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從國際比較的視野，討論了中國城市化和現代化道路的路徑選擇問題。文章認為，中國城市化和現代化既有與世界一般發展中國家相似的一面，又有差異的一面，其中關鍵是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所形成的新中國的基本制度安排，使中國走上了一條與眾不同的現代化道路。新中國形成的基本制度安排既是改革開放取得偉大成就的重要基礎，又是中國走出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由世界體系的邊緣國家進入中心國家的制度紅利。充分利用新中國基本制度安排的優勢，走三輪驅動的中國現代化道路，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重要保證。

　　關鍵詞：城市化道路 發展模式 城鄉二元結構 三輪驅動的現代化

　　當前，學界和政界關于城市化的討論熱度一浪高過一浪。總體來講，政界希望以城市化作為抓手，拉動內需，保持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城市化將成為21世紀的奇觀。然而，如果對中國城市化沒有清醒的認識，不能擺正城市化與產業發展的關系，中國的城市化將迷失方向，中國的發展奇跡將止步于中等收入，陷入所謂中等收入國家陷阱。對于中國乃至任何一個國家來講，城市化本身不是最終目標，現代化才是最終目標。而從整個20世紀全球一百多個國家的發展來看，真正由一個發展中國家步入到發達國家行列的大國僅有韓國——一個孤獨的背影。而韓國以及創造經濟發展奇跡的所謂“亞洲四小龍”的另外三個國家和地區的臺灣、香港、新加坡，其發展都得益于冷戰背景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全力扶持。其他所有人口大國，雖然經歷了20世紀一百年的趕超，而無一個國家真正實現了趕超從而步入發達國家的目標。這就說明，20世紀以來的國際格局形成了某種意義上的發展鎖定，在這樣一個發展鎖定格局下，要趕超從而實現現代化，絕對是奇跡，是特殊，而不可能是一個國家順其自然發展的結果。

　　同樣，經歷一百年趕超發展，進入21世紀，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離現代化還有很遙遠的距離，與發達國家還有巨大差距。中國目前已步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能否真正突破現代化中的發展鎖定格局，真正成為發達國家一員，困難極多，不確定性極大。從過去一百年歷史來看，中國現代化被鎖定在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的確定性要遠遠大于中國順利實現現代化的確定性。從這個意義上講，不能認為只要按照一般歐美國家的發展道路去走，就一定可以實現現代化。由此，必須深入探討中國的現代化之路，要對中國現代化的國際處境、歷史與未來道路選擇有清醒認識。

　　當前，與中國現代化道路選擇關系最為密切的一項戰略是關于中國城市化道路的選擇。選擇什么樣的城市化道路將事關中國現代化的成敗。筆者認為，城市化必須服務于產業發展，服務于中國的現代化。沒有經濟增長和產業發展，單純發展城市化將導致嚴重后果。

　　一、兩種類型的城市化

　　(一)歐美、日的城市與亞非拉的城市

　　當前，世界上大致有兩種類型的城市化。一種類型是歐、美、日的城市化。這些國家的城市化有兩個特點：一是城市化率高，一般達到了80%;二是城市市民一般都有穩定的就業和體面的收入，可以享受到失業保障，大多數有較好的醫療保障，絕大多數進城人口可以在城市體面而有尊嚴地生存，即使失業或無就業能力的市民也可以享受到廣泛的福利體系的保障。從外觀上看，歐、美、日的城市中一般沒有發展中國家所常見的大規模貧民窟，城市秩序良好，人們安居樂業。

　　歐、美、日的城市化可以說是既好又快、有質有量，城市建設得好，城市居民收入有保障，住得下來、生活得好。這就是人們所向往和憧憬的城市化。

　　另一種類型是亞非拉國家的城市化。其突出特點是，幾乎所有國家的城市都有大規模貧民窟，且城市貧民窟人口占比極大，甚至達到全部人口的1/3左右。與城市貧民窟相聯系的是，進城人員很難獲得正規就業，就業不穩定，收入低，社會保障少，無法做到安居樂業。從城市外觀上看，除了大規模貧民窟以外，城市基礎設施一般都比較差，治安不良，衛生條件不好，等等。按溫鐵軍的說法，不僅所有發展中大國都有大規模貧民窟，且貧民窟往往被黑社會所控制，黃賭毒泛濫，而且這些國家往往還有反抗現行體制的武裝存在，如印度、墨西哥等(溫鐵軍、溫厲，2007)。

　　從城市化率來看，亞非拉國家的城市化率差別極大，其中，巴西早在1980年代城市化率就達到80%，而印度目前城市化率才30%多一點，非洲很多國家城市化率只有百分之十幾。

　　無論亞非拉國家的城市化率高與低，其城市化的品質都存在問題，表現在外觀上就是城市基礎設施比較差，存在大規模的難以治理的貧民窟，社會治安不好，進城人口收入不穩定，難以安居樂業。這顯然不是人們所期待的城市化。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以上兩種不同類型的城市化?如何才能實現歐、美、日那樣又快又好、有質有量的城市化，同時又能避免亞非拉國家貧民窟式的城市化?

