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這是一篇完全自主獨立調查的長篇文章，對于外界了解現在所謂的農業規模化經營，資本進農業，農村土地拋荒，糧食安全，農村城鎮化極具現實意義。ranj先生是“一個對土地改革堅持兩年的民間觀察研究者”，此文是其兩年對農業發展觀察的一個總結。

　　正文：

　　中國土地制度改革已經箭在弦上，勢在必發;現實中，各地的土地流轉規模化經營早已是聲勢浩大，公司資本大規模下鄉圈地經營農業更是普遍現象;在狂飆突進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浪潮中日漸邊緣冷落的農村和農業似乎正成為工商業資本的新寵兒;這背后，是中國城鄉經濟失衡、農村凋敝、土地拋荒、糧食危機等一系列復雜的社會現實背景。

　　在這一背景趨勢下，官方和主流輿論都認為，加快推動土地流轉規模化經營，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實施農業機械化和現代化種植，是破解“未來誰來種地”，保障中國糧食安全的必由之路。

　　這其中，只有全國政協委員、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相對“保守”，對于公司資本下鄉，仍有一定的警惕。兩會期間，他接受媒體采訪時說，“不看好公司企業大規模搞農業”。

　　他認為，農業規模化經營主體仍應以家庭農戶為主。理由是，農戶家庭經營比公司雇工經營更有效率，更能保障糧食產出。他擔心，公司經營農業，由于老板不懂農業種植，也不下田，都是請農民做，而農民因為不是種自家的地，“干嘛費那么大勁”，結果很可能出現和當年搞人民公社集體農業一樣，出工不出力的怠工現象。

　　陳錫文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擔心，現實中，家庭農戶與公司規劃化經營各自的利弊優劣又在哪里?中國土地制度改革未來會有怎樣的趨勢變化?

　　筆者前不久正好對成都糧食規模化種植做了一個小的樣本調查，其中反映出的現象和趨勢耐人尋味，或許可以一窺端倪。

　　作為土地改革的國家級先行試驗區，成都從2008年起，就在國內率先實施農村土地確權改革，大力推進農村土地市場化流轉和規模經營;這5年來成都農村土地經營形勢的變化，在時任主政官員已經落馬之后，值得輿論各方跳出政府政績和一些經濟學者學術理論權利主張的偏狹視野，做更客觀深入全面的實踐層面的調查分析，如此，對于正處于改革轉型深水區不知深淺和方向的中國而言，可能意義深遠。

　　家庭種糧大戶周家林

　　前些天，成都農民周家林坐在自家院子里，等著一輛奧迪Q5送上門來。

　　周家林是成都邛崍固驛鎮花園村的一名種糧大戶。去年，他憑借承租自家周圍3200畝土地種糧，盈利100多萬，加上四川省和成都市兩級政府給予的90多萬種糧補貼;周家林去年靠租地種糧盈利近200萬，于是拿出了50萬，給自己訂購了一輛豪車。

　　48歲的周家林大字不識，臉朝黃土背朝天種了一輩子地，從未如此闊氣。而他親近了一輩子的土地也從來沒像今天這樣給予他慷慨的饋贈，似乎地里種出來的已經不是糧食，而是金子。

　　但其實，土地還是土地，糧食也還是糧食;只不過，從2003年以來，周家林種地的面積逐年擴大，由當初村里分配的人均9分，戶均不足3畝，一路擴展到如今的3200畝。土地流轉集中后的規模化效應，讓種糧能手周家林得以集腋成裘，聚沙成塔，靠種糧一舉成為了百萬富翁。

　　算起來剛好經歷了十年時間。2003年，正值西部大開發，靠承接東部產業轉移，成都的城市化進程開始狂飆突進。城市的擴張，拉動了成都周邊農村人口的就業轉移;正是趕著這股潮流，周家林開始流轉租種周圍被拋荒的土地，不斷擴大土地經營面積，從中找到了種地的利潤空間。

　　2003年他流轉30畝土地，掙了1萬多元;其后幾年逐漸擴大到450畝~550畝，既種糧食又種蔬菜，盈利由五六萬增加到10萬元左右。

　　2011年對周家林而言是個轉折點。這一年他從一家經營失敗的公司手中又流轉到數百畝土地，將自己的經營規模擴大到1060畝，成為真正的“種糧大戶”，當年盈利47萬元;次年，他的土地規模達到2030畝，成為當年成都種糧面積最大的種糧大戶，那一年土地凈收益超過了百萬。2013年，他的土地規模擴大到3000畝，收益也接近了200萬。

