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 幾天，《環球時報》編輯打電話問我對廣東烏坎事件的看法。我一時無語。因為三言兩語說不清楚。第二天《環球時報》以社論的形式刊登出“化解烏坎沖突，以人 為本是頭把鑰匙”。《環球時報》社會的說法當然是不錯的，因為任何事情都應該以人為本。同一天《人民日報》發表的評論員文章題為“‘烏坎轉機’提示我們什 么”，開頭第一句為：“把握了群眾利益的訴求點，也就把握了問題解決的關鍵點”，這當然也是不會錯的。然后就看到廣東省下派3萬名干部進村入戶實行“三同”的消息。

　　烏坎是廣東汕尾海豐市的一個行政村，烏坎事件源起征地。據說征地時村干部貪污了，村民上訪要求公開帳目，地方政府沒有及時回應村民要求，村民有過激行為，地 方政府對村民過激行為進行壓制，由此引起村民與地方政府的對抗。由于境外媒體介入和一些偶然事件，烏坎事件越鬧越大，直至省委派出工作組才將事件平息下 來。

　　為 什么一件源于村莊內部的沖突會鬧成省委派工作組才能平息下去的大事件?這其中有很多偶然。但最近數年，中國社會中，小沖突演變大事件的事例不勝枚舉，且越 是在建設和諧社會的背景下面，社會中的不和諧事件卻越多了。以至于到了現在，地方政府中，維穩已成第一要務。有些地區，維穩已成為基層政府最傷腦筋、最花 時間、責任最大、任務最重的一項工作。

　　二、

　　烏 坎事件的有趣在于，村民對村干部不滿，而按照《村委會組織法》，中國農村基層實行村民自治，村干部是村民選舉產生出來的。更重要的是，汕尾海豐地區是南方 宗族觀念仍然很強，宗族仍然存在行動力的地區，被推選出來的村干部往往也是所在村莊的宗族代表，在村民反對村干部的背后，往往有宗族斗爭的影子。村民反對 村干部，認為村干部有貪腐行為，無論背后有無及有多少宗族斗爭的因素，地方政府都是一個相對超脫的旁觀者和調停者。村民要求地方政府介入到村莊沖突中(干 群沖突或宗族沖突或兼而有之)，地方政府完全可以相當超脫地介入進去。但鎮政府、海豐市政府、汕尾市政府陸續卷入之后，不僅沒有解決問題，卻反而進一步激 發了矛盾。地方政府介入進去時，本能地會保護村干部，一是村干部作為基層組織的代表，是地方政府在農村最基層的代理人，可以算作是體制內的一員，正是因 此，地方政府征地時，村干部在其中所起作用甚大，沒有村干部的協助，地方政府難以有效開展諸如征地等等工作，村干部是地方政府的腳。二是征地時有大量利 益，一旦有利益，村干部就可能貪腐，村干部不可能將所有貪腐的好處獨吞，而會在上面尋找保護傘，因此給上級關鍵位置官員以打點。被打點的官員當然會保護村 干部。

　　地方政府介入到村莊沖突中，地方政府可能并不公正，而是有所坦護和偏頗，而恰是在宗族性村莊中，村民具有很強的行動能力，巨額利益(征地款)進一步增加了村 民行動起來的動力，村民因此不承認地方政府的裁判，并向更高層級政府和以更激進方式來維護自己的權益。最終，村莊內的沖突激變成為村民與地方政府的沖突，小沖突變成了大事件。

　　三、

　　小 沖突演變成大事件，有很多偶然因素，其中之一是海豐農村強有力的宗族組織是村民可以現成的組織起來維護自己權益的內生資源，二是地方政府缺少足夠壓制村民 維權行為的能力(及合法性)，甚至村民采取過激行為之后，地方政府也往往是束手無策，無力化解。有時甚至是百口難辯。其中可能有政府官員貪污腐敗、違法亂 紀的前因，又因為地方政府缺少強有力的手段。地方政府無力應對激憤群眾的過激行為。