　　(二)為什么會有兩種不同類型的城市化

　　其實，歐、美、日與亞非拉的區分，已經劃分出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界限。歐、美、日是當今世界的發達國家，是世界體系的中心，這些國家早在19世紀就已經步入現代化的行列，成為一百多年來的世界強國。這些國家經濟發達，人均GDP很高，且是世界規則的制定者，是高科技的掌握者，是居于全球價值鏈頂端的國家。歐、美、日以外的亞、非、拉國家絕大多數都仍然是發展中國家，經濟不發達，人均GDP比較低，且不掌握國際規則的制定權，缺乏高新技術的發展，產業大都集中在全球價值鏈低端，是世界體系的邊緣國家。

　　這樣一來，前述城市化的兩種類型就變成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差異，變成了世界體系中的中心國家與邊緣國家的差異。之所以歐、美、日城市化又快又好、有質有量，是因為歐、美、日是發達國家，而亞非拉國家的城市化既無秩序又不體面，是因為這些國家仍然處在發展中。良好的城市化與一個國家的制度幾乎無關，而只與這個國家的現代化程度、經濟發展水平及其在國際經濟格局中所處的位置有關。

　　全球化的國際分工體系無疑存在著不平等的結構，這一不平等結構的核心是不同國家所掌握核心技術的差異。無論是從產業、產品上講，還是從核心技術上講，發達國家壟斷高新技術，保留了高附加值產業和產品環節，而將進入壁壘比較低的容易標準化的產品和加工環節轉移到發展中國家。進入壁壘低導致過度進入，從而必然是低附加值。發展中國家最方便進入的就是這種進入壁壘低、附加值低的產品及生產環節。發展中國家為了加快發展而進入到這種高度競爭產品的生產，就一定會出現同類出口產品競爭者過度進入所導致的貿易條件惡化。

　　發達國家在長期的發展中形成了極強的科技開發和技術壟斷的能力，從而可以壟斷高附加值產品，這些產品具有極高的進入壁壘，形成了寡頭式的壟斷經營格局。比如大型客機，目前系統集成者只有美國波音和歐洲空中客車。中國要進口一架空客，就要出口8億條褲子，進出口物品的價值不相等，交易就無法完成，因此，可以認為空客與褲子的交易是等價的，也是平等的。但這種平等背后也有著嚴重的不平等，即飛機是高度壟斷性的，進入壁壘極高，空中客車與波音公司在飛機定價上具有極高的自主權，而生產褲子的進入壁壘極低，是高度競爭性的，生產褲子的企業根本不可能有自主定價權。

　　這樣一來，只有兩家生產商的高度壟斷的空客與幾乎沒有進入壁壘因此高度市場化的完全競爭生產的褲子進行交換，這種等價交換背后就會有極大的附加值的差異。同樣是10億美元的交易，空客可能有高達5億美元的附加值，而價值10億美元的褲子可能只能實現500萬美元的附加值。貌似等價的交換中，實現附加值卻有100倍的差異。

　　這樣一來，在全球化背景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就形成了不平等的二元結構，其中，發達國家在貿易中擁有高科技、自主知識產權以及以構建知識產權保護和專利池體系為核心的市場進入標準的制定權，從而形成了低競爭、高利潤的高端產業;而發展中國家的產品大都集中在技術成熟且標準化、自主知識產權少、進入壁壘低的產業，由此形成了高競爭、低利潤的低端產業。

　　因此，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中，貌似等價交換背后，存在著極大的不平等。隨著國際分工的進一步深化，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中，同一產品的不同工序，高附加值工序被發達國家控制，標準化的低附加值環節則由發展中國家完成，由此形成所謂微笑曲線：發達國家控制兩端(研發和品牌營銷)，低附加值的中間環節則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從而進一步深化了當前國際分工中存在的不平等結構。

　　歐美日發達國家正是通過控制高附加值產品和工序才實現了高人均GDP，發展中國家也正因為無法通過產業升級進入到高附加值環節而鎖定在低人均GDP上。這種鎖定格局已有一百年，要打破并不容易。

　　在發達國家占據貿易主動權，其產品具有極高進入壁壘從而是低競爭的情況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就是不平等的，這種不平等明顯表現在附加值上的差異。正是高附加值為發達國家提供了企業高回報、工人高工資、政府高稅收。低附加值使加入到全球化體系中的發展中國家在付出資源、環境、人力等巨大代價之后，企業卻只有微薄的利潤，且這個利潤隨著眾多競爭者的加入而更少。低利潤、低工資、低稅收的“三低”，與發達國家的“三高”形成了鮮明對比。

