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情

　　調查時，因為臨近春節，聚合村“做事務”的家庭極多，村民常常要一天送4—5個人情。所謂“做事務”，就是整酒辦事，婚喪嫁娶是一定要辦事的，此外，諸如新房落成，老人做壽，小孩出生，考學參軍等等，都要“做事務”。聚合村“做事務” 的規模也很大，剛開始聽村支書說，他兒子結婚辦了160桌酒席，大吃一驚，以為書記交接廣泛，才有如此大的酒席規模。后來知道，聚合村一個普通村民“做事務”的規模也在100桌。村民說，前幾年農村做事務的好象沒有這么多，這幾年經濟條件變好了，做事務“整酒”的也多了。尤其是新房落成，有人前一年建成第一層后做事務整了酒，現在修建第二層再整一次酒。過去做壽，一般是高齡人才做壽，現在做壽年齡越來越小。看來，在聚合村，做事務整酒是一件劃算的事情。事實也是如此，做個事務整一次酒，一般可以收1萬元多一點的人情，花費卻不超過5000元，做事務的人情收入可以有2/3的節余。正是因為有了節余，才有動力整酒。

　　做事務整酒有利可圖，整酒的名目就越來越多。試想，一對夫妻生有五個子女，陸續到了婚嫁年齡，這五個子女都會婚嫁生育，又要分別建房，這樣一來，這個多子家庭幾乎是年年有事務要做，親友鄰里因此要年年送人情。另外的家庭則可能父母年齡已高，子女尚小，雖然每年都送出去大量人情，卻已有多年無事可做。由此帶來人情的不平衡。

　　如果人情只是在一個有限的數額之內，且人們有足夠長遠的預期，則人情就是互惠，是親友之間因為婚喪大事而提供的經濟上的相互支持。雖然短期內不平衡，從長遠來看，人情則是平衡的，人情是禮尚往來的一部分。當人們預期不再長遠時，有些人家總有事務要做，年年整酒，有些人家多年沒有事務可做，因此就產生了嚴重的失衡。長期不做事務的人家感到送人情送不起了，年年整酒的人家則有了虧欠感。為了找回平衡，一些親友鼓勵那些已經多年未整酒的人家找個整酒的理由，比如本來之前六十大壽少有人做，現在也通過給父母做六十大壽來收回部分人情。本來房子只是改了個門，是個小工程，親友也可能來送禮。子女高中畢業沒有考上大學，也當作考上大學整一回酒，等等。并且，這些過去沒有的整酒名目，是親友鼓動起來的，是為了收回人情(或親友為了還回人情)，這個整酒所收人情往往比較大，甚至遠遠超出了當地常規的送人情的數額。

　　一旦新的整酒名目產生，就會逐步成為新的常規，一旦第一筆大數額的人情產生，就會提高整個人情往來中送禮的金額。最近幾年，聚合村人情越來越多，送禮的禮金越來越重。特別親近的親友，送禮數額已達千元，最高甚至有送禮一萬，較為普遍的是送1—2000元，比如兄弟姐妹家做事務整酒，兄弟姐妹送人情低于千元就會不好意思。若一對夫妻，雙方兄弟姐妹眾多，則每年送人情的錢可能就要上萬元，送人情因此成為家庭最大的負擔。也因此，聚合村有一個說話是：整酒就是整親戚。

　　顯然，當村莊社會長遠預期松動，人們越來越期待在短期內收回自己的人情時，人情就不再是過去的那種以禮尚往來為基礎，以婚喪大事為條件的互惠。這樣的人情也注定是不可能維持長久的。

　　整酒除了整親戚以外，還會整到近鄰團轉的村民身上，因為參加酒席最多的并不是親戚，而是近鄰。在聚合村，一家整酒，本村民組的所有人家都會停伙來幫助，一個村民組，大的有5、60戶，近200人，小的也有2、30戶，100多號人，全組都來幫忙。其實也無多少忙可以幫，但過去是，現在仍然是，一家做事務，則全村民組的人都到這一家吃喝，一般婚喪事要辦三天，這三天，大家都過來吃。這樣算下來，僅僅本組村民就得安排好幾十桌。

