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每日電訊記者王京雪

　　自2008年秋天“沖擊巨大”的那次田野調查后,五六年間,走過湖北、湖南、江蘇、浙江、山東、山西、河北、河南、江西、貴州十幾個省幾十個村子,拿著駐村調查400多天所得數據,武漢大學社會學系的年輕講師劉燕舞畫出了一根折線。

　　他指著這根節節攀高的上行線條,解釋其含義:1980年代至今,在農村,老人自殺率越來越高,情況還在惡化。

　　惡化的一個體現是,部分地區,農村老人自殺開始被視為正常,甚至合理。

　　這里的老人有三個兒子:藥兒子,繩兒子,水兒子

　　多年過去,劉燕舞仍清晰記得2008年秋的那個正午。

　　當時,他還在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讀博。國慶前后,中心40來個師生分成10支小隊進駐湖北京山縣10個村子調研。

　　正午時分,劉燕舞跟村里幾個老人一起蹲在樹蔭下乘涼,有媳婦路過,抬眼瞟見公公,“罵狗一樣”順口罵了“個狗日的死又不死”的“老不死”幾句,聲音洪亮。

　　老人們樂呵呵地目送女人走過,目送村里的狗跑過。一人開口調侃:“人老了不如狗,你看你媳婦。”被罵的輕快回嘴:“你能比我好到哪?”

　　先開腔的老人愛說愛笑,7年來一直和腿腳不便的妻子住在嚴重漏雨、傾斜,隨時可能坍塌的土坯房里,他語帶驕傲地跟劉燕舞提起爭氣的兒子們,大兒子在鎮里工作,小兒子在外打工,一個鎮上有樓房,一個村里有樓房。

　　距他家不遠,緊貼豬圈的窄小閑屋中住著個村干部的母親,往前沒幾步,是村干部家的小白樓,窗幾明亮。

　　成長于湖南平江一個頗重孝道的村子,眼前的一切讓劉燕舞匪夷所思。他說起自己家鄉,媳婦這樣罵公公一定會被譴責,“這說明你們那里還沒解放啊”,愛說笑的老頭子手指劉燕舞一行中的女生,“婦女同志還要回去繼續革命!”樹蔭下,老人們哈哈大笑。

　　這個風趣的老者還告訴劉燕舞,“我們這的老人都有三個兒子”,看出年輕訪客的疑惑,他繼續說:“藥兒子(農藥),繩兒子(上吊),水兒子(投水),這三個兒子最可靠。”

　　2008年的京山調查,讓劉燕舞開始關注作為邊緣人群的農村老人生存狀況。駐村調查半月中,有村子發生了3起老人自殺事件,調查者們進而發現,各村老人自殺率都高得驚人,30%是保守數字。

　　有村民說京山老人自殺還不算嚴重,讓劉燕舞去應城看看,說那里有個老人要自殺,還怕子女不埋他,自己挖了個坑,躺在里面邊喝藥邊扒土。2011年,劉燕舞特地去應城,并沒找到這則傳聞的源頭,但不止一個農民跟他說:“這些年,村里老人就沒有正常死的。”

　　最讓劉燕舞震驚的,是老人自殺后村莊的平靜,和人們講述自殺老人時的談笑風生,似乎死亡無可畏懼,自殺是樁喜劇。

　　有婦女回憶投水自盡的親家,說她幫著在水塘里推了尸體。她用手作出推滾的動作,帶著好玩的語氣,繪聲繪色地描述如何在水面上,滾球一樣把尸體推上岸。

　　有長子語氣坦然地聊起老母親的死。因慢性病臥床的老人向他和來探望的弟弟抱怨,小兒子甩出一句:“你煩么子啦?疼么子啦?屋里又不是沒藥,吞兩口不得了?”說完就走,他一聲不吭地起身去送,等回屋,母親已喝完一整瓶農藥。

　　“那怎么辦?讓我弟也去死?我媽反正遲早要死,順條道嗎。”劉燕舞猛拍了下腿,“順條道,他們就這個態度。你反正70多了,也有病,少活兩年沒什么大不了。”

　　“一些事你都說不清楚。兄弟倆都知道屋里就放著農藥,說完那種話,留老人自己在屋里……”劉燕舞說,另一些老人自殺案例中,有更多說不清的事,比如癱瘓在床的老人怎么拿到的農藥。

　　在京山、應城等地,無論是什么導致老人自殺,都罕有關注。子女不會自責,村民不會譴責,太陽升起,一切照舊。對老人來說,自殺不是反抗,只是解脫,因為他們的死靜如死水。

　　孝,依然被視為美德,但不孝,也可以被認可。

　　嘆了口氣,劉燕舞想起剛開始這項研究時的感受,“有股想逃離的感覺,就覺得這個世界不屬于我。”再嘆口氣,“很多故事讓你啼笑皆非,但都很悲慘。有老夫妻約著一起喝藥,有的真一起喝了,有的老頭子喝完,老太婆想了想,說你喝了,剩我一個孤苦伶仃的,兒子們應該會管我了吧?我就不喝了。”

