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國農民是許多完全不同的人群

　　誰是農民?這在今天是一個值得尋味的問題。

　　常常可以聽到有人深情地說：“我是農民的兒子，我要為農民說話，替農民辦事。”20世紀90年代三農問題尖銳時，全國人民對農民充滿同情;取消延續2000年的農業稅，全國人民都支持;給農民財政補貼，建設美麗鄉村，所有人都認為應該;提高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差距，所有人都認為正確?？傊?，凡是為農民辦事謀利益，道義上都具有正確性，語氣上都不容質疑。

　　為什么為農民說話、替農民辦事就具有正義性?輿論就支持?人民就贊成?為什么無論是高官、學者還是媒體人都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我是農民的兒子，我的親戚朋友都是農民，所以我要為農民謀利益?”原因是，為農民說話是一個普遍的政治正確。如果說“我是官員的兒子，我的親戚朋友都是官員，所以我要為官員說話”，或者將官員換作資本家、地主、電影明星、學者……則都是政治不正確的，都會輿論嘩然。

　　何也?

　　因為農民是中國最大規模的群體，是為共和國作出巨大貢獻，但至今仍然收入不高、處境不佳的弱勢群體。站在弱勢群體一邊，就是站在道義和正義一邊，所以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所以是政治正確。

　　然而，在當前中國的語境中，雖然為農民說話謀利益政治正確，其農民所指卻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群。今天的農民已經不再是一個單稱，而是許多完全不同人群的總稱。因此有必要分清楚，我們在為農民說話的時候，到底是在為哪一群農民說話。

　　為農民講話，還是為土地食利者講話?

　　首先來看兩種不同類型的農民。一種是占全國絕大多數的、一般農業地區主要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另一種是占極少數的沿海發達地區、大中城市近郊以及城中村的農民。

　　前一種農民占農民總數的90%以上。他們的家庭收入主要來自中老年父母的務農收入和年輕子女外出務工的收入;一個農民家庭主要靠代際分工來形成半農半工的結構。“人均一畝三分、戶均不過十畝”的小農經營，決定了務農收入不可能很高;外出務工的收入受市場平均工資率決定，也不可能太高。這種農民家庭，務農收入解決溫飽，務工收入成為積蓄，溫飽有余、小康不足。這部分農民與世無爭，既不上訪，也不爭利，很少發生群體性事件，也缺少社會的關注。

　　后一種農民，因為他們的土地處在經濟發展帶來城市擴張的推進面上，可能被征轉為城市建設用地，住房可能被拆遷。而因為征地拆遷，這部分農民就可以獲得相應的補償和安置。雖然經濟發展、城市擴張形成土地非農使用的巨額增值收益，大部分被地方政府以土地財政形式用于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但農民也多少分享到了部分土地增值收益的好處。而且，城市發展帶來更多就業和經商的機會，使這部分農民更容易獲得更高收入。這部分農民還可以從城市發展中得到出租住房、獲取房租收入的機會。

　　因為存在巨大的土地非農使用增值收益，一些農民會借征地拆遷的機會，要求更大更多的補償。農民與地方政府在如何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上進行利益博弈，產生激烈對抗，并因此引發占全國農民上訪總數一半以上的上訪事件。這部分農民的狀況也因此受到媒體高度關注，引起決策層高度重視。

　　但實際上，就筆者的調查來看，這部分農民的狀況遠遠好于全國農民的總體狀況，且農民盼征地盼拆遷是一個被很多媒體和學者有意遮蔽了的常識。這些農民不是不愿意被征地拆遷，而是在得到征地拆遷機會時，希望借機獲得更大更多的利益。在有些地方，城郊尤其是城中村農民已經成為土地食利者，他們的狀況不僅遠好于全國一般地區的農民，甚至好于普通城市市民。從這個意義上講，這部分土地食利者已經不再是真正意義上的農民，而是與全國90%以上一般農業地區的農民完全不同的群體。

　　然而，當前媒體和學術界主流意見似乎都是站在這部分農民立場上講話，要給這部分農民以更大的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機會。但如果這部分農民其實只是土地食利者的話，媒體和學者表面上是在為農民講話，實際上只是在為食利者講話。

　　究竟是站在農民立場上講話，還是站在土地食利者立場上講話?這是一個大問題。

　　注重“老人農業+中農”的農村社會經濟結構

　　一般農業地區的農民也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稱謂。首先要區分承包土地的農民和經營土地的農民。當前農村集體土地是承包到集體成員并長久不變的。承包關系長久不變，但土地經營者卻在變動。其中一個重要變動是，大量的且還會越來越多承包土地的農民進城務工經商，將他們的承包地流轉給仍然留在村里種田的農民經營。截至2013年6月底，全國農戶承包土地流轉面積達到3.1億畝，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積的23.9%。