　　過來幫忙的近鄰也會上人情，只是近鄰上的人情遠低于親戚。在聚合村，目前近鄰上的人情，多的是20元，少的是10元。可以想見，全家停伙到做事務人家吃飯，且一吃就是2—3天，即使送了20元人情，這個人情錢也是不夠自己吃掉的酒菜錢。做事務整酒的人家也不可能將酒席辦得太好，太奢侈，不然就虧得太大。從聚合村目前所辦酒席的情況來看，連酒帶煙，每桌酒席最好也不超過50元/桌，主要是一個火鍋，再加三個熱菜和若干涼菜。酒席遠談不上豐盛，但可以吃飽飯。聚合村酒席簡直可以稱為“簡陋”，與我們在北方如山西調查時見到的酒席的簡陋程度有得一比。

　　正是因為酒席的“簡陋”，雖然近鄰所送人情很少，且吃喝多天，但因為親戚所送人情數額大，而可以有賺。相比之下，某些農村如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江浙等地，農村所辦酒席大都十分豐盛，一桌酒席，連酒帶煙，沒有200元是難以辦下來的。2007年到湖南衡陽農村調查，婚喪諸事，農戶所收人情一般在1萬多元，所辦酒席花費也在1萬元以上，能做到收支相抵就已相當不錯。

　　在聚合村，參加人情循環的，也如全國農村，主要包括三種人，一是親戚，二是近鄰，三是朋友。近鄰主要是同一個寨子的村民，在人民公社時期是同一個生產隊，在分田到戶后是同一個村民組。取消農業稅后，湄潭縣推行合村并組，新的村民組的規模很大，已經超出近鄰的范圍。聚合村的近鄰，并非一定是同姓同宗，而是所有同一個村民組的人都有密集人情往來。朋友主要是超出近鄰又不是親戚的存在人情往來的熟人，如同學、同行、同趣群體。聚合村的朋友，尤其是本村熟人，一次有了人情往來，就次次有了人情往來。朋友與近鄰的最大不同是，近鄰不僅要送人情，而且要幫忙。近鄰也是全家停伙而到做事務人家吃飯，而親戚朋友則是最多只吃兩頓飯就走。且親戚朋友勿需幫忙。

　　除了做事務，我們調查期間，聚合村正殺年豬，當地習慣，殺了年豬就應請近鄰吃“泡湯肉”。聚合村殺年豬的習慣可謂久遠，且年豬之肥大也頗驚人。現在一般年豬都在300斤，最肥的年豬有達到500斤，快有一頭牛那么大了。一般情況下，殺年豬后，農戶都會請近鄰團轉的村民去吃“泡湯肉”，且一吃就是兩天。吃“泡湯肉”的近鄰范圍，可能仍然是原村民組的范圍，也可能略小，一般來的人也在幾十人，要辦10多桌。吃“泡湯肉”也主要是吃肉，就是用火鍋將新鮮豬肉、豬血燉好，加上調料、白菜，再喝點燒酒。來吃泡湯肉的人雖然多，開支其實不大。村中有些十分貧困的戶，如五保戶或有殘疾的人，則每家在吃泡湯肉時都會叫上他們，雖然這些貧困戶自己殺不起豬，也不可能反過來請近鄰吃“泡湯肉”。