　　村 民激憤之中，還有更多因素在起作用，一是媒體，在烏坎事件中，通過微博等媒體和海外平面媒體的大量報道，而使烏坎事件的發動者獲得了遠遠超出村莊的支持力 量，這使他們膽量大增，要價大為提高。地方政府在事件過程中，抓捕的參與打砸村民意外死去，不僅僅是極大地激發了村民的情緒，而且激起了村莊組織者自我保 護的本能。事件越大，介入到事件中的政府層次越高，組織者越安全。因此，烏坎事件演變成為全國乃至世界都關注的大事件。

　　四、

　　但 顯然，烏坎事件并非僅是一起簡單的農民維權事件，更不是農民反對地方政府的事件。烏坎事件是在當前中國政治語境下面，被各方作各式各樣解讀的事件。比如征 地的解讀，侵害農民土地權利的解讀，村干部貪污的解讀，地方政府官員違法亂紀的解讀，甚至不民主、無人權的解讀和政治體制改革的解讀。這些解讀都有一定道 理，也都多少有些隔靴搔癢，未能切入到問題的本質中去。也就是說，即使以上事項沒有發生，烏坎事件仍然有可能發生，不同之處僅在于發生的形式會有差異。

　　理 解烏坎事件，有兩個特別關鍵的要素需深入觀察。一是宗族組織。正是借助于宗族組織，烏坎事件可以爆發出巨大能量。而之前烏坎村的干群沖突背后，其實也有著 很強的宗族沖突的背景。二是村莊沖突何以會轉化為村民與地方政府的沖突。前一個方面，到目前為止，家族仍然是南方農村比如福建、江西、廣東宗族村莊所常見 的傳統力量，而在其他地區，宗族則大多已經解體，很難再有效地組織起來。后一個方面則是全國農村普遍的現象，是最近十年來中國新出現的嚴重問題。

　　五、

　　在仍然存在宗族組織的情況下，農民具有很強的一致行動能力。1998年 筆者到江西崇仁縣調查即發現，在前一年，因為農民負擔“過重”，崇仁縣發生了農民大規模群體沖擊鄉政府的事件。江西農民負擔“過重”要打上引號的原因是， 對比全國農民負擔，江西農民負擔要輕很多。但江西農民不僅認為負擔重，而且認為負擔不合理。引發崇仁縣農民群體沖擊鄉政府事件的導火索是鄉政府向農民收屠 宰稅，農民不愿交，因此發生沖突，最后，農民動員起來，在短短幾天時間沖擊了數個鄉政府，甚至將鄉政府付之一炬。正是農民強有力組織起來維護自己權利的行 動能力，使江西這樣的宗族地區農村，農民負擔不致過重，且負擔必須合理，比如屠宰稅不能平攤，“豬頭稅”不能變成“人頭稅”。在缺乏宗族組織力量的湖北農 村，沒有農民群體性的大規模反抗事件，地方政府便不斷加重農民負擔，且不用講明道理，因此湖北農民不僅負擔沉重，而且“豬頭稅”變“人頭稅”是普遍現象。

　　六、

　　更重要的問題在于，為什么村莊沖突很快就轉化為村民與地方政府的沖突。幾乎到任何一個地方作調查，都會發現“小事不出XX，大事不出XX”， 在村一級調查，是“大事不出村，小事不出組”，在鄉鎮一級調查，則是“大事不出鄉，小事不出村”。可以依此類推。這樣說法背后，一是反映了不同層級對大事 和小事的定義有差異，二是與當前自上而下的壓力型體制有關。所謂出村、出鄉和出縣，即農民中發生的沖突，在村、鄉和縣內得不到解決，而越出村、鄉、縣的范 圍，進入到市、省甚至中央層級。中央無法直面大量的幾乎是蜂涌而來的各種矛盾，中央必須強調將矛盾化解在基層，消滅于萌芽狀態。如果沒有上級的考評，地方 政府完全可以不關心矛盾出村出鄉出縣，他們甚至會鼓勵農民到更高層級上訪，以推卸自己的責任。上級政府因此必然以出省到北京，出市到省，出縣到市，出鄉到 縣和出村到鄉來層層考評下級政府。到上級政府上訪越多，地方政府越是有問題，越級上訪到了一定數量，在同級排名落到最后幾位，就可能被“一票否決”。因 此，地方政府必須要想方設法在本級中止農民的上訪，將農民之間的沖突和矛盾化解在本級之內。

