導致產能過剩、現有生產能力開工不足(早在1999年12月1日，當時的國家機械工業局發出《機械工業產品結構調整指導意見》(國機規(1999)641號)，就列出了32種“國內生產能力有較大過剩，市場供應遠超過需求的產品”。此后，前計委、今發改委不斷發出各行業產能過剩的警告。)

　　產能過剩導致就業機會不足，我國有舉世矚目的GDP增長率和全球最嚴厲的人口控制政策，卻不能為年均增長不到1%的勞力提供必要的就業機會，現在連大學畢業生都就業困難。曾幾何時，“海歸”就是“金領”的同義詞，但“2004年12月，全國青聯海外學人工作部與《青年參考》報聯合主辦的‘海歸搜索行動——海外留學與歸國人員現狀大調查’發現，71.3%的海歸在回國后至少6個月才找到工作;一年以后還沒有找到工作的占10.2%(《中國青年報》，2004年10月26日)。2005年，世界HR實驗室對1500個海歸樣本的統計結果，35%以上的海歸存在就業困難，不得不暫時待業而成為海待，受訪者中已有3個月未找到工作的占30%，另有15%在5個月內都沒有找到工作(《廣州日報》2005年11月3日)，2005年11月3日。而到了2006年，歐美同學會組織的關于自費留學人員回國就業調查顯示，21%的被調查者花了3～6個月時間才找到工作，甚至有6%的被調查者花了一年以上的時間找工作”(見王輝耀«中國海歸回國待業現象全解析» 2008-02-18)以至于許多人無奈地自嘲：“海歸”變“海待”了。

　　就業機會不足直接造成勞動者談判地位下降。這些年，惡性礦難不斷，礦業的生產條件如此惡劣，為什么礦工還要在那里就業?在這個持續危及生產者生命的行業，生產者為何無力形成現實的壓力，迫使業主做出起碼的安全投入?邏輯上只有一個答案：在與礦主的博弈中，礦工處于絕對劣勢，不干你可以走人，而礦工們無處可去。

　　勞動者談判地位下降進一步降低總工資收入在總產出中的比重。這形成了一個使勞動者地位不斷惡化、社會購買力相對于產能不斷萎縮的正反饋回路。

　　而擴大市場占有率的努力導致產能提高，資本利潤擴張,試圖“以錢生錢”的貨幣劇增，產生了強烈的投資沖動。它強力刺激所有競爭性行業的產能大幅擴張，形成了一個導致產能擴張的正反饋回路。

　　正是這兩個正反饋回路，造成了前述三大失衡：工資性收入與財產性收入失衡;社會生產能力與社會購買能力失衡;試圖“以錢生錢”的貨幣與需要購買商品并祭獻利潤的貨幣失衡。并且，這種失衡將持續惡化，導致勞力與資本的雙“過剩”。

　　這三大失衡直接反映到貨幣發行量的構成中，流動中的現金(M0)主要支撐最終消費品的購買力，而準貨幣(活期以外的其他存款)則需追逐利潤。兩者的比重持續下滑，表明了失衡的發展過程。(見圖1.21)

　　圖1.21：追逐利潤的貨幣與追逐商品的貨幣失衡

　　在這樣的基本格局下，過剩的生產能力只能靠海外市場維持，而找不到出路的逐利資金只能投入賭博性的“虛擬經濟”。這就是我們面對的上述各種經濟矛盾的深層根源，是經濟調控當局面對的宏觀背景。

　　綜上，可用圖1.22說明利潤極大化原則的作用機制：

　　圖1.22：利潤極大化的作用機制

　　我們前面觀察到的三大失衡(財產性收入與工資性收入失衡;產能與內需失衡;追逐利潤的貨幣與祭獻利潤的貨幣失衡)，其根源就是利潤極大化。

　　這樣的機制導致了美國1929年的大蕭條。新上臺的總統羅斯福應對大蕭條的原則有二：其一，限制資本的盈利能力，借以放緩矛盾聚集的速度;其二，用財政手段向大眾提供就業機會，甚至直接提供貨幣補貼。這本質上是超額發行貨幣，以填補需求缺口。

　　1936凱恩斯發表了他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指出：現代資本主義的常態就是有效需求不能消化過量的商品與勞務的供給，以致于形成投資不振、企業開工不足和失業。主張政府在進行公用設施建設時應實行積極的財政赤字政策。并做出不平衡預算來促使商品總需求的增加。為羅斯福的實踐提供了理論辯護。

