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中國困境的政治經濟學觀察》第二編 宏觀調控觀察

　　宏觀調控關系到整個國家經濟的持續運行，多年來眾多爭論不休的問題都歸結到宏觀調控的方向。而宏觀調控卻總是“老鼠鉆風箱，兩頭不是人”。本編中我們先討論宏觀調控的機制，在此基礎上，回顧一些學界長期爭論的問題。

　　第一章 宏觀調控之惑

　　放棄了“計劃經濟”，讓資本擁有者追逐利潤的動機支配社會的資源配置，給宏觀經濟管理當局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難題。

　　在“轉軌”后的經濟體系中，宏觀經濟管理當局手中符合主流經濟理論的調控手段有兩大類，其一調控貨幣發行量;其二調控財政收支量。至于用行政命令直接干預企業決策，則被視為改革不徹底的遺產，應予革除。

　　事實上，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部門調控經濟的主要操作桿。他們被粗略地分為“積極”、“穩健”、“從緊”三檔，“積極”意味著加大馬力，而“從緊”意味著收小油門。實踐中還出現過兩個過渡檔“積極穩健”和“適度從緊”。

　　讓我們回顧第一編第二章2.2節“利潤極大化”，再看看利潤極大化機制的運行。虛擬經濟的沸騰和經濟體對出口的依賴是目前最引人注目的問題，也是大量宏觀調控措施直接針對的對象。回顧第一編第二章2.2節圖1.22展示的利潤極大化原則的作用機制圖，這兩者均不處于正反饋回路上。換而言之，它們是問題的表象而非癥結。直接針對它們采取調控措施，無異于揚湯止沸。于是人們看到，數年調控的結果是：資本市場、房地產、對外依存度均沖上歷史新高。

　　事實上，虛擬經濟的沸騰和經濟體對出口的依賴是觀測經濟體病態的儀表盤。發現儀表盤指示異常，不是去對癥下藥，而是試圖阻止指針亂動，豈不可笑？既然癥結在于導致三大失衡自我強化的正反饋回路。對癥之策就在于切斷這些回路，或至少降低其反饋的強度。

　　仔細觀察上述圖1.22，不難發現，貨幣政策對此幾乎無從下手。唯一看來有可能的著力點似乎是“投資沖動”。從表面上看，緊縮銀根可以有效遏制投資沖動。但所謂產能過剩是相對于實體經濟需求不足而成立的，即投資強度超過社會有效購買力之所需。緊縮銀根在壓縮投資的同時，也壓縮了就業和職工工資，壓縮了內需，經濟體內部的正反饋機制卻毫發無損。緊縮銀根的作用在于使經濟活動冷卻，它首先導致廣大底層公眾生計更加艱難，卻根本無助于緩解三個基本的失衡：即財產性收入與工資性收入失衡;產能與內需失衡;追逐利潤的貨幣與祭獻利潤的貨幣失衡。反之也一樣。于是找不到出路的生產能力只能向海外尋找出路;找不到出路的逐利資金只能在虛擬經濟中狼奔豕突，而一旦開放資本項目下的可自由兌換，勢必出現大規模的資本外流----因為國內盈利機會萎縮。

　　至于財政政策，依然是靠控制社會上的貨幣量來調控經濟。差別在于貨幣政策通過金融系統起作用，而財政政策通過行政系統起作用。當年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時，靠大規模發行國債聚集資金，由各級政府投入路橋建設、城市建設。由于所有的建設主體都公司化了，都在追求利潤極大化，結果絲毫沒有削弱圖1.22中的正反饋回路。事實上，由于行政權力市場化，導致貪污腐敗案大量出現，加劇了貨幣向少數人的集中，使他們能更有效地實現資本擴張;同時降低了底層社會公眾的收入，降低了原本希望提高的社會購買力，結果反而強化了圖1.22中的正反饋回路。

　　可見，只要財政投入著眼于經濟建設的速度快慢，它就無助于緩解兩個基本的失衡，對調控目標而言，就是隔靴搔癢。

　　讓我們進一步分析貨幣政策的機制與功效。

1.1 “貨幣的迷失”還是經濟學的迷失?

