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義”之爭日益激化，主流學界、傳媒和政界正大刀闊斧地“殺開一條血路”。其中一個重要的領域就是農地和農民。夏文從人民日報對春耕的報導看到一個明顯的趨勢：“主流”們更關心“種糧大戶”----其實就是農業資本家。在中國這被很多人視為新鮮事物，其實早在上個世紀初，就在沙俄上演過。

　　1906年11月22日，著名的斯托雷平政府公布了《關于對農民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現行法若干補充規定》的法令，準許農民退出村社。每個農民可以取得村社的份地作為私產，并允許出賣。1911年6月11日，公布《土地規劃條例》，規定份地不論是否預先確定為私產，凡是實行土地規劃的地方，都自動變為私產。1906～1915年期間，有200余萬戶農民退出村社。在退出村社的農戶中，60%左右的農戶低價賣掉了自己的份地。(這就是我們這里大肆炒作的“土地流轉”)

　　為了鼓勵土地流轉，實現集約經營。政府立法規定農民銀行的主要任務是為土地交易提供貸款。根據1906年8月12日和27日的命令，農民銀行出賣土地給富農時，售價必須比標價低20%，且買銀行土地的人可首付1/5的款項，余款在55年內分期還清。1906～1916年農民銀行出賣土地4116168俄畝，其中的78.7%賣給了獨家農場和獨立田莊。1915年還出賣國有土地231736俄畝，其中90%賣給了獨家農場和獨立田莊。(由夏文可知，我們今天的種糧大戶，最重要的需求就是貸款。)

　　可見，斯托雷平的政策傾向是大規模扶持富農--農村資產階級。這項政策極為成功，土地迅速向富農的農莊集中，而貧農則因出賣土地而傾家蕩產，淪為窮光蛋。為應對這一局面，斯托雷平當局廣泛實行移民政策，強行將破產的農民遷往西西伯利亞遠東和突厥斯坦草原等邊遠地區，遷徙條件極為惡劣，導致無數人凍餓而死。開往西伯利亞的火車被稱為“轱轆監獄”。自1906～1910的五年間，共遷出了250萬人。其中許多人“回流”，這些移民回到家鄉已無立錐之地，只能涌入城市，成為“農民工”，甚至成為無業可就的“盲流”,結果造就了一個一貧如洗，看不到希望，因而極度不滿的社會群體。這為1917年的革命制造了社會條件。

　　在中國，上個世紀的10年代到30年代，也有農業資本主義化的努力，一些人鼓勵當時的種田大戶集中土地，使用農機，搞類似歐美的家庭農場，以求提高農業產能。結果以失敗告終。

　　太陽之下無新鮮事，今天我們又在走當年的老路，難道害了健忘癥?

　　在中國，農地問題本質上是一大群國民的生計問題。對執政者而言，這是必須放在首位的問題。夏文中提到：“陳錫文等農業領域專家學者早已證明一個農經領域的科學論題：家庭組織是最適宜農業生產的，使用雇傭勞動力的經營式農場難以克服勞動監督難題，使得糧食產量無法保證。”

　　可見以“糧食安全”為由，推動農業的資本主義化，根本不著調，但卻很可能危及一大群國民的生計。

　　當我們吧“農業現代化”當做不可置疑的目標，進而將其等同于類似于歐美的經營式農場時，卻將數億農村人口的生計置之度外。如，人民日報記者王夢純就呼吁國家應該把糧食補貼給糧食生產者即種糧大戶，而不是平均分給農村人口。

　　其實，夏柱智通過人民日報看到的土地流轉，只是冰山之一角。土地流轉的真實成就遠大于此，有心于此者，不妨自己邁步到農村觀察一下。歷史上土地兼并的后果總是天下大亂。小農經濟被視為中國落后的根源，但它至今仍是數億國民的生計所在，想結束小農經濟，就需首先為這數億國民找到可靠的生計。否則現代化之夢必將導致天下大亂的現實。

 【附】夏柱智：春耕看大戶？——評人民日報的種糧大戶報道

　　——遺憾的是，媒體日益為少數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類似于這些種糧大戶所吸引，成為他們利益訴求的“傳聲筒”，人民日報的春耕報道全部是種糧大戶就是一個例證。這正如賀雪峰教授在《小農立場》新著所憂慮的在一個小農依然占大多數的國家的小農被忽視的狀況：“中國最被忽視最發不出來聲音來的群體，是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從事農業生產的小農。這些小農，老實本分，種自家的地，過平淡的日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與世無爭”。“遺憾的是，目前媒體，學界和政策部門，均極少站在小農立場考慮問題，對小農的所思所想、所期所盼不理解，不重視，而往往站在抽象的意識形態甚至特殊利益群體（農業資本）立場去看待問題”。

