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地分離，農民出路何在?—訪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
“三農”學者賀雪峰和他帶領的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的學者和學生常年在中國各地農村駐點調查。他痛心于中國許多就農村問題發言的專家學者、媒體人和決策制定者缺乏對中國農村真實情況的把握，喜歡憑借一些概念化的語言來認知農村，或者囿于部門利益，急于由政府推動一些看似美好的概念。他自稱“小農立場”，許多觀點往往與主流有異，卻因為接近真實社會，頗值得思考。
在中央啟動以“農業現代化”為主要施政著力點的本輪農村政策之時，《南風窗》記者就相關問題對他進行了深度訪談。
中國農業不成功嗎?
《南風窗》：本屆政府提出了包括“農業現代化”和“新型城鎮化”在內的“四化同步”的施政綱要。一個重要說法是，中國目前帶有兼業性質的半工半農方式經營的農業生產效率低下，耕地拋荒多，不僅是農民收入無法提高的重要原因，并已經嚴重影響到中國的糧食安全，到了必須用規模化經營的“現代農業”來提高效率的階段。
賀雪峰：有人以當前農村出現季節性拋荒來證明，中國農村無人種田，誰來養活中國將是大問題，實際上，當前中國耕地生產農產品的能力相當強。我們在農村調研，的確發現普遍出現季節性拋荒，但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卻仍然實現了糧食“十連增”。這意味著，如果糧價上漲，農民可以很快提高復種指數，即從種植一季到種兩季甚至三季，生產出更多糧食。這種巨大的糧食生產潛力意味著中國的糧食安全是有保障的。拋荒是因為勞動力價格上漲，提高復種指數所需勞動力成本增加，無利可圖。
當前國內許多經濟農作物價格的暴漲暴跌，說明農產品供給總體是過剩的。如果總體短缺，農產品的市場供給不應該是暴漲暴跌，而是不斷上漲。
的確有些農村已經十室九空，90%農民都離開村莊，只剩下少數老人留守，以中國之大，有少數這樣的村莊也很正常。這樣的村莊往往是人地關系十分緊張、土地貧瘠的高寒山區，本來就不適合種糧，是應該退耕還林的宜林地區。不能以此來概括中國的主流農業社區。
中國還有近7億留村農民，所有肥沃的耕地都被精心耕種著。在還有7億留村農民的情況下，如何保障農民獲取農業收入與農業就業，保持農村社會的穩定，保留進城失敗農民的退路才應該是政策的主要施力點。驚詫于“誰來種田”，真是非常的幽默啊。
30年來，中國農產品供給可謂物美價廉、品種繁多，極大地滿足了全國人民對農產品的需求，這個過程中，除了最近幾年，國家以前幾乎沒有給農民補貼，反而向農民收錢，中國糧食自給率一直保持在95%以上。中國以占世界7%的土地養活了世界20%的人口，這樣的農業還不成功?有人說，中國農業的以上成功是以數以億計的勞動力從事農業獲得的，但是反過來看，既然城市不可能在短期內讓9億農民進城安居，9億農民中的中老年農民在城市缺少就業機會，農民就需要有來自農業的收入和農業就業。也就是說，農業不僅提供了廉價農產品，而且為留村的近7億農民提供了農業收入和就業機會，為進城失敗農民提供了返回村莊的退路，這樣的農業還不成功?
