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暑假分別是廣西F縣和浙江紹興調研，F縣是全國貧困縣，紹興則是中國最發達地區，兩地農村外觀差異很大，在村級治理中卻頗有相似之處。

　　F縣深坡村有800年歷史，村中有不少有些年頭的古建筑，深坡村因此申請自治區的農村保護項目，并獲得了自治區批準。2012年，深坡村開始借上級在村莊投資修水泥路的機會對村莊環境衛生進行整治，主要是清理了長期未得到清理的村中垃圾，恰逢2013年廣西全區提倡農村搞清潔工程，深坡村因此成為全縣乃至全市的清潔工程示范村。

　　無論是作為古村落還是作為清潔工程示范村，過去村民在自己住房旁邊亂搭濫建的閑雜房，不僅不美觀，而且往往占用了村莊公共空間，影響了行走安全。深坡村因此計劃清理拆除全村的閑雜房。經過清點統計，全村擬拆除閑雜房共有涉及60多戶80多間，拆房子是實實在在涉及到利益的事情，房子被拆戶當然不高興。主持拆閑雜房的深坡村蔣主任說：拆房子要講道理，開始慢慢講，講不通就要講狠。為了有效地拆除閑雜房，蔣主任先召開村民代表大會反復說明拆閑雜房對建設文明古村落和清潔工程示范村的重要性，然后在所有要拆建筑上寫上大大的拆字，然后一一做工作。等到拆遷那一天，將主任帶一群支持自己的年輕人逐房拆房。之所以帶一群支持自己年輕人，是當拆房出現拆不動甚至發生沖突情況時，年輕人可以講狠硬拆。

　　深坡村講理又講狠的拆閑雜房行動取得成功。縣里和鎮里都對深坡村拆閑雜房之迅速徹底，十分贊賞。也正是因此，在未來自上而下轉移進來的資源中，深坡村就會獨得好處，因為深坡村治理是有效的，轉移進來資源，可以發揮作用。

　　深坡村蔣主任過去長期在外開長途車跑業務，曾辦蜜棗加工廠，但失敗了。沒有種田。因為長期在外跑車辦廠，與外界交往極多，并與黑社會多少有些關系。2011年，蔣回村競選村主任，憑村中年輕人的支持，成功當選。蔣當主任后，采取兩手，一手是到上面跑資源，二是在村莊治理中既講理又講狠，這樣就使從上面跑下來的資源可以得到有效使用，最終結果是在兩年多時間深坡村村莊面貌發生巨大改變。

　　浙江紹興D鎮D社區書記陳芳講到村莊治理時認為，要真正治理好村莊，必須做到該軟就軟，該硬就硬，對某些人就是要敢于拍桌子，不僅要講得過他，而且要打得過他。陳芳書記當過兵，一米八的大個子，拍起桌子來，是很有氣勢的，不用打就將對方壓服了。

　　但是，陳書記所講打得過他的意思，并非打架，也不是拍桌子壓服人，而是對于那些不講理的人，要動員一切關系來孤立他，讓他邊緣化。陳書記本人辦有年產值數千萬的工廠，年收入數百萬元，雖然陳書記的工廠在當地并不算大，但他有廣泛的人脈關系，講起話來，財大氣粗，一般村民與陳書記關系鬧僵，就可能遭遇到陳書記所可以動員各種關系的孤立與打壓，那個時候，日子就不好過了。正因為陳書記不僅講得過人，而且打得過人，他就可以較為有效地在D社區進行治理，D社區也因此是比較有秩序的社區。

　　D鎮工業十分發達，全鎮有企業4000多家，其中上市公司就有5家。D鎮發達的經濟，必須造成一個龐大的富人階層，也就必然形成嚴重的社會分化與分層。富人階層之間因為經濟的關聯性，而有很多相互之間的有機聯系，又通過人情、婚姻等關系形成強有力的結盟。若如陳書記，不僅有年產值數千萬元的工廠，還是全鎮最大社區的書記，可謂政經兩界通吃，當然就會有“打得過他”的霸氣，及這種霸氣所得以實現的巨大關系資源。又因為“既說得過他又打得過他”，陳書記就可以擺平社區內的各種事情，這無論是對村莊治理還是對完成上級交辦的任務，都是有利的。

　　反過來則是，在D鎮這樣的經濟高達發達地區，村支書沒有一定經濟體量和社會關系資源，打不過人也說不過人，這樣的書記在處理任何一件村莊的事情中都會陷于糾纏不清的狀態，結果就是，村中任何事情都無法辦好，無論是村民還是鄉鎮都不滿意。也是在這個意義上講，經濟發達地區，富人治村不可逆。或者說，富人治村是否治得好并不一定，窮人治理則一定是治不好的卻大致沒有異議。D鎮近20個村，幾乎所有村的支書和主任都是老板，都是千萬富翁，無幾例外。且D鎮現任村支書，幾乎都是前幾屆通過村委會換屆選上村主任，然后入黨再當村支書的。早在若干年前，D鎮就已經完成了由富人村干部對傳統村干部的替代。而自2005年開始出現的村級選舉中的賄選，進一步加速了這一精英替代的進程。到了2011年，D鎮村委會選舉，竟有幾個村的賄選金額超過千萬元，幾乎所有村委會選舉的賄選金額都超過百萬元。即使村支部的選舉，賄選金額也普遍在百萬元左右。甚至村民代表選舉中也出現了賄選。沒有經濟實力，不是富人，如何可能當得上村干部?