　　企業利潤少，就傾向偷稅漏稅，減少治污成本，克扣工人工資。工人工資少，就只能年輕時進城務工，卻無法在城市體面地完成勞動力的再生產，因此，要么在年老時回到家鄉，要么淪落到城市貧民窟。國家低稅收，即使可以為所有人提供全覆蓋的社會保障，這樣一種全覆蓋的社會保障也一定是低水平的，無法為一般進城人員提供體面而有尊嚴地生活下去的物質基礎。

　　本來就處在價值鏈低端，利潤少且大都是勞動密集、污染嚴重的生產環節，發展中國家的制造業為了獲得微薄利潤而很難有效治理污染，因此，加入到全球化國際分工體系的發展中國家的環境污染也就不奇怪了。在稅收基礎很少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也就無力建立起高水平、全覆蓋的社會保障體系。

　　也就是說，在全球化的國際分工體系中，發展中國家處在產業鏈與價值鏈的底端，進城人口不僅難以獲得穩定就業和高收入，而且不可能獲得在城市體面生活下去的全覆蓋的社會保障。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因此必定是低水平、低質量的，這與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階段有關，與其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所處位置有關，而與制度無關。

　　在發展中國家，進城農民大多缺乏穩定的就業和有保障的收入，其最大的原因是這些國家仍然處在發展階段，而未到發達階段，現代化仍然在進行中。

　　二、中國的城市化

　　中國情況相當特殊。中國是當前發展中大國中唯一沒有大規模城市貧民窟的國家，且有一種說法，就是中國“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中國農村像不像非洲，留在后面再討論，但說中國城市像歐洲，卻并非完全沒有道理，至少從表面看起來，中國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良好，且沒有發展中國家通常都有的貧民窟。中國城市化顯然與一般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有很大的差異，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卻恰恰是因為中國獨特的制度。

　　(一)中國的城市化率

　　如何計算中國的城市化率是一個問題。若按戶籍人口計算，2012年中國人口的城市化率只有35%;若按居住地來計算，中國城市化率已達52%。高達17%的城市化率差異，是因為有大約2.6億農民工及其家屬常年在外務工經商所致。中國農民進城，極少是一次性進城，而是多次在城鄉之間往返，只有當他們在城市獲得了穩定就業和有保障的收入，他們才真正進城安居，否則，他們就可能年輕時進城而年老返鄉。更重要的是，即使目前已經進城的農民工，他們的父母甚至子女大都仍然在家務農。這樣就形成了中國進城農民與農村家鄉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聯系。

　　正是進城農民與農村家鄉之間的這種聯系，以及造成這種聯系的中國特殊的制度安排，為中國城市化提供了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不同的路徑，為中國現代化提供了與一般發展中國家不同的可能。中國特殊的制度安排是新中國的制度遺產，一是城鄉二元結構，二是中國土地集體所有分戶承包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

　　中國這兩個特殊制度使進城農民可以保留返回家鄉的權利。就是說，當進城農民無法在城市體面安居時，可以選擇返回農村家鄉。農村家鄉有土地，有住房，有熟人社會，有祖祖輩輩的傳統，有根，因此有歸屬感。返回家鄉，可以生活得體面而舒服，至少要遠好于城市貧民窟中漂泊無根的生活。進城農民在進城若干年后發生分化，少數運氣好、收入高的農民在城市安居下來，變成了體面的城市一員，運氣不大好收入也不高的農民則退回村莊過不奢華卻很穩定的村莊熟人社會的生活。這樣一來，中國城市就看不到發展中國家通常都有的大規模貧民窟。

　　從這個意義上講，雖然在國家統計局公布的52%的城市化率中有相當部分農民工只是在城市打工，還沒有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但他們卻并非等于是假城市人口，更不同于貧民窟人口。中國52%的城市化率與收入相對較高的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率相差不大，比印度30%多一點的城市化率要高得多，竟然沒有大規模的城市貧民窟，這就形成了中國城市化中的特征，也算是一個奇跡，而這顯然要感謝體制性城鄉二元結構和以家庭承包為基礎的統分結合的中國農村基本經營制度。

　　(二)城鄉二元結構

　　中國城市化率中52%與35%的兩個數據的差異，是由于有兩億多進城農民工，雖然仍然是農村戶籍，卻已在城市務工經商達半年以上，以致于按居住地統計被算作了城市人口。農民工進城，但并非一次性進城，而是多次進城，不斷在城鄉之間往返，理性決策。當前，中國城鄉二元結構幾乎所有限制農民進城的制度都已取消，農民可以自由地進城了。關鍵是，這個制度同時也允許農民返鄉，從而保護了農民返鄉的權利，與此同時，限制了資本及市民下鄉的自由，從這個意義上講，當前體制性的城鄉二元結構正在發生歷史性的變化，即正在由過去剝削性的城鄉二元結構變成保護性的城鄉二元結構，變成保護進城失敗農民仍然可以返回農村權利的結構。正是這種保護性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使進城失敗的農民可以返回農村家鄉，過上溫飽有余的寧靜生活。城鄉二元結構給進城失敗農民返鄉的機會，也就防止了城市貧民窟的形成。正是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使中國未形成嚴重的城市內二元結構。