尊重中農+老年農業
《南風窗》：最近幾年，政府一直推動包括家庭農場在內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發展，2013年的一號文件提出要“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家庭經營、集體經營、合作經營、企業經營等共同發展的農業經營方式創新”。
賀雪峰：從這種表述看，規模經營的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和農業企業而不是當前2.1億戶小農，將受政策鼓勵和被扶持。“推進”的含義就是要通過國家政策乃至資金支持，改變當前小農經營占絕對主導的農業經營格局。
這四種模式中，家庭經營并不僅指當前2.1億戶小農的經營，而是包括家庭農場、專業大戶在內的以家庭勞動力為主的所有農業經營方式。
當前農業中仍然保留集體經營方式的已極為罕見，將來也很難成為農業經營方式中有地位的方式。合作經營是過去幾年國家大力鼓勵推進的經營方式，從目前情況來看，雖然農業合作經營數量已經極大，但真正以農民為主體的農業合作社數量極少，更多是資本或個人打著合作社的幌子套取國家補助資金。
過去政策文件中提“公司+農戶”，提農業龍頭企業，其中的核心都是企業經營。不過，一般都只是涉及產前、產后環節，比較少涉及產中環節。現在講企業經營，應該是指企業直接到農村經營種養業，工商資本在農業中的位置被強化了。
以我的判斷，再積極“推進”，集體經營和合作經營的發展空間也不大。企業經營可能會有很大積極性，但面對汪洋大海般小農，空間也不會太大。不過，企業可能反過來借此要求國家更多政策和資金扶持。家庭經營中，小農經營仍然將占主導，在國家支持下，家庭農場、專業大戶可能有較大發展。
《南風窗》：事實上，在大量農民進城的情況下，包括生產和生活在內的農村社會的確面臨需要重組的重大問題。
賀雪峰：是這樣。當前農村已經出現比較嚴重的人地分離，很多承包土地的農戶進城務工經商，已經不再耕種土地，他們將土地流轉出來。有關部門調查所獲數據，當前中國承包地的21%已發生流轉。
農民進城分兩種情況，一種家庭成員部分進城，其承包耕地由留守在家的中老年父母耕種，形成了一個農民家庭通過代際分工來獲得“務工收入+務農收入”的結構，缺乏在城市務工機會的中老年農民因為務農而有農業收入，也因為務農而可以隨季節展開自己的生命意義、生活過程與節奏。
若農民可以全家進城，他們的土地低價、非正規地流轉給仍然留村務農的農戶，這些仍然留村務農戶若可以流入30~50畝耕地，每年就可以有3萬~5萬元農業純收入，再加上副業收入，可以獲得不低于進城務工的收入。這些“經濟收入在村莊，社會關系也在村莊”的“中農”就成為現在村莊的中堅力量。
在以上兩種情況下，“中農+老人農業”構成了當前中國農村經濟社會秩序的基本結構。在這個基本結構中，無論是老人農業，還是中農種田，都是精耕細作，糧食畝產一定是高于規模農業的。這也是今年中國糧食“十連增”的基礎。
但農村也面臨著地塊零碎、公共品提供困難和農地上越來越嚴重的“反公地悲劇”等嚴重制約農業生產發展的問題。農村土地是集體所有，土地是生產資料而非農民財產。如果將進城務工、不再依靠在土地上勞動來獲得收入的農民的土地交由仍然在村務農的農民經營，走的人可以從集體經營的土地收益中分享土地利益;一旦進城農民返回農村，又可以重新獲得土地進行生產，農村集體土地就可以按照最方便有效率的方式經營，并總是由仍然留村的集體成員來經營。這是一種對農村發展更好的制度安排。
《南風窗》：你提倡的中農+老年農業的中國鄉村發展模式，跟政府現在提的家庭農場聽起來很接近?
