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當前對三農政策具有重要影響的話語有兩種不同類型，一種是實踐理性，一種是道德理性。實踐理性關心真相，道德理性關心立場。前文講的是實踐理性，而當前影響三農政策的還是一個重要方面是道德理性，即是否為農民講話的問題。

　　一般來講，整個社會都有共識，就是農民不僅是中國最大多數(shù)的人口，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所作犧牲最大，在當前也處在社會底層，是中國社會的弱勢群體。這個意義上講，站在農民立場上講話，就是站在弱勢群體一邊，在現(xiàn)代社會，這樣的站位本身就具有正義性。沒有農民的現(xiàn)代化就沒有中國的現(xiàn)代化，沒有農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國人民的小康。只有讓占中國人口大多數(shù)的農民有出路，有前途，中國現(xiàn)代化才可能實現(xiàn)，民族復興才有希望。

　　既然農民是弱勢群體，站在農民立場上講話就不會錯，為農民說話就不會錯。這樣一來，就可能出現(xiàn)決策中不分輕重緩急，輿論中不分是非對錯，一律以立場站隊的問題。更重要的是，當前中國社會已經高度分化，誰是農民已不是那么容易區(qū)分，站在農民一邊，保衛(wèi)農民利益，可能恰恰是保護了強勢農民的利益而損害了真正弱勢農民的利益，且可能正有人借農民這一身份來說事，以達到其他目的。

　　傳統(tǒng)小農經濟下農業(yè)勞作的辛苦，以及東部快速的城市化、工業(yè)化的巨大吸引力，導致傳統(tǒng)農民的規(guī)模越來越小。

　　二、

　　一般來說，當前中國農民的分化首先表現(xiàn)在區(qū)域上，即可以分享到城市經濟輻射好處的沿海發(fā)達地區(qū)及大中城市郊區(qū)(包括城中村)的農民，和無法分享到城市經濟輻射好處的廣大中西部一般農業(yè)型地區(qū)的農民。因為可以分享城市經濟的好處，發(fā)達地區(qū)農民經濟狀況一般都比較好，收入比較高，其中一些人正是外來務工農民租房的出租者。因為經濟發(fā)展和城市擴張，被納入到城市建設規(guī)劃區(qū)內的農村征地拆遷，農民從征地拆遷中獲得了遠多于之前從事農業(yè)生產所可以獲得的收入。少數(shù)地區(qū)(尤其是珠三角和大城市近郊農村、城中村)農民成為土地食利者。顯然，沿海發(fā)達地區(qū)和大中城市郊區(qū)農民是農民中的強者，這個強者群體中，最受到媒體關注并從農民身份中獲益的是征地拆遷農民。因為受到媒體的強烈關注和支持，征地拆遷補償快速超過《土地管理法》和相關政策的上限，農民從征地拆遷中所獲利益巨大，部分地區(qū)已經出現(xiàn)了數(shù)量龐大的土地食利者。

　　相對來講，一般農業(yè)型地區(qū)的農民因為不在城市經濟有效輻射范圍，無法分享到城市經濟發(fā)展所帶來利益。中青年人離土進城務工經商，靠出賣勞動來獲取工資收入，缺少進城務工經商機會的中老年人留村務農，獲得農業(yè)收入。無論是進城務工還是留村務農，農民都是靠自己勞動來獲取收入，他們的收入比較少，處境比較差。但是，他們是在全國性勞動力市場上“自由”尋找工作機會，或在最接近完全市場的農業(yè)產銷體系中“自主”經營，他們自己承擔“自由”選擇的成功與失敗。他們不可能通過與地方政府的博弈來獲取額外的利益。或者說，他們就沒有“抗爭”的機會，因此也就受不到媒體和輿論的關注。