　　農民可以返回農村的城鄉二元結構，讓進城失敗農民在城市貧民窟和農村家鄉之間作出選擇。選擇就是權利，農民可以選擇返鄉的權力，是他們基本的人權。

　　正是農民可以在進城失敗后返回家鄉熟人社會生產生活，城市沒有形成大規模貧民窟，而使農村成為了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使中國現代化的重心穩定，城鄉社會有序，使中國可以經受得住幾乎任何經濟、金融、社會危機的沖擊。西方預測中國會崩潰，預測20多年沒有預測準，這是因為他們不理解中國農村這個重心很穩，不理解中國城鄉二元結構和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為中國的高速現代化提供了穩定的基石。

　　這里應當特別注意，城鄉二元結構，既是一種剝削性的結構，又是一種保護性的結構。應當堅決消除和打破剝削性的城鄉二元結構，而發揮目前這一制度對農民這個中國最大弱勢群體的保護作用。

　　(三)農村基本經營制度

　　中國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特點是土地歸村社集體所有，農民按戶承包經營，農民有長久不變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每戶農民都有無償使用的宅基地，他們一般都在宅基地上蓋有比較寬敞的用于生產和生活的住房。這樣一種農村基本經營制度讓所有農民都可以通過土地獲得基本生活資料，大致可以解決溫飽問題。中國農民是世世代代生活在村社熟人社會中的，他們的村社生活往往是生產、生活與人情三位一體的。因為每個農戶都有不可剝奪的耕地和宅基地，以及他們回到村社熟人社會的權利，進城務工經商失敗的農民就可以返回農村。這正是城鄉二元結構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中國農村基本經營制度還形成了十分普遍的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結構，即在農民家庭中，年輕子女外出務工，年老父母在家務農，一個農民家庭因此可以同時獲得務工和務農兩筆收入。務農收入可以解決農民家庭的溫飽問題，務工收入可以作為現金儲蓄下來。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結構為中國出口導向型經濟提供了大量高素質的廉價勞動力，從而使中國制造具有全世界無可比擬的競爭力，使中國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顯然是全球化中的贏家，雖然血汗工廠只給了中國比較少的附加價值，但血汗工廠的血汗錢也是錢。關鍵要看如何使用這筆錢。

　　“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這個說法中關于農村的部分顯然不符合中國實際。

　　中國是一個人多地少的國家。改革開放前，中國農村已經出現勞動力過剩，改革開放以后，尤其是1990年代市場經濟快速推進以來，大量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經商，農村勞動力減少，從而緩解了農村人多地少的狀況，農民從農業中所獲收入增加。村莊是農民祖祖輩輩生活的地方，是熟人社會，有密集的社會關系網絡，有親朋好友，有自己的住房，有良好的空氣，可以自種蔬菜，可以撈魚摸蝦，種花養草。他們的生活，溫飽有余，閑暇很多。有根，有歷史，有意義，有歸屬，有穩定的預期，有人生目標，甚至有社會競爭，可以魂歸鄉里。這樣的農村，說像非洲，就的確是太不了解當前中國農村的情況了。何況近些年的新農村建設正在改善農村的基礎設施，農村不僅是有人情有根的生活場所，而且可以過有質量的生活。

　　(四)土地制度[1]

　　中國城市像歐洲，其中之一是說中國城市有良好的基礎設施，這與中國的土地管理制度有關。

　　新中國在土地管理制度上采用了土地公有、地利共享的憲法秩序，這種秩序集中表現在《土地管理法》第43條和第47條。當代中國土地管理制度的鮮明特點是消滅了特權的土地貴族集團，沒有人再可以憑借其占有的土地來剝削他人及不勞而獲，成為土地食利者。中國現行的土地管理制度安排阻止了土地食利階層的產生，中國至今未形成龐大的土地食利階層是中國取得經濟增長奇跡的關鍵之一。

　　具體地說，隨著經濟增長和城市擴張，越來越多的農地要成為城市建設用地。相對于農地，城市建設用地有更高的價值，這個價值來自土地非農使用所形成的增值收益。從本質上說，土地非農使用增值收益來自經濟增長和城市擴張。農地非農使用的主要增值收益是以土地出讓金的形式留在地方政府，成為土地財政的一部分。土地財政主要用于城市基礎設施建設。

　　正是將城郊農地非農使用增值收益以土地出讓金的形式用作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中國才會隨著經濟發展和城市擴張，在人口城市化的同時，實現土地的城市化，并將土地城市化的增值收益用作基礎設施建設。良好的城市基礎設施又成為城市經濟進一步發展和更多人口城市化的潤滑劑。城市擴張帶來城郊農地非農使用的增值收益，此增值收益的主要部分又被用于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從而推動城市的進一步發展與人口增長，由此形成良性循環。在當前中國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在人口城市化同時也是土地城市化的背景下，以城郊農地非農使用增值收益歸公為核心的土地制度使中國城市化步入良性循環。這正是中國雖然是發展中國家，卻可以有像歐洲一樣良好的城市基礎設施的關鍵。