　　十年磨礪，周家林依靠土地流轉規模化經營發家致富。

　　與別人不同的是，他沒有追逐種植經濟價值更高的蔬菜等經濟農作物，而是將別人眼里最不掙錢的糧食(又主要是水稻)作為了主要產品，他的理由是，糧食需求和價格最穩定，國家還有統購和保護價政策托市支撐，糧食本身也可以長期儲存，不怕賣不出去，所以種糧的風險最低。

　　“我從2003年至今，種糧從來沒虧過，就算政府不給補貼，我也能盈利。”周家林說。

　　但并不是誰都有周家林的本事，成都市農技總站站長曾必榮就說，“去年成都種糧大戶只有周家林一個人是真正靠種糧賺錢，就是我自己來種，可能都會虧。”

　　曾必榮此言大有深意。種地猶如做飯，誰都會做，誰也能做，但做不做得好就要看本事和手藝了。這其中，難度最大的恰恰又是種糧。

　　因為糧食的市場價格極低，以四川為例，一畝地不算勞動力成本，按小麥畝產600斤算，1.3元一斤，每畝也就800元的產值;水稻按畝產600公斤，稻谷1.5元一斤計算，也就1000多元產值;兩者加起來，一畝地一年種兩季收入不到兩千元，還趕不上打工一個月工資;如果計算勞動力成本，很可能就要虧本。所以家庭種糧的經濟收益實際上掙的是勞動力不計回報的投入成本。

　　土地規模化經營的收益本質上掙的就是勞動力投入的節約。以周家林為例，其3000畝土地原來是給3000人經營的，每畝一年不過一兩千把元收益;現在周家林以家庭為核心，外加請一些人工，人最多時也不過100人，100人種3000人的地，分享3000畝土地收益，當然有利可圖。

　　但是，土地規模化種植后，風險也成倍增加。相對于原來家庭小農勞動力無限投入的精耕細作，規模化種植超過50~100畝后，由于種植面積太大，超過了家庭承受能力，在播種、收割等各項生產環節都需要人工和機械幫助，其成本和日常管理難度都大大增加。如果不懂得控制成本，虧損的風險極大。

　　種植成本除了農藥化肥種子的生產資料投入，又主要是人力成本。受城市經濟增長帶來的通貨膨脹影響，人工成本上漲構成了土地規模化種植最主要的成本支出，約占總成本的70%。

　　而周家林能保障盈利的秘訣，是對每個生產環節層層分解后，每項成本都錙銖必較。

　　比如請人翻田一畝要50元，周家林只花17元，其中人工費5元，車和油都自己出，共12元成本。外面買種子要25元一斤，周家林自己育種，成本只需6元。化肥哪些時候哪些田要撒，哪些可以不用，周家林看一眼就明白;嚴格控制，絕不浪費。規模化種糧，晾曬烘干是難題，周就摸索出一套不用晾曬的收割方案，省去了烘干成本……

　　此外，作為當地土生土長的老農民，周家林依托在農村熟人社會建立的長期信任關系，他低價能請到的工人，別人花高價也請不到，他低價租得到的土地，外人根本租不到。尤其是政府帶著公司去租，地租成本一般都比周家林高。

　　除了嚴格節省成本，周家林在十年實踐中，針對規模化種植的產量控制，也摸索了一整套方法，比如對于雇工勞作，他實施分包責任制，來保障田間管理到位，他自己負責巡視監督，保障糧食產量的穩定。

　　即便如此，周家林的規模化種植相對于傳統家庭小農小規模的精耕細作仍屬于粗放式經營，產量要低。

　　周家林租地的成都平原屬于高產田，一般家庭小農的精耕細作能輕松達到畝產1600斤左右;而周家林在2011年遇到曾必榮以前，畝產只有900斤左右;后來依靠曾必榮傳授的技術才把產量提高恢復到1000斤~1200斤。

　　正是靠錙銖必較節省成本和相對精細的管理保障產量，周家林才在種糧的微薄產值里摳出了贏利點，借助規模效益實現了年收入百萬的財富夢想。

　　據曾必榮測算，從育秧到最后收貯，周家林每畝投入只有480元，比一般的農戶要節約340元。正是靠嚴苛的管理，周家林能將稻谷的種植成本控制在每斤1元錢，從而實現盈利。這樣，2012年糧價1.5元一斤，他能賺5毛;2013年，糧價跌到1.25，其他種糧大戶都喊受不了，要求政府啟動國家托市價減少虧損，惟有周家林仍能賺錢。

　　由于周家林能夠保證種糧本身盈利，省市兩級政府鼓勵種糧的財政補貼反倒成了錦上添花，所以這也讓他雄心勃勃，計劃未來5年，進一步擴大經營規模，賺夠1500萬退休。

　　雖然周家林屬于時下官方定義的正需要大力培育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但成都市農業部門人士卻感慨，周家林很難復制。一般人很難有周家林對土地的熟悉理解，對生產環節層層分解的錙銖必較，對農業技術和雇工經營的監管到位。