　　一 種糧大戶

　　一年之計在于春。在今年中央高度重視糧食安全的話語下，2014年的4月21日的人民日報用一整個版面關注春耕，然而與往常不一樣的是，它僅關注了3個種植幾千畝的種糧大戶，不曾關注占大多數的小農。整個版面的主題是“讓種糧的農民有利可圖”(傾聽·行進中的基層回聲)。在占基層極少數的種糧大戶那里，記者幫助算賬，傳播這些種糧大戶的政策訴求。下面來看記者為種糧大戶算的賬

　　二 種糧大戶從哪里來

　　種糧大戶從哪里來?在我國耕地資源高度稀缺的背景下，依靠家庭承包經營制度，一家一戶農民分到了“人均一畝三分，戶均不過十畝”的承包地從事家庭經營，在目前年輕人外出務工經商的大潮下，中老年人在家里經營。國家免除農業稅費并大幅度提高糧食價格，一畝水稻加上一畝小麥/油菜的凈利潤達到1500元。新農村建設后，農民發現在家務農也是不錯的，至少能夠保障基本生活開支。

　　這種情況下，種糧大戶是如何出現的呢?為什么種糧大戶愿意支付土地租金進入農業生產環節。一個最基本的解釋是種糧環節除去支付農民租金后仍然有贏利，因此種糧大戶進入糧食生產環節，取代農戶成為經營主體。至于為什么有記者所報道的那么大的規模，不妨假定他們有如此龐大的資本。湖北大冶出了個侯安杰，流轉了3萬畝種糧食，此處人民日報所列舉的三個大戶也不賴，高的達到了7000畝，最低也達到1600畝。

　　種糧大戶之來源只有大型農業資本。1000畝土地，僅土地租金，生產資料和雇工三項就得付出100萬元以上的周轉資金，這對于一般農民來說無疑是天文數字，只有工商業資本才有這么雄厚的資本(種植業領域難以積累這么多資本)。因此這些種糧大戶無疑均不是一般的“農民”，而是在非農領域成功的商人，他們返鄉從事農業。就最單純的動機來講，他們是為追求利潤而不是糧食安全的目的而來的。明確了這一點，就能夠區分種糧大戶并不是農民，可以稱之為農民企業家、農業資本。

　　報紙上對三位種糧大戶背景沒有過多介紹。“以前，文業勝一家只有三口人的8畝多地，種得咋好也弄不出個名堂。2007年，成立合作社后，文業勝和村里的農戶‘抱團’種糧，置辦大機械。2009年，土地開始流轉，靠著合作社的整體實力，當年手里就有5550畝地種。“周小林是江西省新建縣石埠鎮留田村的種糧大戶，從2007年起，他便和李箕建合伙在村里租種水田。兩人承租農田真正上規模的還是2012年，他們和同村另外5人一起，流轉了1600余畝農田”。“河北省吳橋縣的周春來原來做農資生意，2011年他成立了春雨合作社，在吳橋鐵城鎮葉莊、東宋門鄉軍王等村流轉土地3500畝種植糧食。”

　　文業勝所在的這個合作社實力顯然超過普通農民所能支付的資本，5550畝土地所需的機械化投資和生產資料數百萬元，文業勝可能是一個成功的商人。他借助成立合作社投資農業，雇傭30人完成農業生產。周小林等5人耕種1600畝農田稍微要少些，也顯然是村莊中上層的富裕農戶。第三戶周春來是典型的商人，經營農資生意的商人直接流轉土地耕種使用自己供應的農資產品，它如果不直接耕種糧食，卻至少能夠保障這3500畝土地全部使用來自他獨家供應的農資產品。

　　這么多規模的土地從哪里來同樣是一個值得追問的問題。記者尚未追問，集中這么多土地是否涉及到違反農民土地流轉意愿的情況。通常來說越大規模地集中土地就越有地方政府行政干預土地流轉的可能性，因此高度細碎化的土地難以通過種糧大戶與一家一戶農戶談判而自發集中，只能行政強制性地集中農地向種糧大戶供給。同時在舉國上下崇拜規模經營、種糧大戶等新型經營主體的熱潮下，不能不提防地方政府人為地“制造大戶”，構筑農業現代化和糧食生產方面的政績，這在產量大縣尤其明顯。宋亞平寫作的湖北省政府推動大規模土地流轉就包含了諸多故事。