　　1919年美國的經濟學家費雪在《貨幣購買力》一書中提出著名的費雪方程式： MV=PY。其中M為貨幣發行總量，V為貨幣流通速度，P為價格，Y為可交換的可交易財富，這成為貨幣數量理論的基礎。

　　通常將Y視為以不變價格計算的GDP，將PY視為以當前價格計算的GDP,則有：

　　M / 以當前價格計算的GDP = V

　　不同的學派對V有不同的解釋，通常稱其為貨幣流通速度。如果V為常數，則M與以當前價格計算的GDP應同步增減。但事實上，第一編第一章1.5節已指出，我國的廣義貨幣的增長不但遠超過以不變價計算的GDP,也明顯超過以當前價格計算的GDP。(見圖2.1)

　　圖2.1：中國的M2與GDP(均以1985年為1)

　　西方各國也發現過類似現象，他們的經濟學家們稱之為“貨幣的迷失”，意指貨幣增量中無法用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解釋的部分。于是，我們的經濟學家們也煞有介事地討論起“貨幣的迷失”問題來。

　　一些學者試圖用各種因素解釋貨幣需求量，涉及到的因素包括總財富、國內利率和通貨膨脹率、股票市場、經濟預期、制度和經濟變革對貨幣需求的影響等等。由此提出了“貨幣需求函數”的概念。他們用復雜的數學工具研究“貨幣需求函數”，但均未能提高對貨幣需求的預測能力，只是得出了“貨幣需求函數”不穩定的判斷。這只是對現象的另一種表述，沒作出任何解釋。這不免使人質疑，“貨幣需求函數”是否是一個有效的觀察視角?

　　費雪方程背后隱含的假設是：貨幣的唯一功能是交易媒介。然而，第一編列舉的大量數據表明，這不符合事實。在現實的經濟體中，看起來完全無差異的貨幣，在不同的人手中，有完全不同的目的，承擔著截然不同的功能。一些人用它做交易媒介，而另一些人“以錢生錢”，用它來聚斂更多的貨幣。第一編展示的大量數據表明，事實上逐利資金已經遠多于作為交易媒介的資金。

　　前邊介紹了在央行的統計口徑中，流動性最強的是流通中貨幣M0，它最接近于交易媒介;而對“準貨幣”(其他存款)，金融系統必須為其支付利息，因而最接近于逐利資金。圖2.2為兩者的對比：

　　圖2.2：流通中的現金與準貨幣對比

　　數據表明，1985年以后，大體滿足費雪方程的只是流通中的現金M0，而作為“金融資產”的準貨幣，與費雪方程毫無關系，相反，它顯示出了遠超過GDP的增長速度。

　　M2將兩類不同的貨幣一鍋煮，又被學者們僅視為交易媒介，才導致了“貨幣的迷失”這個偽問題，這個偽問題又將學者們引向了尋找“貨幣需求函數的穩定性”這個死胡同。

　　從貨幣的兩種功能的視角容易看到，逐利資金的標的不是可交易財富，而是貨幣本身，利潤極大化是一種正反饋機制，依靠逐利資金,它持續地從購買商品的資金中獲取利潤，并將其加入到逐利資金中，使逐利資金加速增長。

　　同時，利潤極大化機制將國民的勞動所得牢牢地壓在底線，以保障資本擁有者的“國際競爭力”，而物價受制于國民購買力，自然與M2的超速增長無關。事實上逐利資金的增長超過購買商品的資金，在價格上反映為“資產”價格的上漲遠超出消費品價格的上漲。面對“非理性”暴漲的資本市場，經濟學家們歸咎于“流動性過剩”，而事實上，過剩的是逐利資金，它大體上對應于貨幣中流動性最弱的準貨幣。