　　站在承包者的立場，土地租金越高越好。站在農業經營者的立場，農業本來就是弱質產業，利潤不多，土地租金太高，經營者利益就會受損。從土地權利安排上講，離開土地、不具體經營土地的承包者，土地權利越大越好。但對于經營土地、在土地上進行農業生產的農民來講，當前農村耕地產權分散，地塊零碎，耕作不便、灌溉不便、收割不便、植保不便，總之是生產不方便。因此，他們需要將耕地整合起來進行連片經營的產權安排，希望村集體有一定的統籌管理能力，而不是片面強調承包人的土地承包權。

　　種地的農民也是一個高度異質的概念，包括幾種不同情況：有種自己承包地的農戶，有通過口頭協議流入土地、形成適度經營規模的“中農”，還有通過正規合同流入土地、形成一定經營規模的家庭農場主、租地的專業大戶、從事農業經營的企業，等等。這當中，種自己承包地的農戶一般是中老年農民，他們最大的問題是經營規模太小，地塊分散，生產環節缺乏集體統管的力量和社會化服務的支持。以口頭協議為基礎、流入進城親朋鄰里土地耕種的“中農”，土地租金不高，農業收入不低，自辦一些機械，若再有一定的社會化服務，種田就既有效率又可持續。以筆者估計，目前“中農”占農戶的比重大約在10%-20%之間。這些留在村莊務農的“中農”，因為收入來自村莊，社會關系也在村莊，就成為村莊治理的有生力量。以上這兩部分農戶，由于生產能力強和社會穩定性強，構成了今天農村的基本社會經濟結構。

　　通過正規流轉土地形成規模經營的家庭農場、專業大戶和農業企業，一般會要求耕地連片。帶來的問題是，土地租金一般較高，種田風險很大，難以賺錢，因此尤其指望國家補貼，在資金和政策方面給予優惠。而當國家補貼通過正規協議流入土地形成規模經營的家庭農場、專業大戶和農業企業，就會擠壓自發土地流轉所形成的“中農”的生存空間，因為原本低價流轉給“中農”的土地，很快就會流轉到大戶手中。而且“老人農業”也越來越受到擠壓。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國家政策不慎，給大戶農業補貼，結果是不利的。這會破壞具有極強農業生產能力和良好社會穩定性的“老人農業+中農”的農村基本社會經濟結構。

　　極少數被鼓勵群體與大多數被淘汰群體

　　從流出土地農戶來看，越是有能力在城市安居的農戶，就越希望有正規長期的土地流出，以獲取最高租金。而難以在城市安居、隨時有可能返回農村的農民，則希望土地只是不正規的、可以隨時要回來自種的流轉。他們在高租金和收回自種的權利之間找平衡。

　　種自家承包地的農戶也有不同。家庭農業中，有“老人農業”，種幾畝地;也有一戶承包數百畝、自己當“背手農民”的。黑龍江不少農戶承包土地數百畝，自己不經營而雇人種田。這樣的“背手農民”，因為具有規模經營的條件，農業現代化程度高、收入高，對國家糧食貢獻大，因此成為受到鼓勵的農民。這種“背手農民”比例很小，卻是媒體最為青睞的對象;而“老人農業”則成了負面含義極強的詞匯。

　　租土地耕種的農民，或農業經營主體，包括家庭農場、專業大戶和農業企業，因為具有經營規模，較多資本投入，農業生產率高、產出大，而成為農業的典范和希望，成為受到國家政策鼓勵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這部分農民形象光鮮、含義正面，是廣受追捧的群體，尤其為主管部門喜歡，被認為代表了中國農業的未來，養活了中國人。這些群體因此被理直氣壯、義正辭嚴地代言和維護，獲得了只有農民這個弱勢群體才可以獲得的權利。相比之下，中國9億農民的大多數形象變得猥瑣起來，成了落后的、要抓緊時間淘汰的群體。

　　除了以上“應該”得到國家大力扶持的規模經營主體外，“誰來種田”的問題被認為是重大現實難題，培養職業農民的工作刻不容緩。如何制定政策，通過財政支持培育扶持職業農民，并最終由職業農民替代“老人農業”，需盡快提上議事工程。持此種意見者認為，日本、韓國以及臺灣地區的農業很成功。日本有大約200萬農戶，通過農協壟斷農產品生產與供給，有效保護了農民利益。中國也要通過農民職業化，形成人數很少、能量很大、收入很高的新型職業農民，既解決農民問題，又解決農業問題。

　　但問題是，日本、韓國，包括臺灣地區，農民人數很少，農產品價格奇高，糧食自給率只有30%多一點，而政府農業補貼卻極多。這樣的農業模式能算成功嗎?尤其移植到9億農民的中國，能夠成功嗎?