　　地 方政府怕出事，有著極強的將矛盾和沖突化解在本級之內的壓力和動力。而地方政府往往又是造成沖突的其中一方，因為農民不滿的當事人正是地方政府的不當行 政，及更普遍的地方官員的違法亂紀。正是因為地方政府本身可能是沖突之中的一方，就使得農民越級上訪告狀具有很強的合理性(乃至合法性)。農民之間的沖突 中，尤其是農民與下級政府及其官員的沖突，往往又會因為其中一方其或雙方與上級政府的關聯(比如上級政府往往本能地維護下級政府及其官員的利益、聲譽、權 威)，而使沖突中的一方試圖到更高級政府去尋找公正的裁決。

　　這樣一來，村莊內的沖突，及農民上訪，有著十分復雜各各不同的理由，地方政府斷無可能通過一個統一的方案來化解沖突及使矛盾不出本級政府的范圍。甚至我們可以說，上訪是農民合法的權利，沒有人可以阻止農民越級上訪。

　　地方政府可以做的，一是盡量不去觸動農民利益，“不惹事”;二是盡量作為中間人去公正解決農民之間的沖突;三是對過深介入到沖突中的下級政府官員進行處理處 分。等等。這個意義上講，上級政府將越級上訪是作為考評地方政府的指標(尤其是其中的“一票否則”)是有效的，是可以對地方政府構成一定約束的。中央和農民通過上訪結成聯盟，共同制約地方政府。

　　問題在于，有些沖突與地方政府無關，地方政府介入調解，不僅勞而無功，而且引起沖突中的一方甚至雙方不滿，而越級上訪。

　　還有，農民會就自己的事情提出過分要求，不得滿足而上訪。

　　農民會有理無理上訪。還有謀利型上訪，還有精神病上訪。還有求助型上訪，要挾型上訪，等等。《農民上訪：治理的視角》一書中均有典型案例。

　　也就是說，矛盾不出村鄉縣的制度安排(主要是通過上訪數量考評的一票否決)本身具有一定合理性，同時，這一制度也存在問題，即上訪是農民的權利，且農民上訪 本身是過于復雜的，在一票否決的情況下，農民就完全可能借越級上訪來要挾地方，地方從之前調解農村沖突盡量不惹事的中間人和裁判人變成了當事人，地方政府不得不截訪，不得不花錢買平安，不得不“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幣解決”。這就暴露出信訪考評制度不合理的一面來了。

　　顯然，信訪考評制度既有合理的一方面，又有不合理的一面，我們不能各置一端，從而義正辭嚴，情緒洶洶，而要看到其中復雜的辯證法。

　　七、

　　在 傳統時代，以至于在人民公社時期，矛盾一般是不出村的，其中原因大致有三，一是村莊內部有矛盾解決機制，尤其是有對是非的地方判斷(諸如村規鄉約之類)， 既有規則，又有判斷人，村莊內部的矛盾也就大都可以在村內化解;二是村莊相對封閉穩定，發生矛盾的幾率比較少;三是傳統時代和人民公社時期，社會主導規范 都是義務本位而非權利本位，義務本位的主導規范強有力地抑制了村莊釘子戶的搭便車行為，減少了沖突可能性。

　　改革開放以來，農民流動增加，市場經濟滲入，村莊邊界開放，以權利本位為主導的現代法治觀念及其他各種現代性觀念全方位進入村莊主導農民的行為，就使村莊喪失了自主解決內部沖突的能力。具體可以分為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以權利本位為主導的法治觀念進入村莊，傳統的村莊規范喪失了通過強制來解決內部沖突的合法性。每個村民都受到了普遍的自上而下的以權利本位為特征的國家法律的保護，他們都可以以國家法律來申張自己的訴求，獲得國家的支持。