　　不是簡單的道德問題或經濟問題

　　農村老人自殺的嚴峻局勢僅限于京山或應城嗎?跑了一個又一個地方,劉燕舞的結論并不樂觀。盡管不同地域的村莊情況不同,但農村老人地位之邊緣、生活質量之堪憂,卻是普遍存在的現實。

　　“我在全國跑的感覺是,隨著現代性的侵入,雖然嚴重程度不同,各地農村都在向京山、應城的方向靠,包括我的老家。京山的今天可能是很多地方的明天。”

　　劉燕舞承認,2008年接觸這一課題伊始,自己有很強的道德情緒,容易從孝道淪喪、倫理危機的角度去思考。隨著調查的深入,他愈發明白,不是人們的道德水準變低,也不是某些地區的人品德更壞,泛道德化的粗暴批判對現狀毫無助益,只會遮蔽問題所在。

　　“社會變遷落實在每個人身上,一定是在家庭這種非常小的空間里反映最深刻。”微觀的代際關系變化背后,是30年來,現代化進村和市場關系確立的宏大社會變革。

　　過去,老人擁有絕對權威;1949年后,一系列宗法制度文化作為封建糟粕被掃除,國家和集體承接了主要的醫療和養老責任;其后,2009年新農保開始試點前的近30年里,國家和集體退出農村養老,老人回歸家庭,但靠子女養老的環境早不存在。

　　2012年,劉燕舞的師兄楊華去京山農村回訪,回來后,講了這樣一個故事:醫院給老人下了病危通知單,在外打工的兒子請了7天假回家,兩三天過去,發現父親沒有要死的跡象,這個兒子就問父親:“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就請了7天假,是把做喪事的時間都算進來的。”老人隨后自殺,兒子趕在7天內辦完喪事,回城繼續打工。

　　“現代性講究市場理性,講究競爭,看重核心家庭的利益最大化。”當農民之間、甚至一家子的父子、兄弟間都開始按市場的思維方式處理關系,人們開始算賬。

　　不止一個村子,不止一位媳婦跟劉燕舞講過給老人治病的賬怎么算:假如花3萬治好病,老人能活10年,一年做農活收入3000塊,那治病就是劃算的;或者活個七八年,就也不太虧本;但要是治好病也活不了幾年,就不值得去治。

　　但經濟因素也無法解釋老人的自殺。仍以京山為例,這里的經濟水平在全國農村里算中等偏上,老人的生存狀況卻比一些經濟水平低的地區更惡劣。

　　“現在不是簡單地去談孝道的時候,而要探討已經到了這地步,該做些什么?只宣泄情緒,批判完了就完,只會讓社會和國家忽視該承擔的責任。”劉燕舞說。

　　代際關系中的“剝削模式”

　　社會學家費孝通將中國和西方的家庭模式總結為“反饋模式”和“接力模式”。反饋模式下,上一代撫育下一代,下一代贍養上一代;接力模式下,上一代撫育下一代到子女成年,下一代沒有贍養義務。

　　學者李銀河認為,兩個模式間不是中西方文化的區別,而是農業文化與現代工業文化的區別。她預測中國家庭將從城市開始,由反饋模式轉為富有個人主義的接力模式。但做出這一判斷十幾年后,2011年,她在5個城市調查發現,這一轉向仍未實現。

　　家庭模式的變化,在農村似乎比在城市更激烈。劉燕舞提出,當前代際關系中出現了一種異于反饋和接力的“剝削模式”。

　　自殺的老人們年輕時曾拼死拼活撫育子女,幫他們蓋房結婚看孩子,但喪失勞動能力后,無論是物質或情感上,他們的所得都少得可憐。雙向反饋變成單向剝削,被榨干所有價值后,老人就變得一無是處。

　　劉燕舞見過一個80歲的老人,寫了筆好字,逢年過節去鎮上賣春聯,賺點小錢打麻將,兒子認為比起打麻將,父親更該把錢給自己,為此暴打父親。同村另一個86歲、身體健朗的老翁,平日種田收入除自己吃的,都給了兒子,只是愛喝點小酒。兒子媳婦認為老人這么大年紀還花錢喝酒,不把錢省給孩子,很不替子女著想,一個正月初一,老人喝酒后又被兒子媳婦痛罵,喝藥自盡。