　　逐利資金的高速膨脹使基于交易媒介假設的費雪公式失效。由于費雪的貨幣數量理論是央行控制貨幣發行的理論基礎，它的失效使各國央行陷入困境，不得不另覓出路。由此導致了關于貨幣政策的長期爭論。

1.2 貨幣政策之爭

　　基于費雪的貨幣數量理論，20世紀70年代“貨幣主義”大師弗里德曼倡導“貨幣數量規則”，將貨幣發行量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名義錨”，意圖通過調控貨幣發行量，保持經濟的平穩增長和社會的穩定。然而“貨幣需求函數不穩定”使央行無法確定合理的貨幣發行量指標，這迫使許多國家的央行放棄了貨幣發行量目標。

　　上世紀90年代，新西蘭最早試驗“通貨膨脹目標制”，以預訂的通貨膨脹率目標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根據通貨膨脹率與預定目標的差距來決定貨幣發行量的收縮與擴張。此后加拿大、英國、瑞典、芬蘭、智利、韓國、波蘭、巴西、匈牙利、羅馬尼亞等國家都紛紛效仿。

　　而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美國,以聯邦基金利率為操作目標，其理論基礎是“泰勒規則”(Taylor 1993年)，Taylor認為，真實利率是唯一能和實際產出以及價格水平保持長期穩定關系的變量。因此央行應根據通脹率和總產出實際值與目標值間的差距來調節聯邦基金利率的走勢。不同于“通貨膨脹目標制”，“泰勒規則”關注的是利率。

　　“通貨膨脹目標制”的隱含假設是：經濟體存在一個合理的通脹率，應據此調控貨幣發行。“泰勒規則”的隱含假設是：真實利率決定了實際產出與價格水平，且存在一個利率水平，在此水平上，全社會的產出與價格是可接受的。

　　廣州大學的鄧宏發現，通脹率與利率高度相關，相關系數高達 0.9(見鄧宏《利率與通貨膨脹率關系的實證分析》 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8卷第 3期2009年 3月)。可見無論“通貨膨脹目標制”還是“泰勒規則”，其本質是試圖控制全社會的資本平均利潤率。利潤率太低資本擁有者將失去投資的動力，而利潤率太高，將導致高通脹，社會將難以承受。央行的目標就是找到一個雙方都能承受的水平，引導經濟體平穩運行。

　　然而，這道路能將經濟體引向何方?

　　無論“通貨膨脹目標制”還是“泰勒規則”都放棄了基于“交易媒介”假設的貨幣數量控制。這不應歸咎于央行的不負責任，事實上我們已經看到控制貨幣數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現在，中國央行理論上實行的是“貨幣數量規則”，但圖2.1顯示的數據表明，中國貨幣數量的膨脹速度不僅遠高于以不變價格計算的可交易財富，甚至遠高于以當年價格計算的“注水”后財富。

　　放棄對貨幣數量的控制，只關注經濟體當前的表現，勢必導致貨幣數量呈指數函數增長。于是我們看到了經濟體中的第四個失衡：貨幣數量與可交易財富的失衡。

　　這一失衡持續的結果，使貨幣循環逐步遠離實體經濟，遠離實體經濟的貨幣循環必將發展出自己的運行邏輯，這就是既被視為“創新”又被視為“禍首”的“虛擬經濟”。

　　貨幣循環本是為實體經濟服務而產生的，而在現實運行中我們看到了它與其初衷的“異化”。它導致實體經濟的各環節均處于窘迫而緊張的狀態，實體經濟創造的財富主要被聚斂到逐利資金擁有者手中。事實上，貨幣循環已經成為實體經濟的主宰。(筆者就看到過好幾個這樣的案例：實體經濟中一個可能不錯的項目，被資本運作高手相中，以低廉的代價獲得項目的控制權，高手從項目中提煉出可以刺激資本市場的“概念”，從資本市場中大量融資而暴富(這里控制權是高手實現暴富的關鍵)。至此，對高手而言，該項目的潛在價值已經發掘殆盡，利潤極大化要求他“獵取”新的項目，前個項目融得的資金成為獵取新項目的本錢，而原來那個項目則任其衰落。在這些案列中，實體經濟淪落為資本運作高手的“道具”)