賀雪峰：家庭農場的規模一般要到100畝左右，是正規化的資本經營。按照新公布的中國耕地數21億畝算，能容納的家庭農場數差不多就是2000萬戶左右。中國的城市什么時候能吸納其余的大量農村家庭和人口，將現在的2.1億戶小農減到2000萬戶?這顯然是個緩慢而反復的過程。
當前農民承包地流轉大多是非正規的，既無固定流轉年限，又無正式流轉合同，往往是口頭協議。農村土地流轉也絕大多數是在村莊范圍內發生的，是親朋好友、兄弟姐妹之間的土地流轉。一旦自己進城失敗，返回農村可隨時要回承包地耕種。因此，進城農民寧愿低租金將土地非正規地流轉給鄰里親朋，也不愿高租金正規地流轉給外來大戶。
而通過國家支持形成的規模經營，則是鼓勵承包經營權在公開市場上流轉，政府花錢來推動土地正規地向規模經營流轉，因為“在公開市場上”流轉，土地租金大幅度提高，因為“規模經營”，農業風險大幅度提高，因為土地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企業”流轉，之前可以容納大量農村勞動力就業的耕地就不再能容納之前的老人農業和中農。
這樣一來，在農村中可能出現的將是以下格局：在城市無就業優勢的中老年農民將不再有農業就業機會，成為吃進城務工經商子女白食的消費者;中農將因為土地高租金而不再可能低價租入土地，無法再在農村呆下去，被迫到城市謀生;進城失敗農民將不再可以隨時返回家鄉種田，農村的蓄水池作用也無法發揮。
而以高租金租入土地進行農業規模經營的經營者，因為租金高、規模大，相應地利潤薄、風險高，政府為了讓規模經營者不破產，就不得不為規模經營者提供政策支持和資金支持，為規模經營提供政策性保險，在之前的農業財政支出以外再背上沉重財政負擔。
因為農村人口不可能都轉入到城市，留守在村、無事可做的農村老弱病殘將仍然居住在村莊，他們的土地卻在政府支持下流轉給規模經營者，這樣，在村莊中就形成了龐大的“老弱病殘+經營大戶”的結構。
這個結構與之前“老人農業+中農”的結構完全不同，是脫節且對立的結構，經營大戶賺了錢，農民眼紅不滿，經營大戶是一定希望只要農民的地而不要農民的人的。這樣一種沖突的結構將帶來巨大治理成本。
現在提出農民收入倍增計劃，提出解決“三農”問題的功夫在于減少農民。問題是將大量弱勢農民弄到城里去，他們在城市無法體面安居。留下少數農民作為農場主，在政府扶持下收入倍增，這解決了什么農民問題?
新城鄉二元結構
《南風窗》：很多人往往在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和城鄉統籌的話語下，表示要給農民以平等公民待遇，維護農民享受現代化的權利，并且認為，將大量農民移出農村城鎮化，同時提高少部分在村農民的農業種植規模和技術，讓農民職業化，是可行的辦法。
賀雪峰： 在歷史上，通過“一國兩策”，城市剝削農村，農業補貼工業，為中國實現工業化提供了主要的原始資本積累。城市戶籍具有遠高于農村戶籍的福利含金量，這樣一種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是對農民剝削性的體制。
不過，改革開放以來，之前農村戶籍中對農民剝削性和限制性的條款逐步取消，城市戶籍中高含金量的福利也逐步剝離，除少數幾項戶籍福利的差異，像教育外，當前城市和農村戶籍上的福利含金量相差無幾，甚至可以說，因為農村戶籍中還有承包地的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和農村住宅三項權利，使農村戶籍的含金量高于城市戶籍，這尤其表現在發達的沿海地區和大中城市郊區農村。
當前中國體制性城鄉二元結構限制了強勢資本下鄉擠占本來就不多的農業GDP，使中國進城失敗的農民仍然可以返回農村，保證農業GDP主要被數量極其龐大的農民分享。
另外一種城鄉二元結構是城鄉自然形成的非體制差異。客觀上，因為城市和農村在聚居模式、產業結構上的差異，大量生產要素向城市聚集，城市快速發展，而農村相對衰落。在城市與農村、工商業與農業之間形成了結構性的差異。
這種城鄉二元結構不是簡單地通過政府政策就可以消解的，是一個發展階段必然存在的問題。除少數發達國家因為高度現代化真正做到了城鄉一體化以外，在絕大多數國家，都存在著對比鮮明甚至尖銳對立的城鄉二元結構。
在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以中國所處全球化分工體系的位置來看，中國一定會有一個龐大的就業不穩定、收入不高的底層，因為農村基本經濟制度安排使他們還可以在城鄉之間往返。唯有中國經濟進一步增長，產業進一步升級，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躋身世界發達國家行列，中國的城市才可能為所有進城人口提供安居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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