　　第 二，與村莊強制解決沖突能力喪失幾乎同時發生的，還有村莊治權的弱化，即過去村莊掌握著相當部分公共資源，以用于公共事業，這部分資源因其公共，而可以不 顧及少數人(少數服從多數)。分田到戶以來尤其是取消農業稅以來，村莊集體土地所有權進一步虛化，各種合理不合理收費均被禁止，村莊集體無力再為村莊提供 最基本的公共品，也無數防止少數人的搭便車行為。村莊不能解決自身的問題，矛盾便要出村。

　　第三，民族要復興，經濟要發展，農村要改變。國家因此必須與農民打交道，尤其是要征占土地等，國家(當然是通過地方政府)因此成為與農民直接接觸的當事人，而使矛盾出了村。

　　八、

　　比 矛盾出村更嚴重的是農村邊緣群體的崛起。所謂農村邊緣群體，這里并無褒貶之義，主要是指與農村主流規范和行為有差異的少數人群體，這些人往往越出村莊主流 規范，破壞既有秩序，挑戰傳統感情。任何一個時代都會有各種各樣原因產生的邊緣群體，在傳統社會和人民公社時期，這樣的邊緣群體是受到主流規范壓制的，且 主流規范往往有著強有力的對邊緣群體越軌行為的懲罰機制，比如人民公社時期，對懶漢的懲罰是說他的壞話，讓他或他兒子娶不上媳婦。若有更加嚴重的越軌行 為，則可能被當作階級敵人(壞人)來批斗。傳統時代對付越軌邊緣群體的手段就更嚴厲了。因為對邊緣群體越軌行為的打擊，而使邊緣群體不得不龜縮在一個相當 有限的邊緣位置，且正是這種打擊，有效地弘揚了社會正氣，鼓勵了社會主流價值，并維護了社會的主導規范。這個意義上講，在傳統社會和人民公社時期存在的邊 緣群體，是這個社會得以存在的一個功能體，這個邊緣群體在任何一個社會中都有結構性存在的位置。

　　分 田到戶以后，隨著村莊邊界的開放，農民流動的增加，尤其是權利本位法律的普及，村莊原有壓制邊緣群體的力量越來越失去了壓制能力。取消農業稅后，集體經濟 進一步解體乃至消失，取消農業稅本身又使國家進一步退出農村社會，農村內生供給公共品的能力快速下降，農村中邊緣群體的越軌行為越來越不受制止，越來越普 遍。自上而下建設和諧社會不出事的考評機制，使地方政府不愿也不敢去充當壓制邊緣群體的力量。農村的邊緣群體快速崛起。筆者在農村調研中，不止一次聽說和 看到村莊中的狠人惡人或痞人對村干部威脅若不給他家三個低保指標，他要讓村支書全家死光。不只是威脅，甚至是拳腳相加，村支書往往不得不從之(當然村干部 也普遍存在謀私行為。問題是村干部不謀私也同樣受到這種脅迫)。村干部受到脅迫，地方政府一般都不會伸出援手，因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惹事，怕事。且這 樣的事情很難有效處理。當前中央在此類事情上大都用“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群眾利益”等大詞掩蓋過去，強調多做思想工作，多說好話，多給好處的態 度。媒體更是不具體分析問題，而是不加區分地站在所謂弱勢群體一邊，抽象地堅持所謂農民利益立場，樂當“好人”。地方政府和村干部當然可能存在各種問題， 但是媒體和學者并不具體分析，從一開始就將他們定位在工作不細致、方法粗暴、甚至道德有問題的位置，這樣一來，農村社會中的少數邊緣群體(狠人、惡人、刁 民、釘子戶等等)未能得到應有的重視和研究，而是先入為主地將其定位為農民的一般形象，他們完全代表了農民，而真正弱勢的農民中沉默的大多數則在一邊冷眼 旁觀。

　　這 樣一來，“刁民”就可能借弱勢農民的形象而謀取各種利益，并且一次次得逞。筆者調查的一個中型水庫維護項目，國家投資二千萬元維護，大型汽車運料到工地， 幾個地痞將汽車攔住要求收五萬元過路費，說汽車將鄉村公路壓壞了。其實汽車所過鄉村公路是土路，根本無所謂壓壞。這樣破壞國家公共工程建設的行為，是名符 其實的敲詐勒索，但地痞將當地村民動員起來，說五萬元可以分成，人人有份。村民動員起來了，運料車被攔住，進退不得。縣水利局很生氣，因為維修水庫，直接 受益人就是攔車村民。鎮政府不愿將事情鬧大，更不愿抓人，而是讓工程隊拿2萬元出來平息事端。工程隊不得不拿2萬元給地痞和攔車村民。