　　事實上，也很少有農民能承受得起土地規模經營的風險和成本。

　　根據四川農業部門統計，2013年四川省30畝以上規模化種糧主體13391個，流轉規模152萬畝;其中71.3%的種糧大戶規模僅在30~50畝之間，仍處于周家林2003年的初級階段;另外50-100畝的有2144戶，占16.0%;100-500畝的1330戶，占9.9%;500-1000畝的有239戶，占1.8%;

　　規模真正像周家林一樣達到1000畝以上的種糧大戶只有135戶(其中包括了農戶，合作社和公司等多種形式)，僅占1.0%;這其中真正靠種糧盈利的，更是鳳毛麟角，大多數種糧大戶都要靠政府補貼扶持才能維持盈虧平衡或者實現盈利。

　　眾人羨慕的農民周家林實際上是金字塔尖的那一個，問題是金字塔尖能大規模復制嗎?

　　公司經營：資本支撐的虧本擴張

　　說了農民家庭式種糧大戶的標兵，再來看公司經營的樣本。

　　2013年，王金勇和他的“豐收”農機合作社雖然拿到政府三百萬元的巨額補貼，仍然虧了400萬元。

　　1983年出生的王金勇只有31歲，但已經在成都農村從事了17年的農機服務生意。2013年，他與人合伙投資成立農機專業合作社，利用多年走鎮串鄉提供農機服務的渠道資源，趕著成都推進土地流轉，扶持糧食規模經營的熱潮，從農機服務轉入糧食生產，一口氣在成都7個區縣租賃上萬畝土地實施機械化耕種，一舉成為成都種植規模最大，也最年輕的“種糧大戶”。

　　開著一輛寶馬X6的王金勇，自己幾乎從不下田。

　　與周家林的家庭臨時雇工經營模式不同，王金勇將現代公司化的商業管理體系和工業化生產模式移植到他的糧食種植中。農機合作社內部效仿企業設立了總經辦，生產管理部門和農機技術部門等層級體系，按租賃土地所屬區縣劃分片區，設置片區經理，下轄三四名管理人員駐點看管糧食生長情況，執行生產管理部門的指令;而所有生產管理人員都實施工資聘用制，再根據各負責片區的產銷情況給予獎懲。

　　具體生產方式上，從播種、植保、到收割，全程機械化。搞農機服務出身的王金勇組建了一個擁有兩百多臺現代化農業機械和100多名機手的農機服務團隊，除了繼續給有需求的農戶提供機耕服務，現在開始自己生產糧食。

　　但這套美國式的“現代農業”模式施行一年下來卻巨虧700多萬元。

　　王金勇事后總結虧損的原因是成本太高。水稻平均一畝的成本投入高達1500元，比周家林高出近一倍;油菜或小麥一畝成本投入也達到850~900元;化肥農藥的使用量也比周家林的人力模式要高出近一倍;而僅聘用數十名生產管理人員的工資成本，就達到三四百萬元，全年投資上千萬。

　　如此高成本之下，全機械化規模種植的產量卻不敢恭維。水稻畝均不到800斤，油菜260斤左右，小麥500斤左右;正常情況下，農民家庭人工種植的產量是水稻畝均1000斤以上，油菜300斤以上，小麥600~700斤。

　　再加上2013年中國大米進口量增長壓低了國內米價，雖然只有2毛錢的差別，卻讓規模上萬畝的王金勇劇增兩三百萬元的虧損。

　　在曾必榮看來，王金勇的生產管理模式太過粗放，整個團隊缺乏農業生產經驗，過于迷信和依賴機械化，對成本缺乏控制，又不懂農業技術和田間管理，一味追求規模擴張，經營風險太大。

　　曾必榮給王總結：重年輕不重經驗，重農機不重農業，重學歷不重專業，重栽培不重病蟲害。

　　王金勇聘用的一線田間管理人員，全是剛畢業不久的大學生，“學計算機、中文、市場營銷的，什么都有”，就是缺乏農業生產經驗。曾必榮同樣提供農技指導，在周家林那兒，能有效貫徹;因為請的工人做沒做，做得怎樣，老農民周家林從田邊走一圈，“一眼就能看出來”;但王金勇這里，卻執行不了。

　　但王金勇的團隊，和周家林等其他種糧大戶最醒目的區別也是：年輕。

　　周家林請的工人，都是比他年紀更大的老年農民，平均年齡60歲左右，年齡最小的也超過50歲;而王金勇的團隊幾乎都以80后為主，90后為輔;一眼望去，年輕稚氣的面孔，在滿是滄桑容顏的鄉間，顯得生氣勃勃。