　　聚合村好客。我們調查期間，到了吃飯時間，無論走到哪一戶，都會招呼我們吃飯，有時實在留得熱情，我們也只好在并不熟悉的農戶家里吃飯。

　　二、熟人社會

　　聚合村當然不是現在才有人情往來，現在才做事務和整酒，也不是現在才吃“泡湯肉”，而是有傳統的。不僅是聚合村，也不只是貴州省，而是全國農村都有著以自然村、生產隊或村民組為基礎單位的人情往來，有著在生產和生活上的相互合作的傳統。這種人情上的往來，生產生活上的互助合作，就形成了結構性的力量，這種結構性的力量，我們可以稱為戶族、門子、小親族、宗族、自然村、生產隊、村民組或近鄰團轉等等。

　　這個結構性力量的出現及其持續存在，是因為它具有重要的功能，這些功能大體可以歸納為三個方面，一是解決農民生產、生活中的共同事務，二是為特定農戶提供應急幫忙，尤其是通過互惠來提供婚喪大事所急需的經濟和勞力支持，三是形成了一個基礎的感情寄托。

　　而這個結構性力量又正是通過發揮以上功能來得以維持的。這個過程中，人情往來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在鄉村社中，有三種類型的人情往來，一是親戚之間的人情往來，這是建立在嚴格的血緣關系基礎的人情往來;二是近鄰團轉的人情往來，這是建立在地緣關系基礎上的人情往來。俗話說的遠親不如近鄰，就是這個意思;三是朋友間的人情往來，這是建立在業緣或趣緣基礎上的人情往來。無論哪種人情往來，只要相互之間往來，就會形成一種持續性的關系，你來我往，但并非瞬間結清關系，而是因事而來，因事再往，相互之間有著長久的預期，有著基于事務及基于信任和感情的互動。

　　一旦相互信任，有了長遠預期，人情來往雙方的心理機制上，就有了將對方納入到自己人中的考慮，就有了站在對方立場考慮問題的角度。從而，人情往來的群體就形成了自己人的認同，或強化了自己人的認同，或維持了自己人的認同，或再生產了自己人的認同——以上用形成、強化、維持、再生產等不同詞匯，是希望說明人情往來與自己人認同之間的復雜多面的關系。

　　而一旦形成了自己人的認同，則在這個自己人的圈子內，就不再應該完全按規則、契約、法律或利益來行事，而應按照人情、面子的邏輯來行動。在這個自己人的認同中，人們既以他人的存在為自己存在的前提，正是他人的評價和認可構成了自己生命中的終極意義(榮歸故里，光宗耀祖，體面，有尊嚴等)，又以與熟人社會中的他人的相互競爭來達成自己的目標。

　　要注意的是，熟人社會與自己人認同圈還是有所不同。自己人認同，是由存在人情往來的人群所構成的認同圈子，這個圈子有兩個特點：一是圈子內的人是自己人，圈子外的人非自己人，圈內圈外有個界限;二是這個自己人的圈子在處理內部關系時，所遵循的原則(人情、面子、利他的考慮)并非只是這個圈子所承認和使用，而是一個大大超出這個自己人圈子的地方性共識。

　　享受同樣的地方性共識，并且相互熟悉的人群，構成一個熟人社會，在一個熟人社會下面，可能會有若干個相互競爭的自己人圈子，這些相互競爭的圈子之間也有交集，并非絕然分開。這樣，在一個熟人社會內部，就有了雙重的影響乃至決定人們行動的依據：一是依據是否自己人，來考慮是否站在對方立場對方角度考慮問題，二是要按熟人社會共同的規則行事，尤其是要按人情、面子規則行事。

　　熟人社會中，任何一個具有的個體都要面對兩種不同的人群劃分，一是自己人，一是自己人以外的熟人，這個并非自己人的熟人，可以稱為外人，是不同于陌生人的外人，因為這個外人與自己人都是熟人社會的成員，都共享熟人社會的規范。在這樣一種熟人社會的語境下面，通過人情往來，可以將熟人社會中的外人納入到自己人中，并按照自己人的規則來行事。在自己人的群體中，一個人卻不按對待自己人的規則行事，這個人就會被村民評價為一個“不認人”的人，“不認人”是極重要的缺點，在農村的語境下，基本上相當于沒腦子加沒良心，不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不值得交往，不值得同情，是農村的另類。