　　一般在發展中國家，土地私人所有，城郊農地非農使用所形成的巨額土地增值收益大都被城郊特定位置土地的所有者所獲取，這部分土地所有者因此變成土地食利者，獨占了國家經濟發展和城市擴張中附著在特定位置土地上的經濟剩余。這種不勞而獲的土地食利階層的形成，擠占了發展中國家本來有限的經濟發展資源，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難有足夠的資金投入，城市發展也就難以形成良性循環。

　　中國的土地管理制度當然不是要剝奪農民利益，所以，征收農民土地的同時，要給農民以補償，使農民生活有保障。就當前中國征地情況看，在沿海地區已有土地食利者出現，在中西部地區的中小城市，征地中損失農民利益的情況也時有發生。但總體來講，當前的中國土地制度在保護農民合理利益與保證城市建設的平衡上做得不錯。

　　(五)小結

　　中國式城市化具有與一般發展中國家不同的特點，其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城市基礎設施良好;二是沒有大規模貧民窟。這恰恰是與中國特殊的城鄉二元結構、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以及土地制度安排有關。正是這種獨特的制度紅利，使中國避免了一般發展中國家城市化的缺陷。試想，如果沒有城鄉二元結構和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為農民提供在城鄉之間自由往返的通道，中國城市必會形成大規模的貧民窟，在這樣的貧民窟生活，不僅對農民不人道，而且一旦發生經濟或金融危機，大規模的城市貧民窟必會對其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經濟危機轉化為社會、政治危機的可能性極大。考慮到中國缺少大規模超越性宗教的國情，城市大規模貧民窟的治理難度必然超出有宗教信仰國家的難度很多倍。

　　中國消滅了土地食利者階層的土地公有、地利共享的制度安排，為城市快速發展提供了內生的資金積累機制，從而使中國城市可以有良好的基礎設施。良好的基礎設施不僅是城市外觀形象，而且是城市生產力的一部分。正是良好的城市基礎設施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基本條件，城市基礎設施是經濟增長的潤滑劑。

　　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結構為中國出口導向型經濟提供了大量高素質的廉價勞動力，從而使中國制造在全球化背景下具有強大的競爭力，中國因此成為世界工廠。正是通過世界工廠，中國可以獲得雖然不多但仍然有的經濟增長。“中國制造”的持續競爭力為“中國創造”提供了成長空間，從而為中國順利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可能性。

　　可以這么說，城鄉二元結構、農業的家庭經營、中國特色征地管理制度等，可能正是長期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秘密，同時又可能是未來中國順利實現現代化的重要制度保證。

　　三、中國兩種不同的城市化道路

　　當前政界和學界的主流觀點是：

　　城鄉二元結構阻礙了中國快速城市化，這一結構不僅對農民不公平，而且導致中國出現戶籍人口城市化遠低于居住人口城市化的“半城市化”格局。城鄉二元結構是嚴重歧視農民的政策，是對農民自由遷徙權等基本人權的侵犯，必須盡快取消。而最能體現城鄉二元結構的戶籍制度首先應當取消。

　　這種對城鄉二元結構的批判既缺乏歷史感，又缺少對現實的基本了解。從歷史上看，中國作為一個趕超型的發展中大國，在既無外援又不可能對外殖民的背景下，離開全國人民勒緊褲帶式的內向積累，中國何以能在1970年代末基本完成工業化，建立起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將中國由一個農業國變成一個工業國家?中國之所以可以在新中國成立后的30年時間即基本完成工業化，城鄉二元結構功莫大焉。

　　從當前來看，附著在戶籍背后的福利已經越來越少，農民進城的制度限制基本上沒有了。當前農民進城的主要障礙是經濟收入太少，沒有穩定的可以獲得體面生存的工作。農民不在城市安居是因為他們很清楚自己難以在城市獲得安居所必須的經濟收入。相反，正是因為還可以回到農村熟人社會，他們就愿意保留返鄉的退路，而不愿意落入到漂泊無根的城市貧民窟。據“2010年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流動人口監測調查”數據，[2]如果不涉及承包地等問題，“80前”農民工愿意轉變為“非農戶口”的人數占20.15%;如果要求農民交回承包地，愿意轉變為非農戶口的人數比例下降到11.04%。而“80后”農民愿意轉為非農戶口的人數占24.66%，如果要求其交回承包地，則愿意轉戶口的比重就降低到12.80%。這就是說，在不涉及承包地等問題時，在“80前”農民工中，大約有80%的人不愿意轉為非農戶口;在“80后”農民工中，有75%左右的人不愿意轉為非農戶口。如果要交回承包地才能夠轉戶口，則大約90%的農民工不愿意轉為非農戶口(張翼，2011)。