　　在王金勇看來，這兩三年的虧損也是摸索經驗，“為年輕付出代價”，而他自己代表的才是社會發展的方向。

　　“傳統農業模式沒有把資源跟資本結合，沒有抵抗經營風險的能力，也難以擴大規模，所以沒有高利潤培養不了人才，也留不住人才，掙的不過是一點勞力成本;”王金勇說，“我們走的是規模化、機械化和人才優化的農業現代化道路，只要形成穩定的利潤模式，哪怕產量低一點，利潤薄一點，就可以無限擴張。

　　今年，王金勇的種植規模已經擴張到2萬畝。王金勇算下來，僅省市兩級政府補貼就能拿到七八百萬元，如果糧食產量再提高到預期的900~1000斤，就可能實現成本收益的基本平衡，明年就可以爭取不再虧損。

　　但他也坦言，在政府高額補貼下，即使達到盈虧平衡目前仍看不到盈利點;他因此寄望政府會進一步加大政策補貼力度，為他的機械化規模經營創造出利潤空間。

　　相對于王金勇，周家林的擴張要謹慎得多。用了十年時間才擴張到3000畝，周家林每一步都是產量和效益穩定一兩年后，再擴大規模。下一步，他也計劃擴張到5000畝，但曾必榮提醒一定要注意控制“風險”。

　　雖然成都市農業部門人士，都和陳錫文觀點相似，更傾向于培育像周家林這樣由本地農民構成，更熱愛土地和農業，以家庭精細種植為基礎，謹慎擴張，追求低成本、高產量，真正靠種糧而不是靠政府補貼賺錢的家庭雇工經營的種糧大戶;但周家林自己卻已經在做著向“現代農業”轉型的打算。

　　他計劃用未來5年時間，把當兵回來的兒子和四個侄兒都培養成成熟的農業機械手來接替自己;因為5年后，他和他現在請的工人都將老去，很可能再也請不到人來務農了。

　　“未來5年將是我們國家農業的過渡期和陣痛期;政府在摸索，民間的周家林、王金勇們也在摸索，我們都在摸索幾年后誰來種田，如何種田，怎么解決中國人吃飯的問題。”被王金勇聘來做專職顧問的農技人員黃永玉說。

　　成都種糧：逐年增加的政府補貼與逐年下降的糧食產量

　　事實上，這兩年成都針對糧食規模化種植的財政補貼金額確實在逐年翻番。

　　成都出臺鼓勵糧食規模化種植的財政補貼政策始于2012年。這一年，四川省政府率先出臺政策，對糧食規模化種植30畝以上每畝補貼20元。成都市隨即也出臺補貼政策，要求市縣兩級財政分別對50畝以上的種糧大戶每畝再補貼20元。這意味著，當年，成都種糧大戶每畝能拿到補貼60元。

　　但2013年，這個補貼額度翻了一番。是年，成都將種糧補貼分為四檔：50~100畝，每畝100元;100~500畝，140元;500~1000畝，180元;1000畝以上，200元。

　　今年，這個補貼額度再度翻番。四檔減為三檔，50~100畝，每畝補160;100~500畝，每畝180;500畝以上都補200元。不僅如此，前兩年補貼只針對種植水稻，今年又增加了玉米和小麥;這意味著一畝耕地如果大春種水稻，小春種小麥;就能獲得雙倍補貼。

　　與此同時，四川省也出臺了新的補貼政策。其中30~100畝，補40元一畝;100~500畝補60元，500畝以上，補100元。

　　這意味著，若流轉1000畝土地種糧，最高就能從省市兩級政府手中拿到90萬的財政補貼。關于補貼上漲，省市兩級農業部門均表示，此舉是為了鼓勵糧食規模化經營，加快農業生產方式的現代化轉型。

　　近幾年來，依托良好的農業基礎設施條件和強勁的扶持政策，成都的糧食規模化種植面積確實增長迅猛。2012年水稻規模經營面積12萬畝;2013年，就達到了18.8萬畝，增幅超過50%。

　　但耐人尋味的是，在財政補貼增漲，糧食規模化經營面積增加的背后;成都糧食播種面積和糧食產量逐年大幅減少的趨勢卻依然難止。

　　統計數據顯示，2011年，成都糧食播種面積是640萬畝;到2012年變成614萬畝，減少25余萬畝;到2013年只有595萬畝，又減少了約18萬畝。

　　糧食種植面積的減少，直接后果就是糧食產量下滑。

　　2011年時成都市農業部門曾做過測算，以當時成都常駐人口1163萬計算，成都市當年糧食消費需求大約是248萬噸，其中口糧谷物消費128萬噸，其余是肉蛋禽奶酒等非谷物，兩者比例大約各占一半。也就是說，如果不考慮人口增長，成都至少需要年產糧250萬噸才能保障“口糧基本自給”。