　　顯然，一個人的自己人越多，他在熟人社會中的位置就越重要，處理問題的能力就越強。如上所述，自己人的構造有三種方式，一是以血緣為基礎的親戚，二是以地緣為基礎的近鄰，三是以業緣和趣緣為基礎的朋友。無論哪種關系，都要通過人情往來將這種關系再生產出來。更重要的則是，通過人情往來，一個人不僅可以維持住既有的自己人圈子，而且可以擴大自己人的圈子。一個有錢的或有能力的人，可以通過擴大人情圈來擴大自己人的圈子，從而再生產出自己在熟人社會中的地位與權威。通過人情往來生產自己人，并因此生產出權威，對于理解熟人社會中的治理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三、通過自己人的治理

　　聚合村支書黃書記的兒子結婚辦了160桌酒席，規模巨大，不過，黃支書平常時候送人情也很多，不僅是本村民組的村民做事務，黃支書要送人情，而且全村重要的人物做重要的事務，他都要送人情。黃支書說，平常在村里工作，走到哪一家，村民都是熱情招呼，有時甚至會在村民家吃飯，若到了村民做事務的時候不送人情，就不好意思，見面也會很尷尬。

　　聚合村村主任姓劉，是2007年剛當選的新干部，之前長期在村辦小學當老師。劉主任說，他當上村干部以后，人情圈立即擴大，村干部、組長和主要群眾做事務，就必須去送人情，不然工作就不好做。而村民做事務，村干部送了10元或20元人情，村民也會覺得有面子，今后再找村民辦事，村民就會支持配合。

　　黃支書和劉主任講的送人情的道理，雖然角度不同，對于村莊治理來卻是極其重要，這個重要的核心是將熟人社會中的外人轉變為自己人，這種轉變包括三個層次：

　　最基礎的層次，是擴大基本的人情圈，參加村莊里的幾乎所有人家的重要人情往來，一旦參加人情往來，就將熟人社會中的外人變成了自己人，一旦是自己人，村民及村干部做事情，就必須“認人”，必須按照自己人的邏輯行事。當然，相對來講，村干部有雙重身份，他不僅是村莊自己人的一員，他還擔負著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務的末梢，他必須替上級完成任務。因此，村干部的行事原則，可以略略超出村莊自己人的行事邏輯，而以“公”的身份出現，這種“公”的身份，因為不是村干部為了個人利益來破壞自己人的交往規則，村民就應當可以理解，因為“那是因為政策”(村民語)，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所以村民不應該仇恨和不滿。一個村干部越是與村民之間有著密集熱烈的互動，他就越是可以通過自己人的辦法來將自己人的事情處理好，及將自上而下的任務完成好。這是“感情”加“人情”所產生的力量。這是“禮治”而非“橫暴”的政治。

　　第二個層次是與村莊中有影響的村民的人情往來。村莊中有影響的村民，如大社員之類，他們在村民中具有號召力，也往往比較關心村里的事務，他們也是村莊事務中的頂牛者。村干部若可以與這些“大社員”建立自己人的認同，這些大社員至少就不再好意思反對村干部，他們至少可以造出對村干部有利的輿論，在出現治理困境時，他們振臂一呼，事情往往就得到解決。村民小組會上和村民代表會上常常可以看到大社員與村干部之間的這種默契的互動。

　　村干部與大社員之間的人情往來要遠較與一般村民的交往為深，幾達朋友層次，可以推心置腹，常在一起喝酒。不僅是大社員個人接納村干部，而且村干部與大社員的一家都有密切交往。村干部常常主動地站在大社員的角度，為其個人事業，家庭計劃，以及各種人生難題提供建議。