　　凱恩斯主義本來是個短期應急之策，但上述三大失衡迫使金融當局長期奉行凱恩斯主義，結果導致了第四大失衡。

　　2.3 第四大失衡：貨幣供應量與社會可交易財富

　　貨幣用于度量可交易的財富，并扮演交易的媒介。以不變價格計算的GDP，表征社會每年生產的可交易財富。以不變價格計算的固定資產總量則表征社會積累的可交易財富。筆者找到的貨幣供應量數據自1985年始，將此年的各項數據均定為1，三者的演變見圖1.23：

　　圖1.23：貨幣供應量與社會財富的比較(均以基年為1)

　　到2010年底，以不變價格計算的GDP增長到1985年的10.26倍，筆者找到的統計數據只能計算到2009年的固定資產總量，歷史數據可用多項式很好擬合，由多項式外推1年，到2010年，固定資產總量約為1985年的29倍。

　　社會可交易財富相當于1990年的倍數，應為GDP和固定資產總量兩者倍數的加權平均值，因而2010年只能在1985年的29倍以下。而貨幣供應量的同一倍數為148.61!

　　數據顯示，貨幣發行量與社會可交易財富持續失衡，“救市”之后失衡加速擴大。

　　數據顯示，在起初階段，失衡是緩慢的。這意味著凱恩斯的策略在應對當前危機的同時，不至于造成難以承受的后果。這就是羅斯福新政能運行三屆政府并將美國帶進50年代頂峰的原因。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失衡以指數函數的速度發展，顯出不可控的態勢，這時逐利資金的規模已遠非昔比，喂飽它所需的額外貨幣遂成天文數字。這一背景將經濟管理當局置于兩難境地：喂飽逐利資金吧，勢必導致通貨膨脹；控制貨幣發行吧，無利可圖的巨額逐利資金擁有者只能放空產能，從而導致廣泛的失業。

　　可見利潤極大化機制必然導致四大失衡，而四大失衡則導致經濟體中的貨幣不可逆地淤積為逐利資金，這表明經濟體中的貨幣循環從長期看具有不可持續性：失衡的持續擴大早晚有從量變到質變的一天。

　　2.4 “保駕護航”

　　從各國的經驗看，“主流”經濟走到這一步往往需要數十年甚至上百年，而我們在完成“轉軌”后僅十來年，就走到這一步。這鮮明的“中國特色”根源何在?就在于全能的政府為利潤極大化原則保駕護航。從三個視角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一點：

　　企業視角：推動資本向大企業集中

　　承包、優化組合、減員增效、拉開收入差距;抓大放小、做大做強;提高產業集中度……，這一系列的政策都在推動資本向大企業集中，產權向少數人集中。而廣大國民就業的中小企業卻在各衙門的嚴厲管制下，動輒得咎。以至于民諺云“十幾個大蓋帽，管一個破草帽”。

　　貴族化的金融體系靠行政權力壟斷了從儲蓄到的投資通道，而它只熱衷于向大型企業注資，連理論上定位于農村的農業銀行都是如此?！吨袊r業銀行2005年年度報告》告訴我們：

　　“中國農業銀行貸款主要投向是：能源石化、交通運輸、郵電通信等重點優勢行業。”其“積極營銷和拓展”的對象是“系統性、集團性客戶、跨國公司、事業法人客戶以及重點優質項目”。其“重點關注的客戶有：中國電信集團公司、中國網絡通信集團公司、華潤集團等優質集團性客戶，各大電力公司、電網公司，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中國聯合通信集團公司、首鋼總公司等優質集團性客戶，以及福建、重慶、大連等省市政府。”

　　同時，廣大中小企業卻融資無門，只好靠自我積累，在資金鏈緊張時，就難免落入高利貸的陷阱。與此同時，銀行系統卻面對著持續上升的存差(見圖1.24)。從央行的月度數據看，存差總的趨勢是擴大。2005年6月以后，盡管幾次投資過熱，幾次宏觀調控，幾次救市，存差卻維持在32%以上。

　　圖1.24：銀行系統存差 數據來源：

　　中國人民銀行歷年«金融機構信貸收支統計»

　　這樣的政策傾向使資本向大企業集中，資源和權力向大企業的管理層集中。廣大國民賴以為生的中小企業只好自生自滅，而他們的工資收入正是社會購買力的基礎。

　　地域視角：推動資源向中心城市集中

　　區域傾斜、提高中心城市的“首位度”、限制“低素質人口”、創建“**城市”(這**會隨時變化，與時俱進，諸如“數字化”、“國際化”、“學習型”、“衛生”、“文明”、“綠色”、“宜居”……)。其核心作用是使資本向大城市集中。