　　然而，2011年成都糧食產量還有250多萬噸，此后逐年下滑，2012年是249萬噸;2013年，按國家統計局口徑，成都糧食總產量已不到243萬噸，“2011年還提糧食自給有余，現在沒人敢說了。”

　　導致成都糧食播種面積和產量減少的原因，一方面是成都城市經濟規模擴張，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和工商業投資開發占用耕地造成耕地面積不斷減少;

　　一位四川農業官員向筆者感慨，耕地減少的速度“超乎想象”;耕地面積的真實情況已經成為各地政府內部的“核心機密”;就連有成都政府官員去江蘇考察問及耕地情況，也被告知“不便透露”。

　　盡管不久前，全國土地普查，查出土地面積新增了一部分數據，似乎中國耕地面積增多了，但這其實是數據制造的假象。因為新增的，只是之前瞞報和虛報的土地面積數據，土地的真實狀態并未發生變化，對中國的糧食產量和糧食安全毫無無意義，“同樣的土地原來報一畝現在報一畝二，土地面積看似增多了，但這塊地還是這塊地，糧食產量并未增加。”

　　造成成都糧食種植面積減少的另一方面原因是，農村土地流轉造成土地租金上漲，進一步擠壓了糧食種植的利潤空間，導致農民種糧意愿下滑。

　　據成都農業部門人士計算，土地租金800元就是種糧的盈虧線。而成都周邊區縣一二圈層的土地年租金已高達每畝1100斤大米，折合人民幣2200元，相較于2008年初已經翻了一番，大大高于糧食畝產值;所以在有“金溫江銀郫縣”美譽的成都一二圈層平原地區，早已無人種糧;曾經糧食畝產高達800公斤的肥沃土地，如今除了被城市建設征用，種植的都是花卉苗木蔬菜等高附加值的經濟作物。

　　只有在邛崍、金堂等三圈層遠郊區縣，地價相對較低，雖然也在緩慢上漲，但每畝目前價格在750元左右，還沒有突破曾必榮說的800元的盈虧線。因此，包括周家林在內，成都糧食種植大戶，都普遍集中于三圈層以外地區。一二圈層內只有雙流有一家經營超市高端大米的企業，但其20元一斤的米價是普通大米的10倍。

　　幾千年來，以沃野千里聞名的成都平原正在失去它作為“天府之國”的傳統意義和光彩。

　　然而，面對這一“現代化轉型”中，受經濟利益驅動的現實，政府部門也是束手無策，無可奈何。

　　雖然成都逐年加大對糧食規模經營的政策扶持力度，希望以此激勵糧食種植，保障糧食產量;但這是否會抬升第三圈層的土地租金，讓周家林們也失去利潤空間，亦是成都市政府農業部門人士擔心的，“市領導本來是說500畝以上補400元，到我們這兒砍了一半，怕的就是抬升地租。”

　　此外，政府的政策激勵固然能推動條件較好的平原地區的土地流轉規模化種糧;但對于丘陵山區的土地撂荒卻沒有什么好的效果。受限于道路地形條件，丘陵山區的糧食種植成本更高，管理難度更大，產量收益卻更低，所以規模化經營難度更大，土地流轉意愿也低，政策刺激作用不明顯，農村空心化和土地撂荒現象更嚴重。

　　這也是導致成都總體糧食播種面積減少和產量下滑的另一大主因。

　　近幾年，每年成都仍會接到省里下達的糧食增產目標，但“任務下了就下了，下了就了了，完不成也算了”。甚至連省里漸漸也不再提糧食播種面積，比如今年就只要求成都糧食增產1萬8千噸，“至于種好多面積，怎么增產，不管。”

　　成都市農業部門也想過一些辦法怎么增加糧食種植面積和產量，比如在幼齡果樹下套種糧食等等，但效果不大。

　　成都市一位領導曾提議將糧食增產任務和各區市縣基本農田數量掛鉤，完不成任務就拿錢買;遭到農業部的官員反對，“如果沒完成任務就拿錢，糧食從哪兒來?”