　　這樣一來，在種田的農民中，又可以區分為一般的種自家承包地的小農，通過口頭協議流轉土地形成適度規模經營的“中農”，以國家財政支持培育起來的家庭農場主、專業大戶和農業企業，以及未來擔當農業大任的職業農民。這當中，小農和“中農”，在發展現代農業和實現農業現代化的語境下，是不應得到支持的落后生產力的象征，是要被淘汰的對象。而具有資本能力、可以進行規模經營的家庭農場、專業大戶、農業企業以及職業農民，因其規模經營和高勞動生產率，可能只需2000萬個這類農業經營主體，就足以耕種18億畝耕地。由此而來的邏輯是，中國目前2.1億戶小農要盡快被消滅，要讓多余的農民進城去。是不是這樣?

　　我們一定要對“誰是農民”保持清醒

　　今天的農民不再是一個單稱，而是許多完全不同人群的總稱，很多人對于“誰是農民”的認識也變得模糊甚至混亂起來。

　　因為農民是弱勢群體，因為城市擴張造成征地拆遷的沖突很多，所以要站在土地食利者的立場上，理直氣壯地為“農民”講話。

　　因為農民是弱勢群體，家庭農場、專業大戶、農業企業和職業農民代表了中國農業的方向，所以要站在這些農業經營主體的立場上，為“農民”講話。

　　而另一方面，有人說，華西村和南街村的村民早已變成了雇主，如何還可以說是農民?

　　還有人說，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工已經不再是農民，他們是工人。而到農村買房置地、住在農村的人就是農民。

　　那么，中國今天究竟誰是農民?

　　在征地拆遷中，因為上面有人、當地有勢力而成為釘子戶，成為刁民，借農民弱勢群體身份來謀取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土地食利者，他們是農民?

　　很多城市人到農村買房置地用于度假休閑、安居養老，以實現更高的生活品質。他們在農村有房產，需要農村有更好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即使這些人長年住在農村，他們是農民嗎?

　　而華西村和南街村的村民堅持集體化道路，在自己家鄉的土地上，靠村集體的力量發展農業，過上共同富裕的日子;靠村集體的力量創辦企業，在市場上打出一片天地。他們把自己的家鄉建設成社會主義新農村，難道不代表中國農業和農村的未來?難道他們不是社會主義的新型農民?

　　大多數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工，他們的父母子女長年留守農村，農業收入仍然是他們完成家庭再生產的重要收入來源。很多人進城打拼失敗后隨時可能返回農村，重操農業生產舊業，難道他們不是農民?

　　當我們今天理直氣壯地為農民講話、替農民謀利益的時候，我們所說的農民應該是，也只能是，作為中國最大弱勢群體的農民;站在農民的立場上，是站在當前仍然留村務農的普通農民百姓，以及雖然進城務工經商，但仍未能體面地在城市安居的農民工的立場上。不能用“抽象的農民 + 抽象的權利”來講所謂“普世大字眼”，而要真正設身處地為仍處在中國社會金字塔底層的大多數人考慮。讓他們生活得體面而有尊嚴，讓他們即使收入不多，仍然可以保持生活的意義與價值。

　　當前中國正處在快速城鎮化階段，農民進城能否在城市安居?進城打拼失敗后能否返回村莊，有田種有飯吃?與其讓農民落入城市貧民窟，還不如讓他們可以選擇返回村莊，那里畢竟是他們祖祖輩輩生活的地方，是熟人社會。在那里，他們有農家小院，有土地可以耕種，有新鮮的空氣。在那里，他們有根，有根就能找到生命的意義。

　　在今天，所謂“農民立場”，就是為中國最廣大的弱勢群體謀取獲得基本尊嚴的生存條件。占大多數的農民有出路，中國才有出路。這是一個底線標準。而農民企業家，農村出身的官員、學者、媒體人，以及已經在城市安居的農村人，都不再是這個意義上的農民。

　　當前中國的情況頗為吊詭，到處都在打著為農民講話的幌子，卻在為刁民講話，為土地食利者講話，為農業企業講話，為農村中和農民中的強勢群體講話。而真正最弱勢且最廣大的9億農民——小農+農民工，卻已經從媒體上悄然消失。甚至在涉及農民的話語上已經形成策略，出現了，且還會出現更多，以農民這個弱勢群體來進行包裝的各種利益和個人私貨。

　　今天中國究竟誰是農民?我們對此一定要保持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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