　　三 糧食生產的神話

　　人民日報記者用糧食安全的話語來為種糧大戶辯護，卻沒有準確指出種糧大戶生產了多少糧食，為“國家糧食安全”作了多少貢獻，種糧大戶其實是一個神話，研究表明它只是“規模大”，卻不能增加糧食生產能力。在我國人多地少的國家，保障13億人的飯碗依靠的是糧食畝產量即糧食生產能力。

　　“我們的飯碗應該裝中國糧”，王夢純認為：“雖然我國糧食實現十連增，卻由于城鎮化推進耕地資源的流失，農村勞動力的流出讓糧食安全面臨不少的挑戰。“誰來種糧食”是一大難題”。他判斷認為“近年來，種糧大戶，合作社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成為糧食生產的主力軍” (在中國依然有如此龐大的剩余勞動力時，焦慮“誰來種糧食”多么搞笑，且認為種糧大戶成為糧食生產主力軍了，這是毫無邏輯和事實依據的，是一廂情愿，是意識形態的神話)。因此他建議國家糧食補貼應該補貼到這些種糧大戶那里。但是作者并沒有考慮：依靠種糧大戶保障糧食安全靠得住嗎?

　　從報道內容來看，種糧大戶“規模種糧收益高，但成本也高”，規模種糧收益與成本問題成為種糧大戶焦慮的問題，而不是糧食生產問題，這也符合一個純粹經營式農場的資本核算的邏輯。耕種戶均不過十畝的小農不計算勞動力成本，他的糧食生產邏輯是精耕細作以達到最畝產，換得更多農業收入。經營式農場的資本核算的邏輯是一切向利潤看齊，假若多種一季不劃算那么就不種，假如雇傭更多的勞動力管理不劃算，那么就不如粗放式耕作，他們追求的是畝平利潤率。案例中的文業勝和周春來僅種植一季，案例二周小林之所以拿出100畝拿來試驗“稻—稻—油菜”，通過增加補貼性的油菜收入而減低了稻谷產量，并沒有起到增加糧食產量的效果。

　　從生產組織的角度看，這些耕種上千畝的種糧大戶顯然不是家庭農場性質而是經營式農場，絕大多數依賴雇工開展農業生產。而糧食生產是生命的生產，它的基本屬性是勞動環節按照季節展開，勞動難以標準化，因此難以監督。種糧大戶雇傭代管戶和臨時工勞動并不能保障他們會盡職盡責。陳錫文等農業領域專家學者早已證明一個農經領域的科學論題：家庭組織是最適宜農業生產的，使用雇傭勞動力的經營式農場難以克服勞動監督難題，使得糧食產量無法保證。

　　中國最近的糧食“十連增”，是占中國大多數小農不計勞動力成本的辛勤勞動的結果，而不是大戶經營式農場的結果。小農戶耕種了自家七八畝土地，使用家庭勞動力耕種，使用小型機械和現代農資，達到了極高的產量。而大戶則只占少數，他們的糧食生產能力不如小農，這是他們自己都承認的。可以說正是因為大戶只占中國農業生產主體的極少一部分，因此中國的糧食安全才沒有威脅。中國并沒有到了沒農民種田的地步，中國仍然有2.1億農戶，農村依然有2億勞動力難以轉移，他們往往是中老年勞動力，難以為城市勞動力市場吸納，而種植農業卻正好。年輕子女進城務工經商，他們耕種留下的土地，提高了勞均耕種畝數，提高了在村務農戶的收入。

　　四 種糧大戶的訴求

　　大多數小農的訴求是被媒體忽視的，人民日報等媒體與政府官員一樣喜歡看的那些大規模的經營式農場，平整的土地，大型機械，熱鬧的雇工在一起集體勞動，記者把大戶的聲音帶到到公眾層面和高層。

　　大戶借人民日報說出了他們的心聲。例如要求在土地整理，農田水利，金融和土地流轉等政策進一步支持，這幾乎是一個介入農業的資本主義經濟組織必然提出的要求。筆者在多次調研中發現規模經營主體更加依賴國家政策。小農雖然也要求國家政策性的扶持，但是他們要求的是更多公共性的扶持，例如農田水利，保護價收購等，而大戶要求的更多是私人性的扶持，例如直接的種糧補貼，金融貸款和土地抵押貸款等。采訪的最后是種糧大戶的訴求，從中可以看到他們關鍵訴求：一是國家政策性補貼要向他們種糧者傾斜，因為他們種植糧食，二是金融問題，種糧大戶集中如此龐大規模的土地，周轉資金需要數百萬元，他希望國家能夠貸款給他們。