　　從全國看，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獲得的資源遠超過各地，促成這些地方志得意滿地提出：“率先實現現代化”。隨著這些城市的超前發展，人口大量向這些城市聚集，導致這些城市的兩會年年討論“控制人口規模”“限制低素質人口”。有能力影響到國家決策的群體主要居住在這些城市，這里的“現代化”場景，使其誤以為這就是整個國家的面貌，從而明顯影響到國家的公共事務決策。而事實上，這些城市只是汪洋大海中的“孤島”，是遠離廣大國民生存環境的“飛地”。

　　上行下效，各省紛紛將提高省會城市的“首位度”作為發展戰略，從自己的管轄范圍內，向省會聚斂資源。盛極一時的“市管縣”改革，讓各地級市都有了可以搜刮的地盤，以至于被基層譏之為“市刮縣”。(見周雪松«“市刮縣”抬頭 撤縣設區遭質疑» 中國經濟時報 2010年11月16日)

　　中心城市脫離國情、國力的超前發展，在觀察者眼前展現出兩個截然不同的國家形象：一個與歐美不遑多讓，形象工程與政府建筑之奢華傲視全球；一個凋敝敗落，污染遍地，學校等公共建筑弱不禁風。當年的遼寧省委書記聞世震曾感嘆：“城市建設得像歐洲，農村發展得像非洲”。問題在于，“非洲”才是大背景，“歐洲”不過是這背景上的一塊塊“飛地”，而飛地上的人們卻以“主流”社會自居，控制著國家的輿論和公共事務決策。

　　社會視角：推動資本向富裕群體集中

　　多年來，“親商”成了各級政府自覺的政策選擇，甚至“親”到官商不分，官商一體的地步。“政策優惠”、“劃撥”、“特事特辦”、“三零政策”(以零資產、零稅賦、零地價吸引客商)，讓前官員化身的商人，以極低的代價將大量名義上的公共資源轉化為現實的私有財產，并立法保護之，稱之為“產權明晰”。

　　結果是國民中的少數人口依賴行政權力，聚集大量資產，以實現利潤極大化;而導致多數人口缺乏基本的生產資料。在我們數千年的古籍中，有兩個詞匯描述這一過程：“聚斂”、“兼并”，這歷來被視為國家的亂源。這種聚斂的效率有多高?看看歷年的胡潤榜就知道了(見圖1.25)，請注意：圖中表征財富的縱坐標是對數坐標，相鄰兩條主刻度線間差一個數量級。事實上，胡潤的調查線索主要來自上市公司的公開報表。而許多富豪的財富見不得光，八十年代就提出的干部和家屬財產、收入申報機制胎死腹中，可見聚斂的真實效率只能比圖1.25顯示的更高。

　　圖1.25：歷年胡潤富豪榜

　　在這樣的背景下，這些聚斂起來的財富統統需要進行投資、以追逐利潤。當年，學界將投資饑渴歸之為計劃經濟的頑癥。事實證明，在當前的投資饑渴遠超過“接軌”前。就在提出“窮人經濟學”的這幾年，投資總額/國內生產總值的飆升速度遠超出任何歷史時期。

　　在2007年，國民創造財富的55.65%轉化為固定資產投資，追逐著未來的利潤。到2009年這個比值竟高達91.07%。試用用不同的函數探尋投資總額/國內生產總值可能的趨勢。指數函數和冪函數單調上升，暗示此趨勢可能持續；而3次以上的多項式有數次逆轉，次數越高，逆轉越多、越劇烈，這暗示此趨勢不可持續。

　　擬合計算表明，統計數據的走勢遠離指數函數和冪函數，3次多項式的擬合效果明顯優于二者，而6次多項式則優于3次多項式。這暗示了前期走勢的不可持續性(見圖1.26)。

　　圖1.26：投資總額/國內生產總值

　　正如圖1.10顯示，國內市場根本不可能滿足產能的需要，只好依賴海外市場。2004年后，出口急劇增長，造成了巨額外貿順差(見圖1.27)

　　圖1.27：外貿順逆差(單位：億美元)

　　2008年宏觀調控中降低出口退稅的措施，使得中國的紡織企業叫苦不迭，迫使當局不得不放緩，可見我們的經濟對海外市場的依賴到了什么程度。對利潤極大化的保駕護航就這樣幫助國內、外的資本將我們的經濟系統置于幾無回旋余地的處境。對此，“宏觀調控”幾乎是束手無策。

　　請注意各圖中的平衡位置，它們表征著我們經濟系統的“標準彈道”，如果它們顯示的長期趨勢不能扭轉，這“主流”經濟的“標準彈道”會將國家引向何方？沿著這“標準彈道”外推，能看到什么樣的前景？有什么力量能夠扭轉這樣的“標準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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