　　因為農村黨員較少，黨員不僅一般出身精英，而且具有推選村干部的較大權利，村干部因此往往會主動幫黨員排憂解難，從而讓黨員將自己接納為自己人。有時候，因為黨員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來占大社員一樣的便宜，使村民感到“黨員不象黨員”。這個所象的黨員，是一心為公，具有標準形象的黨員。

　　第三個層次則是村干部之間及村干部與組長的關系。聚合村前任村支書王書記說，當書記最重要的一條是選好村民組長，且組長要由村民小組開會推選，而不是村干部指派。但一旦組長選出來，村干部就必須充分尊重和支持組長，搞好與組長的關系，調動組長的積極性。而最重要的，則是村支書要參與組長的人情圈，將組長納入自己人的一員。

　　一個優秀的村支書，一定要有足夠調動其他村干部和組長為共同事業，為搞好工作，而團結一致，齊心協力的能力。若村干部班子內部不團結，分成幾派，則村組治理就會較為困難，這個時候，各方不是按能否辦成事情及適合當地實際，而是按可以借用的法律制度來相互攻擊，或者就是都得過且過，不負責任。

　　村支書將組長和其他村干部搞好關系(玩活了)，則支書就有了較大的人格魅力，因為與村支書的個人關系，即使覺得當組長不劃算，不再愿當組長，他們也礙于“書記待我不薄”而不好意思不當。

　　因此，在鄉村社會基層的治理中，就存在著一個通過自己人的治理的機制，這種通過自己人的治理，大體包括兩個層次，一是村民組層次，這個層次，就是人民公社時期的生產隊一級，是一個熟人社會，是一個人情單位，甚至如聚合村一樣，是一個“做事務”的相互幫忙的單位。在這個熟人社會，所有人低頭不見抬頭見，相互極為熟悉與親密，年年都有相互走動，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全部擬親化，即無論是否同姓同宗都按一個確定的輩份相互稱呼。也因此，村民組這個熟人社會的層次，不僅信息透明，而且規則是按自己人來設置，是講情講理，而非講利講力的單位。這個熟人社會中，村民推選出來的組長按照處理家庭事務的規則來處理村民組的各項事務，以對自己人的方式來完成有時頗為難辦的上級安排下來的任務。

　　而在村委會一級，因此村莊規模一般較大，一個人很難參與這么大規模的人情往來，也因此，雖然村委會也是熟人社會，但這是不同于自己人特征明顯的村民組一級的社會，在這樣一個層次，利與力的因素就可能起到作用。外部規則比如法律規定、政策安排也有了發揮作用的地方。

　　雖然在村委會一級，一般村民之間不可能全都有人情往來，但村干部卻需要通過人情往來來獲得村民的自己人認同，尤其是每個村民組的大社員、精英、有影響和實力的人物，村干部一定要通過各種方式來建立交往，并因此納入到自己人的認同中，而一旦村莊中的精英(這個潛在的挑戰者)有了自己人的認同，村莊的各項事務就容易辦理。因此，村級治理中，通過擴大人情往來，通過在一起喝酒暢談，甚至通過在一起打麻將，而將村莊中的精英分子納入到自己人，并因此有效治理村莊，是一種常規的技術。

　　村莊中的人情往來單位不能太小，太小辦不起事情，太小的人情單位，只能劃較少的人為自己人，自己人少，生產生活中所需要的互助就提供不了。但這個單位又不能太大，太大，不僅時間、精力和經濟難以承受，而且內聚力會降低。辦事情人多，效率降低，事情也難辦好。這就是陜西關中出現戶族、華北出現門子，而湖北、貴州等地村民組重要的原因。

　　熟人社會有相對穩定的結構與規模。首先是一個以自己人為主，擬親化特點明顯，具有密切的人情往來的熟人社會內部的治理，其次是村干部利用熟人社會進行治理。這兩層共同構造了中國農村的基層治理秩序。在傳統時代，這種治理也有一個雙重結構，即以鄉紳為主的自治，和以保甲為輔的稅賦管理體系。鄉紳一方面與國家大傳統相聯，一方面又是農村熟人社會的一員，是地方性共識的承擔者。在傳統社會，因為社會相對穩定，國家對社會的塑造和緩，傳統社會內生秩序占絕對優勢，這種情況下面，鄉紳為主的治理就相對有效。

