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店口鎮錢老板講了一個叫渡的故事。

他說他小時候每天都要到河對岸的學校上學，因此要擺渡。他觀察擺渡，一個人一條船，當要擺渡的只是一個人時，擺渡的梢公和渡船雖然就在河對岸，這邊怎么叫渡船，梢公都當作沒有聽見。當地人也很習慣，叫渡船是要叫的，但不可能一叫就應。要是一叫就應的話，每來一個人，梢公就要擺渡，不斷有人來，不斷擺渡，本來一次可以渡五個人，卻每次只渡一個人，這樣下來梢公只有累死。因此擺渡的梢公講，要擺好渡，就需要半心半心地擺渡。全心全意擺渡，有人叫就應，這樣渡就擺不下去了。也是因此，在當地有一個俗語就是“叫渡船的叫”，這個叫是叫不應的，是白叫的。

二、

叫不應渡船和半心半意擺渡，所體現出來的是一個重要的規律，就是面對不規則、不飽滿的工作，應該怎么應對？錢老板講，他當選村主任后，到市委黨校培訓，一個老支書作報告，講到如何做好工作時說，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誰做得到？若我兒子病了到杭州治療，沒有錢，拿什么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錢老板聽后很受啟發，認為當村干部必須要有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但不能全心全意，而應顧及自己所開商店的生意。生意做不好，沒有錢，村干部也當不成，全心全意為村民服務就是一句空話。

老支書和錢老板關于不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說法，在道理上與擺渡是一樣的，擺渡面對隨時來人，來人不足一次有效渡船的負荷時，梢公對自己的保護就是讓叫渡的人在河岸邊等一等，等不久就會有幾個人了，再來擺渡。村一級的工作恰也是如此，一是工作的季節性和突發性很強，二是工作對象很復雜，什么人都有。如果村干部天天在辦公室坐班工作，對任何人和事情都非常認真，而不能夠和不善于靈活應對工作中的各種事務，村干部就會面臨困境，人累死了，工作卻做不好。正是農村工作本身的不規則，要求村干部采取靈活的辦法來做工作，該認真的時候認真，該應付的時候應付。村一級是中國行政體系的末梢，村委會本來就是自治性的群眾組織，是國家與社會對接的地帶，這個地帶必有大量零碎、不規則的事務，這個意義上講，這種對接必須要以不規則來應對不規則，行政體系末梢與行政體系中心地帶的處事原則辦事方式都是完全不同的，若按官僚體系的規則和制度來要求村一級，村一級的工作就無法做好。也正是因此，在中國，村干部是不脫產的，村干部不拿工資而只拿誤工補貼。在中國傳統社會，在官民之間也有一個黃宗智稱之為“半正式”制度的廣泛的中間地帶。這樣一種半正式制度所構成的治理模式，黃宗智稱為“簡約治理”。當前有些地方全脫產工作、拿工資、與公務員無異。這樣全心全意當上干部后，如何再與一家一戶村民不規則的事務打交道，恐怕會有問題。

三、

國家與社會的邊緣地帶不只發生在村莊一級，而且發生在國家權力向下滲透的每個毛細血管處：比如城管、協警等等所謂街頭執法人員，他們所接觸的都是十分復雜而廣泛的一線情況，這些一線情況往往有價值信息少且甄別信息難度大，但他們工作的實踐性又要求他們必須迅速及時準確地判斷情況。他們在一線執法時，稍不注意就可能遇到險情，產生誤判，而若隨時保持警惕，在有價值信息很少的環境中，這種高度警惕不僅意義不大，而且這種警惕首先是自己壓垮自己。現在社會有一種道德潔癖，就是不允許街頭執法的城管和協警有任何失誤、失態、松懈，否則就隨手拍，掛網上，要求相關部門查處。這樣下去的結果將來必是用高成本來應對街頭執法，而且效果更差。

四、

一個事事認真的人，因為事事認真，就往往事事辦不好，因為每個人的時間和精力都是有限的。事事認真，往往是怕出錯，一旦怕出錯，就會更出錯。真正要辦好事情，就必須分出事情的輕重緩急，將主要精力和時間用到重要且緊急的事情上來，而對那些不重要的事情則盡可應付之。只有對次要的事情不怕出錯，敢于應付，才能集中全力去做重要的事情，做好這些重要的事情。

叫渡船的叫和半心半意的智慧恰也是說，一個任何事情都不計代價地認真的人，一個不善于對工作對象區分輕重緩急的人，一個不敢應付、做任何事情都怕出錯、擔心被人指責的人，是不可能真正做好工作的。

2013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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