　　這 是一起性質相當惡劣的治安事件，但地方政府不愿為此而煩惱，而愿“和諧”處理。“和諧”的后果是鼓勵善良的農民去學習“刁民”，因為做刁民可以謀取利益。 之前少數邊緣群體在與政府斗智斗勇甚至死纏亂打，大多數農民只是在一邊冷眼旁觀，現在則變成了很多善良的農民都愿意向“刁民”學習，與政府對著來。

　　本 來，很多事情，越出一定界線就改變了性質，就必須要斗爭和打擊，而不能不分性質地和稀泥。現在好了，所有人都來當好人，原則沒有了，對錯沒有了，底線沒有 了，違法犯罪行為也被“和諧”掉了。這樣一來，所有人都受到了負面激勵，而由沉默的大多數變成了越軌的刁民。毛主席早就講過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傳統時 代也強調教化農民。因為農民是一個復數，是由很多個體農民所組成的龐大的群體，教育農民是要讓他們認識到自己的整體利益、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而不是任由 少數人為了個人小利而破壞共識，破壞共同情感和共同利益。打擊少數和教育多數是兩個同時發生的過程。政府在原則問題上不堅持，對少數人違法犯罪行為的縱 容，在是非問題上當好好先生。只要有幾次這樣處理問題，政府本身就沒有威信了;加上政府內一些官員確實存在謀取私利、偏袒違法犯罪行為的問題，農民很難真 正信任基層官員。在多因素的綜合作用下，農民會越來越僅從個人私利出發，游走在法律的邊緣，成為公共利益的對立面。這個時候，無論國家有多少能力，都無力 應對一個多數人不守規范的局面。

　　九、

　　由矛盾不出村，到建設和諧社會，到大量矛盾出村甚至到了中央，再到信訪考評一票否決，到地方政府花錢買穩定，“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幣解決”，地方治理中的原則 喪失了，底線沒有了，加上基層官員因自身問題常常難以取信于民，因此，通過斗爭來求得團結的機制和通過打擊來施加教育的機制就很難展開，刁民代表農民和農民變成刁民，使得上訪數量激增，上訪性質發生質變。當前農村正處在這個質變過程中，這是極其危險的事情。

　　湖北漢川市委宣傳部一個干部講，現在農村群眾上訪已成最大問題。只要死了人，即使自己打架死了人，他們也找政府鬧。縫死必鬧。現在黑社會介入到死人事件，黑 社會幫你策劃，產業化經營，黑社會包辦索要政府賠償，賠償分成，二十萬元，他要五萬元。他們上街游行，一天五十元，一包煙。現在是民欺官，對法律缺乏敬 畏。收錢難，發錢更難。任何事情都動員老頭老太太堵政府大門，沒有辦法。看起來可親可敬又顫顫巍巍的老太太為了每天50元錢堵政府大門，真讓人心里不是滋味。

　　余彪在江西安義調查發現，無論什么原因，只要在醫院治病死了人，或是出了交通事故，都會找政府，非得政府出面給予賠償，不然就堵政府大門，甚至到更上一級政府群體上訪，交通事故現在不能由交警來處理，而須由政法委處理。至于職業醫鬧，則早已是眾所周知。

　　正如本書中有文章所講，農村中甚至普遍出現了謀利型上訪。

　　顯然，當前農民上訪，不只是“事情正在起變化”，而且是在深刻質變當中。這可以說是一個危險的時期。如何應對，實是需要大智慧和大魄力的戰略性決策。是路線方針的問題了。

　　十、

　　為什么上訪中會出現如此的失衡，以至于正在發生質變?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和諧社會建設下面，上級對下級的信訪一票否決。地方政府面對無理上訪的少數，既然不能采用強制手段限制農民上訪，就只能花錢擺平。

　　如何解決問題并使農村上訪維護在一個平衡的限度內?

