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到賀雪峰教授的一篇文章《土地確權是萬能的嗎?——與厲以寧教授商榷》。賀教授是著名三農專家，小農經濟學的代表人物，近年來針對愈演愈烈的“資本下鄉”主導的土地流轉和城鎮化政策進行了全方位的剖析批判，體現了一名有良知的學者務實而負責任的精神，本人深為敬佩。據我所知，賀教授就三農問題寫文章與厲大教授商榷不止一次，賀教授為何要如此頻繁地與厲大教授商榷呢?因為厲大教授不僅是資本下鄉城鎮化政策的倡導者和推動者，而且用賀教授的話說是一位“權高位重，對政策影響極大”的特殊人物，實際上大家都知道，厲大教授具有一言興邦、一言亂邦的“國師”地位。如此而來，賀教授縱然學富五車、才高八斗，在厲大教授面前也只有謙虛的“商榷”，像我等無知無識草民，在賀教授面前就更只能“商榷”了。

　　我認為賀教授在文中批駁厲大教授提出的土地確權“四大好處”，一條條抽絲剝繭，有理有據，占盡公理，直批得厲大教授體無完膚。可見，一個人學問水平，并不在于年高、也不在于資歷，更不在于位尊權重。然而，我總在懷疑，憑厲大教授政學商界混了這么多年，貴為國師，不至于犯這樣的低級錯誤，讓人抓住辮子，受一頓狠批，其中必有因由。而賀教授一片至誠至恭的“商榷”之情，怕也是要落空了。我雖然一向如賀教授般以良好的愿望去揣度人，嘆惜好心辦了壞事，但有一類人卻是本意要辦成壞事的。于他們的本意來說，這豈是壞事，而特特是大大的好事。或許如賀教授、如我與厲大教授根本不是站在一條線上，賀教授認為的壞事，恰恰是厲大教授認為的好事呢?國企改革，一面是化公為私造就億萬富翁，一面是千百萬工人下崗流離失所，不也有人認為是大大的好事嗎?新“三座大山”，一面壓得普遍老百姓透不過氣，上不起學、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一面讓各色資本家賺了過盆滿缽滿，興高采烈，同樣不也有人認為是大大的好事嗎?甚至于人見人恨的腐敗，更有人認為是改革的“潤滑劑”而大唱贊歌嗎?可見，立場決定態度，賀教授站在小農立場說話，而厲大教授正要為資本精英站臺，這種“商榷”豈不是如同雞與鴨說話。

　　厲大教授一行到浙江杭州、嘉興、湖州三個市做調查，所到之處都是“土地確權”形勢一片大好，不是小好。按賀教授善意的揣測，必是厲大教授受了蒙騙，造成誤判，才亂發言，謬論迭出。須知不是厲大教授有多么地單純容易受騙，而是下面早就摸透了上面的心思，正是上有所好，下必有應。當年的小崗村不這樣的嗎?創造出“一包就靈”的神話，至今還成為某些人反對集體化人民公社的“利劍”，可笑某些人就是相信謊言重復一萬遍就能變為真理。今天的所謂“土地確權”實質上是往土地私有化道上更邁進一步而已，當然他們就會與時俱進地創造出“一包就靈”的升級版“一確有靈”，其實人們看得很清楚，他們最后要表達的不過是“一私就靈”而已。善良的賀教授可看清楚了。

　　所以我的商榷也就很清楚了，站在小農立場的賀教授與站在資本家立場的厲大教授的商榷實在值得“商榷”。現實不正是這樣嗎?無論農村的土地流轉城鎮化發展，還是國企混合經濟改革，都貫穿著一條為資本擴張服務的私有化黑線，其中何曾見到普遍農民、工人勞動者利益訴求的體現，有的只是各色資本家血花花的紅利。

　　在“憂國憂民”的國師眼里，其“國”和“民”與賀教授以及絕大數群眾眼里的“國”和“民”絕對不是一個概念，也絕不會成為賀教授心目中引為的同道，而茅于軾、吳敬璉這些人也許恰恰是他親愛的同志。盡管這些人經常滿嘴跑火車，你說人家這個不靠譜，那個不靠譜，興許人家正嘲笑你才是真正的不靠譜呢?因此，賀教授大可不必為謬論廣傳而擔心，多少年來，像這樣的謬論還少嗎?而誰又敢說是謬論，即使有人在一旁喋喋不休，他們也會以“人言不足恤”的氣魄，甩開膀子按照早已計劃好的頂層設計一步步干下去的。然而某些人要記住的是，當年指鹿為馬的趙高不也是以“國師”的尊貴身份，指導二世胡亥進行秦朝的改革大業嗎?最后不也落得個國破人亡的下場，歷史興衰成敗不可不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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