　　而他們恰恰是占農民總數(shù)90%的真正弱勢的農民。

　　輿論站在了強勢農民一邊，卻忽視了弱勢農民。或者說，輿論站在了食利者一邊，而忘記了真正最需要關心的農民的大多數(shù)。

　　三、

　　在廣大的一般農業(yè)型地區(qū)的農村，農民也可以區(qū)分為多種，一種區(qū)分是依農民進城能力來區(qū)分。一部分農民人通過考學參軍等等途徑，成功地在城市獲得穩(wěn)定的就業(yè)與收入條件，他們與同樣進城但并未獲得可以在城市安居條件的農民工就有很大差異。如果強調農民對自己土地(包括承包地、宅基地)進行處分的權力，則越是有進城能力的農民就越是會保留自己在農村的土地權利，而那些進城很困難的農民為了增加進城機會，就更可能以土地換錢。但是，即使他們多了這筆以土地權利換來的錢，他們仍然可能進城失敗，一旦進城失敗，他們又失去了返鄉(xiāng)的退路，他們的處境就會更糟。這個意義上講，當前農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是他們的基本保障和社會保險，是不應當允許交易的。

　　但當前學界、媒體和政策部門都在保護農民利益的話語下面，要給農民更大的處理土地的權利，說是要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可問題是，如果這些土地權利只是農民的基本保障和社會保險，我們能夠允許將社會保險拿去交易嗎?尤其是，農民將自己作為進城失敗社會保險的土地交易給了城里人，城里人到農村買宅基地，只是要多一個休閑去處，或者過剩資本投資保值的途徑，這樣的“自由交易”有效配置資源，其結果卻是讓弱勢的農民失去安身之所，而給有錢人多一個可無有無的休閑之所，或投資保值機會，這樣難道真的有效配置了資源?這樣公平嗎?這樣做的后果究竟又會如何呢!

　　當我們強調農民自由處分土地的權利時，可能造成部分農民喪失基本保障的嚴重后果。

　　四、

　　強調農民的土地權利還會有更多后果。一般農業(yè)型地區(qū)的農村，留村種田的農民一般是最弱勢的農民，這部分留村務農的農民就成了土地的耕者，進城農民將土地流轉給耕者耕種。進城農民的土地權利越大，整合細碎土地權利以形成便利耕作條件的難度就越大，成本就越高，種田就要付出更多的勞動，就要流更多的汗和淚。

　　當留村務農的耕者面對細碎土地難以耕作時，有人擔心誰來種田養(yǎng)活中國，因此要推動農村土地流轉，培育新型農業(yè)經營主體，因此，種糧大戶、家庭農場、農業(yè)龍頭企業(yè)，甚至網易老總丁磊、紅塔山集團原老總褚時健、房地產商潘石屹都成了農民，他們都可以從農民這一身份上獲得輿論支持，獲得政策支持，獲得財政支持。

　　五、

　　農民中還會有社會分化。一般農民都是本分老實的，但總有一些人比較強勢。在村莊利益分配中，強勢農民多要好處;有公共工程建設，強勢農民當釘子戶以獲更多利益;在當前信訪考評體系下面，強勢農民借機威脅上訪來謀取利益。地方政府為了維穩(wěn)，花錢買平安，“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幣解決”，結果不僅鼓勵了這些強勢農民，而且讓所有人都感覺到了老實人吃虧。由此出現(xiàn)了農民刁民化的趨向。

　　本來，無論是農民還是其他群體，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分出對錯是非，不能以保護弱勢群體為理由縱容無理要求，結果是連基本秩序也難以維護。

　　六、

　　還有借為農民辦事的名義在農村搞政績工程、形象工程。等等。

　　七、

　　那么，誰是農民?作為整個社會最應當關心關切的應當站在他們一邊講話的農民，首先是當前仍然從事耕作的小農。這些小農人數(shù)眾多，收入不高，很不起眼。我們要站在他們立場上鼓與呼，要考慮他們的利益與出路，要保護他們的基本利益和基本權利;其次是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工，尤其是可能進城失敗的農民工。國家應當為努力進城的農民工幫上一把，提供力所能及的農民工在城市安居的便利。對于可能進城失敗的農民工，國家一定要保證他們返鄉(xiāng)的權利，這是農民的基本人權，是他們的社會保險。這部分權利是不能交易出去的。

　　八、

　　當前有人偷懶，用外在農民身份去套復雜農村現(xiàn)實，結果卻往往被一些以農民這個弱勢身份來達到自己強勢利益的人所利用，還有一些人則試圖拿農民來說事，從而用農村中存在的一些特殊問題拿來反體制，甚至鼓勵農民刁民化，與體制死纏亂打，以達到他們推墻撞船的目的。

　　當前三農政策中，一定要對誰是農民，應該保護哪部分農民利益保持清醒。

　　2014年4月10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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