　　文業勝說：“經營1公頃地一年得投入5000多元錢，春耕期間資金周轉是個問題。”文業勝說，“到銀行貸款需要抵押啊，擔保公司也找好了，預計貸個兩三百萬元不成問題。但人家說機械不是合作社的，無法抵押。”周小林說：規模種田還得靠農機，希望種糧大戶享受農機合作社一樣的待遇;農田水利不夠完善，希望多向種糧大戶傾斜，土地流轉基層組織要多給予支持。周春來說：國家給的種糧補貼包括綜合直補等，一畝地每年有130元左右，由于這些補貼都是一戶一打卡發給了農戶，而土地流轉之后，這部分補貼并沒有流轉，因此實際上種糧的人沒有拿到任何補貼。后期的貸款融資問題，前期我們投資了1000多萬元，但資金回籠沒有那么迅速，這時候我們想要購買進口機械卻貸不了款，希望政府能夠多和金融機構溝通協調，在金融方面提供更多的扶持。

　　調研中，我們了解到小農對國家的訴求與種糧大戶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處。國家政策性補貼對于小農并無實質性作用，農民把這些補貼資金看作是國家惠農政策，看作是國家關心農民，政治上的意義大于經濟上的意義。大農則期盼國家給予直接的補貼，因為一畝田給予100元補貼，則就可以多收入幾十萬元，即使種植環節不賺錢，這些補貼性資金就足夠吸引他們種田了。對于貸款問題，小農是從來不操心的，他們購買小型農機，生產資料幾千元的成本是他們能夠支付性，萬一遇到困難，親戚朋友互助性的借貸和農資銷售商能夠幫忙解決自己不足的問題，他們從來沒有在生產上期待國家金融幫助。這兩項是種糧大戶對于國家的獨特政策要求。

　　小農與種糧大戶都要求農田水利的改進，種糧大戶對農田水利的要求更加迫切，媒體往往是借大戶訴求來反映啟示是小農普遍反映的問題。水利是農業的命脈，農田灌溉，機耕道的便利是現代農業生產展開的基礎性條件，真正從事耕種的農民不是要求更多的土地權利而是要求耕作方便。

　　五 反思媒體話語

　　人民日報作為中央媒體，在春耕忙季關注了3大戶的春耕，顯然忽視了占中國90%以上的小農戶。借助糧食安全話語，“讓種糧農民有利可圖”，卻實質上忽視了種糧大戶的實際糧食生產能力，跑偏了主題。糧食安全成為一種為種糧大戶這些農民企業家，農業資本等“非農民”辯護的話語。真正小農的呼聲被忽視了。

　　小農依靠土地獲得基本生活費用，中西部農村地區中老年人在家務農，年輕子女在外務工經商的半工半耕的家庭再生產模式下，小農難以完全放棄土地。就算有暫時全家務工的農戶，他們放棄土地依然是暫時的。這些小農與少數種糧大戶不同的是：希望能夠避免種糧大戶下鄉大規模流轉農地，能夠保持農村土地自發流轉市場的可逆性，這樣農戶就能夠“進可攻，退可守”而不是陷入進城失敗又難以返鄉的糟糕境地。一部分壯年希望能夠依靠自發土地市場擴大到適度規模，增加農業收入，過一個不離開農村依然能夠獲得較高收入的、高質量的生活，自由而有尊嚴。

　　遺憾的是，媒體日益為少數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類似于這些種糧大戶所吸引，成為他們利益訴求的“傳聲筒”，人民日報的春耕報道全部是種糧大戶就是一個例證。這正如賀雪峰教授在《小農立場》新著所憂慮的在一個小農依然占大多數的國家的小農被忽視的狀況：“中國最被忽視最發不出來聲音來的群體，是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從事農業生產的小農。這些小農，老實本分，種自家的地，過平淡的日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與世無爭”。“遺憾的是，目前媒體，學界和政策部門，均極少站在小農立場考慮問題，對小農的所思所想、所期所盼不理解，不重視，而往往站在抽象的意識形態甚至特殊利益群體（農業資本）立場去看待問題”

　　主流媒體重新站在占絕大多小農戶的立場，報道他們生產生活的喜怒哀樂，他們的所思所想和所期所盼，應該成為一種主流。唯有占中國大多數的小農生產上去了，糧食安全才有希望，且只有他們生產生活變好了，中華民族才有希望。

　　2014-4-26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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