　　其中一個辦法是允許地方政府對無理上訪、謀利型上訪尤其是有黑惡勢力介入進來的上訪進行打擊。群眾中的大多數人是好的，但無理上訪人、謀利的上訪人，甚至壞 人往往也隱藏在群眾之中。從信訪制度運作的角度來說，需要對壞人要進行打擊，當然，且不說如何界定壞人及打擊壞人是否合法。

　　然而，只要中央允許地方政府打擊壞人，可以對無理謀利上訪破壞公共秩序(《信訪條例》有規定)的行為進行打擊，則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地方政府一定會極大地超 出中央所允許的限度，對他們認為的無理謀利上訪進行打擊，且他們就更加沒有意愿去解決農民的有理上訪。他們會為了保衛自己的職位，為了自己的政績，而充分 利用他們的權力去壓制所有他們不喜歡的上訪。這不僅會使農民利益可能受到極為大侵害，而且，中央也無法再與農民結盟來約制地方。地方政府膨脹的力量會上欺 下壓，變成一個怪物，變成民眾的對立面。

　　這 樣一來，國家在如何面對上訪問題上就存在兩難，一是要允許農民越級上訪，無論有理無理都必須允許。一旦允許，大量矛盾到了中央，中央無力解決，就必然要求 將矛盾化解在基層，就要一票否決上訪過多的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為了減少越級上訪，一方面強調矛盾不出村鄉縣，一方面就要壓制上訪，壓制上訪不合法且不合中 央要求，因此只能“人民內矛盾人民幣解決”，這又進一步激勵了農民的越級上訪。上訪更多，中央更無法處理，中央更要求矛盾化解在基層，基層就更加只能以人 盯人，就更加在重大節假日，在全國兩會期間，花費更大成本防止要挾型上訪的發生。基層也就越來越處在維穩的巨大壓力下面，維穩成本居高不下，且維穩越來越 成為基層工作的中心任務。

　　基層因此處在了進退失據、動輒得咎的困境。中央也是。中央可以說一些文不對題的以人為本之類的空話套話廢話(媒體和文人更是)，而基層的以人為本就只能是人盯人，庸俗化。人盯人，盯不住，惡性事件頻出。

　　由此而來的是各種惡性事件，經媒體放大，都是泛泛指責地方政府，而進一步刺激了群眾的情緒，鼓勵了刁民的斗志，并因此有了烏坎事件等等大量類似惡性事件。由基層治理開始，逐步到國家治理也出現了危機。

　　當 前鄉村治理和國家治理中存在以上危機，可能并不是最糟糕的事情，最糟糕的事情是我們都不愿面對，沒有能力面對，我們都以為自己已經掌握真理，甚至不愿深入 了解經驗就已經得出結論。尤其是對于學界，目前也習慣于結論先行，不愿或無力深入事實。最終，人們對上訪的認識基本上都來源于1%都不到的惡性事件，而99%以上的真實上訪卻被有意無意地忽略。1%的惡性上訪事件“綁架”了所有的上訪。這是危險的。

　　十一、

　　正氣不足，邪氣上升。為什么會出現以上國家治理的困境，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村莊政治的喪失。

　　村莊政治，在傳統時代和人民公社時期的表現。

　　在傳統時期，村莊政治的核心是地方性村規鄉約具有法律一樣的效力，村莊有自主解決內部糾紛的主體性。即使村內糾紛無法在村內解決，而鬧到國家在基層的代理人 那里(比如縣衙的知縣)，知縣也是按照村規來裁決。村莊內有各種邊緣群體，但邊緣群體不可能主導村莊規范，而會被村莊各種力量壓制住。若有人不斷地與村莊 主流力量纏斗，這種人就會被定為“土棍”，搬弄是非之人。這樣的定位，就不僅要付出聲譽的代價，而且在民事裁決中會處于極為不利的位置。若有人敢于不斷地 “合法不合理”地挑戰地方政權的底線，地方政府完全可以采取有罪推定，對其進行拘留懲罰。因此，在傳統時代，雖然有上訪，有釘子戶，但為數甚少，并不構成對基本統治秩序的挑戰。