　　面對日益相對萎縮的利潤源，逐利資金表現出“貪婪”與“恐懼”反復無常的交替，導致難測的波動。于是我們看到，“反仆為主”的貨幣循環使實體經濟處于風險莫測的金融環境中。

　　于是學界對中國的貨幣發行始終存在兩個對立的觀點，正如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助理易綱表示：“有關目前宏觀經濟到底面臨著何種壓力出現了兩種觀點，分成了兩派：通脹派和通縮派。”“目前我國宏觀經濟形勢可以說是，通脹通縮一線天。”(李揚 «易綱：通脹通縮一線天» 證券時報 2005-12-19) 正如易綱歸納的：通縮派主要從產能過剩的角度來分析;而通脹派則從貨幣供應量進行分析。這讓人想起了“瞎子摸象”的寓言。

　　面對這樣的貨幣循環，央行有何計可施?經濟體前景安在?

1.3 “財政政策”

　　財政政策通過控制財政收支的數量與方向來調控宏觀經濟。

　　財政收入有兩個來源：其一是各類稅費，它由財政當局支配，無需還本付息;這類收入歸根結底取決與經濟體的體量，當經濟萎縮時，它必然受制于某個上限;另一類是國債，它是財政當局向債主的借款，法律上需還本付息。當然政府可以賴帳，但這勢必影響政府借新債的可能性。這次歐洲和美國的“主權債務危機”，就嚴重傷害了其借債能力----你有借不還，誰還敢再借給你?財政借債相當于政府替債主承擔經營風險并掙利息。在有效需求不足，產能過剩的大背景下，難道政府贏利的本事比資本家們更大？

　　可見國債的合理性在于以未來更大的代價應付當前的一時之急。而當問題出自系統性危機時，國債只能使危機積累起來，為未來的危機爆發積累更為強烈的能量。

　　上述圖1.22告訴我們，要緩解社會生產能力與有效需求的失衡，邏輯上有兩個方向：或者降低社會生產能力，或者提高有效需求。

　　前者導致產品銷毀、產能閑置乃至企業破產。這并非異想天開，在羅斯福的新政時期，1933年5月開始，新設立的農業調整管理局就在春夏兩季有計劃地犁掉了大約1000萬英畝棉田，收購和屠宰了大約20多萬頭即將臨產的母豬和600多萬頭小豬，幾千萬頭牛和羊。(見蔡躍蕾 張偉 «羅斯福“新政”復興美國» 環球時報2002年03月18日 第十三版) 不要以為這只是美國才有的傳奇，2013年媒體曾盤點了中國十大“鬼城”，它們是：鄂爾多斯、營口、唐山、寧夏海原、京津新城、常州、貴陽、溫州、云南呈貢、三亞。

　　“鬼城，是城鎮化過程中的畸形產物，鬼城之所以鬼，與超自然力量無關，反倒是得名于實實在在的鋼筋水泥。在房價飆升的背景下，炒地炒樓成為企業重要的賺錢之道，資本從各個行業涌入這一領域。地方政府依賴土地財政，開發商投機動機強烈，導致房地產項目過度開發，出現了局部嚴重的供大于求。