　　農民工之所以沒有轉為城市戶籍的積極性，是因為當前城市戶籍并不能為進城農民工帶來在城市安居的特殊保障，他們又難以在城市獲得體面安居所需的最低收入條件。反過來，當前的城鄉二元結構讓農民可以返回家鄉，這就可能使城鄉二元結構成為保護農民這一市場經濟中的弱勢群體的制度安排。

　　目前有一種流行的說法，即所謂“四化同步”，即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地方政府理解的農業現代化幾乎無一例外都是通過推動土地流轉形成土地規模經營基礎上的農業現代化，甚至大都將農業現代化與資本下鄉結合起來，通過國家政策和資金扶持來消滅老人農業，消滅小農，也消滅農民在自發的土地流轉基礎上形成的“中農”。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規定，今后中央新增支農資金主要用于扶持“專業大戶、家庭農場和農民合作社”，也就是要以國家政策和資金支持來打敗當前中國仍然在種自己承包地的小農經濟。

　　當前正在全國轟轟烈烈地開展的以“四化同步”為口號的消滅家庭經營的運動可能會造成嚴重后果。“同步”的意思就是一次性，就是要讓農民進城后不再能返回家鄉，就是要讓農民不僅進城，而且要將留在家鄉的年老父母及年幼子女一并帶到城市。但是，農民全家進城了，支出要大大地增加，收入卻因為失去了務農這一塊而要減少。在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階段，國家顯然沒有能力為龐大的進城農民提供全覆蓋的高水平社會保障。若如此，進城農民勢必落入城市貧民窟，國家財政也會面對越來越艱難的社會求助與緊張。

　　當前，中國征地制度涉及到巨大的土地非農使用增值收益的分配問題。被征地的城郊農民希望分享更多的土地增值收益，這很好理解，也十分正常。最近幾年，國家一直在提高城郊失地農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比重。土地非農使用的增值收益來自經濟增長和城市擴張，而與具有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農民個人努力沒有關系，也正是因此，土地非農使用的巨大增值收益不應當只歸農民占有，更不能因此形成一個中國本來已經消滅了的土地食利階層。當前有很多人都認為，現行征地制度損害了農民利益。其實，全國農民都在盼征地，盼拆遷，都盼望通過征地拆遷而成為百萬富翁、千萬富翁。

　　與征地制度相關的就是對土地財政的負面批評。土地財政本身并非沒有問題，例如地方政府以土地作抵押來融資，從而形成了缺少監督的“土地金融”，由此導致地方政府高額負債，可能帶來金融風險。從這個意義上講，加強對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和土地金融的監管是必要的。但當前很多人在批判土地財政時，卻往往指向地方政府所謂的“低價征地、高價賣地”方面，即針對如何分配城郊農地非農使用的增值收益方面。城郊農地非農使用，必有巨額增值收益，地方政府不“低價征地、高價賣地”，而是讓農村集體土地自由入市，建立所謂的同地同權同價的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那就是要讓城郊農地非農使用的增值收益都歸到城郊農民手中，從而讓他們成為土地食利者，而地方政府再無可以用于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土地財政”。這樣的征地制度改革難道就可以推進中國的城市化、現代化?中國當前缺少的難道是土地食利者階層?

　　若按以上加快清除城鄉二元結構、消滅家庭經營、改變征地制度的辦法來推進中國城市化，就形成了一種筆者稱之為激進型的城市化道路：通過推動土地流轉，鼓勵農民進城，使進城農民一次性地落入到城市貧民窟。如果選擇這種城市化道路，那么，支撐中國城市化的農民進退自如、廉價勞動力再生產及城市良好的基礎設施等所有“中國特色”都不復存在，中國因此便會走上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似的城市化道路，最終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相對于當前越來越激進的城市化政策，之前的中國城市化道路可以稱之為穩健的道路，這種穩健的城市化道路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充分利用了新中國的制度遺產，是不同于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道路，這種城市化道路是中國過去30年創造經濟奇跡的關鍵，也是未來30年中國可以擺脫中等收入陷阱、躋身發達國家行列的基本保障。

　　四、中國現代化中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魔咒。二十世紀真正由發展中國家進入發達國家的例子極少。就比較大的國家看，可能只有韓國，其余發達國家在19世紀就已是世界強國。有很多國家比如拉美一些國家，本來發展勢頭良好，但到了中等收入水平，即陷入止步不前狀態，也就是落入到了中等收入陷阱。中國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中國憑什么和靠什么走出，都值得認真思考。

　　在全球化的國際分工體系下，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與本國經濟在國際貿易和分工體系中所處位置息息相關。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發展戰略是進口替代，關起門來自己發展。經過30年的工業化，到1970年代末期，建立起了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初步實現了工業化。改革開放以后，中國轉而采用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在沿海招商引資，三來一補，大力發展出口導向的加工制造業。改革開放前30年進口替代戰略所積累起來的強大工業能力，所培育出來的全民素質，所形成的社會動員能力，迅速轉化為強大的出口制造能力，并在短期內使中國制造無處不在，無堅不摧，最終成為“世界工廠”。

