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中國困境的政治經濟學觀察》第二編 宏觀調控觀察 第二章 “脹”“縮”之爭的背后

　　多年來學者們對中國經濟將會通脹還是通縮一直爭論不休。正如前面提到的，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助理易綱的表述：“通脹通縮一線天”。

　　通脹派、通縮派都在權威機構工作，都是業內專家，都有言之成理的論據。通縮派主要從產能過剩的角度來分析;而通脹派則從貨幣供應量進行分析。

　　那公眾該相信誰的判斷?

　　2.1“高達18%的貨幣供應量”

　　通脹、通縮顯然是一種貨幣現象，央行面對“高達18%的貨幣供應量”(同上)，自然要擔心通脹。

　　我國曾長期被視為一個“金融抑制”的國家，《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表明，1985年我國廣義貨幣M2僅占當年GDP的54.17%。當時，理論界的主流意見是“加強金融深化”。進入90年代，我國的“金融深化”發展得相當快，用GDP來度量M2，表現了這一進程(圖2.3)。面對巨大且(相對于GDP)高速增長的貨幣發行量，央行的憂慮不無道理。

　　圖2.3、廣義貨幣供應量與GDP的比值

　　然而供應的貨幣去了哪里?央行的統計口徑中，廣義貨幣M2被分解為流通中的現金M0、活期存款、準貨幣三部分，用GDP衡量，廣義貨幣M2的構成演化如圖2.4。　　

　　圖2.4、細分的貨幣供應量與GDP的比值

　　數據顯示：主要用于交易媒介的M0與GDP大體同步增長，而構成儲蓄并轉化為投資需求的準貨幣則高速擴張。這表明銀行系統供應的貨幣大多數被存儲起來，追求以錢生錢。可見，貨幣供應并不直接轉化為購買力。

　　基于此，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長李揚認為：

　　“M2的增長主要由于儲蓄和企業定期存款增加所致，由于被迫性儲蓄持續大于投資，國內的資金過剩成為長期現象，國內物價總水平不可能長期上升，通貨膨脹不是中國的主要危險，反而應當高度警惕通貨緊縮問題。”(杜亦 «央行報告反復斟酌通縮貨幣政策遭遇兩難境地» 經濟觀察報 2005年12月18日)

　　李揚其實已經看到了問題的癥結，但他的分析止于“被迫性儲蓄持續大于投資”。沒有進一步分析儲蓄為何無法轉化為投資，更沒有分析過剩的資金不進入消費市場的原因，卻得出了“應當高度警惕通貨緊縮”結論，于是邏輯上成了“資金過剩”→“通貨緊縮”的悖論。由此得出的政策建議，邏輯上只能是“積極的財政、貨幣政策”。

　　2.2“產能過剩的憂慮被夸大”？

　　在自由市場上，決定價格的是供需雙方的平衡。盡管國家發改委在2005年 12月的一份報告中指出，有個11行業產能過剩或潛在過剩(«發改委：11個行業產能過剩狀況一覽» 中國設備網 http://www.cnsb.cn/html/news/64/show_64796.html)。但仍有不少學者或當事人堅稱，產能過剩是“假象”，“產能過剩的憂慮被夸大”。(«媒體稱中國不會重演日本悲劇 產能過剩被夸大» 中國日報網 2010年01月15日)

　　前已反復證明，相對于高速擴張的產能，我國的國內需求一直在相對萎縮，造成了我們對海外市場的依賴。這些年，彌補內需不足的重要渠道是出口。出口/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演變(見圖2.5)說明了這一點。

　　圖2.5、出口/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數據表明，進入本世紀后，國內產能對海外市場的依賴高速增長，2006、2007兩年甚至超過了對國內消費市場的依賴!如果是日、韓之類的國家，這條路或許還能走下去。而我們擁有世界最多的人口，這條路怎么可能走下去?這些年國際貿易爭端愈演愈烈，那些以“貿易自由主義”誘使我們洞開國門的發達國家，已經向我們揮舞貿易保護主義的盾牌。出口/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自2007年達到峰值104.76%后，即快速下行。可見依賴出口的路已經走到盡頭。

　　可見，有效需求不足將是我們不得不長期面對的基本現實。筆者一位在企業界工作的朋友，歷數一連串行業，告訴我，其中少數幾家企業的生產能力就夠滿足全中國的需求。統計數據證實了一線工作人員的感受。

　　2.3通脹、通縮？艱難的選擇

　　由此我們看到，過去20年中演進的兩個相關的過程：

　　其一，用GDP作尺度衡量，貨幣供應量顯著上升，而勞動者收入下降，邏輯結論只有一個，大量的貨幣被當作資本儲藏起來了。這導致了國內社會有效需求相對于資本的萎縮。

　　其二，大量資本的積聚推動了高強度的投資，形成了巨大的產能。國際市場成了彌補內需不足的緩沖池。直至引起各國強烈的反彈，內需不足的矛盾才清晰地暴露在國人眼前。

　　這兩個過程導致了今天中國經濟結構的基本特征：

　　銀行系統發行的貨幣，其主體已經演變為資本;資本的第一屬性是贏利;而贏利要求降低成本、增加產出;降低成本必然降低勞動者所得，從而導致國內社會有效需求萎縮;增加產出則導致擴大供應。于是有效需求不足成為社會不得不長期面對的基本現實。