　　人 民公社時期，最為重要的是群眾路線和階級斗爭。一個敢于挑戰群眾共識的人，就可能被群眾當作壞人批斗。國家無法從意圖上判斷一個人的行動動機，但群眾可以 判斷，可以通過村莊內的共同的生活常識來判斷。是出于好心還是惡意，是為公還是為私，是做貢獻還是搞破壞，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讓群眾通過大會來判斷是 非。

　　總之，在傳統時代和人民公社時期，村民既是一個總體，又是要進行具體分析的，一個村民因其動機、意圖、行為，而可以被判定為壞人，從而受到村民群體的懲罰。 村民群體有懲罰壞人的能力和合法性。其背后則是義務本位和有罪推定的司法原則。在村莊中肆無忌憚是不行的，與官員死纏亂打是危險的，也注定是要失敗的。

　　十二、

　　一旦村莊無力對付崛起的邊緣群體，邊緣群體大量與地方政府“斗智斗勇”，死纏亂打之時，國家除了一再聲稱建設和諧社會、以人為本以外，束手無策。國家現在發 現，自己沒有直面群眾訴求的能力，尤其是群眾的各種利益訴求(甚至是不合理的利益訴求)都被釋放甚至被激發出來之后，中央只能泛泛地講大多數群眾都是好 的，“壞人”這個詞匯是不恰當的，因為只有違法不違法而無好人壞人之分，中央就只能要求地方政府用更好的態度面對群眾，視群眾為衣食父母，與群眾實現“三 同”(同吃同住同勞動)。國家缺乏對群眾復雜性進行分析的能力，尤其根本的是，對群眾進行分析在政治上是不正確的。這樣一來，中央可能就只是要求地方政府 在無理上訪提過份要求的少數群眾面前不講原則，滿足其不正當要求。地方政府就只能用擺平術暫時擺平事端，這又會激發更多事端。中央做了好人，地方暫時應 付。最終地方政府應付不了，事情都到了中央，中央就無力應對。

　　也就是說，面對當前農村基層釋放出來的各種正當不正當、合理不合理、甚至合法不合法的利益訴求，中央無力應對，媒體無的放矢。學界甚至都不用接觸經驗本身的復雜性，就已經有了只能如何的結論。

　　這種情況顯然是危險的。

　　十三、

　　首先，我們必須呈現事實，而不能再以抽象正確的大詞泛泛而論，不能以社會良心自居。群眾是要分析的，農民已經分化，社會訴求可以塑造，雖然真善美都很好，達 到真善美要有步驟，要做到真善美的統一要有智慧。不是我們的愿望決定了我們可以達到的高度，而是我們對事實本身的冷靜分析判斷決定了我們能否正確起步。當 前媒體、學界乃至高層政府在未對經驗本身進行深入分析之前，就已下的若干判斷本身存在問題。只講應該如何，不講是什么和為什么，是當前中國學界的致命傷。

　　十四、

　　當 前中央在應對農民上訪上的兩難，其中一個關鍵是放棄了我黨對人民內部矛盾和階級矛盾的劃分，放棄了傳統，而無原則地接受了歐美強勢話語的意識形態。其中最 為重要的是，中國的國家主體性即國家依據自己分析來進行決策和采取行動的主動性，受到歐美強勢意識形態的約制，尤其是西方民主自由人權話語的約制。西方的 自然就是好的，也是對的，也自然是中國應該向其看齊的，這樣的心態已經深深銘刻在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已經成為政治正確的一部分。媒體如此，學者如此，政 府領導人也是如此。

　　民 主自由人權是可欲的價值理念，問題是如何面對這些價值。這些價值訴求有助于中國完成現代社會轉型，也有助于弱勢群體反抗霸權，反抗基層個別官員的欺壓。然 而，當面對中國問題時，不能完全將自由民主人權這些西方價值抽象化、本質化、神學化，最終使得任何問題不用分析、不用討論就有了答案。一些學者根本不分析 問題，所有的問題都歸結為政府不尊重人權、政治體制不民主、人民不自由。這種論調已高唱多年，他們對中國社會的理解卻鮮有進步，社會問題的解決思路也沒有 創新。在這些學者的頭腦里，所有問題的出路，都只能按西方的普世規則辦，這是不容質疑也不敢質疑的。因此，政治學界不用對中國政治傳統和體制進行深入研 究，就已認定唯有西方民主才是中國政治體制的歸屬，他們根本不會管幾乎所有學習西方民主制度的發展中國家都陷入混亂的事實。法學界不用對中國社會習慣法進 行研究，就已認定中國應該如何如何，而不顧中國有數千年的司法傳統。