　　二、

　　取消農業稅前，全國農村的主要工作是收取稅費。收取稅費，鄉村干部必須面對一家一戶的農戶。當農戶不愿交納稅費時，縣鄉兩級就會將村干部完成協助收稅情況作為工作成績的主要考核標準。收稅越難，越是收不上來稅費，縣鄉就越是要以完成稅費任務情況來考評村干部。那些工作能力差、不愿得罪人的村干部自然而然退出歷史舞臺，那些能力強、敢得罪人的人替補上來當村干部。若稅費仍然難收，村干部僅僅敢得罪人還不夠，他們還必須要有背景，比如兄弟多、與黑社會有聯系，等等。這些作風兇悍、且有黑社會背景的人當村干部，當然不是白當，而是要有利益。因此，這些人替代之前的好人村干部后，一方面具有通過個人身體暴力向村民收取稅費的能力，一方面又必然會為個人謀取各種好處。這樣，在很短的時間內，鄉村治理情況就惡化了。后果之一是2006年全國取消農業稅和各種專門針對農民收取的費用。

　　也就是說，在取消農業稅前的大約十年時間，全國農村也普遍因為稅費越來越難收，而出現的村干部替代現象，即由之前傳統的老好人式村干部替代為具有個人身體暴力條件的惡人式的村干部。

　　取消農業稅之后，因為不再向農民收取稅費，那些要從向農民收取稅費中謀利的惡人村干部在村莊中呆不下去，村干部重又由老好人式的精英來充任。這當然仍然是全國中西部地區絕大多數農村的現實。這些老好人式的精英，不做事，不惹事，也做不成事情。這樣一來，在老好人當村干部的村莊，就會出現以下三種各方面都不滿意的情況：一是與村民利益關系巨大的公益事業或公共工程，因為個別釘子戶的阻攔，而無法辦成，最終村民利益受損;二是村莊中的刁民侵害集體利益，無人敢去阻止，由此引發連鎖效應;三是上級轉移下來的資源無法做到公平分配，而是強勢群體多要，弱勢群體沒有。

　　在國家向農村大幅度轉移資源背景下面，如果有村莊的干部能夠有效解決一般村莊存在的以上三大問題，這個村莊就容易得到來自上級轉移的資源，或上級轉移資源，需要有村一級的治理能力的匹配，不然，轉移資源的好事就不能辦好。這個意義上講，深坡村蔣主任就是在國家向下轉移資源過程中選擇出來的。

　　蔣主任的特點是，在外面見過大世面，與黑白兩道都有淵源，且自己沒有種田，有的是時間來為村莊治理“既講理又講狠”。蔣主任也認為只有他才適合當深坡村主任或書記。他挖苦村支書說他整天就知道背個鋤頭到處找荒田來種，根本沒有心思也沒有時間管村里的事情。當有自上而下資源進村時，之前不觸動任何人利益的消極治理模式顯然是無法維系下去了，這個時候，沒有敢于出頭，有時間講理(到處做工作，到處拉關系)，且在外面有背景因此敢于講狠的人出面，進村的資源就無法真正有效地落地。已經沒有應付的空間了，必須做事情。同時，自上而下的資源，又極大地提高了村干部的威信和從中謀取好處的可能性。

　　而相對于富裕的D鎮來講，因為經濟發達，經濟精英具有巨大的個人能量，而在村干部位置上可以謀取大量的各種好處(建設用地，與政府部門的關系，官商結合)，經濟精英(富人)就會謀取村干部職位，一旦富人愿當村干部，則因為富人不僅具有強大的經濟能力，而且這種經濟能力可以轉化為“既可以講理又可以講狠”的財大氣粗的霸氣，從而可以在村莊治理中維持秩序，富人當村干部因此就不可逆，富人替代傳統村干部，在D鎮早已是過去時了。

　　三、

　　對于D鎮這樣的經濟發達地區來講，村干部中完成由富人對傳統村干部的精英替代，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因為經濟資源構成了其他各種資源的基礎性資源。而對于F縣深坡村這樣依賴大量資源輸入的村莊，也必然會有精英的替代，因為消極治理是不可能真正消化掉上級轉移進入的資源的。

　　而對于廣大的經濟發展程度一般的中西部地區農村，若沒有大量資源輸入，則這些地區的村莊治理就仍然會以消極治理為主導，村干部就仍然由那些消極無為的老好人來當。

　　講理和講狠，是要對付釘子戶，是完成積極治理的必要手段。目前中國基層治理中，從那里獲得對付釘子戶的非個人的力量，實在是個大問題。

　　2013年8月17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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