　　我們已經看到，導致有效需求不足的并不是貨幣政策，而是目前社會要素配置的基本準則----資本利潤極大化。正是這個準則將越來越多的貨幣變成渴求利潤的“老虎”----資本；同時卻使社會消費的有效需求日漸相對萎縮，而這又正是利潤的來源。

　　正是這只“老虎”將貨幣政策逼到了進退維谷的境地。無論央行采用“松”或“緊”的貨幣政策都無法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

　　如果央行提高利率，回籠貨幣，肯定會加劇已經大面積存在的存差(因為銀行放貸更加困難)。央行數據顯示, 1991年后，(存款-貸款)/GDP(當年價)高速上升，到2009年已達60.06%(見圖2.6)。為如此巨大的沉淀資金支付利息，迫使金融機構在實體經濟之外尋找新的利潤來源，其結果是“虛擬經濟”的膨脹。

　　圖2.6：(貸款-存款)/GDP(當年價)

　　如果央行降低利率，放出貨幣，肯定會刺激新一輪投資狂潮，狂潮過后則是“尸橫遍野”，過去20年，社會的供需矛盾正是在這一輪輪狂潮中惡化的。別忘了，“老虎”還呆在銀行里是因為有國家信用這個“籠子”，一旦供需矛盾惡化到不可收拾，“籠子”將被打破，占廣義貨幣六成以上的準貨幣將力圖沖出“籠子”，搶購一切它認為能夠保值的東西。這將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無論那種情況，都是社會無法承受的。由此，我們才能理解易綱所說的“一線天”。

　　發改委宏觀院的報告認為：“低通脹已成為一種內在性長期趨勢。”從我們的經濟結構看，這個判斷無疑是正確的。但在分析其“主要原因”時，報告卻列舉為:

　　一是高科技革命(信息技術革命)及其不斷擴散，提高了要素生產率，使企業生產成本大幅下降，效益提高，物價走低;

　　二是全球化過程使市場機制在全球范圍內進行調節，使市場資源配置的效率明顯提高，拉低物價水平;

　　三是中國改革開放后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明顯增加了全球的供給量，使物價總水平增長放慢。(發改委宏觀院 «下半年可能出現輕度通縮» 國家信息中心 中經要報 第4期(總第398期) 2006年1月23日)

　　將經濟陷入困境的根源歸咎于技術進步和經濟運轉的合理化，其隱含的理論假設是什么？如果此論成立，我們還搞什么“創新型國家”，還搞什么“要素配置合理化”?

　　2.4誰來平衡“利潤極大化”機制

　　面對可能的通縮，因該采取何種措施?

　　過去20年，常見的反應是放松銀根、放寬投資限制。其隱含的理念是“投資制造需求”，國民經濟的波動基本上是由投資波動來驅動。這種政策短期內會造成“繁華盛世”的幻象，其長期后果則是日益尖銳的社會經濟矛盾。其實，許多這種政策的鼓吹者，心里完全明白其后果，但他們自認為有能力成為“繁華盛世”的受益者，而將成本推給社會。如此之多的明星官員和企業家卷款外逃，就是明證。

　　既然通縮的根源不在貨幣政策，靠貨幣政策來反通縮注定無效。決定貨幣政策的，應該是其他政策目標。

　　發改委宏觀院的報告除了建議“適度放松貨幣政策，防止通貨緊縮”外，值得注意的是提出了：

　　“擴大內需的重點放在擴大消費需求上，對投資需求不是刺激，而是適度抑制，防止出現越來越嚴重的生產過剩問題，但要重視改善投資結構、增加有效供給。”

　　“合理控制中長期貸款增長，繼續嚴格控制過熱行業、形象工程的信貸投放，適度收縮城市基建和高速公路的信貸規模。”(同上)

　　這些政策建議并非針對其報告中羅列的三項“主要原因”，而是針對供需失衡，說明了報告作者心目中的癥結所在。

　　2005年11月8日，中國證券報發表李軍杰的文章《目前應促進增長模式向消費主導型經濟轉變》，主張：擴大消費者特別是農民和低收入者的收入來源;建立惠及大眾的社會保障制度，穩定消費預期;降低中低收入階層的稅負，減小收入分配差距。作者將這一切寄希望于財政政策而非貨幣政策。

　　這些政策建議讓人想起凱恩斯。仔細想來，凱恩斯的藥方無一不是針對“利潤極大化”這一準則。既然“利潤極大化”機制是造成困境的根源，而在資本主義體制下，又不可能廢除這一機制，為了社會的整體生存，就必須有另一機制與之抗衡。控制論先驅坎農在《軀體的智慧》中提出了“拮抗機制”的概念，凱恩斯主義正好與“利潤極大化”機制構成一對“拮抗機制”。這就是凱恩斯主義得以立足的深層根源，也是西方人喜歡將自己的社會稱為“混合經濟”的原因。

　　看來，要理清中國經濟的脈絡，還需要研究一下凱恩斯。然而了解一點經濟思想史的人都知道，凱恩斯主義的源頭其實在馬克思那里。所不同的是，在馬克思那里清晰的邏輯思路，到凱恩斯那里變成了費解的數學公式。馬克思開的藥方是廢除資本主義，而凱恩斯開的藥方是飲鴆止渴。

　　而我們某些研究通縮/通脹的學者，只埋頭于CPI(消費者價格)、PPI(生產者價格)，其視野與股市炒家相距幾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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