　　“現在怎么讓各區縣保證完成糧食產量任務，沒什么好辦法。”成都農業部門人士坦言。事實上，農業部門內部都知道，每年各區縣統計上報的糧食產量和種植面積都有水分，像小麥種植每年都報120萬畝，下去一看，能有80萬就不錯了;甚至有的村人都空了，還在往上報。即便是國家統計局的調查，也只是有限樣本的抽樣數據，很難完整準確的描述糧食產量的真實情況。

　　在農業部門人士眼里，所謂糧食產量“十年增”，其實“政治意義大于經濟意義”;這個準確性存有爭議的數據，其實是政府向社會傳遞的一個積極信號，畢竟民以食為天，糧食是社會經濟穩定的基礎，政府需要給予社會穩定的信心;但糧食是否真的增產或出現短缺，只能宏觀上從糧價是否穩定，和糧食進口量的多少來判斷，微觀層面很難看清。

　　比如作為四川省會，成都就匯集了全省乃至全國性資源，所以盡管成都自身的糧食種植面積和產量在不斷下滑，但市場上糧食供需依然穩定，除了外地大米增多，市民并沒有太多的直觀感受。

　　但如果放在中國這幾年總體上糧食進口量激增，糧食安全戰略口徑已發生根本變化的背景下，就耐人尋味了。

　　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明確中國的糧食安全戰略由原來的完全自給，已經變成“口糧絕對自給，谷物基本保證”;這其實意味著，隨著城市化進程帶來的糧食消費結構變化，肉禽蛋奶酒等轉化糧食的消費量激增，在大豆、玉米等飼料、工業用糧的供需缺口和進口量越來越大的趨勢下，中國不得不接受現實，放棄對這部分糧食需求的自給要求，退守基本口糧需求，依靠國際市場和糧食進口來保障國內城市經濟整體的糧食需求增長。

　　作為傳統農業大省和國家糧食主產區之一，四川給國家承諾的糧食安全任務是“自給自保，不給全國添亂”;但這兩年，四川的糧食進口量也突破了200億斤，其中主要也是飼料和工業用糧的增長;雖然作為畜牧和釀酒出口大省，四川每年經糧食轉化后出口省外的生豬和酒漿，與進口的糧食原料總量進出基本相抵，加上還有一些“兩頭在外”的糧油加工企業;所以四川省總體上仍然算“糧食自給平衡”， 保住了“糧食主產區”的帽子。

　　但不可否認的是，和全國的形勢一樣，隨著城市化程度的提升和城鎮人口增長，飼料、工業用糧激增帶來糧食需求總量不斷增長，導致四川的糧食無法完全自給，進口量逐年增長，卻是不爭的事實。

　　伴隨中國經濟轉型，地處西部的四川省和成都市，當下仍處于大規模承接東部乃至全球產業轉移的城市經濟增長期，按官方說法，四川省和成都市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和城鎮化率仍不夠高”，未來將進一步吸引外資，擴大城市非農經濟的規模;為了平衡成都經濟一枝獨秀的現狀，四川省也確立了“多點多極”的發展方略，意圖在全川復制成都的經濟發展模式，打造多個“城市增長極”。

　　隨著城市經濟和城鎮人口進一步膨脹，未來四川是否也會像2011年前后的成都一樣，從“糧食自給平衡”過渡到“再也沒人敢提”了呢?

　　從成都糧食種植困境，看中國土地改革的現實與趨勢

　　成都農民周家林的財富奇跡和王金勇的現代機械農業，昭示著中國農村傳統的土地經營格局正發生巨大變遷。

　　自明清以來，人多地少的土地資源格局，決定了中國長期以來以家庭小農為主體，土地分散、精耕細作的傳統農業形態。

　　如果梳理土地制度的歷史會發現，這個過程，就是一個地主逐漸消失，土地日益分散，地主莊園制雇工經營農業被自耕農和租佃制為主體的家庭經營農業取代的過程。

　　其內在的社會經濟邏輯就是，后者相對于前者，土地經營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在人多地少，過剩人口又無法向外部殖民轉移的情況下，能夠最大程度的運用地力，保障社會整體基本的人均糧食需求。

　　但代價是，農民被捆縛于零碎分散的土地上，且伴隨人口增長，土地進一步分散，農村經濟就日益貧困。以農村需求為基礎的城市工商業經濟也會日益萎縮，整個社會就呈現一種日益均貧的格局。

　　這其實是中國為什么在明清以后，出現社會經濟全面衰退和文明倒退，喪失城市工業化和現代化動力，最終倒在工業革命門檻邊上的根本原因。

　　改革開放后，效率低下的農業集體化被土地均分，包產到戶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取代;土地按人口和糧食產量被重新平均分配到戶，中國實際上又重新回到傳統家庭小農經營的狀態。

　　此后隨著人口增長，村社內部不斷進行平均化的土地調整，農村再次出現了土地日益細碎，經濟日益貧困的狀態。

　　雖然當前主流輿論都把改革開放之后農業生產力解放，糧食增產歸功于包產到戶，但其實，如果不是雜交水稻和農藥化肥的大規模推廣使用，隨著人口增長和土地日益零碎，農業整體的生產效率仍會不斷惡化，中國依然跳不出明清以來，社會經濟日益貧困退化的邏輯死循環。