　　出口導向戰略的前提是加入到全球化的分工體系，成為世界體系中的一員，依靠比較優勢進入國際分工。改革開放前所積累的強大工業能力使中國在加入全球化的分工體系后，自然而然地主要依靠高素質廉價勞動力，在低端制造業中充分發揮優勢，擴大出口，并從中獲取利益。剛開始辦特區搞出口導向的想法是兩頭在外，獨立循環，即在沿海通過原材料在外，市場在外，而不影響國內經濟的成長。不久，兩頭在外的格局沒有改變，之前設想的特區模式卻沒有實現，即沿海出口導向的制造業不僅原料在外，而且所使用的生產線也是從先進工業國進口，這樣生產出來的產品不僅出口，而且對國內同樣的產品構成了巨大的競爭壓力，導致國內所有制造業都引進國際生產線，之前國內完整的產業鏈中的重工裝備行業全面塌陷，致使中國產業結構輕型化，主要集中在技術最少利潤最薄的加工裝配行業。一方面，中國憑借廉價勞動和廉價土地資源的優勢形成了巨大的工業制造能力，成為了世界工廠;另一方面，中國產業越來越集中到低附加值的裝配加工環節，研發、重裝乃至品牌營銷等具有較高附加值的行業則全線退出。

　　當中國制造能力越來越強，中國這個大國所生產的低端產品的市場卻越來越飽合。隨著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依靠國內更為廉價的勞動力加入到全球化分工體系，中國制造就可能被鎖定在低附加值的加工裝配環節。中國要想突破鎖定，就必須實現產業升級：一方面是由當前低進入壁壘的加工裝配行業向高進入壁壘的重裝行業升級，一方面是由價值鏈底端的生產環節向價值鏈高端的研發、品牌環節升級，從而可以在全球化的國際分工中占據競爭性比較低、定價權比較大、利潤也相應比較高的產業環節，實現經濟的升級騰飛。

　　但是，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升級到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由價值鏈低端上升到價值鏈高端，由低附加值進入到高附加值，需要有足夠的研發、品牌培育的時間與資源，需要有國家戰略。目前，占據國際分工優勢位置的發達國家不僅具有技術、資金和管理上的優勢，而且是國際分工規則的制定者，掌握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是世界體系的中心國家，這些發達國家必定會借助各種非貿易壁壘來保持自己分工位置的優勢。正是這個原因，在20世紀的一百年內，除韓國這個美國人特殊關照的國家躋身發達國家行列以外，不再有任何一個發展中大國躋身發達國家，即使如巴西等拉美國家曾在1980年代實現了遠高于中等收入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也最終功虧一簣，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不同。第一，中國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大國，中國人口總數超過目前歐美日人口總和。中國的崛起將極大地改變國際經濟政治的格局。因此，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老牌發達國家想方設法設置障礙是必然的。第二，中國的大國，使中國具有極大的縱深，從而有可能在出口導向加入國際分工體系的同時，仍然保持自己的市場與增長，即所謂以市場換技術，以及以市場來發育自主的技術。第三，中國是有著自己特殊的制度安排、經歷了30年進口替代從而形成了完整國民經濟體系的國家，從而具有更為強大的自主發展能力。

　　因此，若要中國崛起，走出中等收入陷阱，關鍵就要將當前加入到國際分工體系的“中國制造”變成“中國創造”，就要千方百計地推動中國產業升級，就要讓中國經濟步入國際分工體系中利益比較大、附加值比較高、價值鏈比較高端的環節中去。若能做到這些，則中國經濟發展就可以進入良性循環：由高能耗、高污染、高競爭、低科技、低壟斷、低利潤的中國制造，發展到低能耗、低污染、低競爭、高科技、高壟斷、高利潤的“中國創造”。一旦“中國創造”代替了“中國制造”，資源、環境等問題就迎刃而解，企業高利潤，工人高工資，國家高稅收，所有中國人都可以獲得高福利。這樣的城市化自然是又快又好、有質有量的城市化。

　　參與國際產業分工的發展中國家幾乎都是利用廉價的資源尤其是勞動力優勢加入到國際大循環。隨著經濟的增長、城市的發展，勞動力價格逐步上漲，所有人的利益期待都進一步增長。國家為了提供更好的社會保障，不能不提高稅收。隨著廉價勞動力的減少和投資環境變差，出口導向型的加工裝配業就越來越無法存活下去，由此導致一個國家高端產業沒有發展起來，低端產業卻又已轉移出去的產業空心化問題。產業空心化，經濟形勢變得緊張，而所有人的利益預期卻沒有下降，既得利益結構已經形成，由此導致經濟下行與利益剛性的矛盾難以調和，每個階層都充滿了不滿乃至憤怒，其結果就由經濟下降變成社會動蕩甚至政治危機。