　　盡管有很多樓盤都賣出去了，但房子的持有者并不是為了居住，而是為了唯一的目的，即等房價上漲時賣出，寧可房子閑著。指望人口遷入也是不太實際的，空有房子而就業欠缺并不能真正吸引新移民，于是在高樓大廈的叢林之中，罕見幾個人影，有些地方，馬路清潔工甚至比行人還多，一到晚上，各小區漆黑一片，所謂鬼城也就由此而來，這些鬼城基礎設施齊全，規劃時早已計算好為了幾十年的繁榮，鬼城什么都不缺，只缺人。”(《領略中國十大“鬼城”風采》2013-03-08網易房地產http://sjz.house.163.com/13/0308/11/8PEK7B2C0239035I.html)

　　要實現后者，一個可能的途徑是對最缺乏購買力的那一部分國民進行補貼。目前建設公共財政體系，走向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展開的教育、住房、醫療“新政”，建設主體功能區等即屬此類。它本質上是財政轉移支付，而這種支付有出無進，無法計算其“經濟效益”。歐洲的所謂“社會民主主義”走的就是這條道路，幾十年積累的結果，是既無法還本，又無法付息，于是出現了“主權債務危機”。

　　另一個可能的途徑是強化底層公眾的談判地位。但這不是財政政策的范疇，而是法制的范疇。2007年關于新勞動合同法的爭論即屬此類。華為強制辭職事件和關于新勞動法數不清的“應對”講座表明，指望政府頒布一部法就能解決問題顯然過于天真。

　　我們很多人熱衷于“與國際接軌”，而“國際”上有兩類決策機制，一類是“一股一票”，它是資本決策機制；一類是“一人一票”， 它是人本決策機制。前者作用于私人領域，后者作用于公共領域。只有“一人一票”機制管住“一股一票”機制，才能緩解資本對公共決策的挾持，才能保障底層公眾起碼的談判地位。

　　即便這一切措施都起到了作用，它也只能緩解而非根治問題。只要利潤極大化原則繼續起作用，追逐商品的貨幣與追逐利潤的貨幣間的失衡就會擴大，無非是速度快慢而已，問題只會日益嚴重。一旦這失衡停止擴大，意味著資本積累停止，資本利潤消失，無利可圖的資本就會“用腳投票”，大規模的資本外逃將不可避免。

　　現在金融管理當局正在積極推進QFII和QDII。

　　所謂QFII意為合格的境外機構投資者制度，是指允許合格的境外機構投資者，在一定規定和限制下匯入一定額度的外匯資金，并轉換為當地貨幣，通過嚴格監管的專門帳戶投資當地證券市場，其資本利得、股息等經批準后可轉為外匯匯出的一種市場開放模式。

　　所謂QDII意為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是與QF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相對應的一種投資制度，是指在資本項目未完全開放的情況下，允許政府所認可的境內金融投資機構到境外資本市場投資的機制。

　　實施QFII，等于取消對資本市場的管制，允許國際資本進入我們的“賭場”。論賭技，我們的機構、散戶哪是國際資本的對手?人家可不是白求恩，來這里是要賺取高額利潤的。看看墨西哥、東南亞、日本、韓國、俄羅斯金融風暴的先例，恐怕還是小心為上。

　　實施QDII，等于允許國內資金進入國外的“賭場”，中航油案、中棉儲案、國儲局期銅案已經提示人們，“政府所認可的境內金融投資機構”進入境外“賭場”，可能給國家財富帶來什么后果。

　　更值得憂慮的是，允許國內資金流到境外“賭場”，等于打開了資金外流的合法渠道。據胡鞍鋼估算，在90年代后半期，“4種主要類型的腐敗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和消費者福利損失平均每年在9875-12570億元之間，占全國GDP 總量比重的13.2-16.8%之間。”(胡鞍鋼«中國：挑戰腐敗»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銀行儲蓄存款高度集中，很大程度上與這些非法收入有關。由于外匯管制政策，這些腐敗資金有相當大一部分尚未能換成外匯逃出。若外匯管制失效，恐難避免腐敗資金外逃狂潮。

　　由此我們方可理解宏觀調控困境的根源。由此出發，方可看清一些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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