　　學者孫立平曾在分析黑磚窯事件時,提出“底層的淪喪”,認為不同于人們印象中一端是有錢無德的富人,一端是樸實勤勞的窮人的情況,窮人禍害窮人、弱者欺凌弱者可能會更為殘忍,因為弱者沒有資源,只能向更弱者抽刀。劉燕舞贊同這一解釋,農民整體都是弱勢群體,其中的老人更是弱勢中的弱勢。

　　在剝削模式大行其道的村子,老人自殺甚至成了風氣和秩序,是心疼子女的表現。

　　一面因得不到子女回報悲傷,一面又體諒子女負擔的沉重,代際關系里,父母對孩子的期待越來越少,中年農民開始買商業保險,不再指望養兒防老,年輕村民生育愿望極低……

　　一個老家在京山、將母親接在城里的朋友告訴劉燕舞,他媽媽掛嘴邊的一句話是“我老了你不用擔心,我有我的辦法。”朋友說每次聽到這話都背脊發涼。

　　沒本事賺錢,不能幫子女忙,甚至有病,拖累子女,那還活著干嗎?

　　貌似合理的邏輯下,老人的生命價值被瓦解,“實際是消解了生命本身的意義,長遠看,誰都得不到好處。”劉燕舞感嘆,“人人都只為自己而活的時候,一定是很孤單的。個人去面對龐大的市場時,任何一個風險都可能把你打垮,最終,無論老人或總要變老的年輕人,都有自殺的可能,無人幸免。”

　　脫敏脫麻,救命要緊

　　據劉燕舞統計,農村老人自殺最主要的直接原因是生存困難,例如失去勞動能力后得不到子女照顧,吃不上飯,其次是擺脫疾病的痛苦,兩者合計逾直接死因的60%,之后是些情感問題。

　　“換句話說,要減少老年人非正常死亡,就要解決三個問題:不餓死,不病死,不寂寞死。”只靠個人,這很困難,只靠國家,同樣不行。

　　劉燕舞建議,緩解當前矛盾可以考慮搞半市場半國家的居家養老,“純粹市場化,子女不愿負擔這個錢,純粹國家化,以我們13億的人口總量,國家負擔不起”;還可以細化養老和醫療保障,給70歲以上,尤其是失能、半失能的高齡老人更大的支持力度。

　　“要治本還是要給農村和鄉土文化存在的合法性。社會要重建,國家要回來。”

　　劉燕舞記得幾年前,增設清明節為法定假日給鄉村帶來的微妙影響,“真的有不少農民會回家祭祖,說你看,國家都覺得這事重要,我們不能那么不當回事。要告訴農民一些做法是錯誤的,國家和個人都要承擔起自己的那塊責任。”

　　國家的角色舉足輕重。2011年,在應城調查時,新農保還沒鋪到當地。老人們問劉燕舞新農保會不會輪到自己村子,得到肯定回答,不少老人說那就先不自殺了,再挺兩年。

　　有了協會,村里自殺的老人少了

　　近十年來,華中科技大學教授賀雪峰在湖北洪湖、荊門等地,陸續發起、成立了4個老年人協會。建老年活動中心,給老人們自己的地盤,讓他們自發推選會長和理事,平時村里有老人過八十大壽,協會去送塊長壽匾,有老人病了,協會去看望,有老人過世,協會去送花圈……據當地老人說,有了協會,村里自殺的老人少了。

　　“這個做好了真的可行,成本也不高。”華科大社會學系的博士生王海娟說,她在各地調查時,發現不少村子受命組建老年人協會,實際只是掛了塊牌子,沒有活動場所,也沒有組織。

　　研究了6年農村老人自殺,劉燕舞最大的希望是這一問題能引起關注,脫敏脫麻。

　　常有人跟他說老人自殺的話題太敏感,“可實事求是,問題就在那里,救命要緊。”有人從功利角度,認為老人的生命對社會價值不大,自殺不算問題,頂多是社會結構調整中的一代犧牲品,劉燕舞還是那句話“人都會老。”

　　去年,劉燕舞以《農村老年人自殺的社會學研究》的自選題申報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經批準立項,這給了他很大鼓勵,“我沒想到真能立項,國家撥經費讓你去研究,說明對這個問題有所重視。”

　　父親是家中老幺,作為小孫子,劉燕舞打小備受爺爺奶奶疼愛,在他上大學時,老人相繼過世,“有時候,我有種奇怪的感情。”他語氣平緩地敘述自2008年以來,一直關注農村老人自殺的動力,“就覺得全國的老人都應該活得舒服些,能從容幸福地面對死亡,能走得有尊嚴點,而不是采用非常規的手段,那太悲涼了。人與人之間,至少家庭內部要有些溫情吧?不要真像馬克思講的那樣,家庭關系溫情脈脈的面紗背后是赤裸裸的金錢關系,這不是中國發展的方向,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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