　　近代以來，國家對農村的提取快速增加，且外生的現代性因素快速向農村滲透，構成傳統社會秩序的大部分力量瓦解。這個過程中，農村社會內部的熟人社會，及通過自己人的治理邏輯，仍然保留下來，且正是通過這個熟人社會的自己人治理，現代性快速進入鄉村，典型是人民公社時期“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生產隊，社隊干部既是熟人社會一員，又是外部現代性伸入到村莊的結構性力量。甚至到了當前的中國，村組干部仍然是利用自己人治理的邏輯充分國家與農民的中介，并托起了整個中國治理體系的構架。

　　四、熟人社會的治理

　　以上講通過自己人的治理，是講熟人社會治理與互動的規則。除了規則以外，從信息方面看，熟人社會因為村民之間相互熟悉，每個人的“精神面貌和思想狀況”(聚合村前支書用語)，大家都相互子解。內部信息的透明度極高，村莊社會實行內部人管理，比如生產隊長和村民組長都是非脫產干部，這樣的管理成本就很低，管理效率就十分地高。

　　熟人社會的治理，除了信息透明度高以外，還有兩個重要特點，一是以情動人。村民之間及村組干部解決村里的矛盾，往往會以情動人，所謂“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二是充分采用舉例說明的辦法。舉例說明，是以村民都知道的身邊發生過的事例，來說服教育村民，所謂比長比短，這是一種通過形象思維，而非邏輯推理，是通過講理，調動感情，而不是通過講法律規則，調動程序正義，甚至不是講理，即不是講邏輯和程序的道理，而是講實質正義來打動人，同時來調動熟人社會的其他人。因為充滿感情，舉例又很生動，就可以讓所有人的“感情起變化”，就可以有效地解決熟人社會的矛盾。

　　因為村民組這樣的熟人社會內部極為熟悉，其內部的信息交換成本極低，生活在這個熟人社會中的組長或村民代表幾乎是不花費專門的時間與精力，就可以將這個熟人社會的各方面信息搜集上來，又有能力將自上而下的各種信息低成本地傳遞下來。而一旦超過村民組這樣的熟人社會，信息搜集成本和傳遞成本都會急劇上升。管理方式也發生質變，由之前的自己人的內部管理，人情、面子基礎上的管理，以打比方講道理(這個道理不是法律而是地方性共識)為基礎的管理，變成了帶有科層特點，以利益為基礎的管理，及正式制度安排為基礎的高成本的管理。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管理模式。

　　村民組這個以密集人情互動為基礎的熟人社會，對于農民人生意義的再生產，對于農村基礎公共品建設，對于鄉村治理和國家低成本高效率的基礎行政能力建設，都極為重要。因為中國一向缺少超越性信仰，熟人社會對農民人生意義的塑造極為重要。同時，村民組這個熟人社會也是國家滲透進入農村的基本抓手，是農民人生意義建設的核心是農民人生意義的歸屬，是建設國家基礎性權力的基本條件、基本方面和基本著手處。

　　而在以密集人情交往為基礎的熟人社會的村民組，村民組的治理成本較低，村民組長幾乎不用專門花費時間來搜集信息，就對所有事務了如指掌，且在自己人的社會中，當組長是一種榮譽性職務，是村民的信任，因此，組長的報酬多少不重要。但若村民組合并超出自己人的范圍，信息成本驟增，當組長頗費事，則村民組長的報酬即使比較高，也無人愿干。聚合村在2005年并組，將以前三到五個村民組合并為一個村民組，之前每個組長一年報酬是80元，還有人愿干，現在組長報酬升到360元，卻無人愿干了。