　　因此，中國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一方面要采取正確的戰略和策略來實現產業升級，另一方面又要為實施產業升級戰略提供足夠的資源保障和時間緩沖。這就要求在中國仍然未能真正完成產業升級之前，在“中國創造”未能成為中國經濟結構的主導力量之前，“中國制造”必須要繼續保持優勢，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地位不能動搖，中國產業結構中的出口導向型戰略仍然要保持。

　　五、中國現代化與城市化的戰略選擇

　　構成“中國制造”優勢的因素大致有四個方面：一是廉價的勞動力。中國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模式，使中國勞動力價格有極大的彈性空間。出現民工荒時，工資上漲，越來越多的加工制造業移出中國，從而出現勞動力剩余，工資再相對下降。工資上漲與下降都是市場經濟的正常態勢，也是“中國制造”國際競爭力的體現。這樣一種相對靈活的勞動力配置方式，使“中國制造”可以長期保持國際競爭力。正是半工半耕結構讓中國在全球分工體系中可以長期占據初級產品制造的優勢位置。二是相對廉價的土地資源。在此不予展開。三是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已經形成極其龐大高度復雜且具有顯著規模經濟特征的制造業體系。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已經形成了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工業生態”(賈晉京，2013)。較高的基礎教育水平和社會組織能力使得中國的“工業生態”難以被其他一些發展中大國如印度、巴西所復制。四是良好的基礎設施，包括物流、電力、信息、基礎教育、城市基礎設施等。良好的基礎設施不僅方便了市民生活，而且為經濟發展提供了保障。而良好的基礎設施來自中國特有的土地制度安排。

　　以上四個方面，是“中國制造”在未來20～30年仍然可以保持國際競爭力從而可以繼續“世界工廠”地位的基本條件。在未來30年，中國要實現產業升級，但并非一定要消滅“中國制造”，改變出口導向戰略，而是要通過保持“中國制造”的優勢來獲得就業，與此同時，將“中國制造”所獲收益用于推動“中國創造”，讓中國創造逐步成長，產業逐步升級。而這一切要以家庭經營為基礎。以家庭經營為基礎的中國農業的重要性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通過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結構為中國制造提供極具彈性的具有競爭力的勞動力供給;二是為中國人口的大多數提供可以解決溫飽問題的居所，使中國農民可以避免落入城市貧民窟，從而降低國家社會保障的壓力;三是為進城失敗農民提供退路。其中，后兩方面的含義就是：以家庭經營為基礎的中國農業為中國現代化提供了穩定的根基，成為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

　　也就是說，農業的家庭經營實質上成為中國現代化中基礎性的驅動力。這樣就構造出未來30年中國現代化三輪驅動的發展格局：農業的家庭經營、中國制造業、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前兩輪是為第三輪提供保障的，中國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產業能否升級，但若沒有前面兩輪保駕護航，產業升級就將是空中樓閣。

　　中國已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順利進入到發達國家行列，從而實現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仁人志士為之奮斗的現代化國家，目前到了一個選擇時期。當前中國也已具備一般發展中國家所不具備的制度優勢。問題的關鍵是，中國能否在未來30年一心一意搞經濟建設，讓三個輪子一起轉，從而真正實現產業升級和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優勢位置。以家庭經營為基礎的中國農業與出口導向的“中國制造”還有能力為中國提供30年的穩定根基乃至資源條件，可以為中國產業發展、產業升級提供資源保障和時間緩沖，中國應該在未來30年一心一意發展自己的戰略產業，通過產業升級來實現中國的現代化，最終躋身發達國家行列。

　　因此，保持中國城鄉二元結構，將之前“剝削型”城鄉二元結構創造性地轉化為“保護型”城鄉二元結構;保持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穩定，給農民提供在城鄉之間的進退自由;保持中國土地制度的優勢，將城市化與建設城市基礎設施的籌資與完善土地財政結合起來，這樣，就可以保持中國社會的穩定，就會為國家集中資源發展戰略產業提供空間。

　　參考文獻

　　〔1〕溫鐵軍、溫厲：《中國“城鎮化”與發展中國家城市化的教訓》，《中國軟科學》2007年第7期。

　　〔2〕張翼：《農民工“進城落戶”意愿與中國近期城市化道路的選擇》，《中國人口科學》2011年第2期。

　　〔3〕賈晉京：《從“世界工廠”到“世界實驗室”：產業升級的中國夢》，《經略網刊》，2013年9月20日。

　　[1]這里所講土地管理制度主要是指建設用地管理制度。農地管理制度則在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中進行了討論。

　　[2]該調查以分層抽樣法在全國流動人口聚集地對那些在城市(城鎮)居住滿1個月的、不是本區(縣)戶口的、年齡在2010年4月15日介于16~59歲的流入人口制作了抽樣框，在全國共抽取4個直轄市、27個省會城市、5個計劃單列市、46個地級市、24個縣級市完成調查并回收122800份問卷。轉引自(張翼，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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