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因為對國情和農情的判斷不同，當前中國學界和政策部門在三農領域已經形成了觀點對立、主張迥異的兩派，派主張其中一在當前中國快速工業化、信息化和城市化背景下，加快農村改革，在土地制度、戶籍制度、農業基本經營制度、財政支農政策各方面同時推進徹底改革，以在短時期保持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實現快速城市化，并最終將中國由一個中等收入國家變成與歐美日并駕齊驅的發達國家。這種主張認為，制約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和造成當前三農問題的關鍵癥結都主要是體制問題，因此，唯有徹底改革體制，中國才能真正實現快速崛起。

　　這一派尤其強調城市與農村的一體性，相信市場的力量，認同頂級設計的重要，認為改革的基本辦法就是要改變所有阻礙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從而防礙資源有效配置的各種體制和機制，實行由市場起決定作用的制度藍圖。這一派在三農領域中的典型表現是認為，隨著農民的快速進城，農村人口越來越少，目前靠中老年人種田不可能解決糧食安全問題，農業必須現代化。推進農村土地流轉、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現代農業迫在眉睫，國家的財政支農政策應當重點支持和扶持現代農業，因此，這一派又可以稱作“現代農業派”，又因為“現代農業派”對當前農業基本體制乃至當前中國基本社會制度持負面批判態度，認為現行體制和制度是防礙中國快速現代化的主要障礙，這一派又可稱作“激進派”。“現代農業派”或“激進派”是當前三農領域的主流派別。無論是媒體還是政策實踐當前主要受此派影響。

　　與“現代農業派”或“激進派”相對立的是“小農經濟派”或“保守派”。“小農經濟派”認為，中國是一個有13億人口其中9億是農民的發展中大國，之所以說是9億農民，是因為進城務工經商的2億多農民工雖然被統計為城市人口，但這些農民工的大多數顯然還缺少在城市體面安居的穩定就業與收入條件。而之所以農民工缺少在城市體面安居的穩定就業機會，是與當前中國選擇的出口導向發展戰略及當前中國經濟成長階段相關的，或受此決定的。在中國只有歐美日人均10%的GDP且中國產業仍然集中在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業的國情下面，城市不可能為大多數進城農民工提供在城市體面安居的就業與收入條件，國家也不可能為多數無法在城市體面安居的農民工提供有效的進城保障。

　　“小農經濟派”認為：當前中國城鄉二元結構從某種意義上變成了一個可以保護進城失敗農民返鄉的結構

　　正是基于以上認識，“小農經濟派”認識到，當前中國城鄉二元結構從某種意義上變成了一個可以保護進城失敗農民返鄉的結構，正是城鄉二元結構限制了城市資本下鄉，并使進城失敗的農民可以返鄉住自己的房子種自己的田，找到自己的歸宿與生活。城鄉二元結構甚至在過去30年、當下乃至未來相當長一個時期都可以發揮十分積極的作用，比如當前中國農村普遍存在的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家計模式，使一個農民家庭年老父母務農獲得農業收入，年輕子女進城務工獲得工資性收入，而農村自給自足的經濟又使農村生活費用比較低，一個農民家庭因為可以同時有農業收入和工資性收入，農村生活費用又比較低，這個農民家庭經濟上就較有節余，生活就相對寬裕，幸福指數就比較高。

　　“小農經濟派”因此認為，當前中國農村的小農經濟及與此相關的基本制度安排不僅沒有阻礙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而且正是小農經濟為中國現代化提供了穩定器和蓄水池。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之所以可以創造經濟快速發展的世界奇跡，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恰是小農經濟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大量廉價勞動力，而中國之所以可以保持發展中的穩定，也得拜小農經濟之所賜。

　　在“小農經濟派”看來，城市與農村的關系，是發展極與穩定器的關系，是創新與秩序的關系，城鄉之間，一動一靜、一快一慢、一陽一陰，相互補充、相互支持、相反相承。基于這樣一種認識，“小農經濟派”認為，正是現行農村基本制度創造了過去30年中國現代化的奇跡，現行農村基本制度也將是未來30年中國可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制度紅利。堅持現行農村基本制度并完善其中需要與時俱進的部分，是當前三農領域中應當堅守的基本路線。“小農經濟派”因此也可以稱作“保守派”。