　　五、結語

　　人民公社制度之所以可以穩定20多年，且具有相當效率，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1962年制定的《人民公社60條》確立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原則，可以說，正是“隊為基礎”，使人民公社制度適合了中國當時農村的實際，并使人民公社發揮了巨大的歷史作用。

　　人民公社時期的隊，就是當前的村民組，就是過去的自然村，是一個內部具有密集的生產、生活互助與人情往來的熟人社會，是擬親化(若同宗的話，就是血宗而非擬親)的自己人社會。正是生產隊，向下可以有效率地將農村社會組織起來，向上可以與現代性的國家權力對接。可以這樣說，正是找到了生產隊這個基礎性的裝置，人民公社才成為一個有效率的構造，中國城市才能有效率地從農村提取資源，中國現代化的飛躍才能完成。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生產隊具有極為重大的意義。

　　當前中國社會正在發生前所未有的巨變，這個巨變是從中國農村基礎性的社會結構(如家庭結構等)到農民人生意義的巨變。在中國仍有九億農民的背景下面，我們必須找到一個有力的基礎性的裝置，以向下可以組織社會，向上可以勾連國家，這個基礎性的裝置就是村委會和村民小組這個熟人社會及其內在的二重構造。按政策語言，就是要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加強基層組織能力建設。如何加強?在哪一層次加強?中國當前農村基層的村組二級構造為我們政策提供了基本的方向。而取消農業稅后，一些地方(如貴州)大規模合村并組，一些地方取消村民組長，這些做法的目的是要降低行政成本，但這種做法的后果是將國家行政力量撤出了熟人社會。在傳統的較少變化的社會，也許靠社會內生力量就可以解決農村社會內部的問題及處理好國家與農民的關系。在快速變動，甚至農民價值觀都在巨變的時代，國家行政力量撤出的后果將會極其嚴重。

　　六、余論

　　聚合村村干部通過擴大人情圈以建構自己人來進行治理的策略，是我所稱中部地區農村普遍存在的情況。中部地區往往是村莊歷史不是很長，傳統比較薄弱，農民原子化程度比較高的地區(關于中部農村、南方農村、北方農村的區分的討論，可見賀雪峰：《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山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這樣的地區，因為傳統的血緣關系并不是僵硬的邊界，農民可以通過實踐的努力來重新建構新的(往往也是不很穩定的)自己人關系。這就為村干部通過擴大人情圈來提高治理能力提供了可能。相對說來，南方宗族性村莊，血緣關系作為村莊主導性的關系力量，使得村干部很難通過主動建構自己人的擴大的人情圈，來提高治理村莊的能力。北方小親族力量占主導地位的村莊，因為小親族組織在村級治理和村莊生活中起作用，同樣也使村干部很難通過擴大人情圈來提高治理能力。北方農村與南方農村的差異是，北方農村的小親族組織規模往往比較小，一個村莊往往會有若干個相互競爭的小親族組織，這些相互競爭的小親族組織邊界清晰，村莊治理是通過不同的小親族組織之間達成妥協而獲得共贏，或者村莊陷入復雜的派性斗爭。因此，在北方農村，不同小親族及作為代表的村莊精英之間的合縱連橫就十分普遍。南方農村的宗族組織規模往往很大，一個村莊就是一個宗族，村干部治理村莊的邏輯往往要服務于宗族內部的邏輯，村莊內的合縱連橫沒有空間，村莊精英相對傳統。

　　換句話說，通過擴大人情圈來提高治理能力的策略，更是中部原子化農村地區村干部樂于采用的策略。但即使如此，目前在聚合村以及其他中部農村出現的脫離互惠和長遠預期基礎的人情的泛濫，可能導致農村人情的本來意義的喪失，并且可能導致農村人情不可持續。如此一來，村干部通過擴大人情圈來建構自己人從而提高治理村莊能力的策略也就再無憑借可依。

　　2009年1日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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