　　西方尤其是歐美借人權對話和各種白皮書來干涉中國內政，對中國應該如何做說三道四，而事實上西方與中國是競爭者。中國應該怎樣做必須看西方臉色，必須顧忌西 方意識形態，而西方至今仍在意識形態上敵視共產主義。西方借宗教、文化和意識形態來和平演變中國的企圖，可以說是路人盡知。

　　中國喪失了自己的話語權，將“獨立自主”的發展戰略拋到腦后。中國從媒體到學界然后到全體國民都毫無反思地接受西方的普世價值，而未作反省反思，不討論其對中國的適用與否，更不用說在具體問題上展開分析。

　　而 在當今的世界上，中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最為重要的任務是實現國家的富強，中華民族的復興，或中國的現代化。現代化的實現必須要以經濟發展 為前提，正是在經濟發展方面，來自西方的意識形態或普世價值究竟是毒藥還是良藥，需要討論。張維為到世界上一百多個發展中國家考察，未發現一例因為采取了 西方民主制度的發展中國家因此成為發達國家，相反倒往往因為采用西方民主制度而使國家陷入混亂乃至混戰，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將西方意識形態比作華麗的衣 服，一個窮人并不是因為穿上華麗衣服就變得富裕，相反，西方之所以可以穿上華麗衣服，是因為他富裕買得起。窮人本來窮，再買華麗衣服穿上，只會更窮。陳永 貴講，先治坡再治窩，這是至理名言。

　　再進一步，西方的普世價值與西方歷史、國情和國際處境相關，或西方的普世價值也是特殊的，是特定的時空條件的產物。同樣，中國這個有5000年文明，有13億 人口的發展中大國所實踐的價值本身，也是與中國的歷史、國情和中國國際處境相一致的，因此也是普世的價值。中國的普世價值應在深刻理解自己民族特性和發展 階段的基礎上自我定義，比如中國將人權首先定義為生存權和發展權。這當然對，因為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目前最重要的任務是發展。西方的人權主要 指新聞自由、政治自由，這也是合理的，西方歐美一直是第一世界，是國際規則的制定者和主導者，是有能力將國內危機向國際轉嫁的霸權國家，他們有能力消化國 內的問題。

　　中 國的處境則是大不一樣的，中國如何崛起，各方面的共識是必須要有穩定的社會環境，中國國內社會各階層之間可以相對和諧，國家不被任何一個階層所綁架而可以 有自己的主體性，對中華民族長遠未來負責。在中國發展的順序、戰略方面，或中國發展的路線、方針、政策方面，不可能有一個可以一成不變執行的既定方案，而 且需要適應環境需要、發展需要不斷調適、不斷深化乃至不斷試錯的過程。這個過程中，就不僅需要國家相對于各階層的自主性，相對于西方國家的自主性，而且需 要中國的社會科學工作者真正深入到中國發展所面對、所要處理和所要解決的復雜國情里面來，需要社會科學首先對是什么進行細致研究，對為什么進行開放式討 論，然后再提出有助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思路和具體對策。

　　當前中國學界如同媒體一樣，立場先入，而不愿對事實本身進行細致討論的風氣已經很嚴重了。中國的社會思潮中，無論左右，也都存在立場太過強硬，而對事實卻無基本理解甚至根本不愿去理解的嚴重問題。這樣的態度是不行的。

　　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學者，應該放下自以為是的喜歡搶占道德制高點的毛病，警惕自以為是真理在握的心態。中國知識分子尤其是學者必須有一個按毛主席所說深入到實踐中作扎實調研的階段。

　　本書所收錄論文，可以算作關于農民上訪調研的不成熟的成果匯編。

　　是為序。

　　2011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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