　　二、

　　“小農經濟派”并非不認為當前三農領域存在若干需要解決的問題，比如農民收入問題、財政支農問題、農村治理問題、農村空心化問題、留守問題、農業生產問題等等。但是，“小農經濟派”認為，有兩類不同性質的三農問題，一類問題是在中國現代化和城市化進程中必然會出現的問題，這些問題要面對但難解決，也不一定要解決。核心是要緩解這些問題。最終解決問題來自中國經濟成長和產業升級。還有一類問題是因為政策失誤造成的問題，這些問題應當盡可能直面并想辦法解決。

　　“小農經濟派”反對浪漫化的想象，不許諾可以在短時期通過制度設計和政策改變來徹底解決三農問題，“小農經濟派”因此不會刻意刻畫農民的苦難，而是希望實事求是地理解農民的處境，理解他們的生產生活秩序，理解他們的所期所盼所思所想。

　　“小農經濟派”因此特別注意從小農處境來完善農村政策與制度設計。正是從小農立場出發的制度設計可以改善小農處境。立足小農仍將長期存在來設計三農政策，三農政策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服務小農。立足盡快消滅小農來設計政策，小農的處境就只可能越來越糟糕。當前正在推進的三農領域的相當部分激進制度設計正是立足于迅速地消滅小農，而以發展現代農業作為主要政策目標，這樣的政策和制度設計就可能人為造成三農領域的問題。

　　“小農經濟派”不僅將三農問題放置在中國整體發展階段的格局下面來予認識，而且將“三農”作為一個整體來予認識。在“小農經濟派”的視野中，不僅有農業，而且更重要的是農民，而且農民是生活在村莊這個他們祖祖輩輩子生存的熟人社會中的。正是從農業、農村和農民三位一體的視角看問題，“小農經濟派”就不只是看到冷冰冰的糧食安全、農民收入、城市化率等等數據，而是看到了有血有肉有愛有恨的生活，看到了熟人社會關系網絡所給予農民在生產生活上的支持，看到了農民在農家小院生活的安閑自在，看到了農民有家時的安全感和歸屬感，當然也看到了類似藝術和娛樂的農民自給自足經濟。總之是試圖將農民當作活生生的人來看待。

　　在“小農經濟派”看來，當前輿論中關于三農問題的大多數認識都存在誤區。比如誰來養活中國的問題，似乎當前主要依靠老年農民種田，糧食產量肯定比規模農業產量低，中國糧食不能養活自己。實際上，當前中國農村仍然有接近3億農業勞動力，勞均耕地不足10畝，精耕細作的農業使中國耕地具有遠高于世界平均的糧食單產，這正是中國以占世界7%的耕地養活占世界20%人口的原因。幾乎所有規模經營的糧食產量都不如小農經濟。至于將來誰來種田?進城失敗的農民工，他們返鄉自然愿意種田，而愿意返鄉而不愿呆在城市貧民窟的農民數量，在未來相當長時期都一定是數以億計的龐大規模。再比如農民收入問題。輿論都說農民種田不能致富，問題是種田至少可以解決溫飽問題。要讓農民與城市中產階級比，農民的處境比較差，但若與城市貧民窟生活比，農村生活要體面而有尊嚴得多。還比如農產品安全問題，小農經濟難以監管，農產品品質容易出現問題。但是，農產品安全有兩個不同標準，一個是按后現代標準講的食品安全，而在當前中國現階段，中國首要的農產品安全是糧食安全，是要養活自己。小農經濟在養活中國自己方面的能力超強。

　　三、

　　因為對國情和農情的不同認識，當前，在中國三農領域形成的“現代農業派”和“小農經濟派”的不同主張會影響到三農政策和制度設計上。而三農政策和制度設計又會反過來影響國情與農情，尤其是制度設計和實踐會形成路徑依賴。

　　究竟當前中國三農政策是應當以發展現代農業為目標，還是以服務小農經濟為中心，涉及到自上而下的財政政策、組織體制、基本農業制度和農村制度安排以及話語體系。當前三農領域正在進行的政策實踐大多受到“現代農業派”的深刻影響，這些政策實踐已開始在一些地方顯現惡果。

　　從路線高度開展三農政策與制度的辯論已是刻不容緩了!

　　2014年4月9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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