　　以四川為例。改革開放實施包產到戶30多年至今，土地資源狀況是人均1.1畝，戶均3.3畝，且平均分布于6.2塊土地之上。

　　這種極度零碎化的土地資源格局與家庭分散經營的模式，決定了土地經營效率的低下：只有一畝三分地，就是種得像繡花一樣精細，也只能勉強糊口;更何況，一畝三分地還分布在不同地段，像四川又以丘陵為主，地形有高有低，更讓土地種植的艱辛程度倍增。

　　這一現實國情，迫使中國只能走上發展城市工商業經濟，對外轉移消化農村人口增長和勞動力過剩的道路。但農村經濟萎縮的現實又導致內需乏力，無力支撐城市工商業經濟的成長，所以改革開放后，尤其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來，中國最終走上了加入由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體系，承接全球加工制造產業轉移，依靠外資和外需發展城市工商業經濟的現代化之路。

　　此后20年時間，在外資和外需型經濟主導下，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狂飆突進，大量農村人口得以向城市轉移;中國也靠農村廉價勞動力和成為“世界工廠”，創造了城市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傳統農耕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的“現代化奇跡”。

　　然而，這卻是一把雙刃劍。

　　隨著城市經濟受外資刺激過度膨脹，不僅造成中國環境資源急劇惡化，也不斷抬升社會整體經濟成本，造成城鄉經濟失衡。農村家庭小農的經濟比較收益越來越低，農村的社會危機已經由之前的勞動力過剩，變成了農村留不住農民，未來誰來種地的問題。

　　現實中，這種盲目仿效歐美全盤西化，追求城市經濟規模無限增長的現代化，造成了一系列難以化解的社會矛盾沖突，耐人尋味的是，這些社會矛盾沖突(如環境污染、房地產泡沫、暴力拆遷和土地財政、包括民族沖突等)最終又都反映在了土地和糧食安全問題上。

　　對中國而言，經歷了30多年狂飆突進的城市化，現在其實走到了一個關鍵性的拐點。

　　此前支撐城市化進程糧食自給的供需平衡力量，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計劃經濟時代遺留的，政府對糧食產銷市場的行政強力主導;二是農民自身在城鄉二元戶籍和土地制度捆綁下，基于現實經濟狀況和生活習慣做出的家庭兼業化選擇。

　　但隨著改革開放，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全面改革轉型，市場化程度日益加深，糧食產銷已基本受市場主導，政府轉企業后的糧食統購統銷收儲制度，對糧食市場的影響已非常微小，政府對糧食生產的干預和調控力度事實上在不斷弱化;面對城鄉經濟分化，以城市經濟收益為主的政府基于自身利益考量也陷入首鼠兩端，重商輕農;

　　同時，隨著城鄉經濟失衡，傳統家庭小農的經濟比較收益日益微薄，土地和戶籍制度對農民的綁縛力量也越來越弱，經歷30多年的代際更替，農村社會凋敝的現實讓新生代農民對土地和農村生活喪失眷念，不愿務農，家庭兼業化也難以為繼。

　　因此，原來維系中國城鄉平衡和糧食供給平衡的兩股力量事實上都在消解。

　　面對農村土地拋荒和老齡化的趨勢，和“未來誰來種地”的嚴峻形勢，土地流轉和推進農業規模化經營成為中國政府實施農村土地改革，保障糧食安全的主要方向。

　　但現實中，土地流轉和規模化經營仍存在諸多不確定因素和風險。

　　其一，土地流轉和規模化經營的前提是農業人口向城市轉移并能實現穩定就業，而在中國目前已經出現各行業普遍性產能過剩的背景下，這無疑將加大中國城市經濟的就業壓力;

　　其二，土地市場化流轉和城市過剩資本下鄉，勢必會炒作和抬升農村土地價格，增加糧食種植成本，客觀上進一步擠壓糧食種植利潤，導致土地利用的非農化和非糧化;反而可能惡化耕地資源和糧食種植面積，加劇糧食供需缺口;

　　其三，土地流轉和機械化的規模經營更適用于基礎設施良好的平原地區，并不能解決丘陵山區的土地撂荒問題;而且機械化規模化的粗放式種植相對于傳統小農的人工精耕細作未必能提升農業生產效率，減少化肥農藥污染，提高糧食產量。

　　因此，依靠政府大規模財政補貼刺激和引導的土地流轉和農業規模化經營，是否能解決中國城鎮化背景下，日益緊張的糧食供需矛盾，守住糧食安全底線，仍然有待時間的檢驗。

　　究其原因，正如成都暴露出的現象，隨著城市經濟的膨脹和土地流轉，不斷抬升地租和糧食種植成本，使得糧食種植呈現內外交困的萎縮趨勢：偏遠山區土地貧瘠，缺乏土地規模經營的地理設施條件和經濟效益;而臨近城市的土地肥沃，適合規模經營;糧食種植相對于其他經濟作物又缺乏經濟比較優勢;于是，就只剩下一些中間地區，依靠政府的高額補貼可以推動糧食的規模化種植，卻不能改變總體上糧食種植面積減少和產量下滑的趨勢。

　　而且受限于經濟條件，并非所有地區都能像成都一樣提供高額補貼支撐;更何況，包括成都在內，中國大多數地方政府都嚴重依賴土地財政，這種農業補貼勢必會加劇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綁架地方政府進一步追求城市經濟擴張，侵占更多耕地發展工商業，反而加劇城鄉經濟失衡，進一步惡化農村經濟凋敝和糧食安全。

　　因此，寄望靠政府補貼推動土地流轉和糧食規模化種植來保障糧食安全，某種意義上，實乃一個惡性循環。

　　歸根結底，關于土地拋荒和鄉村凋敝，根源是城市受外資刺激過度膨脹造成的城鄉經濟失衡(在美國主導的經濟全球化體系下，又體現為美元濫發導致的全球貨幣超發和資本過剩，資本借助市場力量，在全球流動制造的城市經濟泡沫);

　　中國特殊的政治體制和政府主導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城市競爭格局客觀上加劇了城市經濟的惡性膨脹。與之對應的是，大量鄉村經濟資源被占據主導優勢、以眼前利益最大化為目的的城市資本控制、攫取、侵蝕和抽取;由此帶來的經濟失衡和社會倫理失范，引發了一系列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成為中國當下社會不穩定的根源。

　　然而，在這一根源問題尚未破解的狀況下，一邊繼續追求維系城市經濟的高增長，一邊以政府補貼形式大力鼓勵和扶持城市資本下鄉，放開農村土地限制，推進土地規模化流轉，寄望以此破解農村經濟凋敝和誰來種地的問題，保障糧食安全;這其實仍然是一種“頭疼醫頭，腳痛醫腳”的線性思維模式，必然會引發新的問題。

　　正如現實中反映出的，資本下鄉和土地流轉引發了大規模農業投資熱潮，但基于資本的逐利性，所謂的有機觀光農業和休閑山莊遍地開花的結果，都是針對城市少量高端人群的消費需求，其土地非農化非糧化的比例極高，這無疑仍然在加劇中國整體糧食供需失衡的壓力。

　　在這場農業“現代化”的大轉型中，如果把成都作為參照，成都可謂四川的鏡像，四川又是否是整個中國的鏡像?當成都已經在城市經濟的擴張中，面對耕地和糧食種植面積的急劇下滑，無力再說“糧食自給有余”之時，仍在追求城市經濟增長擴張的四川和中國，未來又拿什么保證糧食“自給平衡”?

　　因此，筆者以為，對中央決策者而言，可能迫切需要跳出以城市經濟增長為衡量指標的西方現代經濟理論的窠臼，真正從中國的現實國情出發，結合中國的人口規模、環境資源現狀，站在農民的角度，去理解和反思鄉村為什么會凋敝，農民為什么不愿進城而又不得不進城，糧食為什么會出現供需缺口;

　　從而采取措施逐步減少和控制城市人口規模，將城市資本控制攫取的鄉村經濟資源(比如礦產、種養殖業等)以國家扶持農村社會化組織的方式，返還給鄉村，用之于鄉村建設;最終恢復城鄉經濟的相對平衡，讓農村能夠自主自立，留得住農民;而不是繼續在全球資本過剩的利益誘惑驅動下，盲目追求所謂“GDP和國民經濟收入翻兩番”的政治目標。

　　如此，以糧食安全為根本基礎的中國社會經濟才有可能走向一個可持續的長期平衡。

　　寫完這篇文章之時，筆者看到了泰國法院判定中泰“高鐵換大米項目”違憲，宣布取消交易的消息。

　　從去年開始，隨著國內糧食安全形勢變化，中國轉變糧食安全戰略，謀求多元化的糧食進口渠道來保障國內糧食安全;然而出師不利，先和泰國達成“高鐵換大米”協議，泰國發生政治動蕩;后與烏克蘭達成非轉基因玉米進口協議，烏克蘭又爆發政治動亂，總統被推翻;這純屬偶然巧合，還是幕后另有玄機?不得而知。

　　但結果無疑是給中國寄望借助外部資源和國際貿易保障國內糧食安全的“糧食新戰略”蒙上了一層陰影，也意味著，在國內轉基因爭論甚囂塵上之時，中國不得不繼續大規模進口美國的轉基因糧食。

　　(因為考慮一些因素，本文隱去了成都農業部門人士的名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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